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氏起源及歷史

  嘉姓是中華姓氏之一，讀音作jiā(ㄐㄧㄚ)。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嘉父，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通志氏族略》載，鄭樵注云：“晉大夫嘉父之後。欒氏黨也。”此以字為氏。嘉姓現今人口約九千，排在第七百六十七位，在臺灣則沒有。

【得姓始祖】

  嘉父、孔父嘉、姬嘉。

  姬嘉： 燕太子丹玄孫。王莽篡漢後，為收攬人心，曾大賜天下，其中賜燕太子丹的玄孫姬嘉為王姓。 東漢王朝建立後，姬嘉後人即全部拋棄王氏，大部恢復回姬姓，亦有人則以嘉字為姓氏，稱嘉氏。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時期晉國大夫嘉父，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據史籍《左傳》記載，周桓王姬林二年(公元前718年)，晉國的“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於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即翼政權(晉國國內並立的另一位國王即晉(翼)侯姬郄)管理九宗(對呂梁一帶遊牧民族的統稱)的五正(管理遊牧民族的官職)頃父的兒子嘉父將晉(翼)侯姬郄從“隨”地迎到了“鄂”地(今山西省臨汾市鄉寧縣)，而後收攏‘鄂’地的各股勢力，成為可以匹敵晉莊伯(曲沃莊伯)的勢力。晉國人後來也稱晉(翼)侯姬郄為鄂侯。

  自此，作為晉(翼)侯姬郄權臣的嘉父的後裔有以其名為姓氏者，稱嘉氏。

  源流二

  源於姬姓，出自西漢時期原燕太子丹玄孫姬嘉，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燕太子丹(公元前?～前226年)，是戰國末期燕王喜的太子。秦國滅韓國前夕，燕王喜送其入秦國為人質，以結好於秦國。但太子丹因在秦國不受禮遇，怒而逃歸。不久，秦國開始了統一中國的戰爭。燕國地處長城以南，易水之北，在戰國七雄中屬於國小力微，君臣上下恐懼秦國。燕太子丹則千方百計欲報前仇，但無計可施。

  秦王贏政十五年(公元前231年)，秦國滅韓國。秦王贏政十九年(公元前228年)，秦國滅趙國。同年，秦軍兵臨易水，將攻燕國。燕太子丹在危急之時，透過田光認識了荊軻，欲派其刺殺秦王。他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車騎美女資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次年，他派荊軻為使者，攜秦國逃亡燕國的將軍樊於期的頭連同燕國督亢地區的地圖(今河北涿縣、定興、新城、固安一帶)，以請以“舉國為人臣”為名，朝見秦王。臨行，送之易水，擊築悲歌而別。荊軻刺秦王失敗。秦王嬴政派大將軍王翦、辛勝進攻燕國，燕國聯合代國發兵抵抗，於易水西為秦軍擊破。次年，秦軍再次大舉攻燕國，攻克燕都薊城。燕太子丹和燕王喜逃至遼東。秦軍大將李信率大軍隨後追擊。李信兵屯首山(今遼寧遼陽)，使人書數太子丹之罪，燕王喜大懼。秦始皇帝二十一年(公元前226年)農曆10月，燕王喜聽從了代國君主的計策，佯召隱匿在衍水的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縊殺之，然後斷其首，並將其頭獻給秦軍以求和。然而，秦軍仍然進兵攻之。之後五年，秦國終於滅了燕國，俘虜了燕王喜。燕太子丹被昏聵的父王所殺後，人們為了紀念這位愛國的太子，就把衍水改名為太子河，就是後世太子河名稱的由來。太子河也正是因此而成為遼寧省內一條富有傳奇色彩的河流。明朝著名詩人韓承訓詠太子河詩云：“燕丹昔日避秦兵，衍水今傳太子名。渠口遠從千澗出，頭邊近倚一川平。斯干自入維熊頌，如帶應同白馬盟。向晚渡前爭利涉，隔林煙雨棹歌行。”如今，太子丹藏匿的地方已無從稽考了。但從遼陽附近的地理環境看，太子丹很可能就棲息於遼陽市東的沙坨子(今桃花島村)一帶。西漢末期，漢元帝皇后王氏任自己的侄兒王莽為重臣，後掌大司馬，以至王莽權霸漢廷，最後於漢孺子嬰初始元年(王莽居攝三年，公元8年)纂政。王莽篡漢後，為收攬人心曾大賜天下，其中賜燕太子丹的玄孫姬嘉為王姓。

  東漢王朝建立後，姬嘉後人即全部拋棄王氏，大部恢復回姬姓，亦有人則以嘉字為姓氏，稱嘉氏，世代相傳至今。

  源流三

  源於女真族，出自宋朝時期金國特嘉氏，屬於以部族名稱為氏。

  金國時期，有女真貴族特嘉氏部族，居住在張皇堡一帶地區(今山西忻州五臺山七級嶺)，遂以部族名稱為姓氏，稱特嘉氏，後省文簡化為單姓嘉氏;由於世居張皇堡，其族人中亦有以地名首字為姓氏者，稱張氏，該支嘉氏、張氏同宗同源。

