沮渠氏起源及歷史

  沮渠(jǔ qú)氏是歷史上代北地區複姓。《鄭通志·氏族略》收載，其注云：“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晉末有沮渠蒙遜，稱西河王，號北涼，都張掖。沮渠其源出於且人，“且”是尊奉男性生殖器為圖騰的古老部落，發源於黃河流域。沮吳，亦即徂徠，在今山東泰安東南一帶，且人在堯舜時代曾居於該地。後為商王朝所逼，且人被迫向四方遷移，在山東的仍稱且人，向東北的則遷融入沃沮，向西的遷入新疆建且未國，向西南的遷建苴候國，向南者遷為且歐、且蘭，後為百越一支，最後大多融入漢族。

【得姓始祖】

  沮渠蒙遜：在沮渠氏部族中輝煌一時，建立了北涼政權，因此後世的沮渠氏族人大多尊奉沮渠蒙遜為得姓始祖。

【起源源流】

  單一源流

  源於古匈奴族，出自匈奴屠各部卜氏一族重輔臣官左沮渠、右沮渠，屬於以官職稱謂為氏。

  沮渠氏源出於且人，是一個古老的氏族部落，發源於黃河流域的徂徠(今山東泰安東南一帶)，在堯舜時代曾居於該地。後為商王朝所逼，且人被迫向四方遷移，留居在山東的仍稱且人，向東北遷徙的則融入沃沮，向西遷徙的入新疆建且未國，向西南遷徙的的建立了苴候國，向南遷徙的則演進為且歐、且蘭，後成為百越的一支，最後大多融入漢族。而遷往遠離中原地區的且人，又分別融入了回紇族、布依族、水族、壯族、滿族、朝鮮族等其他少數民族。

  西遷的一支且人經陝西且水遷至甘肅，建立了古徂國，後為周文王姬昌所滅。餘部再經河西走廊向西遷播，至秦朝時期在新疆建有且末國、東且彌國、西且彌國，但後來己皆為匈奴冒頓單于所破，成為匈奴的屬國。冒頓單于在且人集中居住的地區設立了“大且渠”之官進行管轄。“且渠”是古匈奴語，古突厥語為“Cétch”，蒙古語為“□□□□□”，漢義都是“且人的首領”的意思，“渠”就是古突厥語“首領”的讀音，後成為匈奴貴族中固定設定的一種官稱“沮渠”，分為左沮渠、右沮渠。所以在後來的匈奴族沮渠部中，一般都世世為部落聯盟的酋豪，最後率且人相對穩定地入居於臨松盧水地區(今甘肅張掖)。

  據唐朝宰相房玄齡所著《晉書》中記載：“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漢武帝執政時期(公元前140～前88年)，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

  至於匈奴族中卜氏的來源，據史籍《史記》記載，“匈奴部族四大姓之一有須卜氏，其後簡改為卜氏。”屬於匈奴單于旁支子弟貴族後裔。而“左沮渠”、“右沮渠”都是匈奴屠各部卜氏家族的官員稱謂，自先秦時期就已有之，是部族中最重要的官員，相當於漢、唐時期的左宰相、右宰相。“左沮渠”偏重於政令的執行與生產管理，“右沮渠”則偏重於軍事管理與戰役指揮。其後人漸次以“沮渠”為姓氏，統稱沮渠氏。

  自古傳說，沮渠氏的子弟都有一種驚人的遺傳天賦，那就是對天文地理有天生的敏感領悟力。這個氏族忠實繼承著祖輩遺留下來的一道古老遺訓，並將其作為凝聚家族團結的精神信條。其遺訓就是：“某年某月，上天的使者將持一面雕有藍眼狼的黃金盾牌來到部落，部落中的人見到盾牌後必須全部隨其出征，在天神的率領下進行一場偉大的戰鬥。”其實，早年的很多匈奴部落中都有這麼一條古訓，不過大都在漫長的歲月中隱沒遺忘了，只有沮渠氏的後人篤信並一直傳承著這種說法。

