絡氏起源及歷史

  絡姓是中華姓氏之一，讀音作luò(ㄌㄨㄛˋ)。源於古濮族，出自上古時期巴人居地武絡山，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據史籍《廣韻》記載：“絡，姓。屬巴郡族。”在史籍《千家姓》中也記載：“絡，巴郡族。”此外還有出自元、明朝時期蒙古族宏豁惕氏族和出自明朝時期遼東海西女真族，屬於以氏族名稱漢化為氏。絡姓現今人口不足千人，排在一千五百四十七位，在臺灣則沒有。

【得姓始祖】

  廩君、索綽絡·德保。

  廩君：相傳，遠古的時候，土家族的祖先巴務相被推為五姓部落的酋領，稱為“廩君”。初居武落鍾離山(今湖北長陽土家族自治縣境內)，有巴、樊、瞫、相、鄭五姓。皆源出武絡氏，而武絡氏則以武絡鍾離山之地名為氏，為巴人古老的姓氏之一。其族人有在秦朝滅巴、蜀二國建立巴郡後，省文簡改為單姓武氏、絡氏者。絡氏族人族人大多尊奉廩君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於古濮族，出自上古時期巴人居地武絡山，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

  據史籍《廣韻》記載：“絡，姓。屬巴郡族。”在史籍《千家姓》中也記載：“絡，巴郡族。”

  巴郡族，即古代史籍文獻中所提及的巴國地境，其王族源出廩君。

  廩君，史蹟最早見於史籍《世本》中的記載，此書早已亡佚，南朝劉宋學者范曄在《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中引有一段文字，李賢注謂“並見在《世本》”，可視為原文。東漢學者應劭在《風俗通義》中也記載有其事，也是本於《世本》之說。

  在史籍《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中記載：“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絡鍾離山(亦稱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皆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則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

  在史籍《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中所說的“夷水”，即清江，古又稱鹽水。清江是今湖北省境內最大的一條長江支流，發源於湖北省利川市齊嶽山，流經利川、咸豐、恩施、宣恩、建始、巴東、鶴峰、五峰、長陽、宜都等十個縣市，幹流全長四百二十三公里，流域面積一萬七千餘平方公里。而其中所稱的“武絡鍾離山”，在史籍《水經·夷水注》中稱為佷山，又稱難留山，即今湖北省長陽縣西部的柳山。

  廩君的族屬，在史籍《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注引《世本》中記載：“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巫誕，巫為地名，誕為族名，即是巫地之誕。誕，別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漢以後屢見於史冊，常與獽、夷、賨、蠻等族雜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長”，屬於濮越民族系統。

  廩君先世本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區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動。清江本稱“鹽水”，由於廩君先世從夷水遷徙至該地區，並將夷水之名帶至，故而始稱其為夷水。原來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廩君先世遷於清江流域後，亦將丹水的名稱帶來，故而在清江的北面也出現了丹水之名。這種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託的現象絕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隨人遷徙之習的。這種歷史現象在史籍《左傳》中稱之為“名從主人”。在史籍《世本》中，記載了廩君“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可以說恰好是反映了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至鹽水的遷徙情況。

  關於廩君活動的歷史年代，據史籍《太平寰宇記》引《世本》記載：“廩君種不知何代。”可見由於廩君史蹟的渺茫難證，其具體年代在戰國至秦、漢時期就已經失考了。但從上文所論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以及廩君一系的史蹟等情況來看，其年代應當是十分古遠的，應在青銅時代以前的新石器時代末期。這表明，廩君其人其族早在史前時期已南遷至清江流域，而且在重要的西南史籍《華陽國志·巴志》中對廩君隻字未提，說明廩君其人本非古巴國的王族成員。

  廩君的族屬，即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源出武絡氏，而武絡氏則以武絡鍾離山之地名為氏，為巴人古老的姓氏之一。其族人有在秦朝滅巴、蜀二國建立巴郡後，省文簡改為單姓武氏、絡氏者，世代相傳至今。

  絡氏族人族人大多尊奉廩君為得姓始祖。

  源流二

  源於蒙古族，出自元、明朝時期蒙古族宏豁惕氏族，屬於以氏族名稱漢化為氏。

  據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記載：

  蒙古族鴻果絡氏，源於元朝時期蒙古族□□宏豁惕氏部族，蒙語為□□□□□□□，世居科爾沁草原(今內蒙古東部通遼地區、吉林西部一帶)。後有滿族引以為姓氏者，滿語為Honggolo Hala。明朝時期即多冠漢姓為宏氏、絡氏、果氏、羅氏等。

  源流三

  源於滿族，出自明朝時期遼東海西女真族，屬於以氏族名稱漢化為氏。

  據史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清朝通志·氏族略·滿洲八旗姓》中記載：

  ⑴.滿族索綽絡氏，亦稱索綽羅氏、索綽囉氏、索多羅氏，滿語為Socolo Hala。索綽絡，本系女真族地名，地理位置在今黑龍江上游一帶，因以為氏。其氏族散處於輝發(今吉林輝南)及其它周邊地方。遼東地區索綽絡氏的先人是松果託(松吾突)，清朝初期的史料中對其多有記載：“松果託，滿洲鑲紅旗人，世居輝發地方，國初來歸。以閒散白身身份隨軍入關。至山東，梯攻臨清城，率先登城，授騎都尉。定鼎燕京時，從徵山海關，擊敗大順軍馬步兵二十萬眾，敘功加一雲騎尉，三遇恩詔加至一等輕車都尉。此後，其子孫相繼承襲數世。”根據這個記載，遼東索綽羅氏的先世應為海西女真，或稱黑龍江女真，他們隨海西女真族人的數次遷徙，由松花江流域逐漸遷徙到輝發河流域。通常“國初來歸”併入建州女真的具體時間，一般是指在明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左右，即在佟·努爾哈赤統一扈倫四部，收復輝發部時歸於後金政權的。索綽羅氏族在遷徙前的原居住地在松花江下游地區，即明朝時期嘔罕河衛、肥河衛、兀者衛等地，到明朝中期定居在輝發河流域，並在該時期以地為氏，冠稱索綽羅氏。索綽羅氏在清朝中期後，多冠漢姓為索氏、絡氏、羅氏等。

  ⑵.滿族赫爾諾絡雅蘇氏，滿語為Hernoloyasu Hala，世居察哈爾(今河北張家口)，所冠漢姓為赫氏、諾氏、絡氏、蘇氏等。

  ⑶.滿族綽絡氏，亦作綽羅氏，源於金國時期女真族卓魯氏部落，滿語為Colo Hala，漢義“名號”，綽絡氏世居黑龍江流域，是滿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後多冠漢姓為絡氏、羅氏、陶氏等。

  ⑷.滿族舍爾諾羅雅蘇氏，滿語為Sernoloyasu Hala，世居察哈爾(今河北張家口)，所冠漢姓為羅氏、諾氏、絡氏、蘇氏等。

  ⑸.滿族郭絡羅氏，亦稱郭爾羅氏、郭囉囉氏、郭博羅氏，滿語為Gorolo Hala，漢義“鉤、彎腰、放縱”，以地為氏，世居訥殷(今吉林撫松松花江上游流域)、沾河(今吉林雙陽河流域)、馬察(今吉林渾江西南部)等地，後有達斡爾族引為姓氏者。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郭氏、羅氏、絡氏、高氏、國氏、布氏等。

  ⑹.滿族託活絡氏，亦稱託科羅氏、託和囉氏、脫闊羅氏、託忒克氏，滿語為Tohoro Hala，漢義“套馬、把袋子馱在馬背上”，世居虎爾哈(今黑龍江黑河對岸俄羅斯地區)、吉林烏喇(今吉林永吉烏拉街至輝發河口、拉發河流域、雙陽縣境)、葉赫(今吉林梨樹葉赫鄉南部)、松花江兩岸、喀穆(今黑龍江訥河老萊)、奧裡迷(今黑龍江同江)、畢瞻(今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支流比佔河)、黑龍江沿岸等地，後有錫伯族引為姓氏者。清朝中葉以後多冠漢姓為陶氏、託氏、妥氏、扈氏、端氏、羅氏、洛氏、絡氏等。

【遷徙分佈】

  遷徙

  (暫缺)

  分佈

  絡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體，現今人口不足千人，排在一千五百四十七位，在臺灣則沒有，多以京兆、遼東、北平為郡望。

  今絡氏族人主要分佈在湖南省的湘西土家族聚居地區，主流是上古巴國廩君一族武絡氏後裔的延續;另外在廣東省的江門市台山地區也有少量絡氏族人分佈。

【郡望堂號】

  郡望

  巴 郡：亦稱巴州，位於四川東北部，大巴山南麓，東臨達州，南接南充，西抵廣元，北連陝西漢中;地貌多為山地和深丘。三千多年前的商朝時期，古巴族人就在該地區繁衍生息，春秋時期，巴州是巴子國的首都。戰國時期秦國取古巴子國之地置巴郡，其時轄地在今重慶市一帶地區。東漢朝建安六年(辛巳，公元201年)劉璋改巴郡為巴西，治所在閬中(今四川閬中)。後另以江州(今重慶)為治所，置巴郡。南朝齊國代置墊江縣，北周時期改稱巴縣。南北朝時期北魏建巴州，後期為楚州，隋朝時期改為渝州，又以渝州為巴郡。由於唐朝許多詩文中有巴南、巴中之稱，民國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改巴州為巴中縣。1993年7月，經國務院批准，四川省原達縣地區所轄的巴中、平昌、南江、通江四縣劃出設立巴中地區，並批准巴中撤縣建市，地區行署設在巴中市。1995年經國務院批准撤縣建區，巴州成為重慶市巴南區。2000年6月，經國務院批准，撤銷巴中地區和縣級巴中市，設立地級巴中市，原巴中市改為巴州區。巴中市人民政府駐新設立的巴州區。

  遼東郡：在中國歷史上，“遼東”這個稱謂有四重意思：①郡、國名，戰國時期燕國置郡，洽所在襄平(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大淩河以東一帶地區;西晉時期改為國;十六國時期的後燕末地入東海郡;北燕時期又復置遼東郡於今遼寧省西部一帶地區;北齊時期廢黜;到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西部大淩河中下游一帶;三國時期的曹魏改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遼都衛，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為今遼寧省大部地區;自明正統後期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從明朝天啟元年～崇禎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③軍鎮名，明朝“九邊”之一，相當於遼東都司的轄境，主要是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寧遼陽);明朝末期廢黜。④地區名，泛指遼河以東地區。

