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葉爾氏起源及歷史

  何葉爾氏是中華少數民族的一個姓氏，讀音作hè yè ěr(ㄏㄜˋㄧㄝˋㄦˇ)，滿語為Heyer Hala。源於錫伯族，出自古鮮卑族錫伯部族荷葉爾氏族，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據家譜文獻《何葉爾氏家譜》記載：“何葉爾氏始祖，原為黑龍江齊齊哈爾達爾札齊部人”。錫伯族何葉爾氏族人後多改漢字單姓為何氏、赫氏、賀氏、菏氏等。

【得姓始祖】

  (暫缺)

【起源源流】

  單一源流

  源於錫伯族，出自古鮮卑族錫伯部族荷葉爾氏族，屬於以居邑名稱為氏。

  何葉爾氏，亦稱賀伊爾氏、賀依爾氏、何依爾氏、何伊兒氏、何耶兒氏、賀耶爾氏、荷葉爾氏、赫葉哷氏等，是錫伯族人的姓氏，後有部分女真族人引為姓氏，成為滿族的姓氏之一，滿語為Heyer Hala。

  “錫伯”是本民族自稱，有自己的語言和文字，漢史則稱其為犀毗、師比、鮮卑、矢比、席百、席比、錫伯等。

  關於“錫伯”一詞的含義，歷來諸說不一：一說意為瑞獸或珍貴材料的衣帶鉤，即史籍《漢書·匈奴傳》中所稱的“犀毗”即為用犀牛角或貴重金屬製作的衣帶鉤，為王公貴族所專用的物品;一說為地名，即今海拉爾(呼倫貝爾)迤南室韋山一帶地區，漢文史料注稱為“錫伯”，因此居住在這一帶的少數民族因以得名。

  錫伯族人大多認為自己是古鮮卑族人的後裔，其先民原遊牧於華北的晉西北地區，其中一支居於華北的亞高山草甸荷葉坪一帶(今山西平遙五寨，海拔2784米，古稱何葉坪、何葉壩)，遂取地名為自己的部族稱號，稱為荷葉爾氏族，後改為何葉爾氏。至今，何葉爾氏族的民間仍然保留有許多生動美好的傳說。

  據家譜文獻《何葉爾氏家譜》記載：“何葉爾氏始祖，原為黑龍江齊齊哈爾達爾札齊部人”。錫伯族何葉爾氏族人後多改漢字單姓為何氏、赫氏、賀氏、菏氏等。

  按：

  漢、唐之際，因中國北方地區戰亂紛紛，錫伯族人向中國東北地區遷徙到相對安定的大、小興安嶺、呼倫貝爾草原生息繁衍，何葉爾氏族隨遷至小興安嶺一帶地區。後來，由於東北地區的高句麗國與大唐王朝之間的頻繁爭戰，錫伯族人大多又移居到更為北部的黑龍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基本上過著漁獵生產的生活方式。

  到公元十六世紀，東北地區女真族諸部再次崛起，以建州女真為核心的佟·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政權，並在短時間內透過政治、軍事手段和策略，迅速將東北地區境內的各個民族統一在後金政權的管轄之下，錫伯族人就在這一時期被編入滿州蒙古八旗，何葉爾氏族也在其中，為滿州蒙古鑲黃旗。之後，整個錫伯族人的社會組織發生了急劇變化，生產方式基本上轉入相對穩定的農牧業經濟。

  錫伯族人撰寫家譜的歷史比較短暫，這部《何葉爾氏家譜》是錫伯族晚期歷史時代方開始進行整理的家譜記載，而達爾札齊部則是蒙古族中生活在黑龍江中上游流域的分支韃靼人的一支，並非錫伯族人。因此，以該部家譜為鑑，無以說明其姓氏的真正起源。同時，本書贊同“錫伯”為地名說，蓋因其為錫伯族人的自說，為本民族自己的歷史記載。

  錫伯族族名源起“莝草”一說，“莝草”是地名，在錫伯族人的家譜中多記有“伯都訥錯(磋)草溝”這一地名。“錯草溝”、“磋草溝”即“莝草溝”之異寫。先是以地貌特徵命地名，然後以地名命部落之名，之後成為族名，最後有成為姓氏者。

  不過，近有學者認為錫伯族並非是鮮卑族遺民，而是源出西海女真族的瓜爾佳部，或曰其源於金國時期的女真錫伯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說法皆源出滿族學者，其他民族的史學家皆不支援這類說法，因此還有待進一步爭鳴、考證。

【遷徙分佈】

  何葉爾氏是一個錫伯族、滿族共同使用的姓氏，源出錫伯族，今已多冠漢姓為何氏、赫氏、賀氏、菏氏、李氏、葉氏等，分佈在全國各地。

  1.錫伯族起源和兩次大規模遷徙：

  關於錫伯族的源流問題，已發表了很多文章，如與滿族同源說、與女真同源說、為蒙古的一支說和北鮮卑的後裔說。

  著名錫伯族化工專家、族史學者何葉爾·李力認為，北鮮卑的後裔說是準確的，而且應當說是直系後裔。在史學家賀靈、佟克力所著《錫伯族史》和白友寒所著《錫伯族源流史綱》中也說明：“鮮卑人乃是我國古代北方東胡族系的一支，最初遊牧在大興安嶺及呼倫貝爾草原廣大地區。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北匈奴敗於漢將竇憲，大部分匈奴西遷，鮮卑遂進入北匈奴故地。

  東漢桓帝時(公元158～167年)在首領檀石槐的領導下，鮮卑組成強大的部落聯盟。”以後，鮮卑族人逐漸南下，統一北方，建立了強大的北魏王朝，以後又分裂為南室韋和蒙兀室韋，南室韋轉化為錫伯，蒙兀室韋轉化為蒙古。北鮮卑南下後仍有少數人留居故土，演變為錫伯族。由於地理環境沒有改變，使她們保留了故鮮卑一些特徵，如風俗、語彙和族名，形成了北鮮卑的直系後裔。

  根據遼寧省瀋陽市錫伯家廟《太平寺碑文》記載，錫伯部族世居海拉爾東南扎蘭陀羅河流域，扎蘭陀羅河即綽爾河。又根據民族學家米文平所撰《英雄民族的搖籃》一文記敘，1980年7月30日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鄂倫春自治旗嘎仙洞內，發現了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43年)北魏皇帝派中書侍郎李敞來此祭祖始刻於洞內石壁上的祝文。這是一千五百多年前保留下來的“原始檔案”，證實了嘎仙洞即《魏書·禮志》所載拓跋鮮卑先祖舊墟石室。從這兩處遺址考察，證明錫伯族人在遷徙到遼寧地區之前，一直活動於古拓跋鮮卑地區，為拓跋鮮卑留下的遺民。

  錫伯族早期居住在科爾沁草原。“元明兩代，生活在這裡的錫伯族役屬於科爾沁蒙古，其後陸續歸附於清，從此離開故土開始了遷徙駐防的歷史。”大體上在現嫩江以西，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境內。

  正是由於以上歷史和地理環境關係，這部分遺民延續了鮮卑的民族稱號，以後稱為室韋、席北、錫伯等，不過為不同時期漢語音的音變而已。鮮卑語音與漢語發音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在不同時代譯為漢文時，就會發生或多或少的差異。又如現在新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族口語稱自己民族為錫窩，而今俄屬西伯利亞地區原為漢朝時期鮮卑民族生息之故地，因族名而名其地，英譯為Siberia，漢譯應為“鮮卑利亞”。

  從語言學來研究，今新疆地區錫伯族人的語言中，仍保留有豐富的鮮卑語詞彙。《日本研究·鮮卑人東渡日本考》中(1988年第一期)談到日本江戶時代的私家史書《東日流外三郡志》，那上面記載有：“在上古日本北部有渡來民族，號稱津保化族，津保化日音Tuboke，就是‘拓跋’。由於鮮卑族的影響，在現代日語中保留有鮮卑族詞彙，這些詞彙與新疆錫伯語發音很近似，說明現在的錫伯語保留有鮮卑語詞彙。”

  從民俗方面觀察，在今遼寧省的瀋陽市新城子區黃家鄉，有一位錫伯族農民供奉的“喜利媽媽”上還掛有“銅獸”，這與鮮卑民族習慣供奉的“鮮卑獸”是一致的。

  錫伯族的“喜利媽媽”是保佑子女平安的神，而“鮮卑獸”則是古鮮卑民族尊奉的圖騰。

  傳說，鮮卑的祖先在南遷時，在鮮卑山(今大興安嶺)中迷失了方向，被困在山裡。後來，有一個神獸出來為其引路，鮮卑族人乃得出山，到南方大澤(今內蒙古呼倫貝爾草原)發展。