  沮渠氏似乎凝聚了祖輩積累下來的所有天賦，從小就聰明過人。他們從小的志向就是復興大匈奴，重新使匈奴的蹄聲和刀鋒馳騁飛揚在祁連南北。他們最感興趣的，莫過於流傳下來的祖先左沮渠的一則軼事：“在某個寒冷的冬天，左沮渠隨匈奴突騎隊襲擊了西漢的一個軍事據點，意外地從中得到了一大捆冊編。在回到帳篷開啟後，他驚奇地發現這就是漢人流行的《大胤歷》。當時匈奴族人還沒有曆法，左沮渠也不能流暢地閱讀秦朝人所書寫的小篆，但憑著他那種對天文地理的天生興趣和領悟力，很快就摸索出了其中的歷法規律。他彷彿著了魔一般，日夜就著篝火研習，眼睛、鼻子被濃煙燻得烏黑，身旁邊的其他匈奴貴族無不嗤笑其是瘋子。多年後，左沮渠請求大單于派給自己一支遠征隊，據傳是為了尋找曆法中隱藏的秘密。但後來他不知所終，據說這支小小的遠征隊是在越過漢匈邊界時，皆不幸死於西漢名將飛將軍李廣的利箭之下。

  後來的東晉十六國時期，西秦國中有散騎常侍沮渠興國、河湟太守沮渠漢年;北涼國中有敦煌太守沮渠唐兒、鎮西將軍沮渠旁周。到了南北朝時期的北魏王朝，有雍州刺史沮渠康等等。

  沮渠氏族人在後來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幾乎全部都融入了漢族。但是要注意的是，其後裔子孫所改稱的漢姓有很多，諸如沮氏、渠氏、左氏、佑氏、姚氏、麴氏、西氏、相氏、唐氏、李氏、金氏、門氏、蒙氏、烏氏、稠氏、復氏、伊氏、次氏等等。

【遷徙分佈】

  歷史上代北地區複姓。《鄭通志·氏族略》收載，其注云：“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晉末有沮渠蒙遜，稱西河王，號北涼，都張掖。

  匈奴族文化和習俗

  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匈奴族人有語言，無文字。因史籍《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史籍《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中也記載：其呼衍氏等大姓，“主斷獄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不過，從桓寬的《鹽鐵論·論功》所說的“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一作卷衣)，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來看，則又似有文字。否則就無所謂“刻骨卷木”之說。而所謂“有以相記”、“有以相使”的提法，也似乎成為無的放矢。洪鈞在《元史譯文證補》中引述西方學者論述西遷匈奴族人情況時說：匈奴阿提拉“與西國使命往來，壇坫稱盛，有詩詞歌詠，皆古時匈奴文字。羅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後世無傳焉。”倘從後兩則記載看，則“無文字”之說，似難以成立。但如果斷言匈奴族人有文字，則其文字是何種形態，目前又無從解答。此事仍有待於考古發掘來證明。

  匈奴語言，一般認為屬於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但也有人認為，應屬蒙古語族。

  匈奴族人的民間文學非常豐富，民歌優美動人。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為漢膘騎將軍霍去病擊敗，自祁連山和焉支山(今甘肅河西走廊)北撤。此後匈奴族人每過此地，便引吭高歌：“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歌詞取材巧妙，寓意深遠，悽切婉轉，扣人心絃，不難從中領略其藝術魅力。

  據載張騫通西域時，曾在西域得《摩訶兜勒》一曲。“摩訶兜勒”譯意為“萬歲歌”，有人認為它是匈奴的歌曲。西漢著名音樂家李延年曾因其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東漢和帝劉肇時，便將其定為“萬人將軍”所用。足見其影響之深廣。

  匈奴族人歌唱，一般都要用胡笳、琵琶、胡笛、“渾不似”、箜篌等樂器伴奏。胡笳是匈奴族人最喜愛的重要樂器。據傳它最初是用卷蘆葉製成的，後始用木管代替，聲音哀怨悲壯。史籍《後漢書·竇憲傳》中就有“遠兵金山，聽笳龍庭”的讚詞。琵琶也是匈奴族人經常使用的樂器，漢人劉熙雲：“枇杷，本出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卻曰枇，引手卻曰杷。象其鼓時，因以為名也。”“渾不似”，又譯“火不思”、“火撥思”。據《元史·禮樂志》中記載，其制“如琵琶，直頸，無品，有小槽，圓腹如半瓶榼，以皮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可能為匈奴族人所創造。箜篌則似由漢地輸入。

  匈奴族人不僅善歌，而且善舞。史書上關於“胡舞”的記載，顯然就是指匈奴舞而言。匈奴的舞蹈，從東漢“靈帝(劉弘)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的記敘看，它一定也是匈奴族人民所喜愛的娛樂活動。他們閒暇之時，彼此相聚，載歌載舞，以讚美草原風光。此外，匈奴族人也喜愛走馬和走駱駝等體育活動。