  北平郡：戰國時期燕國始置。秦國滅燕國後沿用，轄地在河北東北部和遼寧西部，治所在薊縣，現在北京當時屬廣陽郡，與右北平之間隔著漁陽郡。西漢時期北平屬廣陽國，東漢復為廣陽郡，均與右北平隔著漁陽郡。《史記·李將軍列傳》有“廣居右北平”。三國時期北平屬燕國，右北平北部為東鮮卑(後為宇文部)所侵，其地日狹，漁陽不變。西晉時期，燕國並漁陽郡。右北平郡改稱北平郡，轄地不變。東晉十六國時三郡轄地多有變化，燕國時稱燕國時稱燕郡，漁陽時設時撤，北平較穩定。晉、魏時期，北平郡遷新昌(今河北盧龍)屬平州(州治在遼西郡)，今地當時為燕郡，為幽州州治所在。漁陽屬幽州。隋朝時期，撤遼西郡，北平郡治不變。漁陽郡治還至現薊縣。今地屬涿郡，轄地廣大，自天津向西北延伸出長城與突厥相接，郡治時稱薊縣。唐朝時期北平郡改為平州，唐開元二～天寶二年(公元714～743年)為安東都護府，漁陽分為薊州和檀州，北平為幽州治所，轄大約今天京、津兩市，置范陽節度使，至此“北平”第一次消失。梁國時，北京稱幽州，置盧龍節度使。後唐依舊。晉朝時期割與契丹。遼國時期，實行五京制，有上京、東京、西京、南京、中京，其地為南京析津府，屬平州。金國時期，亦實行五京制，有上京、東京、西京、南京、北京，其中“北京”在今內蒙古赤峰南、寧城西，稱北京大定府。今北京為中都大興府。“北京”第一次出現。北平未出現，原地為平州。元朝時期，今北京為大都路，轄大約京津兩市。北平未出現，原地為永平路。北京未出現。明朝初期，北京稱北平，北平至此重新出現。明成祖遷都前改北平為北京，實行兩京制，遷都後亦稱京師。“北京”出現，“北平”再度消失。清朝入關，襲用明朝稱法。清帝遜位，袁世凱竊權，拒絕南下，國民政府被迫遷往北京，北京名稱不變，北平未出現。北洋政府倒臺後，國民政府駐南京，北京改稱北平。1949年己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復改北平為北京，定都於此。“北平”之稱至此消失。

  堂號

  巴州堂：以望立堂。

  遼東堂：以望立堂。

  北平堂：以望立堂，亦稱廣陽堂。

  字輩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

  【典故軼事】

  巴人來源的傳說與史實

  巴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同樣十分複雜的概念。關於巴人的來源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相當的爭論。徐中舒先生指出，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史籍所載巴為廩君後代，興起於巫誕之說，並不正確。巴與濮原為兩族，後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間，戰國時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漢時期沿江向西發展。蒙文通先生認為，巴國不止一個，秦滅的巴是姬姓之巴，楚滅的巴是五溪蠻，為槃瓠後代，即是枳巴。繆鉞先生提出，廩君之巴與板楯蠻不同族，廩君祖先化為bai虎，板楯蠻則以射bai虎為事，兩族非一。鄧少琴、童恩正等先生堅持巴人出自廩君的看法。鄧少琴提出，古代數巴並存，有清江廩君bai虎之巴，而巴誕是廩君族系併兼有獽人的名稱。所謂太皞之巴，應源出氐羌。董其祥先生《巴史新考》支援這一看法，並認為賨、誕、僚、獽等族，曾與巴共處於江漢平原或川東，有些就是巴族的組成部分。蒙默先生認為，古代沒有一個單獨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個巴國，廩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國和枳巴，分別活動在夷水、漢水、渝水及涪陵水會，分屬蜒族、華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紹明先生則提出了廣義的巴人和狹義的巴人這個概念，認為廣義的巴人包括“濮、賨、苴、 共、奴、獽、夷、誕之蠻”，其族屬未必一致。狹義的巴人則指巴國王室，即“廩君種”，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經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就與昨天那些母體民族告別了。

  不難看出，在巴人的來源問題上，可謂歧說紛繁，難以縷析。必須經過相當的辨證，才有可能清理出一個大致清楚的頭緒。

  一、巴義諸說之辨證

  為了說明巴人的來源，必須首先廓清巴的含義，才能進一步對巴人、巴國等問題進行富於成效的分析。

  有關巴的含義問題，自古以來就有不同的解說，眾說紛紜，莫能相一，至今而然。縷析起來看，古今對於巴的解釋，主要有蛇稱、草名、因水為名、壩稱、魚稱以及其他一些不同看法。

  (一)巴為蛇稱說

  巴為蛇稱說，是有關巴義解釋的諸種說法中流傳最為廣泛的一種說法。這種說法的主要根據，來源於《山海經·海內南經》和《楚辭·天問》的有關記載。

  《山海經·海內南經》記載：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其為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對於食象蛇的記載，又見於先秦文獻《楚辭》。《楚辭·天問》記載：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雖然，屈原《楚辭·天問》講述的是與《山海經·海內南經》相同的故事，可是他並沒有說食象的蛇是“巴蛇”，而是說“一蛇”，其義相當於“有蛇”。而郭璞 注《山海經·海內南經》引《楚辭·天問》此句恰好作“有蛇吞象，厥大何如?”王逸注《楚辭·天問》則又引作“靈蛇吞象”，也不稱“巴蛇”，均與今本異。

  對於“巴蛇食象”的解釋，《說文·巴部》解說道：

  巴，蟲也，或曰食象它，象形。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解釋說：

  “巴，蟲也”，謂蟲名。“或曰食象它”，《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象形”，伯加切，古音在五部。按，不言從己者，取其形似而軵之，非從己也。

  按照許慎的看法，釋巴為蟲是巴的本義，而釋巴為食象蛇(蛇即它)乃是他所知道的有關巴義的另一種看法，所以稱之為“或曰”。段玉裁之說，是解釋許慎的說法，對於巴究竟是指蟲還是指蛇，他其實並沒有表明自己的看法。

  郭璞在《山海經·海內南經注》中說：

  今南方蚦蛇(按，《藏經》本作“蟒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間出，此其類也。《楚辭》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雲長千尋。

  按照郭璞的看法，所謂巴蛇，其實就是南方所見的蟒蛇，其事與其狀均大致相互吻合。不過，郭璞在這裡並沒有採用《海內南經》“巴蛇”的記載，而是採用了與 《楚辭·天問》相似的記載。這表明，郭璞所見到的是古本《山海經·海內南經》，古本對於此句的記載是“有蛇食象”，而不是今本所記載的“巴蛇食象”。

  後來的學者在這個問題上，基本上採用的是今本的記載，所以後來的學者對於巴義的解釋，不少人認為巴的本義就是指蛇。清人郭秋濤《王會篇箋釋》說：“按 《說文》巴象蛇形，巴蜀之巴得名，蓋其地所有之物為名，如朐忍縣多朐忍蟲，即以為名，正是其例。”章太炎也肯定這種看法，他在所著《文始》中說：“巴蓋即 莽，古音莽如佬，借為巴也。”對此，今天的學者亦頗以為然。

  據《淮南子·本經篇》：“羿斷修蛇於洞庭”，《路史·後紀十》以“修蛇”作“長蛇”，羅蘋注說：“修蛇即所謂巴蛇”。六朝宋人庾仲雍《江記》(又稱《江源記》，或稱《尋江記》)說：“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曰巴陵也。”由此可見，西漢《淮南子·本經篇》所記載的“修蛇”，同於西晉郭璞所說“長千尋”的長蛇，二者又均合於戰國《楚辭·天問》的記載;而“ 巴蛇”之說則是六朝時期及以後出現的說法，所以與戰國、漢、晉的記載明顯不同。這表明，“巴蛇”之說其實是後起晚出即今本的說法，而不是古本的說法。

  將《楚辭·天問》、古本《山海經·海內南經》郭璞注、《淮南子·本經篇》，同《江記》、《路史·後紀十》以及羅蘋注等文獻相互對照來看，所謂巴蛇的故事 很有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期在洞庭湖東嶽州地區流傳開來的。據《水經·江水注》：“湘水又北至巴邱山入於江”。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十七載：“昔羿屠 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宋人範致明《岳陽風土記》說：“今巴蛇冢在州院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又說：“象骨 山。《山海經》雲’巴蛇吞象’，暴其骨於此。山旁湖謂之象骨港。”袁珂先生認為，這些均是從《山海經·海內南經》及《淮南子》附會而生出之神話，“然而既 有冢有廟，有山有港，言之確鑿，則知傳播於民間已久矣”。從《華陽國志》關於巴人分佈的記載並結合考古資料來看，兩晉之際及以前巴人除其主體在今川東鄂西外，還大量分佈在川西、陝南、鄂東以及湘西等地，在此期間巴人並沒有移徙到湘東北洞庭湖以東地區。結合其他有關資料看，巴人流佈到洞庭湖以東地帶的時代 應為南北朝時期，這恰與巴蛇傳說在洞庭湖東嶽陽一帶的流傳時間相吻合。可見，巴蛇傳說確為後起晚出之說。

  雖然如此，對於巴蛇的傳 說也並不能輕易否定，釋巴為蛇還是有所根據的，因為它是古代巴人若干支系中移徙到洞庭湖一帶的支系對於其來源的傳說。我們知道，古代巴人是由多支族群所構成的來源多元化的亞民族集團，其中的每一支系都是這個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不同支系的來源不同，所以各個支系關於其自身來源的傳說自然也就不同。類似 情況常見於古代民族，當是不足為異的。

  此外，潘光旦先生認為，根據《山海經·海內南經》和《說文》，“巴蛇”的“巴”就是“巴人 ”，他說：“大概巴人所在之地以前出過一種大頭的蛇，巴人與這種蛇既出同一地方，傳說就把巴人比作蛇了”，並認為這是影射著一種不同族類的人，而決不是真的蛇。另有學者認為，所謂巴蛇，是指巴地之蛇，並不是指人或族群。這幾種看法自然也可自備一說。

  由上可見，釋巴為蛇，其實僅僅是有關巴的含義的若干種解釋之一，而且是後起晚出之說，既不能以此作為對於巴義的惟一解釋，更不能以此作為對於巴義解釋的全面定論。

  (二)巴為草名說

  三國蜀漢譙周認為，巴的含義是指一種草，即是所謂苴。

  《史 記·張儀列傳》記載：“苴、蜀相攻擊”，《集解》引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 《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 為‘巴’也。注‘益州天苴讀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葺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也。”

  苴應是荊棘楚木一類植物，大概在古代巴地普遍生長著苴這種植物，所以把這個地區稱之為苴，也就是所謂巴。

  (三)因水為名說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巴的得名來源於河流走向，譙周、李吉甫等持此看法。

  譙周在所著《三巴記》中說：

  閬、白二水合流，自漢中至始寧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經峻峽中，謂之巴峽，即此水也。

  文中所說漢中，為今漢中地區;所說始寧城，據《隋書·地理志上》“清化郡”：“始寧，梁置，並置遂寧郡。開皇初郡廢。有始寧山。”據《舊唐書·地理志 二》“山南道”：“諾水，後漢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置諾水縣。”清末民國之間四川井研人龔煦春所著《四川郡縣誌》卷三《梁代疆域沿革考三》雲：“始寧，郡治。治今巴中縣東南一百里。” 《三巴記》所說武陵，為黔中地區，大江在涪陵接納從黔中而來的烏江，即“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據此，譙周所說巴的得名，應當來源於嘉陵江、渠江及其支流，因從漢中到涪陵，江水蜿蜒曲折，其形狀有如巴字，所以稱這個地區為巴。

  唐李吉甫基本上沿用譙周的看法，他在《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三《劍南道》“渝州”條下說：

  《禹貢》梁州之域，古之巴國也。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如“巴”字，故謂之巴，然則巴國因水為名。