  這個神獸類馬似牛，吻上生角，背上長翼，又稱五爪虎，從此成為北方鮮卑等遊牧民族崇拜的圖騰，是專門保護族人安全的一種神獸。

  綜合以上，從地理上的活動區域、語音、語言詞彙和民俗四個方面，說明現在的錫伯族確係北鮮卑的直系後裔。

  2.錫伯族從北鮮卑故地輾轉南遷盛京：

  錫伯族的先民鮮卑，因早期活動區域不同，又分為北部鮮卑和東部鮮卑。北部鮮卑早期遊獵於大興安嶺的森林裡，後來南遷到呼倫池的草原上，然後繼續向西南遷，徙居陰山河套之間，與滯留的匈奴相融合，發展為拓跋鮮卑。東部鮮卑在三國時期活動於西遼河上源的西拉木倫河流域的丘陵地帶，西晉時期發展為慕容鮮卑、宇文鮮卑等部。拓跋鮮卑在公元386年至534年建立北魏王朝，成為中國北方民族在中原的第一個政權。進而統一了黃河流域，使長城內外連成一片，促進了各民族大融合，為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為後來隋唐更大統一奠定了基礎，為締造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錫伯族是沒有入主中原的北部鮮卑遺民的直系後裔。他們依然遊獵於以“拓跋石室”為中心的大興安嶺北段的森林裡。那麼，錫伯族的先民是怎樣從北鮮卑的故地來到盛京的呢?下面，加以簡要敘述。

  這一時期始於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九部之戰”，到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錫伯族奉命西遷伊犁戌邊，歷一百七十年。主要是在清朝的前期。這一時期是錫伯族在清朝的首次大遷徙，形成居住大分散的開始，也是清政府對於錫伯族實行“分而治之”的開端。

  先說明在清開國史上的兩件大事。這兩件事對於錫伯族的被迫大遷徙有直接的關聯。

  一是：“九部之戰”。十六世紀末，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真之後，開始兼併鄰近諸部，為了遏止建州部勢力的擴張，於明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農曆9月，發生了清開國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戰”。有葉赫、哈達、輝發、烏拉、扈倫四部，科爾沁、錫伯、卦勒察、蒙古三部，珠舍裡、納殷、長白山二部等九部聯兵三萬，分三路向努爾哈赤進攻，雙方激戰於古埒山(今遼寧新賓夾河鄉勝利村)。結果努爾哈赤戰勝，九部聯兵潰敗。錫伯族是“互爭雄長”的九大部族之一。這樣的生死存亡的戰爭，對於作戰的雙方不能不產生各自不同的影響。

  值得申明的，一是錫伯族名的“錫伯”二字，就是從記載這次戰爭的文獻中出現的，之後一直沿用下來，恢復了錫伯民族自稱的歷史原貌。二是科爾沁蒙古編旗。“九部之戰”後，科爾沁蒙古陸續歸附於後金，努爾哈赤建立的新政權;與此同時，努爾哈赤與蒙古聯姻，進而將科爾沁編為蒙古旗。從後金崇德元年～清順治五年(公元1636～1648年)先後設立科爾沁左翼中、前、後旗，科爾沁右翼中、前、後旗，郭爾羅斯前、後旗，土爾伯特旗和扎賚特旗等十旗。在這過程中，隸屬於科爾沁蒙古的錫伯族，也按姓氏編設佐領、分歸各旗，成為蒙古八旗的組成部分。扎薩克(蒙語，旗長)由蒙古之王、貝勒等貴族充任，以及管旗章京、參領等要職都由蒙古擔任，錫伯族只能任參領、佐領和驍騎校等末職。編為蒙古旗的錫伯人，除向科爾沁王公臺吉等納稅服役外，還得去出清政府的各種官差，遭受雙重剝削和役使，負擔是很深重的。

  再來說遷徙。先看錫伯家廟《太平寺碑文》：“青史世傳之錫伯部族，祖居海拉爾東南扎蘭陀羅河流域。嗣後，移居墨爾根、齊齊哈爾、伯都訥等地，編有七十四牛錄，生息四十餘載。於康熙三十六年，蒙聖祖仁皇帝施與鴻恩，將錫伯部眾編為三隊，於康熙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年遷入盛京，分駐各地效力……”這裡記載的錫伯族早期活動區域及南遷盛京等歷史事件被錫伯族史研究者視為珍寶，該碑已列為國家一級文物。我們今天要了解錫伯族南遷盛京的歷史，先要看錫伯族先人留下的這個碑文，理所當然。然而，碑文所記往事，有的地方不夠明確，有的地方有錯誤。如錫伯族原居何處?錫伯族何時編入滿洲八旗分駐齊齊哈爾等城，何時遷入盛京等，立碑的目的是“萬世永傳”。但此碑立於清嘉慶八年(公元1808年)，晚於太平寺建廟時的清康熙四十六年(公元1707年)有一百年;可能根據久遠的傳說，且與事實有出入的口碑資料，沒查閱官府檔案核實。故而有些差錯是可以理解的。

  錫伯族的原居處，在嘎仙洞及大興安嶺，編旗駐防與南遷情況為：

  第一，錫伯族被清政府從蒙古旗中“贖出”編為七十四牛錄，分駐齊齊哈爾城二十四牛錄，伯都訥城三十牛錄，烏拉吉林城二十牛錄，是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贖出”總數為一萬四千四百五十八名，錫伯外，還有卦爾察和達虎爾。除老人、幼童及家奴外，可披甲者共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二名。共編八十四牛錄，卦爾察十牛錄，錫伯七十四牛錄，這與碑文所記七十四牛錄相符。

  駐齊齊哈爾二十四牛錄，其中錫伯十九牛錄，兵丁二千八百五十名，達虎爾五牛錄，兵丁七百五十名。因達虎爾在科爾沁時任官者少，其五牛錄佐領亦由錫伯人委任，故統稱二十四牛錄為錫伯牛錄。其中披甲一千二百名，附丁二千四百名，都是從附近居住的錫伯、達虎爾人中揀選的。這方面在錫伯族家譜中就有記載，如邊臺韓姓家譜載有：“哈什胡里氏，初定居黑龍江所屬(將軍)墨爾根城和雅魯河流域時，始祖雅奇布有二子，長曰烏蘇布，次曰烏蘇買。烏蘇布一支，移居白旗堡地方。烏蘇買有二子，長曰鄂爾布，次曰鄂爾胡買……康熙皇帝施恩由蒙古王公臺吉處贖出錫伯人眾，並將鄂爾布之子蘇色、巴果牢、巴海、鄂爾胡買之子富爾塔、布得庫等，允准認丁，撥往齊齊哈爾駐防，在此處編牛錄，住六七年之久”。

  移駐伯都訥新城三十牛錄。披甲二千名，是從伯都訥附近揀選的;附丁二千名，是將散居科爾沁王所屬地方，西拉木倫，養息牧及遼河流域的錫伯人，都集中起來，依次安置於伯都訥附近。另又從伯都訥兵丁內撥披甲五百名，附丁一千名，移駐松花江與嫩江匯合處附近北岸綽爾門地方。此兩處駐丁均歸伯都訥副都統管轄。

  移駐吉林烏拉二十牛錄。披甲一千名，附丁二千名，都是就近從錫伯人中揀選的。此二十牛錄兵丁，歸寧古塔將軍佟寶管轄。

  移駐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烏拉三城的錫伯官兵七十四牛錄，他們的任務是：駐防城池，坐卡巡邊、保護臺站、防範盜賊;其附丁則自備耕牛籽種，開墾種田。其中一半供養披甲，一半交納官糧。

  第二，清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692年)，玄燁皇帝巡幸東北後，命齊齊哈爾錫伯人遷至歸化(呼和浩特)，後因歸化缺少糧食改遷盛京(今遼寧瀋陽)，命伯都訥錫伯人遷至盛京，命烏拉錫伯人遷至京師(今北京)，這樣，剛被移駐齊齊哈爾等三城不到七年的錫伯族，又被令舉族遷徙，是在清康熙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年的三年間進行的。錫伯家廟碑文記載的清康熙三十六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有誤，均早記了二年。

  移駐齊齊哈爾等三城的錫伯人為何要遷往盛京與京師呢?遷徙辦法及途中遭遇又都如何呢?

