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奸臣都是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來取得親近寵愛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歡的，奸臣就跟著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著詆譭。大凡人的常性，觀點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觀點相異的就彼此指責。現在臣子所讚譽，正是君主所肯定的，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詆譭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這叫做“同舍”。取捨一致而互相對立的，還不曾聽說有過。這是臣子用來取得寵幸的途徑。奸臣能夠憑藉寵幸的地位來說毀或誇獎、提升或罷免群臣，如果君主沒有法術來駕馭他，不用檢驗的方法來考察他，必會因為他過去和自己意見相同而輕信他現在的話，這是寵臣所以能夠欺騙君主、營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矇蔽，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權，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國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發揮智慧和力量來效忠君主，各級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來建立功績。憑什麼明白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險有害的就要避開，這是人之常情。現在臣下盡力來建功，竭智來效忠的，結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貧窮，父子都遭受禍害；行奸營利去矇蔽君主，廣事賄賂去投靠達官重臣的，自身尊寵，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處；人怎麼能離開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險有害的地方呢？治國到了這麼錯誤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面沒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辦到是夠明顯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貞老實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會說：“我憑忠誠老實侍奉君主，不斷立功來求得平安，這等於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沒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術推行正理，不去趨炎附勢，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這等於聾子想辨別聲音的清濁，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結幫拉派、矇蔽君主、作奸行私來迎合重臣呢？”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利益了。各級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憑清廉侍奉君主來求得平安，就像沒有規矩而想畫出方圓一樣，—定沒有指望了；假如憑守法、不結黨營私、履行職責來求得平安，這就好比用腳搔頭一樣，更沒有指望了。這兩種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違法營私來迎合重臣嗎？”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法令了。所以為了私利去幫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面陷於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結成死黨，這就是田成所以能殺掉齊簡公的原因。
懂得法術的人做臣子，能夠獻出法術的主張，對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對下制服奸臣，以此來尊崇君主，安定國家。因此，法術主張能進獻出來，賞罰制度接著就能實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聖人的法術，而不遷就世俗的言論，就會按照名實來判定是非，根據驗證來鑑別言論。因此近侍寵臣，知道欺詐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會說：“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為，盡心盡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透過相互勾結胡亂褒貶來求得平安，這好比揹負千鈞重擔掉入萬丈深淵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各級官吏也知道作奸營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會說：“我不用清廉方正來執行法令，竟用貪詐骯髒的心思違反法令來謀取私利，這好比從高山之頂墜入深谷之下還想逃生，一定沒有指望了。”利害關係是這樣清楚，近臣怎麼敢用假話欺騙君主，而百官怎麼敢用貪慾來魚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夠表達他的忠心而不矇蔽君主，官吏能夠忠於職守而沒有怨言。這就是管仲能使齊國大治、商鞅能使秦國強大的原因。