  源流四

  源於子姓，出自春秋時期宋國大夫孔父嘉，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

  孔父嘉，公元前?～前710年待考，子姓，名嘉，字孔父，春秋時期著名的宋國大夫，他是孔父嘉是孔子的六世祖，官為大司馬。宋宣公子力(公元前747～前729年在位)臨逝世前，讓位於其弟子和，是為宋穆公。

  宋穆公在位九年(公元前728～前720年)，臨逝世前又召來大司馬孔父嘉，囑咐他輔幫助將君位還給宋宣公的太子子與夷，並將自己的兒子子馮出居於鄭國，免得子馮與子與夷爭君位。孔父嘉受囑，擁立子與夷即位，是為宋殤公。宋殤公在位十年，宋國四處征戰十一次，民不堪命。太宰華督偶爾見孔父嘉的妻子“美而豔”，欲謀奪其妻，遂借安寧人民為名，鼓動宋人哄亂，藉機將孔父嘉殺死，順利奪取了孔父嘉的妻子。宋殤公聞知此事後大怒，華督便一不做、二不休，又殺死了宋殤公，將公子馮從鄭國迎回來即位，是為宋莊公。此次事件之後，孔父嘉的家人子孫四處遷逃，孔父嘉的一個兒子叫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畏華氏家族之逼，奔逃至魯國，落居曲阜，以先祖之字為姓氏，稱孔氏，成為後世孔子的先祖;有一支逃至隨國(今安徽六安壽縣)，以先祖之名為姓氏，稱嘉氏。

  後隨國在周襄王姬鄭十二年(楚成王羋頵三十二年，公元前640年)被楚國令尹子文率大軍所擊敗，隨國被迫西遷至漢東(今湖北隨州)，其故地被楚國改為曾國西陽，後又成為楚國的壽春，因此史稱其為曾隨嘉氏，與孔子世家同宗同源。

【遷徙分佈】

  遷徙

  (暫缺)

  分佈

  嘉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姓氏群體，現今人口約九千，排在第七百六十七位，在臺灣則沒有。

  今四川省的綿陽市、劍閣縣、廣漢市，湖北省的隨州市，河南省的登封市、鄧州市、南陽市，福建省等地，均有嘉氏族人分佈。

【郡望堂號】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

  【典故軼事】

  關於燕國

  1.燕國

  西周燕國，今京、津及河北北部，召公之封地。自西周早期分封始，地處北方民族的環圍之中，曾是周王朝的東北屏障。

  在古代史籍文獻裡，有關燕的記載甚少，尤其西周時期的燕國，自第一代燕侯起，有八世燕侯無任何文獻記載，直至第九世燕惠侯繼位時，已是公元前864年。也就是說，西周早、中期歷時約二百年的歷史，在史料文獻中處於空白狀態。因此，要了解這一段歷史，考古發掘的實物資料的釋讀尤為重要。

  從考古學的角度界定燕國文化，研究其產生、發展以及與周邊文化的碰撞、選擇、排斥、覆蓋的過程，是對燕國初期歷史的一種再現，進而理解燕國對不同族屬的土人的統治方式。

  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北京市琉璃河燕國墓地的“侯”銅器的出土及附近城址的調查之後，史學界便從燕國封地諸多地點的尋覓中擺脫出來，認定琉璃河遺址就是燕國始封地，但就文化範疇方面，又產生了分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隊的所有發掘簡報和報告中，皆慎用“文化”一詞，多用“燕國貴族”、“殷遺民”等詞。最早是天津市博物館的研究員韓嘉穀，始在一篇論文中用“周人的燕國文化”一詞，以顯示與土著文化遺存的區別：

  ①指出了燕國文化中的商文化因素。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吉林大學的拒馬河考古隊在流經河北地區的拒馬河沿岸進行了考古調查和試掘後，使用了“西周燕文化”的概念，將周文化和商文化合成界定為西周燕文化，認為土著文化遊離於其範疇之外。

  ②其後，雖有人使用“西周燕國文化”一詞。但在文化範疇的界定上基本同韓氏。1992年，石永士等先生撰寫了《燕文化簡論》，對東周時期燕文化的來源及特徵進行了歸納，認為周、商碔、北方民族等多種文化構成了燕文化。

  ③1995年8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舉行了燕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並會同北京大學考古學系聯合對琉璃河城址和墓地進行了再次發掘，視琉璃河遺址的西周時期遺存為燕文化。

  ④從琉璃河墓地1973年發掘開始，至1995年的二十二年期間，隨著河北北部、京津地區考古工作的展開，產生了“周人的燕國文化(或姬燕文化)”、“西周燕文化”、“西周燕國文化”、“燕文化”以及“周文化(因素)”、“商文化(因素)”、“土著文化(因素)”等相關概念詞語，體現了考古工作者極力認識遺物提供的複雜資訊、儘量釋讀考古資料、解決重大歷史問題的美好願望。

  上述諸多稱謂應包含著三個不同層次的概念：

  ⑴.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一種文化中的最小構成單位，指文化中的一種成份或某種趨向性。如周文化中含“商文化因素”，應理解為商族文化的影響滲透到周文化中，成為周族文化的一個組合部分。這部分“商文化因素”呈現的並不是商族文化的全部，很可能只是少量的幾種最富特色的表象，象使用腰坑的葬俗，常見器物中的袋足鬲、簋等。另外，這部分“商文化因素”由於存在於母體文化之外的異族文化之中，必定會產生某些變異，所以，有時，它表現的是商族的趨向性，並非是商族文化的象徵。