  康熙大帝巡幸看到的“盛京、烏拉官兵，不知法度，風氣極壞，將軍懼於協領、章京而不管束，協領、章京懼於兵丁而不管束，不象圍獵之兵”;“將軍、副督統、協領、章京、驍騎校並不效力，甚屬可恨”。特別是錫伯官兵“未能致死效力，以報皇上之恩”，更不能令皇上容忍。於是，便將憤怒全發洩到錫伯人身上來，予以制裁。

  兩年後的清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內務府等衙門的諮文對此可以說講的淋漓盡致：“錫伯等原系科爾沁之奴，為科爾沁納貢服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錢糧，支銀數百萬兩，將伊等自科爾沁贖出，安置於烏拉等地。駕臨烏拉時，錫伯等本應致死效力。以報皇上之恩。因並不效力，又絲毫不懂道理，故將錫伯等遷至盛京、錦州等處及京師諸城，均分至八旗兼管，令其披甲、俾學道理”。並且，“將錫伯、卦爾察內補放之佐領、驍騎校，概行革職”。很清楚，這次的制裁是利害的。可以想見，錫伯人到盛京等地後就是“分到八旗兼管”，實行“分而治之”了。

  遷徙所用車馬、糧食均自備。命伯都訥、烏拉的錫伯人不誤農時，於春耕前遷到盛京、京師。之後齊齊哈爾錫伯分兩隊，首隊十二牛錄錫伯人等，在春耕前，遷到烏拉境內，利用伯都訥，烏拉已遷走錫伯人等現成田舍，選擇肥沃之地耕種。俟收穫後，食其所獲之糧，遷至盛京。明年遷移之一半錫伯人等，亦照此遷徙。此種情形，在錫伯家譜中就有記載。邊臺韓姓錫伯家譜雲：“後由齊齊哈爾遷來時，烏蘇布、鄂爾胡買等，在伯都訥地方又住了三年。於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訥遷入盛京，編入牛錄當差”。

  遷移途中逃死之人何止千計。齊齊哈爾首隊十二牛錄一萬八百零六口人，逃死七百二十一人，餘一萬零八十五口。這是從寧古塔將軍沙那海為錫伯等在遷移途中死亡人口事給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的諮文中統計出來的。共有三個數：

  ①由齊齊哈爾送至伯都訥時逃死亡二百八十一口;

  ②到伯都訥後逃、死二百零一口;

  ③由伯都訥起程前死逃、起程後途中死逃二百三十九口。這個數字還未必準確。諮文中引用“奉旨”，對途中逃亡者要嚴加查拿，“奉旨”曰：“先後逃、死之人，足以千計，並未具陳在何處逃死，逃亡者系誰家之奴，彼等皆已偷賣，今謊稱逃、死耳”。這只是十二牛錄的數字，那麼七十四牛錄逃死者的數字又該是多少呢?

  錫伯之女，查出送部嫁給管領無妻之人。只因為錫伯官兵對皇上的駕臨，“未能致死效力，以報皇上之恩”，於是便發下諭旨，將錫伯遷至盛京等地，均分入八旗兼管，這還不夠，還要“將錫伯人等自贖出之年起嫁人之女，逐一查明，將正身(確是本人)一併解送(押送)，嫁給管領下無妻之人”。對此，其內務府及戶部衙門執行諮文稱：遍行八旗，盛京等處及直隸諸城，均火速照辦，並詳列應查之人：“十五歲以上尚未配嫁之女，概行查送，嫁給管領下無妻之人”;“十四歲以下之女，查取後均註冊，年滿十五歲後，解送配嫁”。寡婦也不放過，都要查報。而且“嗣後，每年將錫伯女、寡婦，均照此查送”。這不是滅種之策嗎?如此聖上，何其毒也!(注：錫伯族認為是民族的奇恥大辱，以致在民間留下了吃翻桌之說)。

  第三，隨旗當差，分駐各地效力。錫伯族南遷盛京後，原有官職已被裁汰(免職)。“分至八旗兼管”當差，被分散到全省各地效力。

  這種變化，在錫伯族先輩留下的逸事與家譜中均有留傳。新民縣西營子錫伯族八十六歲老人康惠安說：“聽老人說，錫伯人最厲害，清庭將軍衙門沒敢給單獨編旗，而且編在滿洲八旗之中，哪旗都有。老人講，清將軍衙門把錫伯族頭人用酒灌醉，待酒醒問：‘何時編旗’?清官員答道：‘編完啦，你們哪旗都有’”。瀋陽城南西河山溝村錫伯族完顏氏宗譜載：“清帝知我族強悍，不容團聚一處，防生意外，隨分散各旗各佐”。瀋陽城西諾木琿圖克色里氏錫伯宗譜亦載：“蓋錫伯人剛勇誠樸，善戰、屢立奇功，其所以不單設牛錄而分隸於各旗者，實因彼時當道之忌”。此種事例很多，不再贅述。

  分駐要地除盛京(瀋陽)外，還有開原、鐵嶺、撫順、興京(新賓)、遼陽、牛莊(海城)、蓋州、熊嶽、復州、金州、鳳城、岫巖、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廣寧(北鎮)、閭陽驛、義州、小淩河、錦州、寧遠(興城)、中後所(綏中)、中前所等二十三處。錫伯兵分到這些地方數目不等，多的一、二百名，少的一、二十名。都是替換原滿洲八旗中的“懦弱之輩”。至於分駐各地的總人數，約在六萬人以上(以齊齊哈爾首隊十二牛錄到達盛京為一萬零八十五人，再用七十四牛錄推算)。

  錫伯族剛勇誠樸，強悍善戰，屢建奇功的效力品格，逐漸為清政府所重視和啟用。雍正元年開始在錫伯兵中挑選護軍(守衛宮城的八旗兵)，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頒諭旨：“按舊制，凡卦爾佳、錫伯等鹹不委任，後將錫伯等移駐盛京以來，於一切差使，均極奮勉，不可仍溺於舊制，著施恩一體委用”。之後，錫伯人內“已有官至副督統、總管、一等侍衛者”。雖然如此，被提升為二品的錫伯官員，其戶冊一定要轉入在京滿、蒙八旗籍。另外，即使是與滿、蒙官員同品級的錫伯官員，在待遇上又有較大的差別。

  第四，南征雲南與北返黑龍江屯墾。

  徵雲南。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以來，緬甸孟艮土司召散等不斷侵犯我雲南普洱、東里等地，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乾隆三十二年清政府以明瑞為雲貴總督率軍反擊，結果為緬軍所敗。

  清乾隆三十四年盛京將軍恆祿接上諭旨，便從盛京選派錫伯一千名精兵強將，於清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農曆4月初起程，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行軍，於當年農曆7月中旬抵達雲南前線。經過交戰、緬甸當局懾於大軍威力，被迫與清軍議和，錫伯官兵驅逐緬甸侵略者的戰役取得最後勝利。據清軍機處滿文《月折檔》載：錫伯一千名官兵，“陣亡之兵十二名，因傷死亡之兵三名，關外病故之兵五十四名，關內病故之兵三十六名，共死亡之兵一百零五名”。錫伯族官兵在這次征戰中，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清乾隆三十五年農曆1月6日，南征雲南的錫伯官兵八百九十五人，分隊撤回盛京。

  返黑龍江屯墾。錫伯族南遷盛京及京師之後，經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經營，人口迅速增長，但經濟發展相對落後，造成了餘丁繁多而財政拮据的局面，有的兵丁沒有收入，“窘迫不能養共妻子”，於是清政府採取了移民屯田的措施。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清政府把京師、盛京、復州、金州、岫巖、鳳城等地閒散兵丁及其家屬，分批遷返黑龍江雙城和阿拉楚喀等地，移旗屯墾，開荒種地。據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吉林雙城堡八旗戶口男女統計：“西伯(錫伯)四百九十三戶，男女三千八百九十六口，是列入蒙古欄內，理合宣告。”

  3.錫伯族從盛京西遷戍邊：

  錫伯族撥來盛京(今遼寧瀋陽)駐防六十年之後，於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有一部分錫伯族從遼寧西遷到伊犁。錫伯族的西遷是整個民族中一個大事件，他們遷到伊犁之後，在開發大西北，保衛西北邊防，維護祖國統一，以及儲存本民族文化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據歷史記載，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政府先後平定阿睦爾撤納和大小和卓叛亂後，針對伊犁地方人煙稀少，土地荒蕪，防務空虛，外國勢力又不斷向東擴張的情況，一方面由內地派遣官兵，築城駐防，一方面向南疆移民屯田，並在伊犁設定將軍府，統轄天山南北。但是，由於伊犁地處邊陲，戰略地位非常重要，需派強有力的軍隊駐防。當時雖已先後從各地調遣了攜眷之滿族、蒙古、索倫官兵六千餘名分到各地駐防，但伊犁將軍明瑞感到在塔爾巴哈臺築城設卡仍由伊犁派兵駐防之後，兵力不敷呼叫。於是向清朝廷啟奏，請求增派盛京的錫伯族官兵，因錫伯官兵驍勇強悍，善於騎射，很有聲望。奏曰：“聞得盛京駐兵共有一萬六、七千名，其中錫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放棄舊習，仍以狩獵為主、技藝尚可。”乾隆帝御審明瑞將軍啟奏後，下了諭旨：“由盛京錫伯兵內，揀其精明能牧者一千名，酌派官員，攜眷遣往”。並指定了行軍路線：“由塞外行走”。

