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古代善於用人的君主，必定會遵循天道順應人情並且賞罰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夠少用氣力而建立功業；順應人情，就能夠少用刑罰而推行法令；賞罰分明，伯夷、盜蹠就不會混淆。這樣一來，黑白就分明瞭。太平國家的臣子，為國立功來履行職守，為公盡能來接受職務，依法盡力來擔任職事。做臣子的都能發揮他們的才能，勝任他們的官職，完成他們的任務，而不需要把餘力儲存在心裡，不需要對君主承擔兼職的責任。所以在國內沒有心懷怨恨的禍亂，在國外沒有像趙括那樣輕敵冒進的禍患。明君使職事不相干撓，所以不會發生爭吵；使臣下不兼任官職，所以各自都有擅長的技能；使人們不為同一件事情而立功，所以不會發生爭鬥。爭吵平息了，擅長的技能表現出來了，強弱之間就不會爭勝，如同冰炭不在同一個器皿中一樣，天下所有的人不得相互傷害，這是治世的最高境界。
放棄法術而憑主觀辦事，就是堯也不能治理好一個國家；不要規矩而胡亂猜測，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個輪子；廢棄尺寸而比較長短，就是王爾也不能做到半數符合標準。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術。笨拙的匠人掌握規矩尺寸，就會萬無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賢人、巧匠也辦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萬無一失的做法，人們就會竭盡全力，功名也會建立起來。
明君設立可以得到的賞賜，設立可以避免的刑罰。所以賢者奮力立功得賞而沒有伍子胥那樣的災禍，不賢者少犯罪而不會遭到駝背被剖那樣的冤枉刑罰，盲人處在平地而不會遇到深淵，蠢人過著安靜的生活而不會陷入險境。這樣的話，君臣之間的恩情就結下了。古人說：人心難以捉摸，喜怒難以猜中。”所以要用華表給眼睛當座標，用鼓聲給耳朵傳資訊，用法制給人心作規範。做君主的放棄這三種容易的方法而用一種難以摸透的思想行事，這樣辦事，君主就會積怒，臣下就會積怨。用積怒的君主來駕馭積怨的臣下，君臣就都危險了。明君的標準容易看到，信約就能確立；他的教導容易懂得，說話就起作用；他的法制容易遵守，命令就會得到執行。這三方面都做到了，君主又沒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如同看著標誌來行動，隨著墨線來下斧，根據錐孔來上針一樣。這樣一來，君主就沒有濫施淫威的殘酷，臣下也沒有愚蠢笨拙的過失。所以君主明察而少怒，臣下盡忠而少罪。
聽別人說：“辦事不出差錯，就是堯也做不到。”而社會從沒有平安無事的時候，做君主的不肯放手賞給臣下爵祿和富貴，就不能解救危亡的國家。所以明君鼓勵廉恥之心，提倡仁義之舉。過去介子推沒有爵祿，憑著“義”追隨晉文公出亡；途中飢餓難忍，又憑著“仁”割下身上的肉給晉文公吃，所以君主銘記他的德行，書上著錄他的名字。君主樂於使臣下為公盡力，而苦於他們為私奪權；臣子安於量才錄用，而苦於身兼二職。所以明君除去君臣苦惱的事，設立君臣快樂的事。君臣的利益，沒有比這更深遠的了。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動，輕率地考慮重大的事情，過重地處罰犯輕罪的人，長期怨恨臣下的小錯，經常侮弄臣下來取得一時的愉快，頻繁地用恩惠來補償給人造成的災難，這就像砍斷手臂而接上玉一樣，所以天下有君位被篡的禍患。
君主樹立難以達到的標準，而去怪罪臣下沒有達到，臣下就會產生私怨；臣下丟掉特長而去從事難以勝任的事情，心頭就會積下怨恨。君主對臣子的勞苦不撫慰，憂傷不同情；高興時連小人都稱譽，對賢和不賢的人一律賞賜；發怒時連君子也詆譭，使伯夷和盜蹠同遭侮辱；所以臣子中就有背叛君主的人。
假如燕王對內憎恨本國民眾，對外喜愛魯國人，那麼燕人就不為他所用，魯人也不會依附他。燕人被憎恨，就不能盡力來求得功勞；魯人被喜愛，但不能冒死罪去親近別國君主。如果這樣，臣子就成了縫隙一樣的隱患，君主就會陷於孤立。用成了隱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這就叫危險。
放棄靶子而胡亂發射，即使射中很小的東西也不算技藝高超；放棄法制而亂髮脾氣，即使大肆殺伐，好人也不會害怕。甲犯了罪，禍歸於乙，怨恨就產生了。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實行賞罰，但不憑個人喜怒，所以聖人能達到治國的極致；建立刑法，但不逞私威殺人，所以奸人服罪。射箭中靶，賞罰得當，所以堯可復生，羿能再世。這樣一來，君主就沒有殷、夏亡國的禍患，臣下就沒有比干剖心的災難，君主高枕無憂，臣下樂於盡職，法術普遍地實行於夫下，恩德流傳千秋萬代。
君主不堵塞縫隙而致於粉飾外表，遇到暴風驟雨就一定會壞事。不消除眼前禍患，卻幻想孟賁、夏育為自己效死，不謹防內部禍患，卻在邊遠地帶加固城牆，不採用國內賢士的謀略，卻去結交千里之外的大國，突然變故一旦發生，孟賁、夏育來不及解救，而結交的大國來不及趕到，災禍再沒有比這更大的了。在當今社會中，替君主忠心獻計的人，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君主學燕王愛魯人，不要使當代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賢人，不要去指望善於泅水的越國人來救中原的溺水者。這樣一來，君臣就能親密無間，在國內建立功業，在國外成就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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