  ⑵.族文化：

  像“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中的燕、周等都是民族的稱謂，那麼，連帶的文化就有了族文化的含義。

  在考古學上，文化與族名相連線，需要諸多程式。發現一種有特色的考古學文化，要確定其地域上的分佈範圍和年代上的跨度，然後同文獻上記載的同時間、同地域活動的民族相對照，完全對應起來之後，才能夠冠以某族文化之名。當然，由於中國考古學的史學背景，也有先確定文獻上的民族，再從固定的地域去尋找考古學文化的先例，但找到之後，在確定哪一種文化與族名相對應時，仍舊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實物出發，在考古學文化和歷史文獻的兩個時空框架中構築族文化的柱石。

  一種族文化確定之後，考古學文化就與創造這一文化的人類共同體相關聯。周文化和商文化的確立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的結果。對西周時期是否有燕文化這一問題存在著分歧，當然，這裡的燕文化概念未指有特色的燕文化。否認者更多地考慮到遺物中周文化因素的成分，肯定者則更多地看到土著文化因素的滲透。燕國城址和墓地的存在已經證明了燕文化的存在，使用同一座城池、同一處墓地的只可能是一種人類共同體，西周早期燕文化主體由周、商兩種文化因素構成，至西周晚期，該城址和墓地所體現的同一性考古學文化的主體仍然不變，早期的其它文化因素有極少量地融入其中。整個西周時期周、商兩種文化因素穩定地出現於燕國的一個個遺址中，穩定地共同創造新的文化因素，這些因素既不同於周文化，也不同於商文化，它們的合成狀態就是西周燕文化。

  “土著文化”是指他族文化到來之前，在當地長期生存，有自己的文化源流的文化。實際上可能包含有多個不同的族屬，是一種存在狀態上的稱謂，不是某一個部族的稱謂，因此，它不應與“燕文化”、“周文化”、“商文化”並列在一個概念層次上。但是在燕國大地上，西周燕文化產生之前，當地只確認出一種考古學文化，即張家園上層文化。這一名稱畢竟是考古學上的稱謂，與創造並使用這一文化的人毫無關聯，因此，就燕國的特殊情況而言，土著文化已成了張家園上層文化的代名詞。

  ⑶.國文化：

  國文化是一國之內的主體族文化和其它附屬族文化共同的複合體。燕國是西周的分封國，帶有強制性殖民的色彩，其統治者是姬姓周人，必然在自己的統治區域內強行推行周文化，但封地內非同族文化的抵抗也是正常的，周文化也好，張家園上層文化也好，它們只是處在不同的等級層面上，即為統治者所屬文化與被統治者所屬文化之分。如果僅是從統治者所屬文化的角度去認識文化的屬性，那麼兩週時期，中國大地上存在的就只有一種周文化，正是由於諸多異族文化的碰撞、磨擦，西周各個封國的文化面貌才異彩紛呈，即使是統治者所屬文化的本身也因身處異地而不同於周人本土的文化。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觀察西周燕國文化，最初必定是幾種文化的複合狀態。

  2.燕國文化諸等級層面的區分

  對於不同文化成份的分析一直為燕文化研究者孜孜以求，往往由於劃定範疇的差異，導致認識上的偏頗。本文擬從一個新的角度去劃分文化因素，即根據燕國墓葬的區別排列出不同的等級層面，層面之間的差別可以反映其社會地位的不同，然後進一步認識每一等級層面中不同的文化因素。將等級層面作為橫剖面，將年代作為縱剖面，使不同文化因素的交往始終呈現在時空框架內，以便更準確地認識西周燕國文化。

  認識西周燕國文化最好的切入點，莫過於北京市的琉璃河燕國都城遺址。1986年，城外墓地M1193出土的銅簋、銅卣上發現封燕銘文，證實此地為燕國始封地。

  琉璃河燕國都城遺址包括城址、居址、墓葬三部分，較全面地反映了西周燕國生產，生活的整體情況。燕國都城呈方形，南半部被河水沖毀。東西長約八百三十米，南北殘長三百米。城牆的部分地段挖有基槽，大部平地起築，分為主牆和內外護坡，主牆基寬三米左右，夯打堅實，土質純淨，內外護坡夯打稍差，城外有寬三米的護城河。

  墓地位於都城東牆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發掘將其以京廣鐵路為界，劃分成不同的墓區。北區無大型墓，均中、小型墓，盛行殉人、殉狗的風氣。南區中有墓道的大型墓及車馬坑集中在西南角，包括已確定為燕侯墓的M1193，除一座大型墓葬的南墓道發現一個人頭骨外，沒有發現殉人和腰坑殉狗。由於南、北區葬俗的不同，發現者認為北區為殷遺民墓地，南區為燕侯家族墓地。

  由於城址揭露面積小，墓地整體鑽探情況不詳，只能根據目前已發表的資料進行可能的分析。

  劃分層面的標準是根據墓室的大小，墓室越大，等級越高，反之越低。在當時的年代，墓室的面積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只有具備特權的人才能生前住大房子，死後佔據較大的空間。基於墓室是死者生前生活的寫照的原理，在同一墓區內，以墓室的長短、寬窄為依據，劃分出不同的等級層面。同一層面中有因為葬俗和與燕侯的關係區分出更細的階層。年代劃分的標準有兩個，一是原報告的結論，一是筆者多年的研究成果。