  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盛京所屬錫伯官兵攜家眷共四千餘人，於農歷4月18日從瀋陽出發踏上了西遷伊犁的艱難旅途。錫伯族官兵扶老攜幼，趕著牛車，離開瀋陽，出彰武臺邊門，經克魯倫路和蒙古路，於農歷8月24日抵達烏里雅蘇臺(今蒙古人民共和國扎布哈郎特)。農曆8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草木枯榮，寒氣凌人的季節。錫伯族官兵攜其眷屬無法繼續前進，便在烏里雅蘇臺紮營過冬，等待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農曆3月草木返青時再趕程前進。但在烏里雅蘇臺過冬期間，牲畜因長途乘騎駕馭，疲憊瘦弱，加之雪厚無草，開春時瘟疫流行，原由盛京起程時所帶牲畜先後倒斃一大半，已無法繼續前行。後經管帶協領阿穆胡朗、噶爾賽呈報交涉，才由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奏準，借給每戶馬一匹，計五百匹，駝一峰，計五百峰，每人帶四個月口糧和一個月茶葉，於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農曆3月10日起，先後由烏里雅蘇臺起程繼續前行。行至科布多一帶，正值阿爾泰山脈積雪融化，數河俱溢，水深流急，不能行走，只好連日宿住。等水稍退，就穿繞科齊斯山又繼續行進，然而，沒過多久，由於受困多日，所剩口糧已供不應求，所借馬駝也倒斃甚多，行走已極為艱難。這種情況下，阿穆胡朗和噶爾賽無奈，一面諮請伊犁參贊大臣愛隆阿派人前來接濟，一面帶領錫伯官兵及其家眷繼續前進。在未得到伊犁派人接濟之前，餘糧已盡，竟以野菜充飢。過了霍博克賽爾、察罕俄博，於六月，錫伯官兵及其家眷才得到接濟。又經過額米勒、巴圖魯克、博羅塔拉等地，於清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農曆7月22日，先後抵達伊犁地區。

  西遷的錫伯族官兵與家眷，冒酷署，頂嚴寒，越山涉水，風餐露宿，忍受了長途跋涉的艱難困苦，歷時一年又四個月，行程萬里。這是中國民族史上的一次“屯墾戌邊”壯舉，正如清朝著名錫伯族詩人錫濟爾琿的敘事長詩《離鄉曲》所描寫的那樣：

  坐上牛車出了關，骨肉分離不能還;每日只行數十里，不知何時才換班。

  東望家鄉淚不幹，哪堪夏熱與冬寒;歷過千山與萬水，一到烏城更心酸。

  牛也疲乏車也殘，人都飢餓病難安;無法暫在烏城住，春融不敢再盤桓。

  悽悽惶惶過一冬，同把行裝密密縫;準備三春積雪化，想起關東淚滿胸。

  山路崎嶇車亂顛，趕車人兒好熬煎;婦女嚎啕牛不走，鐵石人聞也見憐。

  登山涉水更心憂，老牛車偏遇石頭;兒女翻在車箱裡，損腰折腿血交流。

  噯喲蒼天快顯靈，保我兒女到邊庭;縱然受了傷與病，哪有醫藥來調停。

  奔奔忙忙何日休，可恨拉車都是牛;過了賽裡淖爾地，又把爛車到處留……

  西遷的錫伯族同胞到達伊犁後，他們和當地各兄弟民族團結奮鬥，為保衛邊陲，抵禦外來侵略，平定分裂主義分子，開發建設邊陲作出了不朽的貢獻。他們開鑿的察布查爾大渠，現在仍然灌溉著萬頃良田，他們帶去的先進生產技術和工具，促進了邊陲的農業生產和各項經濟事業的發展。他們的業績在祖國的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他們的精神已永遠載入了中華民族的光輝史冊。

  每年的農曆4月10日，是錫伯族紀念西遷的節日，這一天，在祖國東西兩地的錫伯族同胞都要聚會，以各方式紀念東西兩地錫伯族同胞骨肉分離之情，遙相祝願。而今時間雖已過去二百三十六年，東西兩地雖遠隔千山萬水，但兩地錫伯族同胞的情緣，確像綿延的伊犁河谷和濤濤的嫩江之水一樣，源遠流長。

新疆的錫伯族同胞，至今仍保留著自己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同時有全國唯一的民族自治縣，即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錫伯族西遷不但增強了邊疆的防務和開發了邊疆經濟，在特殊的環境下，也保住了錫伯族古老的文化。

  構成一個民族集團有它的特徵，如共同的地域、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生活、以及衣食住行、社會家庭制度、風俗習慣、歷史傳說、宗教信仰、民間創作、藝術、科學知識等方面的特點。(摘自史筠“關於民族和民族問題”)

  東漢時期拓跋鮮卑(北鮮卑)活動在以“北土”大鮮卑山為中心的地區，即現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以鄂倫春自治旗為中心大興安嶺北段一帶。於公元48年(東漢建武二十四年)南遷大澤,即現在的呼倫貝爾湖地區，以後又離開故地繼續南遷，於公元386年(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建立北魏政權，定都於平城(今大同)。從拓跋鮮卑離開故地南遷，到現在已近兩千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在祖國大地上朝代不斷更迭，作為北鮮卑的遺民--錫伯族，為什麼仍能保留著鮮卑族的特徵?如民族名稱(錫伯實際是不同時期鮮卑的漢譯音變)、鮮卑語詞彙(現在新疆錫伯族語言中仍保留一些鮮卑語詞彙)、傳說、風俗習慣、圖騰及宗教信仰等等。它是由天時、地利、人和三大條件促成的。

  第一，如果拓跋鮮卑南下未在故地留下少數遺民，整個鮮卑族會由於入主中原融合於中原大民族群中而不復存在。正是由於這部分遺民，一直到明末清初仍生活於故地，人口繁衍增多，才能沿續保留鮮卑族的民族特徵。

  第二，清康熙年間將科爾沁蒙古所屬錫伯族集體輾轉移居盛京，雖大分散、小集中，但由於都在一個省境內，相互有來往，又成村落集中居住，使錫伯族的特徵一直保持到現在，並繁衍到12萬人，為全國錫伯族人口最多的省份。如果不是集中南遷盛京，而分散於各省、市，錫伯族也很有可能融合於其他民族中，而將特徵消失。

  第三，清乾隆二十九年從盛京抽調錫伯族官兵及家屬數千人戌邊伊犁，到現在人口已增加到三萬餘人，居全國錫伯族人口第二位。值得突出提出的，是在特殊的環境下，完整的保留了錫伯族的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並形成了全國唯一的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錫伯族西遷雖造成錫伯族同胞骨肉分離，但卻完整的儲存了自己的民族特徵，在保衛西陲的戰鬥中雖遭受到民族的重大犧牲，但盡到了自己的民族責任，並建立了豐功偉績。

  第四，深厚的民族感情使民族特徵在舊中國忽視民族政策的情況下依然能保留下來。

  在清王朝被推翻共和國成立後，由於忽視民族政策，只承認全國有五個民族即漢、滿、蒙、回、藏，又加一句還有苗、瑤。在這種情況下，遼寧的錫伯族仍保持自己的古老傳統。就在30年代作者的家鄉,仍牢固維持自己民族的社會生活習慣。如每個家族每年舉行一次集會,由年長者講家史，並請喇嘛念會經，崇拜喜利媽媽，向長者問候只能用錫伯禮--請安，不能用鞠躬禮代替，稱自己的母親一定用錫伯語稱呼--額娘，而不能稱媽媽，絕對不許吃狗肉和用狗皮等等。一般老百姓也都知道，錫伯人既不同於漢族，也不同於滿洲和蒙古。

  第五，新中國成立確認錫伯族是一個獨立的民族。

  新中國剛一成立，就確認錫伯族是一個獨立民族。這首先是由於黨的正確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也由於錫伯族本身的民族感情，即祖國東西兩地的錫伯族都保留了顯著的民族特徵，特別是新疆的錫伯族有聚居地域，不但保留了本民族的生活習慣，而且保留了自己的語言、文字，這就很容易被做為一個獨立民族而確認下來。西遷才使西陲有了錫伯族，在西陲的特殊條件下，把錫伯族的特徵完整的儲存下來，兩地的錫伯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了因果關係。