由此看來，聖人治理國家，本來就有使人不得不愛我的辦法，而不依賴別人出於愛而為我效力。依賴別人出於愛為我效力就危險了。依靠使人不得不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間沒有骨肉之親，如果憑正直態度可以得利，臣下就會盡力來侍奉君主；憑正直態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會營私來侵犯君主。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設立賞罰措施來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雖然不親口教化百官，不親眼搜尋奸邪，國家卻已治理好了。作為君主，並非眼睛像離婁一樣才算銳利，並非耳朵像師曠一樣才算靈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術，而要等到親眼看見才以為明白，看見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矇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權勢，而要等到親耳聽到才以為清楚，聽到的東西就少了；這不是不受欺騙的方法。作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為我看，不得不為我聽。所以身處深宮之中，明察四海之內，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矇蔽和欺騙，為什麼呢？因為愚昧混亂的辦法廢除了，耳聰目明的形勢形成了。所以善於借勢的，國家安定；不知借勢的，國家就危險了。古代秦國的風俗，君臣廢法而行私，因此國亂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勸說秦孝公要變法易俗，倡明公道，獎勵告奸，抑制工商，便利農耕。在這種時候，泰國百姓習慣於犯罪可以赦免、無功可以顯貴的舊俗，所以輕易觸犯新法。於是對違反新法的人刑罰嚴厲而堅決，對告發奸邪的人賞賜優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沒有不被發現的，遭受刑罰的人很多，民眾怨恨，大家的責難每天都能聽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堅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眾後來知道有罪必誅，而告發奸私的人多，所以民眾沒有敢犯罪的，刑罰也就沒有物件施加了。因此，國家太平而兵力強盛，土地廣大而君主尊貴。泰國所以治理得好，是因為對包庇罪犯的懲罰嚴厲，對告發奸私的賞賜優厚。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國法術已經夠明白了，而當代學者卻一點也不懂得。
再說當代那些愚蠢的學者，都不懂得治和亂的實情，只會諜諜不休地引用古書，來擾亂當代的國家治理；他們的智謀不足以避開陷阱，卻又胡亂攻擊堅持法術的人。聽信他們的言論就危險，採用他們的計謀就混亂，他們是愚蠢透頂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們和堅持法術的人一樣都有善於談說的名聲，其實卻差得很遠，這就是名同而實質不同的例子。當代愚蠢學者和法術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樣，二者相差實在太元了。作為聖人，能夠了解是非的實情，明察治亂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國家時，明正法令，設定嚴刑，用來解救百姓的禍亂，消除天下的災難，使強不欺弱，眾不侵寡，老年人們得享天年，幼子孤兒得以成長，邊境不受侵犯，君臣親密相處，父子互相護養，沒有死亡和被俘的憂患，這也是最重大的功績啊！愚蠢的人不懂這些，反而看作殘暴。他們固然希望安治，卻反對達到安治的方法；都厭惡危險，卻又喜歡造成危險的原因。怎麼知道這些？嚴刑重罰，是百姓所厭惡的，但又是國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憐惜百姓減輕刑罰，是百姓所喜歡的，但又是國家陷入危險的途徑。聖人以法治國，必定違反世俗而順應真理。懂得的人，就會贊同原則而違背世俗；不懂的人，就會違背原則而贊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這個原則就成為錯誤的了。
處在不合理的地位，遭受著眾人的誣陷，淹沒在世俗的輿論中，卻想在嚴厲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不也是非常困難的嗎！這就是法術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會上享有聲望的原因。楚莊王的弟弟春申君有個愛妄名叫餘，春申君的正妻的兒子名叫甲。餘想讓春申君拋棄他的正妻，便自己毀傷身體來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能做您的侍妄，我感到很幸運。然而順從夫人就無法侍侯好您，順從您又無法侍侯好夫人。我實在不賢，沒有能力使你們二位都稱心，情形擺著不能都服侍好，與其死在夫人那裡，還不如死在您面前。我死以後，假如您身邊再有得寵的人，希望您一定要明察這種情形，不要被人笑話。”春申君因而相信了餘的謊言，為她拋棄了正妻。餘又想殺甲而讓自己兒子做繼承人，就自己撕破襯衣裡子，讓春申君看並哭著說：“我受寵於您的時間很長了，甲不是不知道，現在競想強迫調戲我。我和他爭執，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孩子不孝順，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春申君大怒，就殺了甲。所以正妻因餘的謊言而被拋棄，兒子也因此而死。由此看來，父親愛子，尚且會因誹謗而加害，君臣之間沒有父子關係那樣親密，而群臣的毀謗更不只是一個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無怪乎賢人聖人要遭到殺害了！這就是商鞅在秦被車裂、吳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大凡做臣子的，有罪本不想受到懲罰，無功卻都想顯貴。而聖人治理國家，賞賜不給沒有功勞的人，刑罰必須施加給犯罪的人。既然如此，那麼法術之士的為人，本就會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會採納他的主張的。