  但是，李吉甫在文中並沒有說到閬、白二水自漢中流至始寧城下入武陵，這又與譙周之說相異。彭邦炯先生認為：“《太平御覽》引《三巴記》所說的閬、白二 水，實際上則是今日渠江上游的支流南江(又稱宕渠江或巴水)和它的分支，而不是嘉陵江的上游。”可是，我們知道，南江在歷史上從來沒有稱為閬水或白水。所謂閬水，是指嘉陵江的上游流經閬中之處;所謂白水，是指白龍江，在今四川省廣元市老昭化匯入嘉陵江。李吉甫所說“閬、白二水東南流”，應如譙周所說的“ 閬、白二水合流”及以後的流向，即嘉陵江的流向，而不是指在嘉陵江以東的南江。譙周所說閬、白二水合流後，從漢中流至始寧城下而後入於武陵，他所說的漢中應是所謂巴漢之地，漢中東部先秦時期恰為巴地;而始寧城所在的流域為南江、巴河，向南匯入渠江。渠江古稱宕渠，即渝水，在今重慶合川市匯入嘉陵江，而後南流入於長江，又東流，在今重慶涪陵區接納發源於武陵地區的烏江。從閬、白二水曲折南流而後東流這種流向來看，恰好是譙周和李吉甫所說的曲折三曲有如巴 字。由此看來，所謂巴義“因水為名”之說，應是有所根據的。譙周，蜀人，他的說法應是取之於在巴蜀地區流傳較為廣泛的一種舊說，不會是向壁虛構之言。

  (四)其他諸說

  徐中舒先生在《論巴蜀文化》中說道，巴的本義為壩，巴人即是居住在壩子中間的人。張勳燎先生認為，巴的含義應當是魚。此外，還有巴的含義指虎、石、白色等說法，不一而足。

  (五)巴的含義

  不論把巴解釋為蛇、草還是解釋為水流之形，都是有所根據而持之有故的，既不宜厚此薄彼，也不宜非此即彼，各執一端，而將其他諸種解說通通斥之為譌。

  巴其實是一個內涵十分廣泛的概念，而它內涵的廣泛性來源於居於巴地的不同族群對於巴義的不同傳說和解說。我們知道，在古代被稱為巴的一大片地域內，即北達陝南，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西部地區，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在內的一大片連續性地域之內，分佈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 ”，以及廩君蠻。它們當中，既有屬於濮越系的族群，又有屬於氐羌系的族群，還有屬於華夏後裔的族群(詳後)。由於它們的所屬族別有異，來源地域有別， 不但本源文化有所差異，而且始居於巴地的年代也各不相同。所以，它們各自對於巴的含義自然會有不同的理解和傳說，這是並不奇怪的。

  從上述有關巴義的各種解說分析其各自來源，不難知道：“巴為蛇稱說”來源於六朝時期居於洞庭湖東嶽陽一帶的巴人;“巴為草名說”來源於先秦秦漢時期居於 今四川廣元市以西、劍門關之北，嘉陵江西岸老昭化的苴人，為巴人的一支，《華陽國志·漢中志》載：“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晉壽。水通於巴，又入漢川 ”，《華陽國志·蜀志》載蜀王封其弟為苴侯，駐葭萌，即指此巴苴之地;“因水為名”說則來源於先秦秦漢時期居於從陝南到黔中幾乎整個巴地的巴人。可見，由於巴人的各個組成部分來源不同，所以各個巴人的族群對於巴義的解說也就不盡相同。而古代文獻對於巴義解說的不同記載，也是由於取材的地域、年代有所差異而 造成的，以致歧義紛繁，難以縷析。

  以上說明，巴的含義是多重的、複合的，我們對此不宜作出惟一的、形而上的、一成不變的理解。這裡的關鍵在於，所謂巴人，其實是由多支不同族屬、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來源的族群所組成的亞民族集團，而它們在巴地往來遷徙的年代也並不一致，因此會 產生形成屬於自身族群關於巴義的解說，這是絲毫也不足為怪的。

  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說，巴是一個地域名稱。從考古學上看，板楯蠻先民 的分佈地域與廩君蠻先民的分佈地域十分接近，前者分佈在川東北嘉陵江上游和渠江流域，北至漢中，後者發源於鄂西北竹山，它們都居住在稱為巴的界域內，所以它們都是巴人，儘管其族群有別，來源不同。羅泌《路史·後紀一》說巴國是“降處於巴”，就是說到了巴地建立國家，故曰巴國。西周初年周武王“封宗姬於巴 ”，也就是把宗姬分封到稱為巴的界域中，所以稱為巴國。這種情況，正與《史記·五帝本紀》所謂“青陽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相似。《左傳》隱公八年記 載眾仲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預注曰：“建德者，建立有德之人而以為諸侯也”，封建諸侯而胙土命氏，就是分封諸侯於某地，諸侯以其地名作為氏號，此即先秦所謂“諸侯以國為氏”。巴人的情況正是與此相同。由此可見，巴最初是地域名稱而不是族稱。

  儘管巴地各族對巴的含義有不同的解說和傳說，但巴作為一個地區名稱卻是眾所公認的，是分歧中的一致。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那麼我們就不會固定地以某一或某些族群同巴人相聯絡，認為只有這一或這些族群是巴人，而把巴地其他族群排斥在巴人以外。

  二、巴人先世來源之辨證

  正如對巴義的解說一樣，古文獻對於巴人先世來源的記載，也是歧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說來，無論學術界認為巴國源於黃帝、太皞，還是認為源於丹山之巴、廩君之巴，或源於周之宗姬，事實上都是針對巴國統治者的先世而言的，即指巴國王室的來源及地域所在，而不 是指巴國民眾即被統治者族群先世的來源和地域。只有基於這一公認的原則進行分析，才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獲得某種共識。

  (一)黃帝之後

  《華陽國志·巴志》記載：

  《洛書》曰：人皇始出，繼地皇之後，兄弟九人分理九州，人皇居中州，制八輔。華陽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國則巴、蜀矣。其分野：輿鬼、東井。其君上世未聞。五帝以來，黃帝、高陽之支庶，世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啟，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 在救時，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巴、蜀往焉。……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

  這段文字是 追述巴國的遠世，實際上就是追述巴國統治者即其王族的遠世。巴與周同姓，故以巴為黃帝之後，這自然是有相當根據的。至於說禹娶塗山為江州之塗山，則與《左傳》等先秦史籍所記載的當塗說等大相徑庭，學者多以《左傳》所記為是。酈道元認為：“(江州)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 璩、(庾)仲雍並言禹娶於此。餘按群書，鹹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當於此也。”酈說無疑是正確的。根據新出土的東漢熹平二年(173年)景雲碑銘文看，江州的帝禹廟和塗君祠，可能與大禹後代帝杼“帷屋甲帳”、巡狩回蜀途經江州時所建有關。據此，江州帝禹廟和塗君祠的來源當是十分古遠的。

  (二)太皞之後

  《山海經·海內經》記載：

  西南有巴國。太皞生鹹鳥，鹹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國。

  太皞是上古東方和中原地區傳說中的人物，春秋時屢見記載。史稱太皞風姓，居陳。《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大(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 杜預注曰：“太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名官。” 《呂氏春秋·孟春紀》“其帝太皞”，高誘注云：“太皞，伏羲氏。”吳任臣《山海經廣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亦均以太皞為伏羲氏，均本於《世本》之說。其實，在先秦文獻中，太皞是太皞，伏羲是伏羲，二者並不混同，至漢代才將二者混為一談。對此，前人早已有充分考證，無須再考。

  潘 光旦先生採取漢代以後太皞伏羲氏的說法，據以認為巴人發源於西北地區。按，《帝王世紀》記載說伏羲“生於雷澤，長於成紀”，成紀在今甘肅東南部西漢水以 北的成縣。由成縣沿西漢水往東，經陝西略陽入嘉陵江，經過勉縣，即是漢中，這裡正是巴地的所在。而在甘肅東南的成縣、武都、西和、天水、秦安等地，均發現不少歷史時期主要是戰國秦漢時期巴蜀文化的遺存。看來，從甘肅東南到陝西漢中，其中的一些巴蜀文化遺存應與巴人當中的某一支系有關，或許與漢中地區巴人的 西遷有關，所以才產生出伏羲與巴人關係的傳說。不過，從太皞伏羲氏這一稱謂可以看出，巴人源於伏羲的傳說當為晚出之說。但伏羲氏的問題以及與巴人的關係等問題，還很複雜，尚需深入研究。

  《山海經·海內經》說“太皞生鹹鳥，鹹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國”，鹹鳥，或認為即《詩經·商頌》所謂“玄鳥”。乘羲、後照，未詳。或以為乘羲即廩君，後照即楚之昭氏之後，均無確切證據。

  《海內經》這段記載所說的太皞遠裔的巴國，既然有其世系可以尋繹，當有所本。但所說巴國，卻不當是巴國的統治者姬姓王族，而應如李學勤先生所分析的，是巴國的一部分民眾，是組成巴人的族群之一。

  (三)丹山之巴

  《山海經·海內南經》記載：

  夏後啟之臣曰孟塗，是司神於巴，人請訟於孟塗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居[巴]屬也。

  孟塗，或作作血塗、孟徐、孟餘，均形近而譌。郝懿行箋疏雲：“《水經注·江水》引此經作血塗，《太平御覽》六百三十九卷作孟餘或孟徐。”不知孰是。此段 引文的最後十一字，據郝懿行箋疏雲：“《水經注》引郭景純雲：‘丹山在丹陽，屬巴。’是此經十一字乃郭注之文，酈氏節引之，寫書者誤作經文耳。居屬又巴屬字之譌。”可知乃後人將郭注羼入。依此，郭注原當作“丹陽，巴屬也”，居、巴形近而譌。丹陽，郭璞注云：“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塗所居也。” 郝懿行箋疏雲：“《晉書·地理志》建平郡有秭歸，無丹陽，其丹陽屬丹陽郡也。”丹陽，今湖北秭歸，地在西陵峽上游。《路史·後紀十三》羅蘋注云：“丹山之 西即孟塗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據此，丹山當在西陵峽與巫峽之間，即今渝、鄂交界的三峽峽區。

  夏後啟，夏DaiKai國君主。據史籍 和夏文化考古，夏的地域範圍在晉南豫北，長江三峽地區不曾成為夏之統治地域，因而丹山不可能有夏啟之臣。依引文意，巴為地名，孟塗為神名，“聽其獄訟，為 之神主”。據此，孟塗當是長江三峽丹陽一帶土著部落所信奉的專司訴訟之神。可見，這個巴與巴國王族的起源談不上有絲毫聯絡。

  (四)廩君之巴

  巴王族源出廩君，此說影響較大。廩君史蹟最早見於《世本》，此書早已亡佚，劉宋范曄《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引有一段文字，李賢注謂“並見《世本》”，知為原文。東漢應劭《風俗通義》亦載其事，實際上也是本於《世本》之說。《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記載：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余姓皆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 土船，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則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

  夷水，今清江，古又稱鹽水。武落鍾離山，《水經·夷水注》謂即佷山，在今湖北長陽境。

  廩君的族屬，《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注引《世本》曰：“廩君之先，故出巫誕也。”巫誕，巫為地名，誕為族名，即是巫地之誕。誕，別本或作蜒、蜑、蛋。蜒人在秦漢以後屢見於史冊，常與獽、夷、賨、蠻等族雜居，有自己的“邑侯君長”，屬於濮越民族系統。徐中舒先生在《巴蜀文化續論》中認為，廩君出自巫蜒，這是關於濮族的傳說。廩君實出濮系(詳後)，這一看法可謂信而有徵。

  根據《世本》的記載，廩君有“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 ”，並在那裡與被稱為“鹽水神女”的土著居民爭長的傳說。按鹽陽即鹽水之陽，鹽水為今清江。《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李賢注曰：“今施州清江縣水一名鹽 水，源出清江縣都亭山。”鹽水源於今湖北省西南的利川縣，中經恩施、長陽，在宜都入江。其水名鹽水，是因為沿岸產鹽的緣故，鹽水就應當是清江最早的稱謂，故居於其旁的土著母系氏族部落才有“鹽水神女”之稱。其水又稱夷水，那是因為“廩君浮夷”入主其地的緣故，顯為晚出之說。而其水稱作清江，則是蜀王開明 氏東征時所命名，時代更要晚一些。

