《韓非子》·六反

六反原文

  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誉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赴险殉诚,死节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戆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謟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彼;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此:此之谓“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誉之,世主听虚声而礼之,礼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于俗而贱之,贱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赏在乎私恶当罪之民,而毁害在乎公善宜赏之士,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古者有谚曰:“为政犹沐也,虽有弃发,必为之。”爱弃发之费而忘长发之利,不知权者也。夫弹痤者痛,饮药者苦,为苦惫之故不弹痤饮药,则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无子父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于论恩,诈而诬也,故明主不受也。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此谓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

  夫奸必知则备,必诛则止;不知则肆,不诛则行。夫陈轻货于幽隐,虽曾、史可疑也;悬百金于市,虽大盗不取也。不知,则曾、史可疑于幽隐;必知,则大盗不取悬金于市。故明主之治国也,众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积爱而令穷,吏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且父母之所以求于子也,动作则欲其安利也,行身则欲其远罪也。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亲以厚爱关子于安利而不听,君以无爱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养恩爱之心而增威严之势。故母厚爱处,子多败,推爱也;父薄爱教笞,子多善,用严也。

  今家人之治产也,相忍以饥寒,相强以劳苦,虽犯军旅之难,饥馑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怜以衣食,相惠以佚乐,天饥岁荒,嫁妻卖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学者之言皆曰“轻刑”,此乱亡之术也。凡赏罚之必者,劝禁也。赏厚,则所欲之得也疾;罚重,则所恶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恶害,害者,利之反也。反于所欲,焉得无恶?欲治者必恶乱,乱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赏必厚矣;其恶乱甚者,其罚必重矣。今取于轻刑者,其恶乱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无术也,又乃无行。是故决贤、不肖、愚、知之美,在赏罚之轻重。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贼,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盗,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重罚者,盗贼也;而悼惧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于重刑名!若夫厚赏者,非独赏功也,又劝一国。受赏者甘利,未赏者慕业,是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欲治者何疑于厚赏!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伤民,轻刑可以止奸,何必于重哉?”此不察于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轻止也;以轻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设重刑者而奸尽止,奸尽止,则此奚伤于民也?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故先圣有谚曰:“不踬于山,而踬于垤。”山者大,故人顺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轻刑罚,民必易之。犯而不诛,是驱国而弃之也;犯而诛之,是为民设陷也。是故轻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轻罪之为民道也,非乱国也,则设民陷也,此则可谓伤民矣!

  今学者皆道书策之颂语,不察当世之实事,曰:“上不爱民,赋敛常重,则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乱。”此以为足其财用以加爱焉,虽轻刑罚,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赏罚,固已足之之后也;虽财用足而后厚爱之,然而轻刑,犹之乱也。夫当家之爱子,财货足用,货财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亲爱之则不忍,不忍则骄恣。侈泰则家贫,骄恣则行暴。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上懦则肆于为非。财用足而力作者,神农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农、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于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为皆如老聃。故桀贵在天子而不足于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于宝。君人者虽足民,不能足使为君天子,而桀未必为天子为足也,则虽足民,何可以为治也?故明主之治国也,适其时事以致财物,论其税赋以均贫富,厚其爵禄以尽贤能,重其刑罚以禁奸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贵,以过受罪,以功致赏,而不念慈惠之赐,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则盲者不知;皆嘿,则喑者不知。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者穷矣。不听其言也,则无术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则不肖者不知。听其言而求其当,任其身而责其功,则无术不肖者穷矣。夫欲得力士而听其自言,虽庸人与乌获不可别也;授之以鼎俎,则罢健效矣。故官职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无术者得于不用,不肖者得于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为辩,身不任者而自饰以为高。世主眩其辩、滥其高而尊贵之,是不须视而定明也,不待对而定辩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