  墓地南區既有墓室長7米以上，帶有墓道的大型墓，也有長四～五米，無墓道的中型墓，更有長二～三米的小型墓，也可以說，南區至少可以區分出三個等級層面。墓地北區沒有大型墓，其中型墓較南區中型墓小，隨葬品也相對較少，其等級應較南區中型墓低。北區的小型墓與南區的小型墓基本接近，即北區的墓葬至少也可分出兩個等級層面。城址中出土的有明顯張家園上層文化特色的陶器，在墓地中卻沒有發現相應的墓葬，顯然是使用墓地的人們排斥的一種文化，應列為另外一種等級層面，社會地位最為低下。總述之，將琉璃河燕國遺址及墓地所體現的文化面貌區分為六個等級層面，體現了燕國人之間社會地位差別。

  ⑴.第一等級層面即燕侯：

  由於M1193出土了刻有封燕銘文的禮器被確定為一代燕侯之墓。M1193位於墓地南區的西南部，周圍集中了帶有一至兩條墓道的大型墓葬，M202、M1046、M1193的資料已經發表，其中M1046雖有車馬坑，但墓室長四米二，寬二米八，規模同於中型墓，在此未列入燕侯級別。而另兩座燕侯墓的墓室長七米以上，寬五米以上。

  在報告中定為四條墓道，其實所謂四角均有墓道，有人認為不是真正的墓道。經查對，每條墓道長只有四～五米五，其中東北、西南兩條墓道底寬六十五～七十厘米，而另兩條墓道底寬只三十二～三十五厘米，這麼窄小的墓道是不能將燕侯的棺槨抬入墓室的。再者，墓道與墓室相接處深度只有三米六～三米八，其下的墓室還有六米餘深，單人上下已十分不便，更不用說抬著沉重的棺槨了。四條墓道中有三條的底部有一或二條凹槽，很象繩子的勒痕，推測是在放置棺木時，在四角用繩子拉住，同時著力，使棺槨平穩地下降到墓底。因此，四角的窄溝是繩索的通道，與墓道的意義是不同的。同一墓地M202的墓道長十二～十四米八，寬一米八五以上，北墓道修成階梯狀，便於人的上下。這樣的墓道與M1193的繩索通道有著本質的差別。所以，M1193是一座無墓道的大型墓。

  這類墓葬幾乎都被盜掘一空，從中型墓中較多的精美青銅器，可以反證大型墓中原應有相當豐富的遺物。目前只有M1193出土了三件青銅容器，青銅兵器、車馬器較多。因銅戈上鑄有“成周”字樣，青銅容器具有西周早期特點，該墓的時代定在西周的成康時期。M202出土的零散的車馬器和裝飾品中沒有M1193的同類器，無法確定年代。

  青銅容器刻有封燕記事的銘文，兵器上鑄有“燕侯舞”的字樣，銅容器具有祭祀禮器的性質，“燕侯舞”也是一種武舞儀式，銅容器和兵器從器型、紋飾、使用者諸方面都非姬姓周人莫屬。因而M1193的青銅容器和兵器可作為周文化的代表性器型。

  ⑵.第二等級層面即燕侯宗族顯貴：

  這類墓分佈在南區的燕侯墓區之東距離百餘米，墓室長四～五米一，寬二米五～三米七。

  這些墓的葬俗與燕侯墓相同，不殉人，沒有腰坑，其中M253的堇鼎、圉碢、圉卣的銘文都記載了這一支系曾作為燕侯的代言人去成周參加周王的典禮，向召公奉獻食物等事件，表明他們與燕侯的關係相當密切，其身份應為燕侯宗族中的重要成員和直系親屬，無疑也是姬姓周人。

  M251、M253、M401都出土了青銅觶與M1193同類器形制相同，銘文中又涉及到成周和召公這樣時代感很強的地點和人物，發掘報告將三墓的年代定在成康之際是合理的。

  這批墓中出土的青銅禮器可以作為周文化的又一個代表性部分，其鼎、簋、鬲、碢、觶等器物形制和花紋亦作為周文化因素藉鑑。與銅器共存的陶器中以鬲、罐最常見，應屬周人用器範疇。鬲基本為正方形造型，分襠;罐多折肩、素面。

  ⑶.第三等級層面即異族貴族：

  這類墓位於墓地北區的西南角，距燕侯墓區四百二十米，其中有兩座墓附有車馬坑。墓室長三米八～四米三、寬二～二米四。墓中青銅禮器的造型與M253的同類器物相同，年代當屬西周早期。

  墓中多存在殉人、殉狗、墓底設腰坑的情況，與周人的葬俗明顯不同;墓室較周人顯貴小，距燕侯墓區遠，青銅禮器不配套，數量少，花紋簡單。有內容的銘文記載的是燕侯賞賜事件有;車馬坑的兩座墓多隨兵器。顯然是較周人顯貴地位低，有徵戰能力的異族首領。

  青銅容器鼎、鬲、簋、觶等與周人器物形制相同，但其中整體瘦長的觶是周人墓所不見的。此外，隨葬陶器中鬲為扁方體，有實足跟;罐圓肩，多有繩紋;出有原始青瓷器;三角緣、器表滾印繩紋，內壁有一週劃紋的矮圈足簋則在周人墓中基本見不到。

