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子》·難三

  一

  魯穆公向子思詢問道：“我聽說龐{米間}氏的孩子不孝順，他的行為怎麼樣？”于思回答說：“君子尊重賢人來祟尚道德，提倡好事來給民眾作出表率。至於錯誤行為，那是小人才會記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厲伯進見，穆公問他龐{米間}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厲伯回答說：“這孩子的過錯有三條。”都是穆公不曾聽說過的。從此以後，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輕子服厲伯。

  有人說：魯國的君權，三代都被季孫氏控制著，不是應該的嗎？明君發現好事就給予賞賜，發覺壞事就給予懲罰，兩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報告給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樣喜歡好事的；把壞事報告給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樣厭惡壞事的：都是應該獎賞和讚譽的。不把壞事報告給君主，是和君主離心離德而和壞人緊密勾結的行為，這是應該貶斥相處罰的。現在於思不把龐子的過錯告知穆公，穆公卻尊重他；厲伯把龐子的過錯告知穆公，穆公卻鄙視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歡受尊重而厭惡被鄙視的，所以季氏已釀成禍亂了，卻沒人向上報告，這就是魯君被挾持的原因。況且這種亡國的風氣，是陬、魯地方的人自我欣賞的東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嗎？

  二

  晉文公為公子時，出逃到蒲城，晉獻公派宦官披前去進攻。披斬斷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晉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竇攻殺文公，沒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晉國，披求見文公。文公說：“蒲城的事，獻公限令你過一夜趕到，而你當天就趕到了；惠竇的事，惠公限令你過三夜趕到，而你過了一夜就趕到了，幹嗎那樣快啊！”披回答說：“君命說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敵，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麼蒲人、狄人呢？現在您即位了，難道就沒有追到蒲、狄那樣的仇人嗎？再說齊桓公能不記管仲射中帶鉤的事，而任他為相。”文公於是接見了披。

  有人說：齊、晉滅亡，不是理所當然的嗎？齊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業，卻忘掉他射中鉤帶的仇恨；晉文公能聽從宦官的說辭，卻饒恕他斬斷衣袖的罪責：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們的人。後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後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覺，就會出現公孫操殺掉燕惠文王、子罕殺掉宋桓侯、田常殺掉齊簡公這樣的禍害；君主察覺了，奸臣就會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來自我開脫。君主如果不處罰他們而自以為有齊桓公、晉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為臣而不能洞察陰謀，反而給他們提供很多活動條件，自認為他們都是賢臣而不加戒備。那麼他們即使喪失了政權，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再說照宦官披的話；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沒有二心的，就是忠於君主。君主死而復生，臣子無愧於心，這才叫做忠貞。現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樣的忠貞不貳啊！

  三

  有人出了個隱語讓齊桓公猜，他說：“一難，二難，三難，是指什麼？”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訴管仲。管仲回答說：“一難，是指君主親近優人而疏遠文士；二難，是指君主離開了國都而屢次去海邊遊玩；三難，是指君主年邁而遲立太子。”桓公說：“好。”也不擇定吉日就在宗廟裡舉行設立太子的儀式。

  有人說：管仲猜隱語，並沒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於和君主離得遠近，而俳優侏儒本來就是和君主一起娛樂的人，那麼近優人遠文士而治理國家，並不構成困難。君主掌握權勢而不能運用它，反而糊塗到不敢離開國都，這是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一國的人。用一個人的力量來控制一國的人，很少能夠制服他們的。君主的明智慧洞察遠處的奸邪，發現隱蔽的禍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執行，即使遠遊海邊，內部一定沒有變亂。那麼離開國都去海邊遊玩而不被劫殺，並不構成困難。楚成王立商臣為太子，後來又想改立公子職，商臣作亂，就殺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寵，於是憑藉東州爭奪君位，周分成東、西兩個小國。這些都不是遲立太子的禍患。權力分配不併重，把庶子的地位壓低，寵愛他們但不給他們資本，這樣庶子即使做了大臣，遲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麼遲立太子，庶子不作亂，也不構成困難。事情中稱得上困難的，一定要給予人家權力來形成威勢，卻又不想讓對方侵害自己，這可說是第一件困難的事。寵愛紀妄，卻又不使她與正妻地位相等，這是第二件困難事。喜愛庶子，卻不想讓他威脅太子，專聽一個大臣的話，卻又要他不敢與君主匹敵，這可以說就是第三件困難的事了。

  四

  楚國的葉公子高向孔子詢問政事，孔子說：“政事在於使近者高興，遠者歸順。”魯哀公向孔子詢問政事，孔子說：“政事在於選用賢才。”齊景公向孔子詢問政事，孔於說：“政事在於節約財力”。這三個人走了，子貢問道；“三個人間您同樣問的是政事，您回答他們的話卻不同，為什麼？”孔子說：“葉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眾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說政事在於使近者高興，遠者則幀。魯哀公有三個大臣，他們對外阻擋四鄰諸侯計程車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來愚弄君主。使宗廟得不到灑掃，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這三個大臣。所以我說政事在於選用賢才。齊景公修築雍門，建造路寢高臺，一個早上就賞賜了三個人，每個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馬車的戶數，所以我說政事在於節約財力。”