  匈奴族人的造型藝術和繪畫很有特色。強烈地體現遊牧和狩獵生活的現實。在漠北諾顏山以及其它地區的匈奴墓葬中，曾出土了一些牛、馬、鹿頭形或體形、及野獸相互搏鬥的氈毯、銅飾牌、金葉和銀片。有些骨器還繪有精美的獸類圖案。在諾顏山“巴洛勒德墓”中，還出土了用粘土製成的馬和駱駝，作俯伏狀的金馬，雕獸形的琥珀球;第1號墓出土了獸頭銅像;第6號墓出土了木雕馬、鹿，玉雕馬、牛、鹿和金制獸像;第12號墓出土了繪有牧牛圖案的緞子靴;第23號墓出土了飾有獸頭的青銅器皿，用石料雕成的帶角牛頭等。

  在出土的氈毯中，有的圖案複雜，色彩豔麗;有的以各種絲線繡成，製作精細。例如在諾顏山第6號墓內出土的一塊氈毯，長兩米六，寬一米九五。氈毯上覆有深棕色緞子鑲邊的綵緞。深棕色的貼邊上繡有綠、黃、緋紅等花紋。沿貼邊，四周有一幅寬二十四～二十八厘米的帶小方格的繡畫，畫面有用綠色絲線繡成的九棵樹，樹與樹之間各有一對以各色絲線繡成的、作互相追逐狀的禽獸。其中四對是鹿和鳥，五對是老虎和犁牛。沿著這幅刺繡的四周，還用綠、黃、絳、緋紅等色線繡著方形、圓形、叉形和十字形的花紋，綵緞當中是用絲線繡成的雲朵。

  中國考古學者1958年在內蒙古自治區和林格爾縣范家窯子發掘出屬於戰國時期的匈奴墓葬中，發現獸形的銅飾片及環狀、管狀銅飾，也是具有重要特色的匈奴藝術品。1962年在伊克昭盟準格爾旗速機溝發現的漢代匈奴銅器，其中的銅製立式長角鹿，頭微昂，雙目前視，長角分數枝，四腳直立，神態生動。還有臥式長角鹿，屈足、昂首、雙眼作遠眺狀，兩耳豎起，臀部肥碩，腹部細瘦，背有一道突稜，造型優美生動，充分顯示了匈奴族人的藝術才華。

  匈奴族人崇拜自然神，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和祖先。史籍《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族人每年有三次集會：農曆1月，諸首領小會單于庭，舉行春祭;農曆5月，大會蘢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天，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又言，“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升，夕拜月”。“舉事而候星月”。史籍《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俗，歲有三龍祠。”農曆1月、農曆5月、農曆9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詞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祭拜偶像。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漢軍的驃騎將軍霍去病將兵出隴西擊休屠王，獲其“祭天金人”，就是匈奴族人用以祭祀而製作的。有的學者將“金人”視為佛像，殊非是。

  在諸神崇拜中，特別注重天神。認為天神是諸神的最高主宰，人世間的得失均仰仗於天。如果人的行動能順乎天道，天便會給人賜吉祥。否則，天便要給人降災禍。因此每當行事順利時，便稱之為“天之福”。例如在公元前133年，漢武帝劉徹欲設謀於馬邑伏擊匈奴。

  因漢朝尉史告密，使單于得以脫險。單于在事後說：“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反之，受到挫折時，也認為是天的意志。例如在西漢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且鞮侯單于扣留蘇武，禁之於大窖中，斷其飲食。會天降雪，蘇武飲雪水，吃氈毛，數日不死，便以為天意不使之死而徙居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又如李廣利投降匈奴後，衛律串通胡巫殺之。李廣利臨死時怒罵：“我死必滅匈奴。”不久，連續數月雨雪交加，牲畜死亡，人民疾疫，谷稼不熟。狐鹿姑單于驚懼，便為之立祠室奉祀。

  由於視天神為最高主宰，故凡設重誓或重要盟約時，往往也以天作擔保。西漢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匈奴同漢朝會盟，便要漢一起立下誓言：如有先背約者，將“受天不祥”。

  匈奴族人信“巫”。在匈奴族人的思想意識中，鬼神支配著人的一切行動。但鬼神生活在太虛之上，人無法與之直接交往，必須透過“巫”才能窺察其意志。因而在匈奴族人社會中，便有所謂“胡巫”的宗教職業者，其中大多數是女性。“巫”透過舞蹈和咒語來顯示鬼神的威權。

  巫除代行鬼神意志外，還兼有醫治疾病任務。例如前面提及的蘇武，當被拘留時曾引刀自刺，傷重。衛律立刻召巫，為之醫治。“鑿地為坎，置溫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巫實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不但在統治階級實施重大決策時，為之占卜吉凶，還經常出謀畫策，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有簡單的法律觀念。法主要是約定俗成的習慣法，極嚴厲。史載其制，“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它是維護匈奴奴隸制國家的有力武器。