  新中國成立後錫伯族得到興旺發達,這也首先歸功於黨的民族政策，另外也由於錫伯族本身有深厚的民族感情。作者僅就自己體會加以敘述。家父何景祺,“九·一八”前為銀行職員,東北被日本佔領後就未工作,於1932年就準備寫何姓家族史，因何氏檔案房毀於日俄戰火，因此到瀋陽市走訪族中老人，併到瀋陽錫伯家廟--太平寺和錫伯喇嘛寺--北塔(俗稱)進行調查，並由北塔何喇嘛(我的族兄),對太平寺滿文碑碑文進行口譯。家父根據調查寫下了家譜序言，並向我講述“我們是錫伯人,世居海拉爾東南扎蘭陀羅河流域,後移居墨爾艮(今嫩江)，再後移居伯都訥(今扶余)的莝草溝,最後遷盛京定居”。父親又向我說“我們不同於滿洲”。這樣在我的腦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才能在解放後向新疆社科院調查組肖夫等同志提供錫伯家廟太平寺的資訊,從滿文碑文中找到重要錫伯族史料。新中國成立後,錫伯族一些老前輩十分熱愛自己的民族,如關俊彥老先生,在百忙中寫信熱情指導瀋陽市錫伯族青年韓啟昆,瞭解錫伯族族史要從那些史料入手,我也是受到這封信的啟發,開始了對錫伯族史的探討和陸續收集有關書籍和論文。又如新疆錫伯族管興才老先生,借隨新疆少數民族參觀團來瀋陽之機,與瀋陽市錫伯族見了面,帶來了西遷兄弟的情意和西陲錫伯族仍完整的保留錫伯族特徵的情況，這引起我對察布查爾的嚮往，為此1958年正逢新疆化工廳向化工部要幹部之機，提出自願去新疆工作。1959年肖夫和吉慶來沈調查，經我的介紹他們考察了太平寺，並將太平寺碑文抄錄後譯成漢文。1982年我去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參加錫伯學會討論會，走訪一些家庭，當我到三鄉佟榮昌老人家訪問時，老人熱情的抱著我邊哭邊說“可見著老家的人了!”然後在炕上擺出二百年前從遼寧帶的小炕桌，招待我們茶點，可以看到新疆錫伯族懷念故里之情，在訪問中還知道錫伯族兒童也知道老家在Mukden，即瀋陽。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的民族政策進一步落實，以肖夫《錫伯族簡史》為先導的大批錫伯族文史資料和研究論文出版，引起了錫伯族的認祖歸宗熱，使全國錫伯族人口從1984年8.3萬人，增加到1990年的17.3萬人。僅從以上幾個例子，可以看到錫伯族的民族感情和凝聚力。

  綜合以上，確實是由於天時、地利、人和這三大條件，才能經兩千年曆史長河，在滄海桑田和朝代不斷的更迭中能儲存下來這批古鮮卑遺民。

  關於錫伯族的族源，迄今為止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錫伯族與滿洲同源，都是女真族人的後裔”;另一種觀點認為“錫伯族即鮮卑族人的遺民，鮮卑音轉為錫伯族”;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錫伯族與鄂倫春族同祖，源於遼國室韋族。

  室韋族與鮮卑族同屬東胡後裔，所以後兩種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實際上可概括為兩說，即“鮮卑族說”和“女真族說”。

  遼寧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都興智認為，錫伯族源於女真族，而非鮮卑族。其主要論據為：

  ⑴.從瓜爾佳氏譜牒看錫伯族與女真的關係：

  錫伯族名稱出現在史籍上的時間較晚，其早期見於記載的有兩個著名人物：一個是尼雅哈奇;一個是超墨爾根。《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卷一記：“瓜爾佳氏為滿洲著姓，而居蘇完者尤著。其先有兄弟三人，長曰佛爾和，次曰尼雅哈奇，三曰珠察。後離居，佛爾和仍居蘇完，尼雅哈奇遷席北，珠察由瓦爾喀再遷希昂阿濟哈渡口。”《清太宗實錄》卷二十五載：“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曏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以後，一切人等，止稱我國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令人欣慰的是，尼雅哈奇和超墨爾根現在都得到了家譜資料的印證。

  家譜一，《滿洲蘇完瓜爾佳全族宗譜》記載：“舊譜於1915年始修，1921年修成。內容有譜序、世系，記載瓜爾佳為滿族巨族，八大家之一，族繁時有‘關朝之說’，居蘇完者尤著。始祖居蘇阿里烏喇達林蘇完沃野阿拉哈哈達，其子三：佛爾和、尼雅哈奇、珠察，因鴞翎爭氣離居。長仍居蘇完，次遷居西伯，三遷瓦爾喀。珠察六世孫索爾果為蘇完部長，世系頗詳。”

  家譜二，《瀋陽錫伯族志》“關氏譜書”記有始祖以下五代世系：

  長房佛爾胡(此祖仍在蘇灣哈達地方居住)

  次房尼雅哈琪——尼堪達——郭端——多霍倫

  ——長子蒙庫奔

  ——次子都都

  ——三子載錫

  ——四子塔什奔

  三房珠琪——蘇拉他——扎裡達——阿奈——維羅墨爾根

  家譜三，《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譜表前記：“我輩發源之處，名曰多爾濟逼拉束灣哈達，由一祖所生三人：長兄名曰佛爾果，次曰尼(雅)哈奇，三曰朱撒。兄弟三人，經徵大明時，長兄在束灣(尼)哈達住留(落戶)，次弟曾(遷)往西伯(地方)，三弟朱撒(來)到西爾卡西口處駐防。”

  《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所記的佛爾果，即《瀋陽錫伯族志》的佛爾胡、《滿洲蘇完瓜爾佳全族宗譜》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的佛爾和;尼(雅)哈奇即尼雅哈琪;朱撒即朱琪、珠察。經仔細核對，《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世系表的前五代與《瀋陽錫伯族志》皆合，只是《瀋陽錫伯族志》把尼雅哈琪的五世長孫蒙庫奔都督官銜錯譯成“次子都都”，因而把次子譯成三子，三子譯成四子。兩譜在翻譯滿文原底時使用了同音和音近的不同漢字，二譜所記完全相同。

  家譜四，在大連發現超墨爾根後裔《錫伯族關氏譜書》。該譜書系光緒六年由滿文原底譯成漢文，其滿文原譜始修年代不明。《錫伯族關氏譜書》前面寫道：“原兄弟三人，在彼處已離散了。伊原駐防在蘇蘇刷覘河札漢多寬地方，一戶另戶瓜拉佳氏，錫伯族奉御玉軍汗之子名超，莫勒根銜。之子名奇拉滸，巴圖魯銜。之長子名達吉倫，都督銜;次子名萬，都督銜;三子名佔，都督;四子名額爾吉馬，都督……”

  關於超墨爾根，以往學者們受史料的侷限，不得其真解，多認為是指地名。或以為“超是‘超越’之意，超墨爾根就是離墨爾根(今嫩江市)還要遠一些的地方。”因而解釋為“錫伯族人是甘河上源嘎仙洞人的後裔”;或以為“超是綽兒河，墨爾根即今之嫩江”;或以為超墨爾根意為“嫩江出叉的地方”。其實“超”應是人名。墨爾根，女真語“善射者”、“神箭手”、“賢者”之意，《錫伯族關氏譜書》作“莫勒根”，滿語或譯作“墨爾根額”、“佛爾恭額”。蒙語發音與女真語同，漢譯《蒙古秘史》作“蔑爾幹”。《錫伯族關氏譜書》把“莫勒根”譯成官銜是不妥的。“莫勒根”與“巴圖魯”加在人名之後是一種稱號。超墨爾根是人而不是地名，《錫伯族關氏譜書》所記玉軍汗之子超莫勒根即應是清太宗所說的“席北超墨爾根”其人。

  ⑵.玉軍汗與尼雅哈奇：

  對照以上譜牒資料，《錫伯族關氏譜書》所記一世玉軍汗與尼雅哈奇應是一個人，理由是：

  ①他們的始祖原籍是一個地方：

  瀋陽譜記佛爾胡“仍在蘇灣哈達地方居住”，《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作“多爾濟逼拉束灣哈達”。多爾濟滿語意為“內”，逼拉意為“河”，束灣哈達即蘇灣哈達。內河當為蘇灣哈達附近之小河名。蘇灣又作“蘇瓦延”、“刷煙”、“蘇斡延”、“蘇完”，系滿語，意為黃色。哈達是滿語“山峰”、“山崗”、“山嶺”之意。蘇灣哈達即黃色的山崗。《吉林通志》第二十卷記載：“蘇斡延崗，(吉林)城西一百六十九里。”其地在今吉林省雙陽境內。《錫伯族關氏譜書》記“伊原駐防在蘇蘇刷覘河札漢多寬地方。”蘇蘇是滿語“故鄉”之意，刷覘河是“蘇瓦延河”、“刷煙河”、“蘇完河”之異譯，即今雙陽河，札漢多寬當指雙陽河流域的小地名。雙陽河是明朝女真蘇完部活動中心地區，雙陽即蘇完之音轉。各譜所記雖略有不同，實際指的是一個地方，即今吉林省雙陽。《錫伯族關氏譜書》沒有詳記“三兄弟”的名字，但“原兄弟三人在彼處離散了”一句即應是指佛爾和三兄弟分離之事。從行文看，原譜的前面很可能是殘缺了。奉御是明朝的官銜，玉軍汗很可能是其後裔私諡的汗號。玉軍汗是三兄弟之中居錫伯族的一世祖，與尼雅哈奇當為同一人。