  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夷水本在漢水中游之西，為漢水支流，即今蠻河。據《水經·沔水注》等書 的記述，蠻河在東晉以前均稱夷水，因桓溫父親名彝(夷)，曾官宜城太守，故桓溫執政時為避父諱改稱夷水為蠻水，取蠻、夷義近之意。1975年在宜城縣南楚皇城內出土一方漢印，文曰“漢夷邑君”，確切證實當地至漢代仍稱為夷，乃自先秦而然。宜城西山直到北魏時仍然稱為“夷谿"，更是明證。而在此古夷水北 面，先秦史籍中均記有一條水道名為丹水，即今丹、淅之會的丹江。這一帶在商周時代本為濮人群落的分佈之地。《左傳》昭公九年所記載的周初南土四國巴、濮、楚、鄧中的濮，正是在這裡活動生息。

  廩君先世本為百濮之一，原在濮人聚居區之一的古夷水流域活動。清江本稱鹽水，由於廩君先世 從夷水遷徙至此，將夷水之名帶至，故始稱其為夷水。原來的古夷水北面有丹水，廩君先世遷於清江後，亦將丹水名稱帶來，故清江北面也出現了丹水之名。這種南北二夷水、二丹水互相依託的現象決非偶然，而且也是完全符合古代地名隨人遷徙之習的。這種情況，在《左傳》中稱為“名從主人”。《世本》說廩君“乘土船從 夷水下至鹽陽”，可以說恰好是正確地反映了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至於鹽水的情況。

  至於《水經·夷水注》所說：“昔廩君浮土舟於夷 水，據捍關而王巴”，其實也是反映了廩君先世從古夷水向南遷徙的情形。過去人們一提捍關就以為是一專指名稱，或謂在今四川奉節，或謂在今湖北長陽，二說爭執不休。其實捍關本非專指名稱，捍為捍衛、防衛之意，不僅奉節、長陽有之，而且其它地方也有之。《鹽鐵論·險固》記載：“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中，設 扞關以拒秦。”扞與捍,音同義通，可見楚在其西部邊疆也是遍設扞關以為捍衛的。我們在排除捍關專指的成見以後再來看“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的 問題，就比較容易理解廩君先世從夷水南下節節設關之事了，這也就是《水經·江水注》中“捍關，廩君浮夷所置也”一語所從來。

  既然廩君先世是從古夷水南下至鹽水，那末又如何解釋《世本》所記的“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呢?這需要拋開巫僅僅是指長江北岸的巫山這一成見才能給以合理的解釋。

  巫誕所在，歷代史籍記載未詳，學者多有爭議。今按巫誕當即《史記·楚世家》所記載的楚熊渠封其長子康的封地“句亶”。按，句亶之亶，《世本》原作袒， 亶、袒上古均元部字，又同在定紐，聲、韻全同，故得相通。亶、袒與誕(誕亦元部定母字)，雙聲疊韻，以聲類求之，誕即亶、袒。句、巫二字，句為侯部見母，巫為魚部明母，上古音韻侯、魚二部恆通，顧炎武即將此兩韻歸於同一部(顧氏第三部)。又，句字，西周金文常作攻字，句吳即作攻吳。攻為見母，可知句亦可讀見母。可見，句、巫二字亦音近相通。按上古字少，“寄音不寄形”之例，巫誕實即句亶，其地在巫山山脈的北端。《鹽鐵論·險固》：“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 黔中，設捍關以拒秦。”方城即庸之方城，在今湖北竹山縣南，可知竹山古亦稱巫。《水經·江水注》載：“捍關……弱關……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可知捍關、弱關所在之地均稱巫上。《晉書·地理志》“上庸郡”屬縣有“北巫”，為今竹山縣。由此可證，自竹山以南至今巫山縣，古代皆屬巫地。竹山南 稱巫，《史記·楚世家》所載西周中葉楚熊渠伐庸，封其長子康為句亶王，正在其地。長子康，《世本》原作“庸”，二字形近而譌，康原當作庸，此可謂鐵證。句亶在竹山以南，其東南即是蠻河，即古夷水，正是廩君先世巫誕的所在。廩君所浮夷水，原名鹽水，由於廩君從古夷水南下而將夷水之名帶至，故改稱夷水。而古夷水(今蠻河)北至襄陽一帶，正是殷周至春秋時代百濮的活動區域。由此可見，廩君之先，實為由漢至江之濮。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傳》既稱廩君先世源於巫誕，又稱廩君為“巴氏子”，這顯然意味著廩君的先世稱為巴氏。而廩君先世所在的句亶(巫誕)，位於漢中東南角與大巴山之間的鄂西北巴地，那裡正是先秦姬姓巴國之所在。這種情況，表明廩君一系的巴人來源於鄂西北巴地。

  廩君的年代，據《太平寰宇記》卷一六八引《世本》雲：“廩君種不知何代。”可見由於廩君史蹟的渺茫難徵，其年代在戰國秦漢間已經失考了。但從上文所論廩 君先世從古夷水南下的情況，以及廩君一系的史蹟等情況來看，其年代是十分古遠的，應在青銅時代以前的新石器時代之末。這表明，廩君早在史前時期已南遷清江流域，我們不能將其同周初分封在漢水上游與大巴山之間而為《左傳》所載的姬姓巴國混為一談。何況，在《華陽國志·巴志》這篇專名記載巴國及其史事的歷史文獻中，對於廩君卻隻字未提，這就充分說明了廩君並非巴國王族這一史實。

  三、巴地八族的來源

  先秦巴國只有一個，即姬姓巴國。除姬姓巴國外，其餘所謂的巴國，都是居息在巴地上稱為巴的族群。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說，巴國“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顯然這八個族群是巴國境內的屬民，而不是與巴國並駕齊驅的另外八個巴國。以下對巴地八族略作分析，以明其來源。

  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記巴國之屬的八種族類中的“濮”，與川東其他百濮系統相對舉，說明此“濮”是專稱，而不是泛指的濮。

  濮人的歷史十分悠久，因其分佈甚廣，群落眾多，故稱百濮。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商代初年成湯令伊尹為四方獻令說：“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裡、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短狗為獻。”這個殷畿正南的百濮，當即孔安國所說的“西南夷”，亦即杜預所說的“建寧郡南”的“濮夷”，即雲南之濮。濮或作卜，見於殷卜辭：“丁丑貞，卜又彖，□舊卜。”郭沫若在《殷契粹編》考釋為：“卜即卜子之卜，乃國族名。”卜子，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周初成周之會，“卜人以丹砂”，王先謙補註曰：“蓋濮人也。”卜、濮一聲之轉。先秦時期生產丹砂最為有名的是今重慶彭水，故此以丹砂為方物進貢的濮，當指川東土著濮人。在《尚書·牧誓》中記載西土八國中也有濮，是殷畿西方之濮。可見，商周之際的濮，業已形成“百濮離居”之局，而不待春秋時期。這些記載說明，濮人支系眾多，分佈廣泛，是一個既聚族而居，又與他族錯居的民族集團。

  西周初年，西方的濮人已東進與巴、鄧為鄰，居楚西南，分佈於江漢之間。西周中葉，江漢濮人力量強大，周厲王時銅器在《宗周鐘》銘文記載濮子曾為南夷、東夷二十六國之首，足見其勢盛焰熾。西周末，楚在江漢之間迅速崛起，發展壯大，給濮人以重大打擊，使其急劇衰落。“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春秋初葉，楚武王“開濮地而有之”，大片濮地為楚所佔，從而造成江漢濮人的大批遠徙。

  春秋時期江漢之間的濮人群落，已不復具有號令南夷、東夷的聲威，部眾離散，“無君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遂成“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之局。在楚的屢次打擊下，江漢之濮紛紛向南遷徙。文獻中戰國時期楚地已無濮人的記載，除留居其地的濮人改名換號，或融合於他族外，大批濮人的遠徙是其重要原因。

  江漢濮人的遠徙，多遷往西南今川、黔、滇三省。究其原因，當為西南地區原來就是濮人早期聚居區之一的緣故。過去多有學者認為西南之有濮人，是由於春秋時期江漢百濮的遷入，其實不然。前引《逸周書·王會篇》提到商代初葉雲南有濮人。川西南的大石墓，即在《華陽國志》所記載的“濮人冢”，即是邛都夷所遺。川南的僰人，是濮的一個支系，至少在商代即在當地定居。在《華陽國志·蜀志》中記載蜀郡臨邛縣有布濮水(在《漢書·地理志》記為僕千水)，廣漢郡郪縣也有濮地之名，均為濮人所遺。而商代晚期由滇東北至川南入蜀為王的杜宇，也是濮人。至於川東之濮，有濮、賨、苴、獽、夷、蜒諸族。其中，居於渝水兩岸的賨、苴和長江干流兩岸的獽、夷為土著，蜒則是從江漢之間南遷濮人的一支。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川東諸族中作為專門族稱的濮，也是從江漢遷來的濮，故雖徙他所，名從主人不變。

  先秦長江上游的濮人，多為商周時期即已在當地定居的族群，也有春秋時期從江漢地區遷徙而來的濮人支系。分佈在川境的濮人，以川東、川南和川西南以及成都平原最多，也最為集中。他們名號雖異，但在來源上卻都是古代百濮的不同分支。後來，隨著各地濮人經濟、文化、語言等的不同發展和演變，以及與他族的混融，又形成了不同的民族集團。秦漢時期及以後歷代史籍對這些民族集團或稱夷，或稱蠻，或稱僚，就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百濮雖分佈極廣，但春秋時期直接稱之為濮的，僅見於江漢之濮，其他地區的濮人則各以其名號為稱，“隨方立名，則各從方號”。由此可見，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川東地區這支專稱的濮人，既無方號，表明是從江漢百濮遷徙進入的一支。

  這支濮人主要分佈在今涪江下游，中心在今重慶市以北之涪江、嘉陵江和渠江相會的合川一帶。在《輿地紀勝》引《益部耆舊傳》記載：“昔楚襄王滅巴子，封廢子於濮江之南，號銅梁侯。”銅梁，山名，在今合川附近。濮江當即今涪江，濮、涪音近而訛。在《輿地紀勝》引《圖經》中說合川釣魚山雙墓的來歷：“巴王、濮王會盟於此，酒酣擊劍相殺，並墓而葬”，說明合川一帶是這支從江漢遷徙入川的濮人的分佈中心。

  賨人是板楯蠻的別稱，為川東土著族群之一。秦昭王時，因板循蠻射白虎有功，秦“復(免除)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漢初，板楯蠻因“從高祖定秦有功，高祖因復之，專以射白虎為事，戶歲出賨錢口四十，故世號‘白虎復夷’，一曰‘板楯蠻’。”稱其為賨人，則如譙周在《巴記》中所說，“夷人歲出賨錢，口四十，謂之賨民。”本由交納賨錢得名，秦漢以後逐漸演化為族稱。

  板楯蠻之名，來源於木盾。東漢劉熙在《釋名·釋兵器》中記載：“盾，遁也，跪其後闢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以縫編版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胡三省在《通鑑釋文辨誤》中記載：“板楯蠻以木板為盾，故名。”本由使用木盾得名，後遂成為族稱。