  有人說：孔子的回答，是亡國的論調。葉地民眾對國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卻勸說葉公“使近者高興，遠者歸順”，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於恩賜。以恩賜作為治國手段，無功可以得賞，有罪可以免罰，這是法制敗壞的原因。法制敗壞，政治就會混亂，用亂政治理亂民，沒有見過曾行得通的。再說民眾有背叛之意，是由於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葉公在明察上有所長進，卻讓他取悅近者而招襪遠者，這是捨棄自身權勢的制約作用，卻使他和臣下一樣用施惠手段去爭奪民眾，這不是能掌握權勢的辦法。堯的賢明，列於堯、舜、禹、湯、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處就形成新的城邑，結果堯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術來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沒有治國的辦法嗎？明君能從細微處發現小的壞事，所以民眾沒有大陰謀；從小事上實行輕罰，所以民眾沒有大亂。這就是《老子》說的“處理難事要從易處著手，處理大事要從小處開始”。現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賞，受賞的人並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為這是出力得來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罰，受罰的人並不怨恨君主，因為這是罪行造成的。民眾知道受罰受賞的原因都在於自己，所以急於在事業上謀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賜。“最高明的君主，民眾僅知道有那麼一個人而已”。《老子》這話是說，最高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沒有什麼愛悅可言！哪裡還有什麼希望恩賜的民眾呢？最高明的君主統治下的民眾對君主不講利害，勸君主取悅近者、招徠遠者，也可以作罷了！

  魯哀公有些臣子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來愚弄君主，而孔子勸說哀公選用賢人，這不是根據功勞來選用賢人的主張，而是要君主選擇心目中所謂的賢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孫、季孫、叔孫三人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那麼這三個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選用賢人，選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謂的賢人，所以這三個人能夠執政。燕王噲認為子之賢能而否定荀況，結果自己被殺，遭人羞辱。吳王夫差認為太宰{喜否}聰明而伍子胥愚蠢，結果被越國所滅。魯君不一定知道賢人，卻用選擇賢人去勸說他，這是讓哀公有夫差、燕王噲一樣的禍患。明君不憑個人心願提拔臣子，臣子自會爭相進用；不自以為誰是賢人，立功的人自會隨之而來。從辦事才能上鑑別他們，用實際工作去測試他們，從成績大小上考核他們，所以群臣公正而無私，不隱瞞賢人，不推薦不賢的人。既然這樣，君主何必勞於選賢呢？

  齊景公用可出百套馬車的戶數進行賞賜，而孔子卻勸他節約財力，這是要使景公沒有辦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獨自在上面節儉，結果仍不免於貧窮。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養自己的口腹，那麼即使是桀、紂也沒他那樣奢侈。齊國方圓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來供養自己，這樣就比桀、紂還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為五霸之首，是因為他懂得什麼是奢侈，什麼是節儉。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約束自己的，叫做災難；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檢點自己的，叫做混亂；不能節制臣下而只是節制自己的，叫做貧困。明君使民眾沒有私心，禁止以詐騙為生的人；盡力辦事，把利益歸於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瞭解了一定給予賞賜；行為汙穢而圖謀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懲罰。這樣的話，忠臣必能為公家盡忠，民眾必能為家庭賣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潔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幾倍，也不會成為國家的禍患。那麼用節約財力勸說景公，並非當務之急。用一句話來回答三個人，就可以使他們沒有禍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瞭解得清楚，壞事處於萌芽狀態就能被禁止；壞事在萌芽狀態就被禁止，奸邪就無從積累；奸邪無從積累，結黨營私的事就不會發生；結黨營私的事不會發生，公私就會分明；公私分明，朋黨就會離散；朋黨離散，就沒有對外阻擋士人到魯國來，對內結黨營私的禍患，下情瞭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賞罰就公正；賞罰公正，國家就不貧困。所以說，用一句話回答就可以使三個人沒有禍患，也就是說要了解下情。

  五

  鄭相子產早晨出門，經過東匠閭時，聽見有婦女在哭泣。子產按住車伕的手，示意停車，仔細聽聽。過了一會兒，子產派官吏把那個婦女抓來審問，她就是親手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車伕問他說：“您憑什麼知道那婦女是兇手？”子產說：“她的哭聲顯得恐懼。一般說來，大家對於親愛的人，剛病時憂愁，臨死時恐懼，既死後悲哀。現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懼，所以知道她有姦情。”