  ②尼雅哈奇和玉軍汗的後裔同為錫伯族當中顯赫的家族：

  從《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看，尼雅哈奇的四代孫多夥倫、五代孫蒙呼奔、六代孫尼雅尼雅哈等皆得封都督;《錫伯族關氏譜書》玉軍汗四代孫達吉倫、萬、佔等亦皆封都督，五代孫卜克蟬、六世孫巴本、七世孫札拉胡七皆有貝勒銜。都督是明朝賞賜給女真羈縻衛所上層分子的最高榮譽官銜，官一品。貝勒即女真語“勃極烈”的音轉，意為“大官人”。在同一錫伯族部族中絕不會有兩個同姓家族同時得封都督之職(而且都是從第四代開始)。兩相對照，超墨爾根一支尤為興旺，直到第七代還有貝勒之銜，所以清太宗稱錫伯族人為“席北超墨爾根之裔”。

  ③尼雅哈奇和玉軍汗是同時代的人：

  從兩支人的世系來看，發展的也比較平衡。《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尼雅哈奇的弟弟珠察七世孫索爾果後來又回到原籍作了蘇完部的部長，於萬曆十七年(公元1589年)同其子費英東率五百戶投奔了努爾哈赤。索爾果的孫子鰲拜是康熙初年四輔臣之一，其後裔的家譜最近也被發現。現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鰲拜後裔家譜、《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錫伯族關氏譜書》作一簡單譜表比較如下：

  世次 《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 《錫伯族關氏譜書》 《珠察鰲拜譜》

  1   尼雅哈奇            玉軍汗        珠察

  2   尼卡達超            莫勒根        索爾達

  3   多倫奇             拉滸巴圖魯      王札拉達

  4   多夥倫(都督)          達吉倫(都督)     莽喀尼

  5   蒙呼本(都督)          卜克蟬(貝勒)     羅羅墨爾根

  6   尼雅尼雅哈(都督)        巴本(貝勒)      常喀尼墨爾根

  7   寧山罕             札拉胡(貝勒)     索爾果

  8   八百              圖門         衛齊

  9   倭正(倭揚)           吠拉馬        鰲拜

  10  布林他(布林壇)         張一圖        多吉里

  11  烏力呆(吾爾代)         三七         格爾墜

  12  額爾新             撒倫太        蘇合那

  13  關保              寧保         虎爾敏

  14  關依              那吉平        金龍順

  15  和春厄             關希金        金福

  16  公訥春             關文國        金永成

  17  關裕新             關吉龍        金中堂

  18  關俊彥             關世明        金洪禮

  19  關鶴田             關永貴        金玉普

  20  關大任             關明佳        金福元

  21  關繼錚             關德全        金國□

  22  關延山                        金兆□

  從表中不難看出，三支人發展基本平衡，世系達二十二代之長。日本學者島田好在《錫伯族卦爾察部族考》一文中，根據尼雅哈奇是費英東七世伯祖的世系關係考證，認為尼雅哈奇從蘇完部遷錫伯族的時間在清朝開國(公元1616年)前二百年左右，即明成祖永樂晚年。其實，島田好是按每代三十年計算的，似嫌太長，以每代二十五年計較為合理，則二十二代為五百五十年。從現在上溯五百五十年為公元1447年，即明英宗正統年間，這一時期正是松花江流域女真族各部重新分化組合的時代。當時蒙古軍師也先進犯京師，脫脫不花侵遼東。在動亂中，海西等部女真族上層分子“率死於也先之亂……遼東為之弗靖者數年”。尼雅哈奇之遷錫伯族應和這一歷史背景直接有關。從玉軍汗的五世孫起有貝勒之稱，這應是錫伯族首領歸屬科爾沁蒙古之後的稱號(沿用女真族人勃極烈之稱)。從玉軍汗到五代孫實則歷四代，約一百年的時間，若玉軍汗遷錫伯族在公元1447年前後，則其五代孫稱貝勒當在公元1547年前後，這與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科爾沁蒙古東遷嫩江流域的時間是基本吻合的。

  透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明朝錫伯族部族的首領是出自女真族蘇完部瓜爾佳氏的一支，即尼雅哈奇及其後裔，他們的祖居地是今吉林雙陽。尼雅哈奇是今天瀋陽、開原、大連等地錫伯族關姓的祖先;尼雅哈奇的長兄佛爾和、弟珠察的後裔後來都加入了滿洲，成為今天滿族的成員;尼雅哈奇至少有兩個兒子，其中以超墨爾根一支為最盛，尼卡達(尼堪達)一支略次之。

  ⑶.從其他家譜和姓氏看錫伯族源考察：

  都興智指出，確定一個民族的族源，僅僅弄清其上層人物(王室、汗室)的族源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考察其民族絕大多數成員的族源，才能得出比較客觀、比較合乎事實的結論。

  近年來隨著對錫伯族歷史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掘和整理檔案資料，蒐集口碑資料和文物資料。譜牒是重要的文物資料，瀋陽、大連、新疆等地現在都蒐集到了許多有價值的譜牒，除瓜爾佳氏之外，還有其他姓氏的家譜，這些譜牒資料為探討錫伯族族源提供了直接的證據。如瀋陽發現的錫伯族《完顏家系譜》記：“若我先遠，初生於長白山陰混同江岸。遊牧時代，無事蹟可考，實為黃色民族，世稱亞細亞民族，又謂蒙古利亞民族，乃通古斯民族一部分，即古之東胡肅慎，今之女真滿洲部落人也。我之姓氏完顏，與金時完顏·阿骨打同宗，世居今之吉林伯都納磋草溝等處，部落曰西伯滿洲。”

  這裡除了把蒙古利亞人種誤成蒙古利亞民族，東胡和肅慎概念相混淆外，明確地記載他們就是金國時期女真的後裔。錫伯族人原來的姓與女真族人一樣，也叫做“哈拉”，姓的分支稱“莫昆(木昆)”。據查，清朝史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在七十四個八旗滿洲姓氏之後都記有“康熙時從科爾沁撤回之人”，這無疑就是指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2年)從蒙古科爾沁撥出來的錫伯族、卦爾察和部分達斡爾人。其中錫伯族六十九個牛錄、卦爾察族十個牛錄、達斡爾族五個牛錄。現在雖然無法分清這七十四個姓氏各屬哪個民族，但其中絕大多數是錫伯族人的姓氏應不容置疑。

  據現有的家譜資料證明，錫伯族人的姓氏還有約二十個與上述七十四個不同，但其中絕大多數都與《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記的八旗滿洲其他姓氏同，加在一起約九十幾個，這與錫伯族“原有九十餘個哈拉”的傳說相符。

  據《錫伯族簡史》記，西遷伊犁的錫伯族共有二十九個哈拉，四十六個木昆，四十個漢姓。其中徐、劉、藏三姓原來的哈拉不清，實則只弄清了二十六個哈拉。在這二十六個哈拉當中，永妥里氏是由於氏族內部矛盾糾紛從英妥里氏中新分出的氏族姓，圖木爾齊氏是從圖克色里氏族中分離出來的。這樣，得其原始哈拉二十四個。瀋陽地區現據家譜資料查到三十幾個哈拉。把兩地區錫伯族人的哈拉進行核對，除去重複者，共得四十個。試將這四十個哈拉與滿族的哈拉列表進行比較：

  錫伯族姓氏       滿族姓氏          金國女真姓氏

  瓜爾佳氏(關、管)     瓜爾佳氏           夾谷、古裡甲氏

  吳札拉氏(吳)       兀札拉氏

  哈斯胡里氏(韓)      哈斯呼理氏

  安佳氏(安)        安佳氏

  那拉氏(那)        納喇氏            納蘭氏

  伊爾根覺羅氏(趙)     伊爾根覺羅氏

  寧武圖氏(劉)

  胡西哈里氏        瑚錫哈理氏

  託庫爾氏(陶、拓)

  伊拉里氏(伊)       伊拉理氏           移剌氏

  額爾克勒氏(鄂)      鄂勒綽羅氏

  富察拉氏(付)       富察氏            蒲察氏

  札庫里氏         扎蘇里氏

  楊吉爾氏(楊)       楊佳氏

  巴雅拉氏(巴、白)     巴雅拉氏

  郭洛佳氏(郭)       郭洛佳氏

  郭爾佳氏(郭)       郭爾佳氏

  蘇木爾氏(蘇)       舒穆魯氏           石抹氏

  溫都爾氏(溫、文)     溫都氏            溫敦氏

  韓吉利氏(韓)