  板楯蠻古居嘉陵江和渠江兩岸。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在《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集解引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按指賨民，即濮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宕渠郡”下載：“長老言，宕渠蓋為故賨國，今有賨城。”在《輿地紀勝》引《元和志》記載：“故賨城在流江縣東北七十里。”在《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古賨城在流江縣東北七十四里，古之賨國都也。”流江縣為今渠江縣。板椐蠻居此，當從嘉陵江東進而來。按盾又稱為渠，在《國語·吳語》中記載：“奉文犀之渠”，韋昭注曰：“文犀之渠，謂楯也。”宕渠、渠江等名稱，當由板楯蠻所居而得名。

  據《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巴東朐忍(今重慶雲陽)和涪陵郡也有板楯蠻錯居。同書在《漢中志》和《李特雄期壽勢志》中記載漢中亦有板楯蠻。在《漢書·地理志》則說：“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可見，板楯蠻分佈甚廣，包括整個川東地區，北及漢中東部之南，都是板楯蠻的活躍出沒之地。諸書記載說明，板楯蠻不僅是構成川東巴地，而且也是構成川東巴國各族中分佈最廣的主要族群之一。

  板楯蠻是百濮的一支。揚雄在《蜀都賦》中說：“東有巴賨，綿互百濮”，這是賨人(板楯蠻)為濮系民族的確證。在《華陽國志·巴志》所載閬中渝水有賨民，郭璞注在《上林賦》則記為獠人。賨、獠互代，可見兩者皆一。

  苴也是川東地區的一支土著族群。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蜀王別封弟葭萌於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同書在《漢中志》中記載：“晉壽縣，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晉壽。水通於巴，又入漢川。”地在今四川廣元市以西、劍門關之北，嘉陵江西岸的老昭化。

  苴古讀為巴。在《史記·張儀列傳》集解引譙周在《古史考》中說：“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包，音與‘巴’相近，”在《索隱》中記載：“苴音巴。”又曰：“今字作‘苴’者，按巴苴是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益州天苴讀為“芭黎”，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芭黎’之‘笆’。按，芭黎即織木葺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也。”可見，苴不僅讀為苞、芭，且意義也與巴同。在《漢書·司馬相如列傳》中記載：司馬相如在《喻蜀父老文》中所說“略斯榆，舉苞蒲”，“苞蒲”即“巴濮”。說明苴即巴，是百濮的一支。

  苴地本為巴濮所在地，故地名苴。後為蜀取，蜀王封侯於此，故曰“苴侯”，乃以居為氏。但此時苴地的被統治族群仍然是原居其地的苴人。1951年在四川昭化寶輪院出土的巴人船棺葬，實非入主其地的蜀人遺存，也非巴國王族的遺存，而應是秦滅巴後，為秦戍邊的苴人的墓葬。至於在《史記·張儀列傳》所載“苴、蜀相攻擊”，這裡的苴則不是指苴人，而是指苴侯。由於蜀王開明氏並非巴人或楚人，故其弟苴侯也不是巴人或楚人，這是應當順便指出的。

  獽人史蹟不詳。據《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涪陵郡和巴郡都分佈有獽人群落。在《水經·江水注》中記載：“江水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地在今重慶萬州境內。在《水經·江水注》中又說魚復故城東傍“獽溪”，地在今重慶奉節。長江干流和峽區這兩處獽地，均因古獽人所居而得名，說明是獽人的主要分佈地。

  夷本為中原華夏對周邊少數民族的通稱，但川東之夷既為專稱，顯然就不是泛指。在《華陽國志》中記載巴東郡有夷人，也分佈在長江干流和峽區一帶。

  獽、夷均為濮人。在《隋書·地理志》中記載“梁州”下記載：“又有獽、蜒、蠻、賨，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頗同於僚”。在《太平御覽》中記載：“有獽人，言語與夏人不同，嫁娶但鼓笛而已。遭喪乃立竿懸佈置其門庭，殯於其所。至其體骸燥，以木函置山穴中。李膺在《益州記》雲：‘此四郡獽也。’又有夷人，與獽類一同。又有僚人，與獽、夷一同，但名字有異而已。”明確指出獽、夷與僚一同，足見兩者均屬古代濮人系統。

  蜑字又作蜒、誕、蛋，形近音通。川東之蜑主要分佈在巴東郡、涪陵郡。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涪陵郡”下載：“土地山險水灘，人多戇勇，多獽、蜑之民。”“巴東郡”下載：“有奴、獽、夷、蜑之蠻民。”與涪陵郡相接的清江流域的廩君，在《世本》稱：“廩君之先，故出巫誕。”巫為地名，誕為族稱，巫誕即是巫地之誕，可見廩君也是蜑人。

  蜑人屬百濮支系，秦漢以後史籍亦屢有記載，常與獽、夷、賨等雜居。在《蠻書》引《夔府圖經》記載：“夷、蜑居山谷，巴、夏居城郊，與中土風俗禮樂不同。”在《隋書·地理志》中記載“梁州”下載：“又有獽、蜒、蠻、賨，其居處、風俗、衣冠、飲食，頗同於僚，而亦與蜀人相類。”蜀人，因蜀王杜宇、開明皆濮人，故西周以後蜀人的濮系民族特徵愈益突出，一般即將蜀人視為濮系。僚本即濮。可見，蜑人確是濮人的一支。由於蜑人主要分佈在峽區以至清江流域，為古代巴中之地，故左思在《蜀都賦》中說：“東則左綿巴中，百濮所充”，此亦蜑為百濮的確證。

  奴，應即盧。盧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個單獨的族類，與板楯七姓中的盧(羅)毫無關係，應當區分開來。盧，最早見於在《尚書·牧誓》中記載，跟隨武王伐紂，為西土八國之一。西周春秋時活動在漢水中游地區，在《左傳》桓公十三年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楚師。其地，在《續漢書·郡國志》中記載“南郡”下記有：“中盧，侯國”，原注引《襄陽耆舊傳》雲：“古盧戎也。”在《元和郡縣誌》中“義清縣”記載：“本漢中廬縣地也，西魏於此置義清縣，後因之。中廬故縣在今縣北二十里。本春秋廬戎之國。”其地在今湖北襄陽縣西。在《水經·沔水注》中記載：“襄陽縣故城，楚之北津戍也……其土，古鄢、都、盧、羅之地。” 又載：“中盧縣東，維水自房陵縣維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盧戎之國也。”在《括地誌》亦載：“房州竹山縣及金州，古盧國。”房陵為今湖北房縣。這應是春秋早期楚滅盧後，盧之一部遷於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後，鄂西這支盧人又輾轉西遷於渠江流域，居今渠縣境內。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宕渠郡”下記有“盧城”，實即這支盧人入川東以後的定居之地。

  關於盧人的族源，據史籍可以考定，來源於今山西境內，為舜後。在《國語·周語中》中記載富辰諫周襄王曰：“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姞，鄶由叔壇，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荊媯”。韋昭注云：“盧，媯姓之國。荊媯，盧女，為荊夫人。荊，楚也。”此處的盧，即在《左傳》桓公十三年的盧戎。盧為媯姓，而媯姓出自帝舜。在《史記·陳杞世家》中記載：舜“居於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媯姓後代，“夏後之時，或失或續”。其續國承祀者，西周初年，武王褒封媯滿於陳，為陳胡公。盧為媯姓，是未能承續舜所傳國者，因之居西方，故稱盧戎。但按其起源，卻屬於華夏民族系統。

  春秋早期盧國見於在《左傳》中記載，很快便從歷史上消失，當在魯桓公十三年後不久被楚並滅。其後，盧人一支西遷鄂西，春秋中葉，由於庸國日強，這支盧人不得不再西遷入川。以此看來，盧人入川的年代應在春秋中葉以後。

  共也是巴地族群之—，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其為巴國之屬，是一個有別於其他族群的族類。共人最早見於在《逸周書·王會篇》中記載：“具區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孔晁注曰：“共人，吳越之蠻。”據此，在殷周之際，共人原為東方濱海地區的越系民族。大概在春秋戰國時期，共人沿江西上進入川東。共人的分佈，據《太平寰宇記》中記載，唐麟德二年移洪杜縣於“龔湍”，即今重慶酉陽之“龔灘”。共、龔字通，當為共人所居得名。

  這個越系的共，與板楯七姓中的龔不同。板楯之龔，在《蜀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作“襲”，二字形近而訛，當以作龔為是。雖然板楯之龔與越系之共音同可通，但同在《華陽國志·巴志》中，卻是將板楯七姓全部納入賨人一系加以敘述，而共人則單出，不與巴地其他任何族群同系，可見兩者非一。

  由上可見，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的巴國之屬“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蠻”，儘管其各自來源不同，但均屬先秦濮越集團這一包容面十分廣泛的民族系統。從他們的來源不難看出，他們均非先秦巴國的統治者即巴國王族。恰恰相反，巴國王族是在西周初年由周王室分封到巴地建立諸侯國去統治巴地各族，用以藩屏周室，鎮撫南土的。

  四、宗姬之巴——巴國王族的來源

  巴國王族，即學術界所盛稱的宗姬之巴，亦即在《左傳》、在《史記》以及在《華陽國志·巴志》等史籍所敘錄的巴國。

  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

  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著乎在《尚書》。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稱之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巴國遠世，則黃、炎之支;封在周，則宗姬之戚親。

  巴為姬姓，這在先秦史籍中可得而徵引。在《左傳》中記載：“初，楚共王無冢嫡，有寵子五人，無嫡立焉。乃大有事於群望而祈曰：“使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巴姬埋璧之事亦見於在《史記·楚世家》。

  在《左傳》所記“巴姬”，根據《周禮》所載“婦人稱國及姓”之制，巴為國名，姬為國姓，巴姬即是姬姓巴國嫁於楚的宗室女。在《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直到戰國年間，巴、楚的通婚關係尚存，足證巴為姬姓之說不誤。

  巴子稱為宗姬，宗姬之姬為姓，宗則是同宗之意，表示與周人為同宗之後。姓原是母系氏族社會的產物，在《說文·女部》中記載：“姓，人所生也”，其字從女從生，表明姓所標誌的是出生的血緣關係。在《左傳》昭公四年記載叔孫豹與其過去“所宿庚宗之婦人”對話，叔孫豹“問其姓”，婦人答曰：“餘子長矣。”杜預注云：“問有子否?問其姓(生產)，女生(女子生產)曰姓，姓謂子也。”可見，問其姓就是問她所生的孩子，姓也就是出生的血緣關係。這種出生的血緣關係最初以母系計算，故曰“女生為姓”。後來發展到以男系計算血緣關係時，就出現了宗。在《說文·宀部》中記載：“宗，尊祖廟也。”宗即是祭祀祖先的廟主，所表示的完全是父系的血緣關係。因此，由姓到宗的發展是同社會由母系轉入父系相適應的。顯然，巴有宗姬之稱，說明巴人的父系先祖與周人的父系先祖源出一脈，有相同的出生血緣關係，故為同宗之後。

  對於宗姬的解釋，有的學者從周之宗室子弟這一角度出發，認為宗姬應是周王室的直系後代。此說尚可商榷。如上文所論，宗為同宗之意，代表的是父系血緣上的同源關係，並非指宗室而言。從史實來看，根據《華陽國志·巴志》的記載，宗姬的分封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後。在《左傳》昭公九年也說是“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則此宗姬必與武王同時。假如宗姬果然是武王的宗室子弟，那麼在有關文王、武王或成王進行分封的備物典冊中就應該有史可考，但事實並非如此。從《史記·周本紀》關於王室世系的記載可見，周武王有子十人，長曰管叔鮮，最少曰冉季聃，十人及其後代中沒有一個同宗姬巴國有關。