  有人說：子產治國，不也是太多事了嗎？姦情一定要等親自聽到和看到，然後才瞭解，那麼鄭國查到的姦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獄訟的官吏，不採用多方面考察驗證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盡聰明勞心費神去獲知姦情，不也是缺少治國辦法嗎？況且事物眾多而個人智寡，寡不勝眾，個人智力難以普遍地瞭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來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勝多是指君主難以普遍地瞭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來了解人。因此不勞累身體就辦好事情，不使用腦力就得到姦情。所以宋人有句話說：“每一隻麻雀飛過羿的身邊，羿也定要把它射下來，那就是羿在胡幹。把天下作為羅網，麻雀就都逃不脫了。”瞭解姦情也有大羅網，那就是萬無一失的法術罷了。不整頓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觀判斷作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產在胡幹。老子說：“憑個人智慧治理國家，是國家的禍患。”大概就是說子產這種做法了。

  六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詢問道：“現在的韓、魏和建國初期比較，哪個時候強大？”近侍回答說：“比初期衰弱。”“現在的如耳、魏齊和過去的孟嘗君、芒卯相比，哪個更能幹？”近侍回答說：“不如過去。”昭王說：“孟嘗君和芒卯統率強大的韓、魏聯軍，還不能把我怎麼樣哩。”近侍回答說：“確實是這樣。”樂師中期推開琴而回答說：“大王把天下形勢估計錯了。晉國六卿執政時期，智伯最強大，智伯滅掉範氏、中行氏，率領韓、魏兩家軍隊去攻打趙襄子，用晉水灌城，城牆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沒有淹著。智伯出門，魏宣子駕車，韓康子作摻乘。智伯說：‘開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來消滅別人的國家，我現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來灌魏城安邑，絳水可以用來灌韓邑平陽。’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韓康子，韓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腳，肘和腳在車上這麼一碰，終於聯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晉陽城下被瓜分了。現在您雖然強大，卻不如智伯；韓、魏雖然弱小，還不至於像它們在晉陽城下那般光景。現在正是諸侯各國碰肘踩腳合縱抗秦的時候，希望大王不要輕視了。”

  有人說：昭王的提問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錯。大凡明君治理國家，依靠他的權勢。權勢不可侵害，那麼即使天下最強大的國家對我也無可奈何，何況是孟嘗君、芒卯以及韓、魏，能把我怎麼樣呢？君主的權勢可以便害的話，那麼像如耳、魏齊這樣的無能之輩以及弱國韓、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這樣，那麼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於依靠自己罷了，何用問別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麼又何必去管別人的強和弱呢？錯在不依靠自己，卻問敵人能把我怎樣，那不受侵害也只是僥倖了。申不害說：“丟掉術而要別人忠實，就糊塗了。”恐怕就是說昭王這種情況了。智伯沒有節度，率領韓康子、魏宣子而企圖用水灌城滅掉他們的國家，這就是智伯國亡身死、頭蓋骨被做成飲杯的緣故。現在昭王卻問起目前的韓、魏與當初的韓、魏哪個強大，難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滅亡的禍患嗎？雖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們並不是韓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腳的勾當呢？而中期卻說不要輕視，這是空話一句。況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調和，曲不清楚，屬於中期的責任，這才是中期用來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擔他的任務，還不能使昭王滿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豈不是荒謬嗎？左右近侍回答說：“比初期衰弱”和“不如過去”還可以，說“確實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說：“辦事不要越權，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講。”如今中期不知道卻還要議論。所以說，昭王的提問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錯。

  七

  管仲說：“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歡它要有所證明，給予獎賞；看到非法的事，厭惡它要有所顯露，給予懲罰。對於親眼目睹的事情，賞罰能夠兌現，那麼，即使有察見不到的，誰還敢胡作非為呢？看到合法的事，雖然喜歡卻沒有獎賞作為證明；看到非法的事，雖然厭惡卻沒有懲罰作出表示。對於親眼目睹的事，賞罰都不守信用，卻要求查出看不到的違法行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說：大庭廣眾和嚴肅場合，大家都會表現得很肅敬；私室獨居，即便曾參、史麃也會輕慢隨便。僅注意人們肅敬的場合，就得不到行為的全部真情。再說作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總要掩飾自己的。只憑自己所見斷定好惡，臣下掩飾自己的奸邪行為來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遠處的壞人和隱蔽的壞事，卻要根據看到的偽裝行為去對待臣下，決定賞罰，不也是弊病嗎？

  八

  管仲說：“屋裡講話，聲音滿屋；堂上講話，聲音滿堂。此人即可稱為天下之主。”

  有人說：管仲所說的“屋裡說話聲滿屋，堂上講話聲滿堂”，並不只說的飲食遊戲方面的話，必定說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術。法是編寫成文，設定在官府裡，進而公佈到民眾中去的。術是藏在君主胸中，用來對付各種各樣事情而暗中駕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開越好，術卻不該表露出來。因此，明君談法時，就是國內卑賤的人也沒有不知道的，不僅僅滿堂的人知道；用術時，就連君主寵幸的親信也沒有誰能聽到，更不該讓滿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卻還說“在屋裡講話聲滿屋，在堂上講話聲滿堂”，這就不是合乎法術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