六反譯文

  害怕死亡,逃避危難,本是投降敗逃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珍惜生命的雅士。學做神仙,設立方術,本是違反法治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大有學問的文士。遊手好閒,給養豐厚,本是社會的寄生蟲;世俗卻稱譽他們是有能耐的人。歪理詭辯,玩弄智巧,本是虛偽巧詐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辯士智士。行俠舞劍,喜鬥好殺,本是兇暴而冒險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剛強威武的勇士。包庇大盜,隱藏壞人,本是該判死刑的人,世俗卻稱譽他們是仗義捨身的名士。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讚美的。奔赴國難,獻身君主,本是捨生取義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失多得少的人。見聞很少,服從命令,本是保全法令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淺薄愚昧的人。盡心耕作,自食其力,本是創造財富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沒有才能的人。品德優異,單純樸實,本是正派善良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蠢笨呆板的人。重視命令,謹慎辦事,本是尊重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膽小伯事的人。打擊賊人,止住奸人,本是提醒君主的人,世俗卻貶斥他們是奉承討好的人。這六種人,是社會輿論所詆譭的。奸詐虛偽而無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是那樣地讚美他們;努力耕戰而有益於國家的六種人,社會上卻這樣地詆譭他們:這就叫做六反。平民從私利出發稱讚前六種人,當代的君主聽到虛名而尊重這些人,而得到尊重的,一定會得到好處。百姓從私害出發話毀後六種人,當代的君主受世俗矇蔽而鄙視他們,而受到鄙視的,一定會受到迫害。結果聲譽和賞賜歸於私下幹壞事、應當判罪的人,而詆譭和迫害卻給了為國家做好事、應當獎賞的人。這樣還想求得國家的富強,是不可能的事。

  古代有句諺語說:“執政好比洗頭一樣,即使會有一些頭髮掉落,仍是必須洗頭的。”看重掉頭髮的損耗而忘記促使頭髮生長的好處,是不懂得權衡利弊的人。針刺癰瘡是痛的,吃藥是苦的;因為苦痛的緣故就不刺癰和吃藥,就救不了命,治不了病。現在君臣相交,沒有父子間的恩澤,卻想用施行仁義去控制臣下,那麼君臣之間的交往必定會出現裂痕。況且父母對於子女,生了男孩就互相祝賀,生了女孩就把她殺了。子女都出自父母的懷抱,然而是男孩就受到祝賀,是女孩就殺了的原因,是考慮到今後的利益,從長遠利益打算的。所以父母對於子女,尚且用計算利弊相對待,何況是對於沒有父子間恩澤的人呢?現在學者遊說君主,都要君主拋棄求利的打算,而採用相愛的原則,這是要求君主有超過父母對於子女的親情,也就屬於不善於談論恩澤問題的謊言和欺詐了,所以明君是不接受的。聖人治理國家,一是能詳細地考察法律禁令,法律禁令彰明瞭,官府事務就會得到妥善治理;二是能堅決地實行賞罰,賞罰不出偏差,民眾就會聽從使喚。民眾聽從使喚,官府事務得到妥善處理,國家就富強;國家富強,兵力就強盛。結果,統一天下的大業也就隨之完成了。統一天下,是君主最大的利益。君主懷著統一天下的目的來治理國家,所以他根據能力任用官員,實行賞罰沒有私心。要讓士人民眾明白,為國家盡力拼死,功勞就可建立,爵祿就可獲得;獲得爵祿,富貴的事業就完成了。富貴是臣子最大的利益。臣子懷著取得富貴的目的來辦事,所以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力、事,竭盡全力。死而無怨。這叫做君主不講仁愛,臣下不講忠心,就可以因此統一天下了。