  對於文、武、周公的後代即宗室子弟在西周初年分封為諸侯的情況，在《左傳》僖公二十四年的記載頗為詳細，其文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這些諸侯國均為西周宗室子弟所建，其源流大多在史籍或金文資料中可以考見，其中同樣沒有一個與武王分封的宗姬巴國有關。按在《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對“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後的分封之數有一說明，文曰：“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這裡所說的兄弟之國，其實就是指宗室子弟所建之國;而所說姬姓之國，在此與兄弟之國對舉，顯然就不是指王之宗室子弟，而是指與周同源的其他姬姓所建之國，二者間的區別是一目瞭然的。

  至於在《荀子·儒效篇》中記載：“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所說“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與上引《左傳》所記兄弟之國和姬姓之國的總數五十五人基本一致。兩相對照，可知這是舉全部姬姓諸侯之數合而言之，未作王室子弟和其他姬姓間的區分。既然史籍已明確指出姬姓諸侯中存在王室子弟和同宗後代的區別，而王之宗室子弟所建諸侯國中又無一稱巴，與宗姬巴國全然無關，那麼，認為宗姬是周王室子弟的說法無疑就是一種誤解了。

  宗姬與周同宗，在班輩上低於武王，在同宗關係的龐大血緣紐帶中居於子輩，由於早已別為氏族，故對武王來說，屬於子族之列，因其分封於巴，故稱巴子。巴謂國名，子謂子族，此即宗姬稱為巴子的由來。

  據《華陽國志·巴志》中記載，殷周之際的宗姬之巴，由於迫使殷人前徒倒戈而“著乎在《尚書》”，名傳千古。這裡所說著乎在《尚書》中記載，古今學者均一致認為是指在《尚書·周書》中的在《牧誓》。在《牧誓》是武王伐紂大戰之前在商郊牧野所作的誓師詞，篇首記載：“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在《史記·周本紀》所引與此略同)同參與伐紂之師的各族武裝共同宣誓。可是在所有軍隊中，絲毫也未提到巴師，在整個誓詞中也沒有片言隻語提到巴人，這同常璩之言顯然矛盾。

  為了證實在《華陽國志·巴志》關於巴師著乎在《尚書》這一記述的可靠性，學者們已經作了許多闡釋，或說彭即巴，或說髳即巴，或說濮即巴，或說舉濮而包巴，總之都在篇中具體提到的八國中去加以論說。然而均無確據，難成所論。有學者從新的角度來考察這一問題，認為今陝西寶雞附近的弓魚國墓中出土的一些器物與四川彭縣竹瓦街所出頗為相似，當為巴人的弓魚氏所遺，並認為弓魚氏即是參與武王伐紂的巴師，應屬在《牧誓》篇首所稱的“友邦冢君”之列，與西土八國不存在什麼關係。此說頗有新意，不過把弓魚氏器物看作巴人所遺，從而把二者等同起來，這一說法似可進一步研究。

  從弓魚伯、弓魚季所作之器特別是青銅兵器來看，其形制與早期蜀文化頗為近似，並且彭縣竹瓦街無論就地域上說還是就已發現的器物來說，均無不與蜀有關，而同殷周之際的巴人談不上直接的聯絡。

  巴師伐紂確為史實，但既不應在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中去強取其證，也不必在《牧誓》中去詳加稽考，以求從中析出一支巴人。上文說過，巴與周為同宗之後，關係甚密，居地相鄰，在殷末參與以周為首的反殷集團，成為“殷之叛國”，並協同武王伐紂，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所以周初也才能夠被武王舉親而封於巴。如像宗姬一類非周王宗室子弟的其他姬姓之國也是如此，均由於相隨伐紂而受王室分封，故其名稱也未見諸在《牧誓》中記載，更未流傳下來。而在《牧誓》所舉西土八國則與此不同，這八國中沒有一個是周之同姓，他們與周的關係並不像周之同姓那樣緊密，參與伐紂也有各自不同的原因，故武王在誓師詞中要把他們特別舉出，一方面可略示其間的區別，另方面則可收儆戒訓令之效。屬於姬姓集團的各個宗支，則由於有血緣紐帶的牢固維繫，並且在軍事上易於連成一體，服從統一的號令指揮，因而用不著把各支的名稱一一列出。

  事實上，在《牧誓》對姬姓集團中的任何一支都是沒有直接列舉的，只是在篇首總挈各部時舉出了各自所任軍職，即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之類，其中自然就包括了宗姬的軍事稱謂。因此在這篇誓詞中找不到宗姬之名是極其自然而又合乎情理的。

  巴國雖為姬姓，與周同源，但諸姬集團早在殷代或在此以前即已別為氏族，依照上古姓氏有別，“女子稱姓，男子稱氏”的通例，其方國名稱均不與姓發生聯絡，而以職司名、居邑名等作為國名，並以此作為氏號，此即古人所謂“諸侯以國為氏”，因此同一族屬的不同宗支在別為氏族後即有不同的名稱。僅以姬姓而論，在《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呂相絕秦之辭曰：“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婚姻也。”這裡的白狄，即指在《左傳》中所記的晉獻公夫人大戎子狐姬和驪姬的族落，與晉同姓相婚，顯為姬姓，此外鮮虞也是姬姓，均為與周同姓而別為氏族後另立名號者，不失為顯著例證。

  五、與巴有關的幾個概念

  巴是一個內涵和外延都十分複雜的概念。從最廣泛的意義說，作為地域名稱，巴的包容面相當廣闊。由於古代以川東、鄂西為中心，北達陝南，南及黔中和湘西地區的一大片連續性地域通稱為巴，所以古代居息繁衍在這個地域內的各個古族也被通稱為巴，並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國、巴文化等概念。從這個意義上看，巴這個名稱包有地、人、國、文化等多層次的複雜內涵，是一個複合性概念。由於巴的內涵的複雜性，導致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往往各執一端，發生很大分歧，至今在若干基本問題上還遠遠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巴地、巴國、巴人、巴文化，是幾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概念。

  巴地，有廣、狹二義。狹義上的巴地，是指姬姓巴國之地，初位於漢水上游陝東南地區與大巴山之間，是著名的“漢陽諸姬”之一，後輾轉南遷到長江上游中游之間的川東鄂西地區。廣義上的巴地，則隨時期的變化而廣狹不一。先秦至秦漢時期的巴地，是指被稱為巴的一大片地域，即以川東、鄂西為中心，北達陝南，包有嘉陵江和漢水上游西部地區，南及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區在內的一大片連續性地域。

  巴國，是指以姬姓巴王族為主體，幷包括版圖內的其他族群，在先後以陝東南和川東鄂西為中心而其四至因時而異的地域範圍內所建立的國家。但不同時期，由於巴疆範圍的不同，巴國的範圍也遠非一成不變。在多數情況下，當巴疆縮小後，其故地仍可稱巴。如漢中屬秦後，其地仍有巴稱。反之亦然。

  巴人是泛指生長在巴國和巴地範圍內的所有人，以及從巴遷徙至其他地方的人，而可以不論其本來族別如何。

  巴文化有三個不盡相同的概念。戰國以前的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是有區別的，巴國文化是指宗姬一系的巴國王族的文化，巴地文化則是指巴地各族的文化。春秋末戰國初巴國從漢水上游南移長江干流，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才結合起來，形成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因此，巴文化含有巴國文化、巴地文化以及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等三個不同的層次。完整意義上的巴文化是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複合共生的地域文化概念。春秋戰國之際巴國從漢水上游南遷長江干流兩岸巴(西陵)、巫、夔峽地區和川東地區，成為當地各族的統治者，於是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始多元共生，從複合、耦合到融合，兩種不同文化的空間構架由此基本重合。到這個時候，巴國文化與巴地文化才合二而一，在考古學上表現為巴國青銅文化與巴地文化(陶、石)相融合，從生活、生產用具到武器等諸方面形成為一個具有特色的整體性系統性文化結構。這個時候的“巴文化”才是完整意義上的，可以用“巴”來涵蓋並指稱國、地、人、文化的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文化概念，從而形成巴文化區。

  巴文化區的地域範圍，大致上北起漢中，南達黔中，西起川中，東至鄂西。它的基本特點，一是大量使用巴蜀符號，多刻鑄在青銅器和印章上;二是巫鬼文化異常發達，以致在川東鄂西尤其三峽地區形成一個頗引人注目的巫文化圈，傳奇甚多，來源甚古，與眾不同;三是樂舞發達，人民能歌善舞，其青銅樂器以錞於為重器;四是崇拜白虎(廩君蠻)與畏懼白虎(板楯蠻)信仰的共生和交織;五是具有豐富而源遠流長的女神崇拜文化傳統;六是“其民質直好義，土風敦厚”，“俗素樸，無造次辨麗之氣”，等等。

  春秋戰國之際巴文化形成後，巴文化區的地域構架同時基本穩定下來，歷秦漢魏晉南北朝基本沒有大的變動，隋唐以後文化面貌始發生較多變化，但在峽區及嶺谷之間其基本文化面貌則一直持續發展到近世。

  考古學上的巴文化，研究物件與巴地的史前文化或全部巴人的文化有異有同。參照夏鼐所說歷史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應當用族名或朝代名(如夏文化、商文化等)來指代，則考古學上的巴文化應當是特指歷史時期巴人所創造的具有獨自特徵的全部物質文化遺存。另一種概念是狹義的文化概念，主要指巴人的精神文化。還有一種是文化人類學上的文化概念，包括巴人的全部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和社會結構。關於巴人的來源問題，學術界一直存在爭論。

  徐中舒指出：巴為姬姓，是江漢諸姬之一，為周族;史籍所載巴為廩君後代，興起於巫誕之說，並不正確;巴與濮原為兩族，後因長期雜居成為一族，故稱巴濮;巴人原居川鄂之間，戰國時受楚逼凌，退居清江，秦漢時期沿江向西發展。蒙文通認為：巴國不止一個，秦所滅巴是姬姓之巴，楚所滅巴是五溪蠻，為槃瓠後代，即枳巴。繆鉞提出：廩君之巴與板楯蠻不同族，廩君祖先化為白虎，板楯蠻則以射白虎為事，兩族非一。鄧少琴、童恩正等堅持巴人出自廩君的傳統看法。鄧少琴提出：古代數巴並存，有清江廩君白虎之巴，而巴誕是廩君族系併兼有獽人的名稱;所謂太皞之巴，應源出氐羌。董其祥在《巴史新考》支援這一看法，並認為賨、誕、僚、獽等族，曾與巴共處於江漢平原或川東，有些就是巴族的組成部分。蒙預設為：古代沒有一個單獨的巴族，先秦至少有四個巴國，即廩君之巴、宗姬之巴、巴夷賨國和枳巴，分別活動在夷水、漢水、渝水及涪陵水會，分屬蜒族、華夏族、賨族和獽蜒族。李紹明則提出了廣義巴人和狹義巴人的概念，認為廣義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誕之蠻”，其族屬未必一致;狹義的巴人則指巴國王室，即“廩君種”，其主源可追溯到濮越人，其次源可追溯到氐羌人，但一經成為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就與昨天那些母體民族告別了。