  有人根據這類墓殉人、殉狗的葬俗，銅器銘文中的族徽的形狀認為是殷遺民的墓，也有一定道理。周武王滅商之前，商文化的影響相當廣泛和深入，在整個黃河流域都發現有殉人、殉狗的墓葬，無法肯定這廣大區域的部族是否都是商人，從琉璃河墓地看，其葬俗不屬於周人的部族，器物中顯示濃重的商文化色彩，但罐形很難歸屬商文化範疇。

  ⑷.第四等級層面即周人及異族中的次貴族：

  兩區均有，墓室長三～三米七五，寬一米五～二米八。根據分佈位置又可分辨出等級稍有差別。

  分佈在燕侯墓附近的有六座。M201、M208均被盜掘，除殘剩的青瓷豆和少許裝飾品可作為西周早期的斷代依據外，無其它隨葬品能夠進一步說明問題。另外三座中的兩座為西周早期。M102”，最大，長三米七五，寬二米八，雖被盜擾，仍出土了二十四件青銅兵器及十七件大銅泡。M209的墓室最小，但由於未被盜，出土了較多的青銅禮器和兵器，包括中型墓中少見的帶有銘文的乙公簋和揚鼎。值得注意的是陶器裡有一件呈扁方體的矮胖、分襠、袋足鬲，頗具商文化陶鬲風格。屬西周中期的M205，是距燕侯大墓M202最近的一箇中型墓，出土了相當多的青銅兵器、車馬器。這六座墓簇擁著燕侯墓，實行與燕侯墓同樣的葬俗，既無腰坑，也不殉狗，推測是周人中的次貴族。個別墓裡出現個別的商式陶器。

  分佈在周人顯貴墓區的有兩座。M254、M1093的墓室稍小，除青銅兵馬器外，容器只見陶器，從陶鬲較高的足跟、罐類變得矮胖看，年代應在西周中期，M254的陶簋是南區惟一的一件簋，造型為商文化式的，但器表所施四組弦紋又與商簋不同，更有意思的是，該墓填土中殉狗一隻，顯見是周人接受了某些異族文化因素影響所致。這兩座墓的墓室較小，距燕侯較遠，墓主身份應稍低於燕侯墓區的次貴族。

  分佈在北區異族貴族墓區的有三座。西周早期的M50墓室規格較低，長只有三米一五，寬一米九，卻出土了中型墓中最多的青銅容器，包括三件有銘文的銅器，然而沒有一件是標明其社會地位的鼎或簋，可見其富庶程度與社會地位極不相稱。西周中期的M51、M264(後者位於京廣鐵路以南，原報告中稱為南區，在後面的小型墓中將敘及該墓屬北區範圍)規格居中，長三米五、寬一米五～一米八，不出青銅禮器，只出陶器。這三座墓的墓底挖有腰坑，有殉狗現象。陶器基本與周人相同，以鬲、罐為主，可見這批人雖然只是地位較低的次貴族，但在葬俗上極力靠近周人。其中墓室較大者，具有一定的特權，如M51出有玉柄形器(該墓地共出兩件玉柄形器，另一件出於異族貴族墓M53)，M264出土車馬器。

  分佈在北區東北角的墓群距異族貴族墓區二百餘米，距燕侯墓區就更遠了，其中三個中型墓M22、M26、95F15M2均未出青銅禮器，陶器的年代應在西周早期。M26最大，長三米六、寬二米零五，出有兵器。其鬲的形制非常特殊，折沿的沿面略凹，折肩，分襠，三個鳥喙狀足跟，襠面佈滿纏繩工具的按痕。根據筆者對距琉璃河遺址僅三十五公里的鎮江營遺址的整理結果，這種鬲當為張家園上層文化的一種因素，也就是說在周人到達之前，在這一區域活動的應為另外一種文化，該文化中含有商文化因素。在鎮江營遺址中，這類墓頭向東，無腰坑，而琉璃河遺址中的M26則頭向北，有腰坑，有殉狗，墓中出有兩件典型的商文化的簋。在M2周圍的中、小型墓的葬式、葬俗及隨葬的陶簋都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點，所以，這個小墓區當是商文化因素濃厚的人群留下的，M26的墓主是他們中間的代表人物，體現出來的風格已是包容了張家園上層文化。

  在北區的最北部，距異族貴族二百米左右的M105是其中最大的一座墓，長三米七五，寬二米一，出土了較多的青銅兵器和車馬器，銅戈的內上鑄有“碤戈”二字，陶鬲為商文化式，墓底有腰坑，二層臺上有殉人，從其葬俗和隨葬器物看，當與M26屬同群人。

  通觀第四個等級層面的墓葬，可以得出這樣一個印象，青銅容器的出土量與墓室的大小不成正比，而隨葬有青銅兵器、車馬器或玉柄形器的常常是同類墓中地位最高者。M1029、M51、M264、M26、M105等各區代表性墓葬中，M1029的墓室規模和兵器數量勝於後四個墓，並且是距燕侯墓最近者。於是匯出三點結論，一是第四等級層面的人為燕國軍隊的各級統領;二是周人出身的統領地位稍高於異族出身的統領，三是燕侯對異族人的需要主要為充實軍隊。