  奸人在一定能被察覺的情況下,才會戒懼;在一定要受懲罰的情況下,才不敢再犯。在不能被察覺的情況下,他就會放肆;在不會受懲罰的情況下,他就要橫行。把廉價的東西放在冷僻之處,即使是曾參、史{魚酋}這樣有修養的人也有偷竊的嫌疑;把百金放置在鬧市中,即使出名的盜賊也不敢取走。不被察覺,曾參、史紹就可能在暗處於壞事;一定察覺;大盜就不敢在鬧市上取走放置的百金。所以明君治理國家,多設耳目,重罰罪犯,使民眾由於法令而受到約束,不靠廉潔的品德而停止作惡。母親愛護子女要倍於父親,然而父親嚴令子女的效果更十倍於母親;官吏對於民眾沒有愛心,然而對於民眾發號施令,其效果更要萬倍於父親。母親過分寵愛子女,命令就行不通;官吏運用刑罰的威嚴,命令就能讓人服從。採用威嚴的略好,還是仁愛的策略好,由此也就可以決斷了。況且父母寄希望於子女的,行動上是想讓他們安全有利,做人上是想他們不去犯罪。君主對於民眾,危難時就要他們拼死作戰,安定時就要他們盡力耕作。父母懷著深厚的愛,把子女安排在安全有利的環境中,但子女卻不聽父母的話;君主在不用愛與利的條件下要求民眾為自己出死力,命令卻能行得通。明君懂得這些,所以不培養仁愛之心而加強威嚴之勢。所以母親對子女厚愛,子女多數不好,是因為寵愛的結果;父親不偏愛,常用體罰,子女多數,很好,是因為嚴厲的結果。

  現在普通人家治理產業,用忍受飢寒來相互勉勵,用吃苦耐勞來相互督促,即使遭到戰爭的災難,荒年的禍患,仍然能吃飽穿暖的,一定是這種人家;用吃好穿好來相互愛憐,用安逸享樂來相互照顧,遇到災荒年月,賣妻賣兒的,一定是這種人家。所以把法作為治國原則,雖在開始時艱苦,日後定得長遠益處;把仁作為治國原則,雖有一時的快樂,日後必定困苦交迫。聖人權衡法和仁的輕重,選擇利益最大的一方,所以用法來相互強制,而拋棄仁人的相互憐愛。學者的話都說要減輕刑罰,這是亂國亡身的方法。大凡賞罰堅決,是為了鼓勵立功和禁止犯罪。賞賜優厚,想要的東西就會迅速得到;刑罰重,厭惡的東西就能很快禁止。要想得到利益的人必然厭惡禍害,禍害是和利益相反的東西。違反自己的慾望,怎能不厭惡呢?要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必然厭惡動亂,動亂是安定的反面。因此迫切希望治理好國家的人,賞賜一定優厚;非常厭惡動亂的人,刑罰一定很重。現在主張輕刑的人,不太厭惡動亂,也不太想治理好國家。這種人不但不懂策略,也不懂道理。因此判斷一個人賢與不賢、笨與智的方法,在於他對賞罰輕重的看法。況且重刑,不單是為的懲罰人。明君的法度是供人度量行為的準則。懲治大盜,不只是懲治大盜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大盜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死囚。對小偷用刑,不只是懲治小偷本身;如果只是懲治小偷本身,那不過是懲治了一個苦役犯。所以說:嚴懲一個壞人的罪行來禁止境內的奸邪,這才是懲治的目的。受到重罰的是盜賊,因而害怕犯罪的是良民。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重刑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至於優厚的賞賜,不只是獎賞功勞,還可以勉勵全國民眾。受到賞賜的樂於得利,未得賞賜的羨慕受賞者的功業。這是酬勞一個人的功業而勉勵了國內民眾。想治理好國家的人對厚賞還有什麼可顧忌的呢!現在不懂治國的人都說:“重刑會傷害民眾,如果輕刑已能制止奸邪了,何苦定要實行重刑呢?”這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言論。用重刑能制止的,用輕刑未必能制止;用輕刑能制止的,用重刑一定能制止。因此君主設定重刑的條件下,奸邪全能得到制止;奸邪全能得到制止,這怎麼會傷害民眾呢?所謂重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小,而君主給予的懲罰重。人們不想因小利而蒙受大罪,所以奸邪必被制止。所謂輕刑,是要使奸人得到的利益大,而君主給予的懲罰輕。人們嚮往大利而不怕犯罪,所以奸邪制止不了。所以先聖有句諺語說:“人不會被高山絆倒,卻會被小土堆絆倒。”山大,所以人們會小心遵循;土堆小,所以人們粗心大意。要是實行輕刑,民眾一定忽視它。民眾犯了罪而不處罰,等於驅使國人犯罪而拋棄他們;讓人犯了罪再加以懲罰,等於給民眾設定了陷阱。因此,輕刑正如會使民眾不經意而摔跤的小土堆。因而把輕刑作為治理民眾的原則,不是導致國家混亂,就是為民眾設定陷阱,這才叫傷害民眾啊!