  翰雅拉氏(韓)       哈爾拉氏

  郭羅羅氏(郭、國)     郭羅羅氏

  何葉爾氏(何、賀)     赫葉勒氏

  圖克色里氏        圖色理氏

  覺羅氏(肇、趙)      覺羅氏

  孔果爾氏(孔、鞏)     孔果絡氏

  華西哈爾氏(華)

  果爾齊氏(郭、高)     果爾吉氏

  札思胡里氏(禮)      札思瑚理氏

  吳雅氏(吳)吳雅氏

  付佳氏(付)        付佳氏

  卜佔那氏(卜)

  卜庫索里氏(卜)

  英圖裡氏(英、永)

  赫舍里氏(康)      赫舍哩氏           紇石烈氏

  布林察氏(卜)      布林察氏

  格齊勒氏(葛)      格齊勒氏

  完顏氏(王)       完顏氏            完顏氏

  何舍哩氏(胡)      赫舍哩氏           紇石烈氏

  白雅拉氏(白)      巴雅拉氏

  從表中可以看出，錫伯族四十個姓氏中有三十三個與滿族姓氏相同，佔82.5%，有的姓氏則與金國女真族人的姓氏一脈相承。其中與滿族不同的七個姓氏，已知卜佔那氏是個蒙古姓，其它六姓有三種可能：一是像圖木爾齊氏、永妥里氏一樣，系後分出的氏族姓氏;二是原哈拉在漢譯時用了不同的漢字;三是達斡爾人的姓氏，因當年錫伯族人南遷盛京時有五個牛錄的達斡爾人在內，他們的後裔都融合在錫伯族之中。

  都興智認為，譜牒資料絕非向壁虛構，姓氏有著比較牢固的穩定性，一般是不會輕易改動的。在現有的四十個錫伯族姓氏中，沒有發現一個與鮮卑的拓跋、宇文、慕容、長孫、獨孤等姓氏相同或音相近者。據此，只能得出錫伯族源出女真的結論。所以，僅據錫伯族與“鮮卑”音近，而把一個80%以上姓氏與滿族姓氏相同的錫伯族說成是鮮卑的後裔是實在無法使人信服的。

  ⑷.從語言和習俗看錫伯族源：

  語言是構成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特徵之一，對錫伯族語言進行歷史考察也證明其族源是女真而不是鮮卑。關於錫伯族的語言，清人博明希哲的《西齋偶得》記“其語言近於滿洲”。《侍衛瑣記》則說錫伯族語“非清非蒙”。據語言學家研究認定，錫伯族語屬阿爾泰語系通古斯語族滿語語支，應與滿語同源於女真語。在現在查到的錫伯族口語中，也多與滿語相同。

  持錫伯族源於鮮卑說的學者認為：錫伯族人原來說的是蒙語，歸清後改說滿語，逐漸失去了原來的語言。對此，已有學者論證其不可能。

  都興智認為錫伯族人雖然在明末清初隸屬於蒙古科爾沁部，但他們基本上還是“聚族而居”。從他們的上層分子還自稱貝勒來看，說明仍有相對的獨立性。這種政治上、居住上的相對獨立就決定著他們絕不會喪失自己的傳統語言。合理的解釋只能是：錫伯族人原來說的是女真語，隸屬科爾沁後，受蒙語的一定影響，其語言發生了一些變化，與滿語基本相同又有一定區別，所以在外族人聽來才會有“非清非蒙”或“其語言近於滿洲”的印象。

  從習俗來看，錫伯族與滿族相同而又異於東北其他各族的風俗有四：

  其一，錫伯族和滿族都忌食狗肉。他們平時都不戴狗皮帽子，不鋪狗皮褥子，這種禁忌最早是出於對狗的珍愛。狗是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之一。錫伯族和滿族的先世在生產力低下的時代，為了自身的生存，長年出沒于山林之間，狗是他們狩獵最得力的幫手和夥伴，加之狗又有忠於主人的本能，所以他們特別喜愛和珍重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忌食狗肉和不用狗皮的習俗。

  其二，錫伯族和滿族都有以活馬祭祖的習俗。錫伯族的男祖先稱“海爾堪瑪法”，供在西屋外的西牆上，牆上有龕，內放祖宗匣子。逢年過節，叩頭禮拜，還要把自家心愛的好馬獻給祖先。祭祀時先用羽毛或紅布條系在馬尾上，然後將馬牽到神位前，表示供祖先騎用。獻給祖先神位的馬不準婦女騎乘。滿族的男祖先供在西屋內的西牆上，也有祖宗匣。年節時除殺豬祭祖外，也有祭馬的儀式。祭祀時挑選一匹雄健的公馬，牽到祖宗神位前，由本家族的薩滿用滿語褥告。這匹馬被稱作“祖馬”，不但不許女人騎乘，而且拉車時也不準女人坐車。

  其三，錫伯族和滿族都有祭祀生育女神的習俗。滿族人祭祀的女祖先叫“佛託媽媽”，俗稱子孫娘娘。它是一個用布或紙做成的口袋，內裝一條長三四丈的五彩絲繩，繩上拴布條，俗稱子孫繩。有的在口袋裡還裝有一個裸體的女性木偶。佛託媽媽口袋平時掛在祖宗神位之旁，過年時將子孫繩扯出，一頭拴在祖宗板上，一頭拉到門外。佛託媽媽是滿族先世對生育女神的崇拜。“佛託”是女真語，滿語“佛我”即“佛託”之音轉，意為女性生殖器。在吉林省琿春曾發現一女性木偶，腹下刻有象徵女陰的菱形符號。

  都興智認為，佛託媽媽就是最早的女陰崇拜。錫伯族的女祖先稱“喜利媽媽”，其形制基本與佛託媽媽相似，只是有的彩繩上除拴布條外，還拴有小弓箭、豬羊距骨、搖車、銅錢等物。年三十將長繩扯出，一頭拴在屋內西北角，一頭拴在東南角。據有的錫伯族老人講，祭祖時也比較神秘，平時喜利媽媽的口袋也不許亂動。

  都興智認為喜利媽媽和佛託媽媽就是一種神的不同叫法，理由是：雖然彩繩上所拴的東西和繩子拉扯的方向略有不同，但其形制、祭祀時間、方式大體相似，都是一種沒有文字記載的最原始的宗譜。“喜利”是錫伯族語“延續”之意，“喜利媽媽是保佑子孫繁衍的神靈”，與佛託媽媽一樣，也是生育女神。

  其四，錫伯族和滿族都以柳樹為生育保護神。錫伯族把自身的繁衍與柳樹聯絡在一起，供奉柳樹神翁，錫伯族語稱“佛多霍瑪法”。他們把柳樹神視為保護降生的神靈，用柳板製做小孩搖車，嬰兒夭折，用柳枝捆綁。成人死後，在墳上插柳枝，或用柳木杆挑招魂幡。這和滿族稱佛託媽媽為“柳枝娘娘”是一脈相承的。滿族人認為柳樹就是他們的祖先，稱佛託媽媽為“柳枝求福之神”。滿族人當中流傳著柳枝、柳葉變成祖先的傳說，在祭祀佛託媽媽時，常常是一頭拴在祖宗板上，一頭拴在柳枝上。

  ⑸.錫伯族部民構成：

  都興智經過考證認為，明末清初，錫伯族人主要分佈在齊齊哈爾以南至嫩江下游、洮兒河流域和今吉林省扶余縣一帶，構成該部主要部民的女真族人是本地土著，還是從別的地方遷來的，這也可以由《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和其它譜牒資料互相印證。經查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從科爾沁撤回之人”有傳者共二百八十七人，其中世居吉林烏喇(今吉林市)的最多，為八十一人。其次是世居白都訥(今吉林扶余伯都訥)者，為七十二人。世居哈達地方(今遼寧開原東哈達嶺)者為二十三人。世居蘇完(今吉林雙陽)者十八人。其餘還有世居松花江地方者七人，長白山者七人。《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敕修於乾隆九年，當時錫伯族人早已從齊齊哈爾、伯都訥、吉林烏喇三城遷往盛京和北京等地，故所謂“世居之地”當指錫伯族人的祖居地，而不是新遷地。