  不難看出，在巴人的來源問題上可謂歧說紛繁，難以縷析。必須經過辨證，才有可能整理出大致清楚的頭緒。

  長陽佷山與武落鍾離山：

  根據文獻《湖北三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上的考察記載，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些學者提出長陽都鎮灣佷山即巴人發源地武落鍾離山的觀點。從山名、方位、難留山、赤、黑二穴、陰陽石、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等多方面論證了此觀點不能成立。然後，從地名、地貌、民俗、姓氏、縣誌、古文獻、考古發現等，論證了長陽西部今柳山為武落鍾離山。

  ⑴.佷山即“武落鍾離山”嗎：

  在廩君巴人的族源探討中，“武落鍾離山”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地名。《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關於巴人祖先廩君是這樣記載的：“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鄭氏。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後漢書》由南朝宋范曄所著，上述內容引自《世本》。《世本》一書由戰國或西漢史官所撰，記黃帝至春秋時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地等。關於廩君的故里，與《後漢書》的記載一致，也是“武落鍾離山”、“赤黑二穴”等。

  武落鍾離山在什麼地方呢?文獻上有隻言片語的記載，歷史上有一些學者費力考察過，但長期以來沒有確切的答案。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一些文化人，提出武落鍾離山在長陽都鎮灣，就是佷山。這一觀點的主要論據有如下幾條：

  ①山名的由來與演變：

  武落鍾離山是武絡山與鍾離山的合稱。“落”是長陽俗語，指一種量詞單位，也就說是“堆”和“疊”之意。因之武絡山就是五座山，或是一座有五個山峰的山。佷山有五個山峰，第一峰名“佷山包”，第二峰名“魁頭山”。佷山原名五落山，“五”與“武”同音，後來就訛為“武絡山”了。佷山東隔長楊溪有撞鐘堖山，古傳有鳴鐘懸於其山，因其與清江北岸的佷山為長楊溪所隔離，故稱“鍾離山”。後來史家將武絡山(即佷山)與撞鐘堖山(即鍾離山)總稱為“武落鍾離山”了。

  ②佷山的方位與難留山：

  北宋《太平寰宇記·峽州》記載：“武絡山，一名難留山，在(長陽)縣西七十八里，本稟君所出處也。”《水經·夷水注》記載：夷水(即清江)“東徑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東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

  考察佷山到長陽縣城龍舟坪的距離，陸地相距六十多里，水路相距七十八里，與《太平寰宇記》記載完全吻合。難留山就是武絡山——廩君故里，對它的描述與佷山的魁頭峰相同，也是獨立峻絕，有一石室，長几十米，高數米，寬數米，其下又緊挨一個石室。這兩處石室可供民眾避難居留，故稱“難留山”。

  ③赤黑二穴與陰陽石：

  在歷史記載中，凡提到武落鍾離山就會提到赤黑二穴，這是武落鍾離山的基本特徵。如在史籍《後漢書》中關於廩君的記載中，就說到巴氏之子出於赤穴，另外四姓之子出於黑穴。在史籍《晉書·李特載記》中說：“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

  在關於石穴的歷史記載中，大多都說石穴內有並立兩個石柱，稱陰陽石。《水經注·夷水》記載：“西面上裡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太平御覽·荊州圖》記載：“宜都(長陽曾隸屬宜都)有穴，穴有二大石，相去一丈，俗雲其一為陽石，一為陰石。水旱為災，鞭陽石則雨，鞭陰石則晴，即稟君石也。”《輿地紀勝》、《清一統志》等，都有廩君石穴中陰陽石的記載。

  據認為佷山有陰陽石與赤黑二穴，證明佷山即武落鍾離山。陰陽石為一塊長約三十米、寬約二十米、高七、八米的天然巨石。一頭乾燥一頭潮溼，乾燥的部分稱陽石，潮溼的部分稱陰石，整體稱陰陽石。陰陽石下面有三個石穴，其一可容五十人。其二可容一百人，石頭含血色，自然是“赤穴”。第三個石穴可容二十人，終年無光線照射，是“黑穴”。

  ④遺址與文物：

  佷山如果是廩君生活過的武落鍾離山與赤黑二穴，那麼在這座山與石穴中應有大量巴人遺址與文物出土。據稱，在武絡山北麓固倉坪，出土過古代土磚十萬塊，磚頂和側面，有符號狀的圖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1981年又發現一個古城遺址，名黃土包，出土有碗、罐、銅鏡、銀鐲等。佷山往西幾里處，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鈕錞於，是巴人的用具，現陳列於湖北省博物館。

  但是以上四條證據能成立嗎?佷山真的是武落鍾離山嗎?

  ⑵.佷山不是“武落鍾離山”

  以上四條主要證據，認為都不能成立，下面逐一提出不能成立的理由。

  ①對山名的解釋過於牽強附會：

  將武落鍾離山解釋成武絡山與鍾離山的合稱，論文作者沒有提出根據。將武絡山理解成 “五座山”，又進一步解釋成為佷山的五座山峰，很牽強。另外，在發現“武落鍾離山”之前的1980～1981年，長陽縣進行了全縣地名普查，1982年編印了《長陽縣地名志》。該志記載佷山有三個山峰而不是有五個山峰：“佷山獨立峻絕，頂有三峰，主峰在東，名網魚包;西面一峰，形如丁字，名丁字堖;……中間一峰，如擎天石柱，頂如古將頭盔，得名盔頭巖。”這就令人懷疑，是不是有人為了論證佷山即武落鍾離山，而有意將三個山峰改成了五個山峰。

  有一篇論文這樣解釋“鍾離山”：佷山東隔長楊溪有撞鐘堖山，古傳有鳴鐘懸於其山，因其與清江北岸的佷山為長楊溪所隔離，故稱鍾離山。這種解釋是非常牽強附會的。在中國，被稱為“鍾離”的古今地名比較多，如春秋時楚國在安徽鳳陽東北置鍾離縣，東晉時置鍾離郡。今日安徽滁州有鍾離古城，北京鳳凰山風景區有鍾離洞。難道這些地方都有一個鐘被周圍的山隔離了?

  長陽民間有關於武落鍾離山山名的傳說。武落，本來是武羅，長陽人相信武羅大仙，武羅大仙就是閻王。人們用武羅大仙來命名一座山，叫武羅山。後來用文字記載，武羅山記成了武絡山。漢代有個將軍叫鍾離權，和土藩打仗，失敗了遁於深山，得道而成仙，人稱漢鍾離，八仙之一。民間的這種解釋似乎比上述“五個山峰”“鐘被隔離”的牽強猜測要合理一些。

  經考證，武羅大仙似非閻王，而為道教之神。在史籍《山海經·中次三經》中記載：“青要之山，實惟帝之密都……神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齒，其鳴如鳴玉。”袁珂認為：“據此經所記，則有似《楚辭·九歌》所寫山鬼式之女神。”今洛陽青要山有個山村叫城崖地，村邊有座武羅宮，宮中供奉著青要山的山神武羅大仙。這武羅大仙就是袁珂所說的武羅女神了。

  東漢時，張魯在四川巴郡傳播五斗米道時，“與巴郡巴人同族的鄂西地區的巴人(廩君蠻和巴郡南郡蠻)由於特殊的族緣關係便先後信了五斗米道。隨後，五斗米道發展到廩君國全境，即今之巴東、建始、宜都、長陽……”長陽在東漢時出現以道教神靈命名山脈的現象是不奇怪的。《後漢書》記載廩君死後化為白虎，鹽水女神生前化為蟲娥，這種人與動物化變的觀念明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響。

  ②佷山的方位、面積不像是武落鍾離山：

  《太平寰宇記·峽州》記載，武絡山在長陽縣城西面三十九公里。佷山距今長陽縣城龍舟坪大約正是這個距離，這是不是一個證據呢?不能簡單地下結論。據《長陽縣誌》記載，夏商周長陽未置縣，屬荊楚之地;秦屬黔中郡;從西漢到晉，長陽的縣治全在州衙坪;從南北朝到隋唐，長陽縣治在州衙坪，或龍舟坪，或資丘;五代宋元以後，縣治基本上全是龍舟坪了。

  《太平寰宇記》是北宋之書，但其中大部分的內容是轉引《世本》的。《世本》是西漢時期的作品。西漢時期長陽的縣治不是現在的龍舟坪，而是在與佷山隔河相望的州衙坪。州衙坪以西七十八里的武落鍾離山，顯然不在佷山，而是在佷山以西的某個地方。所以，如果不瞭解長陽縣的建置沿革，簡單地依據一條文獻記載，就到龍舟坪以西七十八里的地方去找“武落鍾離山”，是南轅北轍的。

  還有，佷山離縣治州衙坪非常近，地處清江下游淺丘河谷地區。一般說來，這樣的地方是漢人生活區，而不大可能是少數民族的生活區。從歷史文獻上看，武落鍾離山應該在清江中游以上的崇山深谷之中，廩君與遠古巴人在那裡過著原始部落的漁獵生活。佷山孤立而狹小，三面環水，南北長三里，東西寬二里，山不高，僅三百餘米，這樣的環境怎麼可能是一個山地民族的發源地呢?

  佷山是不是難留山呢?避難一般選擇交通不便的深山中，利於躲藏。佷山等於就在縣治的旁邊，孤立而狹小，這樣的地方怎麼可能是巴人遇難居留的“難留山”呢?據記載難留山的石穴中可容納幾百人居住，而佷山上只有幾個小石穴，可以容納幾個人居住。在當地史志文獻中，從未記載這裡有難留山，或者有大量民眾避難於佷山上。

  ③“赤黑二穴”與“陰陽石”沒有說服力：

  從相關記載看，早期巴人居住於洞穴之中。在五姓中，巴氏居住於赤穴。巴氏作為部落的一支，當時的人口，少則幾百人，多則上千人。可以想象，赤穴是非常大而深的一個石穴。與赤穴同一座山還有黑穴，黑穴居住著另外四姓人，屬於部落的其他支系。可以想象，黑穴中的人口比赤穴更多，因此這個石穴可能比赤穴更大更深。在長陽西部的大山區中，能容納幾百或上千人的石穴有好多個，證明歷史文獻中關於赤黑二穴的記載並非不可能。

  但是有些人為了論證武落鍾離山在佷山，將山上的兩個小石洞解釋為赤黑二穴，顯得非常牽強。考察時發現，據有關論文稱可以容納一百人的“赤穴”，呈不規則的弧形，洞口、洞體均不明顯。勉強能認為是洞口的部分，高七米五，寬四米八。其內部似為洞穴處，外大內小，大處高二米一，寬五米;小處高一米二，寬一米七;洞深四米六。經計算，所謂“赤穴”，其內部似為洞穴處，約有十五平方米，只能住一兩個人而已。仔細觀察，所謂“赤穴”的洞口，有兩個人造水泥柱(直徑八十厘米)頂著一塊約而是立方的大石頭，不知為什麼要人工製作，顯得不自然。

  據有關論文稱可以容納二十人的“黑穴”，經測量，洞口高三米六，寬二米一，洞深八米六。往洞內走兩米後，洞口僅寬八十厘米，洞高不超過二米六。經計算，“黑穴”洞內的前寬部分(長兩米)的面積為四平方米，後窄部分(長六米李)的面積為五平方米，加起來共九平方米。洞口的前寬部分，洞頂是水泥做的，不是天然的岩石。也就是說，這個前寬部分本來不是個洞，只是人工製作了一個水泥頂才成為洞。如果去掉這個前寬部分的面積，“黑穴”只有五平方米，住一個人都有困難。

  關於“陰陽石”，據文獻記載，進一個洞，走一百多步，可以看到兩個相距一丈遠的石柱，就是陰陽石。佷山上的石穴內部太小，不可能走一百多步，只能走幾步。陰陽石不在石穴之內，而在石穴之外，成為石穴的頂蓋。陰陽石不是兩個相距一丈的石柱，而成為平躺在山上的一塊巨石。陰陽石本來意思，是指一個石柱常潮溼，一個石柱常乾燥。而佷山上的這一塊平躺巨石，一頭潮溼一頭乾燥，所以稱陰陽石，與歷史記載不符。從以上分析可以肯定，佷山上的“赤、黑二穴”與“陰陽石”，完全沒有說服力，完全搞錯了。

  ④佷山本身沒有發現文化遺址與文物：

  為了證明佷山是武落鍾離山，有些人找到了遺址與文物作為證據。據稱，在佷山北麓固倉坪，出土過古代土磚十萬塊，磚頂和側面，有一些符號狀的圖案，可能是巴人古文字。據所查，固倉坪是古代緊挨著縣治州衙坪旁邊的一處大型糧庫之所在，這些土磚是用來修建糧庫所用，並不是廩君時期巴人使用過的土磚。至於土磚上的圖案，是不是文字尚不能確定，更不可輕易地斷定屬於巴人古文字。

  1981年在固倉坪發現了一個古城遺址，名黃土包，出土有碗、罐、銅鏡、銀鐲等文物。但這篇論文沒有說明，這個古城遺址是什麼時期的?是漢人的還是巴人的或是土家族的?這個古城遺址是哪個考古單位挖掘的?有沒有正式的考古報告?考古報告上有沒有一些定性的科學結論?