  ⑸.第五等級層面即燕國平民：

  這類墓是墓地中數量最多者，墓室長度在三米以下，除M65出土一件銅爵，餘墓多以陶器和裝飾品隨葬，發表資料中有確切墓室記載的有四十二座，只有六座墓出有青銅兵器，推測其身份應是平民，可能包括燕國軍隊計程車兵。

  北區有二十八座墓。其中西周早期墓十二座，為M1、M3、M20、M21、M23、M24、M31、M58、M65、M66、M108、95F15M1，除M65、M66、95F15M1不見殉狗現象外，有九座墓用腰坑殉狗，一座在填土中殉狗，殉狗現象佔早期墓的83%;西周中期墓七座，為M4、M6、M19、M32、M60、M1126、95F15M3，其中殉狗者四座，佔中期墓的57%;西周晚期墓九座，為M13、M17、95F15M4～M10，只見一例殉狗現象，僅佔晚期墓的11%。

  西周早期墓中以鬲、簋、罐為組合的較多。鬲為扁方體，分襠式，有個別的商式袋足鬲;簋為三角緣、矮圈足，器表施細繩紋及折線劃紋;罐多圓肩，施繩紋。其中鬲和簋帶有濃厚的商文化色彩。

  西周中期墓的器物組合中，鬲、簋和鬲、簋、罐各佔一半。鬲接近正方體，弧襠，足跟粗壯;簋變成敞口、素面、圈足加高;罐的變化較小。其中鬲和簋的整體造型已經很難說清是更接近周文化還是商文化，看上去更像是兩種文化的融合狀態。

  西周晚期墓的器物組合以鬲、簋、罐為主。鬲為正方體，襠變矮，出現沿面有數道弦紋的袋足鬲和足跟鬲;簋在中期的基礎上發展成口沿更加外翻，底平緩，圈足細高的形制;罐多素面，變矮胖，器表飾多道弦紋。三類陶器的形態更難分辨出屬於某一種文化了。

  需要特別提及的是M1126，該墓位於原報告劃定的南區北緣。原分割槽的標準是以切斷墓地的京廣鐵路線為間隔，但當時使用墓地的燕國人不可能按現代的鐵路線劃分墓地，墓區間的劃定應以墓葬的實際情況為準則。M1126的底部挖有腰坑，內殉一狗，隨葬器物中的簋為典型的三角緣、矮圈足、器表飾細繩紋的商式簋。從葬俗和隨葬品的情況分析，M1126與周的墓葬完全不同，應歸入北區的範圍，無獨有偶，在M1126左近的東西一線上，分佈著兩個中型墓，M264的底部也挖有腰坑，殉狗一隻，M254的填土中也殉狗一隻。M254屬燕侯家族墓區的一座墓，年代已到西周中期，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北區葬俗的影響。僅從M1126、M264的情況似可推斷，當時墓地南北區的分界應在今京廣鐵路之南，南區的北部。因而，整個墓地的四分之三以上劃歸北區，四分之一的部分屬南區。所有的墓無一例有腰坑、殉狗者，隨葬品簡單，種類較少，均以鬲、罐為基本組合。其葬俗、器物同周人墓，應是周人中的平民階層。

  西周早期一座墓，M252。鬲為正方形，分襠柱足;罐為圓肩，飾繩紋。

  西周中期七座墓，為M203、M204、M210、M321、M339、M1022和M1124。鬲襠平緩;罐趨矮胖。

  西周晚期六座墓，M266～M268、M296、M298、M341。鬲襠變矮，腹部有飛稜;罐更矮胖，器表飾多道弦紋。

  從葬俗和隨葬器物的變化看，西周早期兩區變化較大，西周中期趨同，西周晚期已完全一致。

  ⑹.第六等級層面即張家園上層文化：

  1995年發掘琉璃河燕國都城時，在城內文化堆積中發現一種沿外有附加堆紋的夾砂褐陶筒腹鬲所代表的遺存，與墓地中不同層面的文化因素共存，未見單獨存在的單位。但1978年城址西牆外的一個灰坑中卻單獨存在著這類遺存的折沿聯襠鬲，小口四系罐，深腹大口碦等。不過，遍觀墓地，除一件鬲顯示出有這類遺存存在的資訊外，目前發現的所有中、小型墓未見一件可確定為這類遺存的器物，大型墓就更不必說。

  這類遺存被稱之為張家園上層文化，儘管在城址中一直生息到西周中期，始終未能進入燕國墓地。

  張家園上層文化的墓葬在京津唐大地廣有發現。如前面提到的鎮江營遺址，同類墓葬均為土壙豎穴，單人仰身直肢，頭向東，基本無隨葬品，個別有隨葬品的放置在頭部的一側，有相當數量的成年死者埋葬在自己的小房屋或窖穴之內。幾乎所有的未成年兒童及新生兒都葬在房屋周圍的灰坑裡。而天津薊縣的幾處墓地中，多有木棺，單人俯身直肢葬，頭向東，一般均有一至二件青銅容器隨葬，為鼎、簋的組合，置於人骨頭部的一側，墓主兩耳帶有金耳環。均與燕國墓地葬俗顯著不同，這支文化不僅沒有出現在墓地裡，到了西周晚期，在城內也銷聲匿跡，顯然也一直被燕國統治者所排斥。