  匈奴族人實行氏族外婚制，同一氏族男女不準互相通婚，只有在氏族以外才能尋找自己的配偶。女子嫁到夫家，不僅是丈夫家族中的一員，而且是夫家氏族中的一員，具有繼承財產的權利。“為了把財產保持在氏族以內”，一旦丈夫死亡，妻子不得與氏族以外任何人結婚。史籍《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風俗，“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娶其妻妻之。”這種子妻後母、弟妻嫂的習俗就是氏族外婚制的產物，不僅存在於匈奴族人中，在北方其它民族中也廣泛存在，是氏族制殘餘在婚姻關係上的具體體現。單于攣鞮氏(虛連題氏)與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就是世代相傳互為婚姻的，並藉以建立起鞏固的聯盟。史籍《後漢書·南匈奴列傳》中記載“單于姓虛連題。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可為印證。

  匈奴單于為維護自己的統治利益，有時也將自己的子女許配給鄰族王公貴族，藉以抬高自己的威望，或驅使對方為自己服務。西漢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漢為聯絡烏孫，達到“斷匈奴右臂”的目的，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公主妻烏孫昆莫。烏維單于為與漢爭奪烏孫，亦遣女妻烏孫昆莫。西漢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邱支單于徒居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配康居王，均是明例。

  匈奴族人逝世後，均要實行厚葬。史籍《史記·匈奴列傳》中記載，匈奴族人送葬，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倖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從諾顏山及內蒙古自治區匈奴墓葬發現的隨葬物，也充分證實這一點。據說其貴族墓，大的長、寬俱各三十五米，高三米五。隨葬物除衣冠、絲織品外，尚有陶器、鐵器、銅器、玉器、金銀器及各種奢侈品，幾乎應有盡有。這種厚葬習俗，發展至十六國時，奢靡之風更盛，前趙主劉曙為葬其父及妻，甚至從各地調集六萬工匠，同時操作，費時一百天，始建二陵，“下錮三泉，上崇百尺，積石為山，增土為阜”，耗費銀錢“以億計”。正是由於匈奴族人迷信鬼神、相信人死靈魂不滅觀念所致。

  此外，匈奴民族的人大多尚左，“其坐，長左而北鄉”;輕老貴壯，崇尚勇敢;喜戰死，恥病終;行血盟，也是其重要習俗。

【郡望堂號】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

  【典故軼事】

  新疆吐魯番盆地吐峪溝“高昌佛窟”的蒙難歷程

  公元五世紀中葉，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住，遂由沮渠安周率領殘部向西遷徙，在吐魯番站穩了腳跟。

  北魏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魯番稱王，他去到高昌故城東邊的吐峪溝開山鑿洞，恭身禮佛，因此吐峪溝石窟在南北朝時期非常興盛，盛況一時。

  進入唐朝時期之後，吐峪溝山谷兩岸的佛教洞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這在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朝文獻《西州圖經》殘本，對吐峪溝石窟有很具體、形象的描述。人們從《西州圖經》描述中可以瞭解，當時在吐峪溝中隨山勢展布有重重寺院，它們背依危峰，下臨清溪，四周綠樹掩映，佛寺、禪院密集，煙火不斷，人們在溝谷深處，竟難見星月。佛寺中的高塔，聳人云霄;橫跨溝谷東西的橋樑，如彩虹在天。人們返溝谷東西如履平地，毫無攀援、跋涉之苦。唐朝時期吐峪溝這種興盛異常的宗教氛圍，和今天吐峪溝破敗寥落的佛窟禪院形成強烈對比，引發人們的不盡遐想。

  可嘆今天的吐峪溝石窟寺形象，與《西州圖經》中透過文字描述所展示的畫面，差距實在是太大了。不論是聳立雁塔，還是那飲漢彩虹，都早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之中。高低錯落、依山展布，曾曲徑通幽的區區佛寺，除一些殘窟斷垣可大概指點他們的遺蹟外，也早就沒有了自己的特徵。

  這一切的變化，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它遭遇的最初、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難，是在約公元十五世紀穆斯林教徒進入吐魯番地區時期。當時，狂熱的穆斯林武士們憑藉強大的軍事力量，對視為異端的佛教勢力進行了徹底的破壞和打擊。這次打擊對佛教文化在吐峪溝的存在及活動是致命的，但並沒有因此使這一溝谷中的佛教勝蹟完全消失，仍然保留了相當大的部分。