當代學者進說君主，不說“憑藉威嚴的權勢去抑制奸邪的臣子，”卻都說“仁義惠愛就夠了”。君主欣賞仁義的名聲而不去考察它的實質，因此，嚴重的國家滅亡，君主身死，輕一點的土地喪失，君位卑下。怎麼得知這些呢？把財物施捨給貧困的人，這是世人所謂的仁義；可憐百姓，不忍心懲罰，這是世人所謂的惠愛。既然要施捨給貧困的人，那麼無功的人就會得賞；既然不忍心懲罰，那麼暴亂就不能制止。國家有了無功得賞的人，民眾對外就不致力於作戰殺敵，對內就不努力從事耕作，都一心想著行賄巴結權貴，用私人的善行樹立名譽，以便獲取高官厚祿。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國家不亡還待什麼呢？嚴刑是百姓畏懼的，重罰是百姓厭惡的。所以聖人設定嚴刑來禁止奸邪，設定重罰來防止奸邪，因此，國家安定而暴亂不會發生。我據此知道仁義惠愛不足實行，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沒有馬鞭的威力、馬嚼子的配置，即使是善於駕車的造父也不能馴服馬匹；沒有規矩作為準則、墨線用來校正。即使是巧匠王爾也不能畫好方圓；沒有威嚴的權勢、賞罰的法令，即使是堯舜也不能治理好國家。當代君主都輕易放棄重罰嚴刑，實行愛惠，卻想建立霸王功業，也是沒食指望的。所以，善做君土的人。明確設定獎賞、利祿來鼓勵人們，使民眾靠建功立業得賞，而不靠君主行仁義來賜予；推行嚴刑重罰來限制人們，使民眾因罪受罰而不靠君主講愛惠來赦免。因此，無功的人不會幻想得賞，犯罪的人不會僥倖免罰。依靠堅車好馬，就可以在陸地上衝破陡坡險阻的危險；憑藉船的安穩，依仗槳的作用，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橫渡江河的困難；掌握法術之道，實行嚴刑重罰，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業。治理國家有法術賞罰，就好比陸路有堅車良馬，水路有輕舟便槳‘樣，憑藉它們的人因此獲得成功。伊尹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商場因此稱王；管仲掌握了法術，實行賞罰，齊桓公因此稱霸；商鞅掌握廣法術，實行賞罰，秦國因此強大。這三個人，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術，熟悉治國強兵的方法，而不拘泥於世俗的說教；他們符合當代君主的心意，就會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他們處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國家，就能收到使君主尊顯、領土擴大的實績：這種人才稱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商湯得到伊尹，憑藉百里之地成為天子；齊桓公得到管仲，成為五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秦孝公得到商靶，領土因而擴大，兵力因而強盛。所以有了忠臣，君主對外沒有鄰國入侵的憂患，對內沒有奸臣作亂的擔憂，天下長治久安，名聲流芳後世，這就是所說的真有了忠臣。至於豫讓作為智伯的臣子，上不能勸說君主，使智伯懂得法術制度的道理，躲避災難禍患，下不能率領部下來讓國家安定。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豫讓才自己塗黑面板，割去鼻子，毀壞面容，以圖替智伯向趙襄子報仇。這雖有毀身冒死來忠於君主的名聲，實際上卻對智伯沒有絲毫的好處。這是我所貶低的，但當君主卻認為他忠誠而加以尊敬。古代曾有伯夷、叔齊兩個人，周武王把天下讓給他們，他們卻不接受，最後餓死在首陽山上。像豫讓和伯夷、叔齊這樣的臣子，不畏重刑，不圖厚賞，不能夠用刑罰來限制他們，不能夠用賞賜來支使他們，這就叫做無用的臣子。這是我所鄙視厭棄的人，卻是當代君主所稱讚訪求的人。
古話說：“麻瘋病患者憐憫君主。”這是對君主不尊敬的話。然而古代沒有虛妄的諺語，不能不詳察。這句話是針對被劫殺死亡的君主說的。君主不用法術來駕馭他的臣下，即使年齡高而資質好，大臣也還要得勢擅自處理和決斷事情，而各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害怕君主親戚和豪傑之士藉助於君主的力量來約束和誅罰自己，所以殺掉賢良成年的君主而擁立幼小懦弱的君主，廢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該繼位的人。所以《左傳》記載說：“楚王的兒子圍將訪問鄭國，還沒出境，聽說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藉著進去探病，用他系帽的帶子勒死了楚王，於是自立為楚王。齊國崔杼的妻子長得美麗，齊莊王她通姦。多次進入崔抒的屋裡。等到莊公又一次到來時，崔杼的家臣賈舉就率領崔杼的手下人攻打莊公。莊公逃到屋內，請求和崔抒平分國家，崔杼不答應；莊公請求在宗廟裡自殺，崔杼仍不答應；於是莊公就逃跑，翻過北牆。賈舉射擊莊公，射中了大腿，莊公掉下牆來，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莊公砍死了，然後崔杼擁立莊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近期所見：李兌在趙國掌權，趙武靈王被困百天而餓死；卓齒在齊國掌權，抽了齊湣王的筋，吊在宗廟的樑上，過了一夜死去。所以，雖然麻瘋病癰腫瘡爛，上比於春秋時代，還不至於勒頸射腿；下比於近世，還不至於餓死抽筋。所以被劫殺而死亡的君主，他們內心的憂懼，肉體的痛苦，一定超過了麻瘋病患者。由此看來，即使是說“麻瘋病患者哀憐君主”，也未嘗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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