  據稱在佷山往西幾里處，出土一件完整的虎鈕錞於，是巴人的用具，現陳列於湖北省博物館。然而這並不能證明佷山是稟君與早期巴人生活過的地方，正如固倉坪的出土文物無法證明佷山是武落鍾離山一樣。有沒有佷山上的古文化遺址與夏商周的文物出土呢?至今沒有發現。既然這樣，又怎麼能說佷山是廩君與早期巴人生活的武落鍾離山呢?

  ⑶.武落鍾離山新考：

  如果說長陽都鎮灣的佷山不是武落鍾離山，那麼武落鍾離山在哪裡呢?與武落鍾離山有密切關係的難留山又在哪裡呢?我們認為，長陽西部的柳山是難留山，也就是武落鍾離山。

  在史籍《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記載：“難留城山，縣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鍾離山，交施南建始界。” 縣西二百里，是在什麼地方?根據《長陽縣地名志》的地圖與資料推算，大約在清江伴峽一帶。難留山在史志記載中常稱為“難留城”或“難留城山”。據親眼所見，清江伴峽的石壁，大多筆直如牆，少有樹草，像一座石城。沿江偶而望見山上幾個石穴，就像是石城石堡上的瞭望視窗或槍眼。難怪古人稱“難留城”，“城即山也”。

  難留山在史志記載中常形容為“獨立峻絕”。柳山佔地面積十七平方公里，主峰瞧村坡，海拔一千一百四十米。站在瞧村坡往四下看，因周邊環水，與其他山無牽連，故有“獨立”的感覺。柳山環水之處，均為懸崖絕壁，絕壁往往險峻。如果沿著清江或招徠河泛舟，必有“峻絕”之嘆。

  柳山北麓、與巴東縣交界處有柳山村。在柳山村調查時，該村柳開軍說：柳山內部是空的，山上的水全部透過天坑流入地下水道，再透過虎洞流入招徠河，我們這裡地下沒有水，打多深的井也不能出水，所以柳山是難留水的山，稱為難留山。漁峽口鎮的幹部林愛梅說，柳山村的人吃水困難，是有名的，很難解決。金翔早在1989年就提出，難留山即柳山。他說：“柳山屹立江岸，壁立如城十多里，峻絕壯觀，以難留山之‘城即山’來推斷，以為，這個柳山當是昔日的‘留山’，而'留山'前冠以‘難’字，顯然又起因於‘每亂，民入室避賊不可攻，因名難留城也’的緣故。”他以“柳”、“留”諧音為一依據，是不成立的。因為柳山又稱柳家山，因柳家村而得名，而柳家村因村民姓柳而得名長陽縣招徠河正在建設水利水電工程。在文獻《招徠河水利水電樞紐工程地質勘察報告》中記載：“柳山河間地塊裂隙、斷層發育，且存在多條橫切地層的斷層，使得本來相對獨立的含水體貫通而成為一個統一的含水系統……虎洞暗河區：南起□孔，北至虎洞，東自半面坑，西止紙房溪，匯水面積二十五公里，其中頁岩分佈區十五公里。”柳山是難留水的山，從這份報告得到了證實。

  2004年10月，在武漢大學圖書館線裝書庫中查到民國十年(公元1921年)的長陽地圖，地圖在柳山位置上清楚地標有地名“難留城山”。難留山即武落鍾離山，在長陽西部，今稱柳山。

  ⑷.赤穴新考：

  榨洞在鹽池以東約兩公里的伴峽北岸，這一帶的山石大多呈紅褐色。榨洞洞口的上方，岩石的紅褐色彩非常鮮明。1992年《長陽縣誌》也記載榨洞“洞前壁呈赤色”。榨洞有一個巨大的洞口，洞內平坦、乾燥而通風，有陽光照射進來。洞內有寬敞的大廳，適合於人類居住。這裡山上野獸資源多，水中魚類資源豐富，吃鹽方便，宜於人類生存與繁殖。榨洞距水面十米左右，吃水用水、生活漁獵與上船下船方便。

  在史籍《太平寰宇記》等文獻中，皆記載廩君石穴中行百步有兩個石柱，“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溼，陽石常燥。”從榨洞洞口行一百步，寬敞的大廳裡立著兩個鐘乳石石柱。右面的高約四米，基本乾燥。左面的高約七米，與洞頂連線，十分潮溼。兩石柱距離，目測一丈有餘，以尺量實際兩丈有餘。除兩石柱的距離略有出入外，其他地物特徵與歷史文獻的記載驚人吻合。在史籍《後漢書·南蠻傳》中說：“難留城山，縣西二百里，一名武落鍾離山。”

  清朝同治年間的《長陽縣誌·雜記》中記載：“鹽水西北行五十餘里有一山獨立峻絕，名為難留城，從西南上裡餘得石穴。百步放得石磧有二，文石並在穴中。此處 “鹽水”非指清江，而是指歷史上的鹽水縣縣治資丘。今資丘鎮距伴峽正好五十餘里，與縣誌記載吻合。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龔發達在洞內採集到磨製黑色石斧一件;八十年代張典維在洞口發掘出石錛一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湖北省博物館的王善才對榨洞進行了發掘。探明洞口地層堆積較厚，可分七層。第二層出土早期巴文化陶片。

  ⑸.黑穴新考：

  柳山東北的招徠河流域有一個虎洞，它由三個洞組成：水虎洞、旱虎洞、倒把子洞。每個洞都可以住幾百人，非常寬敞。在史籍《晉書·李特載記》中說：“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榨洞作為赤穴，它的洞口岩石是紅褐色。虎洞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黑，洞口周圍全是黑色的石頭，洞口深處黑乎乎的，什麼也看不見。從《長陽縣誌》的“母巖母質圖”看，榨洞與虎洞的石質是不同的，榨洞一帶屬於用橙紅色表示的頁岩區，虎洞一帶屬於用青灰色表示的矽質白雲質灰區。虎洞往南不到一里處，招徠河有一水灣，一向導稱為黑灘，一向導稱為黑灣。這裡所謂“黑”，不是說水黑，而是說山黑、石頭黑。虎洞位於黑灣附近，其洞口全是黑石，曾有“黑穴”之稱，完全是可能的。在史籍《水經注·夷水》中記載：夷水“東徑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裡餘，得石穴……東北面又有石穴，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

  這段文字中提到兩個石穴，一個在山之南，往西走一里，故在柳山西南。榨洞正好在柳山西南，它就是赤穴。文字中又提到赤穴的東北面，又有可容數百人的石穴，這顯然是黑穴。今檢視長陽縣地圖，虎洞正好在榨洞的東北面，它們每個洞都可以居住數百人。

  傳說廩君死後化為白虎，虎成為巴人的圖騰。長陽縣境內出土了戰國時期的青銅器虎鈕錞於，反映了這個地區很早就存在著巴人的虎崇拜。長陽縣帶“虎”字地名的有五十多處，不少與巴人或土家人有關。如漁峽口白虎隴，清朝同治年間的《長陽縣誌》中記載：“白虎隴，縣西二百三十里，昔稟君死，精魄化為白虎。”由此可見，虎洞很可能是早期巴人居住過的“黑穴”。

  在虎洞內，有大量人類居住與生產過的遺址。如用石塊搭起的類似床、桌、椅的用具，還有熬硝使用過的石灶、石坑，它們的年代不詳。據嚮導介紹，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當地農民在虎洞挖出大量“龍骨”賣錢。榨洞與小洞在同期也挖出“龍骨”，同時也在洞內挖出了新石器與舊石器時期的人類石器，“龍骨”可能是人類食用過的動物的骨骼。虎洞與榨洞、小洞都在柳山，相距不過十來裡，虎洞挖出了“龍骨”，推測虎洞中也可能有人類使用過的石器。

  招徠河發源於巴東，在虎洞處進入長陽，在長陽境內長十二公里。招徠河與清江匯合處、柳山的東南角有一處外村裡遺址。長陽博物館的張典維曾在此處發掘出新石器文化的遺物，如石斧、石錛、石紡輪、陶球等。1987年，中山大學考古專業部分師生曾在這裡的遺址處進行考古發掘，遺址的文化內涵早的有兩週時期的石器與陶片，有些早至商代。遺址的上層比較多的為戰國時期的筒瓦、板，楚滅巴以後曾把這裡變成一個建材生產基地。由此可見，從新石器到夏商周、秦漢，招徠河始終有人類在這裡生活和生產。

  覃是長陽縣土家族最大的姓氏之一，人口最多，主要分佈在長陽西部。長陽縣的覃姓以漁峽口最多，漁峽口的覃姓以招徠河最多。在長陽《覃姓族譜》中稱：招徠河是覃姓的聖地。有學者研究早期巴人的四姓，即樊氏、曋氏、相氏、鄭氏，考證出：“覃氏源於曋姓。”這證明，早期巴人的四姓，曾居住在招徠河流域。

  關於巴人的族源與發源地，上個世紀主要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巴人是太昊的後代，起源於甘肅而後到達清江。第二種觀點認為巴人是黃帝的後裔，起源於陝西而後到達清江。第三種觀點認為巴人是稟君的後代，是清江流域的土著。童恩正是第三種觀點的代表人物，他認為前兩種觀點不能成立，又說：“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鍾離山，又名難留山，一般都認為在今湖北長陽縣境內。”在湖北長陽境內的什麼地方呢?在典籍《辭海》中認為在西部：巴人“周以前居武落鍾離山(今湖北長陽西北)。”但有些學者認為在長陽東部，提出長陽都鎮灣佷山即巴人發源地武落鍾離山的觀點。本文從多方面論證了此觀點不能成立。然後，從地名、地貌、民俗、姓氏、縣誌、古文獻、古地圖、文化遺址、出土文物等，論證了長陽西部今柳山為武落鍾離山。今伴峽榨洞為廩君所出之赤穴，今招徠河虎洞為早期巴人其他四姓人所出之黑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