  現在的學者都稱引典籍中歌功頌德的話,而不考察當代的實際情況,說什麼:“君主不愛民眾,賦稅總是很重,於是民眾因用度不足而怨恨君主,所以導致天下大亂。”這是認為使百姓財用富足並施加仁受,即使減輕刑罰,國家也可以治理好。這話就不對了。大凡受到嚴懲的人,本來就是在財用富足後才犯罪的;即使財用富足後君主加以厚愛,並進而使用輕刑,還是會走向混亂的。母親溺愛子女,提供的財貨足夠他們花用了;財貨足夠花用,他們就會濫用;一旦濫用,就會揮霍無度,溺愛子女,就不能堅決加以約束;不能堅決加以約束,就會使他們驕橫放縱。揮霍無度,家境就會貧困;驕橫放縱,行為就會暴虐。這就是財用富足並加以厚愛、使用輕刑造成的禍患。大凡人的本性,財用富足了,就會懶於勞作;君主軟弱了,就會放肆地幹壞事。財用富足還努力勞作的,只有古代的神農;君主治國手段軟弱而自己行為保持美好的,只有曾參、史{魚酋}。民眾比不上神農、曾參、史紹是很清楚的。老子有話說:“知道滿足就不會受到恥辱,知道適可而止就不會有危險。”因為危險和恥辱的緣故,在滿足之後不再要求什麼的人,只有老子。現在認為使民眾富足就可以治理好國家,這是把民眾都看作老子了。所以夏桀貴為天子而不滿足於自己的尊貴,富有四海而不滿足於自己的財寶。做君主的縱然使民眾富足,但不能使他們富足得像天子一樣,而夏桀也未必以天子為滿足;那麼縱然使民眾富足,又怎麼能用來作為治國的原則呢?所以,明君治理國家,順應時務來獲得財物,確定賦稅來調節貧富;厚賞爵祿使人們竭盡才能,加重刑罰來禁止奸邪;使民眾依靠出力得到富裕,依靠功業獲得尊貴。因犯罪受到懲罰,因立功獲得獎賞,而不考慮仁慈恩惠的賞賜,這是通往帝王大業的政治措施。

  人都睡著了,就不知道誰是瞎子;都不說話,就不知道誰是啞巴。睡醒後讓他們看東西,提問題讓他們來回答,那麼啞巴、瞎子就原形畢露了。不聽他言語,沒有本領的人就不能發現;不讓他任職,沒有德才的人就不能發現。聽他說話而責求他有相應行動,讓他任職而責求他能把事辦成,那麼沒有本領、德才不好的人就原形畢露了。要想得到大力士,卻光憑自己介紹,普通人和烏獲就無法加以區別。把巨鼎大案交給他們舉,是疲弱還是勇健就表現出來了。所以官職是試驗人們才能的巨鼎大案,讓他們辦事,是愚蠢還是聰明就區別出來了。所以沒有本領的人從君主不檢查自己言論中取利,德才不好的人從君主不任用自己辦事中取利。君主不檢查他的言論,他就自吹善辯;君主不任用他辦事,他就自命高明。當代君主迷惑於他的善辯,輕易相信他的高明,從而尊重他們;這是不等看東西就斷定他眼明,不等說話就判定他口才好,這樣,啞巴和瞎子就無從得知了。明君聽取言論一定要責求實用,觀察行為一定要責求功效,這樣,虛偽陳腐的學說就沒有人再談了,虛妄自大的行為就掩飾不住了。

補充糾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