  從家譜資料看，瀋陽錫伯族瓜爾佳氏宗譜記：“原居吉林伯都訥磋草溝人氏”、“原籍伯都訥城屬界錯草溝駐防”;哈什胡里氏家譜記：“於康熙三十九年，再由伯都訥遷入盛京”;何葉爾氏家譜記：“始祖原為妹妹江齊齊哈爾達爾札齊人”;寧武圖氏家譜記：“始祖藤格里先人，曾居滿洲長白山悟拉山西北伯都訥各地”;伊爾根覺羅(趙)氏家譜記：“先世系長白山西伯部落地方人氏”;安姓家譜記：“原籍英城子(今吉林英城子)”;吳姓宗譜記：“我吳札拉(昊姓)，原系伯都訥磋草溝錫伯族人也”。可見絕大多數錫伯族人都是伯都訥和松花江流域的土著女真族人，少數來自嫩江流域，這和《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所記是一致的。所以我認為，構成錫伯族部的主體部民應是元明時期的海西女真族人。從一個部落有九十多個姓氏來看，該部應是由許多海西部落遺民逐漸遷徙而構成的一個新的部落群體，該部的形成時間不會早於明英宗正統年間。

  都興智認為，由以上論述可以證明，楊賓《柳邊紀略》記錫伯族“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滿洲源流考》記清太宗稱“我與爾之先世本是同源”、《乃濟陀音二世傳》記康熙帝對活佛說：“(科爾沁)那裡有我們滿洲人錫伯族、呼勒沁(卦爾察)部落”都是可信的。需要說明的是，清太宗既稱“我與爾(錫伯族)之先世本是同源”，又在天聰九年上諭中說“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葉赫、輝發等名，曏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多數學者認為，“諸申”就是女真，太宗在這裡稱超墨爾根之裔是女真，而不承認滿洲等部落是女真，這與“我與爾之先世本是同源”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都興智認為，其實這完全是曲解了“諸申”一辭。“諸申”在這裡並不能作為族稱女真來理解，而是有“屬部”、“部曲”、“臣僕”之意。錫伯族部當時隸屬於科爾沁蒙古，是科爾沁的屬部，故稱其為諸申。

  最後，關於錫伯族的族稱，都興智教授贊同“莝草”一說，因在錫伯族人的家譜中多記有“伯都訥錯(磋)草溝”這一地名。

  總之，“錯草”、“磋草”即“莝草”之異寫。先是以地貌特徵命地名，然後以地名命部落之名，之後成為族名，最後有族人引為姓氏者。

【郡望堂號】

  郡望

  扶余郡：即今雙城市。黑龍江省設定較早的市(縣)份。早在距今三～四萬年前的舊石器時期，雙城就有人類活動。先秦時期，這裡分佈著肅慎族先民。公元前兩千多年，肅慎族人向帝舜貢獻矢、石。兩漢時期稱為扶余。南、北朝初期稱勿吉，後期屬勿吉伯咄部。隋朝時期屬伯咄。唐朝聖曆元年(戊戌，公元698年)後，伯咄為渤海國鄭頡府屬地。遼國初期屬東京道濱江州烏薩扎部。公元十世紀渤海國滅亡，其地為生女真完顏部所有。金國時期屬上京會寧府肇州地。元朝時期屬遼陽行省開元路境。明朝初期為奴爾幹都司所轄之納鄰河衛(拉林河衛)，後屬女真四部之一的扈倫部屬下的烏拉部。清朝初期屬寧古塔昴幫章京。清朝康熙元年(壬寅，公元1662年)屬寧古塔將軍營;清朝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1676年)為寧古塔副都統衙門所轄;清朝雍正三年(乙巳，公元1725年)為阿拉楚喀副都統衙門屬地;清朝嘉慶十九年(甲戌，公元1814年)設雙城堡協領衙門，為雙城設治之始;清朝咸豐元年(辛亥，公元1851年)裁協領，設副都統銜總管;清朝光緒八年(壬午，公元1882年)設雙城市廳，置理事撫民通判，兼管拉林，旗(滿族人)、民(漢族人)分治;清朝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元1907年)歸吉林省濱江道管轄;清朝宣統元年(己酉，公元1909年)設雙城府。民國二年(癸丑，公元1913年)為雙城縣;民國十七年(戊辰，公元1928年)廢濱江道，由吉林省直轄，為一等縣;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日寇入侵，立偽雙城縣公署，歸濱江省管;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11月27日光復，成立雙城縣民主政府，隸屬松江省哈南分割槽行政督察專員公署。1954年黑龍江省與松江省合併，雙城為黑龍江省協轄。1958年8月1日設松花江專署，雙城縣歸其管轄。1959年5月歸哈爾濱市屬。1965年8月又重屬松花江行署管轄。1988年設雙城市(縣級)，1996年11月5日重歸哈爾濱市。

  遼東郡：在中國歷史上，“遼東”這個稱謂有四重意思：①郡、國名，戰國時期燕國置郡，洽所在襄平(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大淩河以東一帶地區;西晉時期改為國;十六國時期的後燕末地入東海郡;北燕時期又復置遼東郡於今遼寧省西部一帶地區;北齊時期廢黜;到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西部大淩河中下游一帶;三國時期的曹魏改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遼都衛，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為今遼寧省大部地區;自明正統後期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從明朝天啟元年～崇禎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③軍鎮名，明朝“九邊”之一，相當於遼東都司的轄境，主要是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寧遼陽);明朝末期廢黜。④地區名，泛指遼河以東地區。

  察布查爾縣：察布查爾一詞源於錫伯語，為“糧倉”之意。察布查爾自治縣地處新疆烏孫山地及伊犁河谷地之間，東西長約九十六公里，南北寬約七十公里，總面積四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公元前二世紀，察布查爾僻處要荒，先後為寨種、月氏居牧。西漢宣帝神爵二年(辛酉，公元前60年)，列入漢朝版圖。西漢迄晉為烏孫國，南北朝時期為悅般國，隋、唐時期為西突厥屬地。至唐朝時期為昆陵都護府下溫鹿洲都督府轄地，唐開元八年(庚申，公元720年)歸北庭都護府統轄。南宋時屬西遼轄，宋末元初期為察合臺封地，至南宋鹹淳十年(甲戌，公元1274年)屬阿里麻裡行中書省轄。元末為翰亦刺地，明屬也先瓦刺之後，分四衛拉特，準噶爾部崛起居之。至清朝興起，準噶爾建庭於此，成為準噶爾政治、宗教之中心和渾臺吉噶爾丹策凌兀魯思(即蒙語領地之意)。清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公元1757年)，清朝平定準噶爾後，察布查爾變為荒無人煙的原野。清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公元1764年)，清朝政府自東北調遣錫伯軍民共約四千餘人西遷伊犁，進駐察布查爾屯墾戍邊。清乾隆三十年(丁亥，公元1767年)，按新額魯特例，不論旗分，以近二百戶為一牛錄，錫伯昂吉共編為八旗八牛錄：鑲黃旗(烏珠牛錄)、正黃旗(寨牛錄)、正白旗(依拉齊牛錄)、正紅旗(堆齊牛錄)、鑲白旗(孫扎齊牛錄)、鑲紅旗(寧古齊牛錄)、正藍旗(納達齊牛錄)、鑲藍旗(扎庫齊牛錄)。錫伯八旗，後稱錫伯營，隸屬於伊犁將軍府錫伯營領隊大臣直轄。清同治五年(丙寅，公元1866年)，為“伊犁塔蘭奇蘇丹汗國”地方割劇政權所轄。清同治十年(辛未，公元1871年)淪為沙俄殖民地，劃歸沙俄七河省管轄。清光緒八年(壬午，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回伊犁。清光緒十年(甲申，公元1884年)新疆建省，錫伯營仍屬伊犁將軍統轄。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錫伯營屬伊犁鎮邊使署轄。民國四年(乙卯，公元1915年)，錫伯營屬伊犁鎮守使署轄，受新疆都督節制。今縣境內坎鄉、海努克、加尕斯臺，自清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公元1762年)起皆屬寧遠城阿奇木伯克轄，至清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元1888年)隸屬寧遠縣(今新疆伊寧)轄。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劃歸鞏留縣轄。民國二十七年(戊寅，公元1938年)1月14日，撤銷伊犁錫伯營(包括四營)，同時成立河南設治局(因處伊犁河南岸而命名)。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1月1日，升格為縣，正式成立河南縣，海努克、加尕斯臺同時劃歸河南縣轄，隸屬於伊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公元1943年)，河南縣被鑑定為三等縣。民國三十三年(甲申，公元1944年)5月4日，河南縣因與河南省重名，改名寧西縣，當年成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革命政府，寧西縣改稱蘇木爾縣。1950年6月11日蘇木爾縣複稱寧西縣，併成立寧西縣人民政府，隸屬伊犁專員公署。1951年，坎鄉由伊寧縣劃歸寧西縣轄。1954年3月17日經國務院批准，將寧西縣更名為“察布查爾”，併成立了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

  堂號

  扶余堂：以望立堂。

  遼東堂：以望立堂。

  字輩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