  燕國城址和墓地的六個等級層面的劃分，為了解早期的燕國提供了更多的視點：

  ①墓地有大、中、小型墓。每個墓區的小型墓均佔半數以上，小型墓中有相當數量只隨葬一種陶器或者無陶器隨葬，這樣的墓主生前也不會很富有。所以，該墓地應是燕國人的公共墓地，並不是只作為貴族墓地。

  ②墓地不同區中聚集了不同的人，隨葬器物顯示出周文化的、商文化的、張家園上層文化的，以及其它難以命名的文化因素，據傳還出土過青銅短劍，燕文化呈現的文化面貌是多源的。當然，周、商文化是其最主要的兩個源頭，而其它文化因素逐漸被排擠掉。

  ③等級制度的不可逾越性。周人是第一位的，大型墓是燕侯墓，自然是姬姓周人，為第一等級;屬於顯貴階層的稍大的中型墓中，燕侯的宗親者的墓室最大，隨葬的青銅禮器也是配套的，並且圖案華貴，等級高於異族貴族;屬於次貴族階層的中型墓，距燕侯最近，與燕侯有某種血親者，墓室最大;小型墓中，燕侯墓附近的小型墓墓室較大。商人是第二位的，貴族階層墓中有商文化墓，或與商文化關係極為密切的墓。與張家園上層文化等土著產生關聯的墓，在同一等級裡，幾乎是最末等，埋葬偏遠，沒有青銅器禮器。

  ④商文化是周文化與其它異族文化的中介點。周人墓葬中可以看到商式的銅器和陶器，商人墓葬中可見到張家園上層文化的陶器，商人起到了周人與異族聯合的橋樑作用。

  ⑤墓地中四分之一的面積是周人的，而四分之三是商人及其異族的，說明燕國之中，周人只是權勢極大的少數人。

  3.西周時期燕國態勢

  究竟是什麼原因促使周人到千里之外的燕地建國，佔據這塊土地後又是怎樣鞏固統治的呢?由於文獻記載的匱乏，只能藉助考古資料的釋讀去了解燕國初期態勢。

  ⑴.建燕的年代：

  自從北京琉璃河的調查和墓地的發掘後，考古界已普遍認為該城址是西周燕國初都，但究竟受封於何時說法不一。學者郭仁等認為該城名聖聚，建城年代應早於周初。周初封燕後，周人接管了城池作為燕都。學者常徵認為周召公初封地在河南郾城，平管蔡之亂後，於周成王十年遷都於今琉璃河城址，號燕城。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根據天文學的研究成果，認為封燕之年在周武王伐紂之時，即公元前1045年。

  考古工作者於1975～1995年，在琉璃河城址共發現了三座西周早期的墓葬打破了城牆護坡，1975年的一座墓裡出土了陶簋，因其資料未發表，很難確定這件簋是否屬於西周早期，僅據此就作出此城建於商代，又延伸出為商代古燕國之城的推斷還為時過早。

  應當說，琉璃河考古工作的繼續開展為封燕年代的討論帶來了轉機。1986年的琉璃河第1193號大墓的銅簋、銅卣上的銘文，記載了周成王封太保之子克於燕的史實，學者張長壽認為是初封，不是再封。因伴出的銅戈中有兩件內上有“成周”二字。1995年清理城內堆積，在西周早期的遺蹟內發現刻有“成周”二字的甲骨片，成周營建於周成王初年，燕國的建立也應是西周成王年間的事。

  據文獻記載，周公率軍鎮壓管蔡之亂，商王子祿父北奔，祿父原被封於殷墟原地，其地而北即為華北平原，如果當時已建立了周人的燕國，祿父則腹背受敵，不可能北奔。從史籍《漢書·地理志》取考：“殷末，有蒲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太公。”在典籍《詩·魯頌》中記載：“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的記載知齊、魯二侯國皆為周成王所封。

  商王子祿父之所以北奔，原因可能有二：一是齊、魯兩國已建立，東奔不可;二是北方無周人，原曾為商之盟族，勢力還相當強大，北奔可尋求庇護。由於祿父的北奔，使周成王感到了來自北方的壓力，由此建立了燕國，將周朝三公之一的周召公之後人封在那裡，“以蕃屏周”。以古文獻的記載與考古資料相印證，當知燕國的建立時間要晚於齊、魯兩國，約在周成王後期。

  ⑵.西周燕國文化構成：

  燕侯墓中的銅器銘文曾載，燕侯克就封燕國時，帶來了周成王分給他的羌、微等六個方國部族，與周初其它分封國，如魯國得到的“殷民六族”等意義相同。已有學者考證燕侯得到的六族分佈在西至陝、東到魯的廣大區域，有的是周人同盟，有的是周人平亂後臣服於周的東夷諸族。

  周滅商後，將天下分封給自己的同族或同盟，每個被封者都要靠自己的武力來維持領地，尤其是姬姓諸侯被封在完全陌生的、原來曾是商人後方的地方，遇到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他們必須憑武力才能奪取立足之地，因而，周滅商時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被分解成許多支各自為戰的小股力量，僅靠此去奪國是困難的。於是，諸侯只能利用異姓部族的合作，而原曾為商臣的一些小國部族也願意服事周人以保有貴族地位，最後，分封國的貴族階層實際上已經成為來源複雜的複合體，表現的文化也是多種面貌的組合狀態。

  考古資料所表明的早期西周燕國文化面貌也不例外。如前部分說到的那樣，是以周、商文化因素為主，包含北方其它異族文化因素的組合狀態文化。之所以用組合狀態一詞，是因為諸多的文化因素尚未完全的融合為一體，只是彼此趨同。如屬周人墓的M209出現商式分襠袋足鬲、M254出現商式的簋，北區異族墓的葬俗上逐漸減少腰坑、殉狗現象，向周人的無腰坑形式靠近。

  周人與異族文化之間趨同首先開始於低等級墓，上面提到的出現商文化因素的周人墓M209、M254是中型墓中較小的，南北區的小型墓在西周中期表現了更大的趨同性，隨葬陶器的鬲向低襠發展，罐向矮胖演化，而城址的非宮殿區文化堆積中往往是諸文化因素陶片共出，未見一例某種文化因素單獨存在的單位。可見等級越低的人們越容易溝通。

  不同種的人類文化聚合在一起，經過一定的時間，就像江河的支流匯入主道一樣，最後必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種新的文化。西周初年的滅商、分封等重大歷史事件造成了不同種文化聚合的機會，促成多種文化匯入周文化，形成不同風格的齊、魯、燕、晉等新的諸侯國文化。新的文化生成之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於是群雄並起，逐鹿中原，周王朝從興盛走向衰亡也是歷史之必然。

  ⑶.西周燕文化：

  燕國作為一種特定的歷史環境，聚集了諸多不同種文化，諸文化因素的滲透釀成燕文化。從琉璃河附近之鎮江營遺址的情況看，西周中期已有一種周、商文化因素合體的文化覆蓋了異族文化。這種合體現象體現在許多器型上，如鬲的整體為商式造型的袋足，卻附有周式的矮小足跟，如簋雖有商式的敞口外形，口沿、器表、圈足都發生了變化，周人是不使用陶簋的，也許是受商人銅簋的影響。文化合體的結果，使遺物產生群體的變化，我認為應將這些變化後的遺物群體稱之為西周燕文化，與此相關聯，創造這一文化的人類共同體業已形成。

  西周燕文化在北京琉璃河燕都城遺址、鎮江營遺址、昌平白浮、河北滿城要莊均有成組器物出土。其陶器中商文化因素顯然強於周文化因素，如大量出土商式袋足鬲，如四系罐、三角劃紋簋的普遍存在等等。埋葬習俗上更接近商文化風格，滿城要莊和昌平白浮的中型墓均有腰坑，要莊的二層臺上也殉有一狗。在隨葬品方面，要莊的袋足鬲多於足跟鬲，商文化特色更濃重，昌平白浮墓陶鬲的足跟為周文化因素，口沿起泥條凸稜又是張家園上層文化因素，同墓的青銅短劍、頭盔、刀等兵器則為北方某些民族所特有。總之，西周燕文化中，商文化因素最重，周文化因素次之，並間或顯示出少量的張家園上層文化及北方其它民族文化因素的存在。

  這種文化表象與燕國墓地中周人佔據面積很小的情況相結合，透視出燕國社會背景的某些方面。周人在燕國只是少數，又多屬高等級人物，不可能直接與下層接觸，其間所藉助的中間力量是商文化色彩濃重的原商人舊臣。商文化在其承上啟下的橋樑作用中，廣泛地播下了文化傳統的種子，最終成為燕國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周人雖然在意識上歧視、排擠張家園上層文化等北方民族文化，但無法控制商人舊臣與當地土人的接觸，當土著文化強大起來之後的春秋時期，就連周人也無法拒絕土著人的加盟了。

  ⑷.燕國重視武備：

  燕國建立之初，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華北大平原，西有巍峨的太行山，時有山地民族侵擾，東有渤海海浸和黃河故道的滾動所造成的沼澤地帶，道路不暢，平原中部地勢平坦，一望無際，無險可守，南面是商人腹地，商人復國心盛，不可能幫助周人，北面是曾保護商王子，與周人抗衡的商舊臣。周人率軍越過廣袤的商地，遠離王畿，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燕國初立，戰事頻繁，平定領地內的土著，抵抗北方民族的侵擾，均憑武力支援。從燕侯墓中隨葬多件銅戈、戟、護面和車馬器，以及中型墓中有兵器、車馬器者墓室較大，等級較同類墓高的現象也可看出，燕侯本人尚武，手下貴族也都是大大小小的軍事統領。

  燕國是周王同宗，召公是周朝重臣，燕國在北方要比其他分封國(如薊)等級高，是北方諸侯中名正言順的統領，不僅可以發號施令，還可以憑藉武力強行佔領，但是燕國所面臨的北方民族也曾十分強盛，因而時有衝突發生。到西周中期，燕國勢力已跨過永定河，在京西的昌平落腳，昌平白浮燕墓，隨葬品中日常容器相當少，大部為兵器、車馬器，其M2為一女性，僅隨葬的各種青銅戈就達十五件之多，另有戟六件，加上劍、斧、盾、矛等共三十七件，還有車馬器三十三件，而銅、陶容器總共只有三件，可見當時的武力在人們心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