  但是，此後的天災人禍卻使這塊佛教聖地一撅不振了：

  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著名的考古學家、德國文化強盜阿爾伯特·馮·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公元1860～1930年)就曾描述說，當年他在吐峪溝還見到了一座大型佛教廟宇，它像一個巨大的燕巢似的緊緊依附在近似垂直的巖壁上。而在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發生在新疆吐魯番地區的一次強烈地震，使這座廟宇整個墮人了峽谷，再也不見了蹤影。

  最早的涉足吐峪溝山谷的一個外國人，應該是沙皇俄國的植物學家、彼得堡植物園園長的雷格爾(E.Regel)，他是彼得堡植物園的負責人，更是文化強盜。早在清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他就到了吐魯番和吐峪溝，在他回國後發表的考察報告中，除了連篇累犢地介紹新疆地區植物外，還介紹了他在吐峪溝中見到的石窟寺。四年以後的清光緒九年(公元1883年)，根據這一線索隨後來到吐魯番的沙俄人彼得·庫茲米奇·科茲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公元1863～1935年)，潛入到吐峪溝石窟寺中，一次就盜走了許多回鵲文、漢文文獻及其他佛教文物。

  清光緒九年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著名的考古學家、沙俄文化強盜克列門茲(D. Klementz)也來到吐魯番地區，他也沒有忘記到吐峪溝，在他離開吐魯番回彼得堡時，同樣也盜走了大批“精美壁畫”及古代“經卷”!

  從對吐峪溝石窟寺侵擾次數最多，造成破壞最嚴重這個角度去分析，首當其衝的要數德國人勒柯克和同伴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Albert Grünwedel，公元1856～1935年)，其中尤以勒柯克為最。阿爾伯特·格倫威德爾作為一個研究藝術史的學者，他主張對古代藝術品完整地、科學地認識，應該使藝術遺蹟儲存在原地;而對一個遺址地點要求得到科學的瞭解，必須完整地測量地圖，繪畫遺蹟，如實地攝影，完成科學報告等，如壁畫等文物學術價值高，也可以進行臨摹複製。但勒柯克完全不管這些，對格倫威德爾在一些遺址點上阻止他割剝壁畫、敲砸塑像的行為還內心深為反感，因為他到吐峪溝石窟寺來，就是以割剝竊取這裡最精美的佛教壁畫作為自己最主要目的。正是在勒柯克和他的助手巴塔斯的粗暴行為中，吐峪溝石窟中殘存的壁畫，又遭受了一次非常徹底的新劫難。

  在這個迴環曲折的山谷中，勒柯克還找到了一間封閉的石窟密室，其中封存著不少唐朝時期的佛教典籍，勒柯克將它們滿滿塞了兩麻袋，作為“考察成果”連同其他一些勒柯克自稱的“驚人的刺鄉品”一併運回了柏林。目睹勒柯克竊走的大量精美文物，格倫威德爾深深感到了它們重大的歷史科學價值，因此在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他又到吐魯番、吐峪溝詳細進行了測量、拍攝、臨摹，以補充原有資料之不足。

  對吐峪溝石窟殘酷施暴的另外兩個重要人物，是考古學家、日本文化強盜橘端超和野村榮三郎。清光緒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這兩個出身於本性卑劣民族的傢伙受日本西本願寺的第二代法主大谷光瑞(おおたにこうずい，公元1876～1948年)的派遣，潛入了吐峪溝進行“發掘”，得到了一些佛經;清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他們重來吐峪溝後，出錢僱用了三十五名當地農民，分成五組，對二十多個洞窟進行了“相當乾淨”的搜掠，盜走了大批古代文書、寫經、銅佛像、刻花磚等珍貴文物。例如著名的南北朝時期《沮渠·安周寫經》，就這樣被盜到了日本。荒蠻的倭奴歷史，就是這樣靠剽盜拼湊成今天的《大日本國史》，如今的韓國也在“沐猴而冠”。

  與搜掠新疆文物有密切關係的，還有英屬印度加爾各答大學校長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公元1862～1943年)，他自然也不會放過吐峪溝。在清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他先後兩次在吐峪溝進行了繪圖、測量，最終目的還是為了盜掘，然後炫耀地說：“找到了不少好看的壁畫和塑像殘片，運到了印度……”

  經過這麼多次反覆的洗劫，吐峪溝石窟剩下的是一種怎樣的面目，人們是不難想象的。今天的吐峪溝石窟，依然是一種大劫以後沒有恢復過來的悲涼景象。方形、長方形而中心有立柱、縱卷頂形的一層層洞窟，不少窟體還是相當高敞、寬大的。有中心柱的佛窟，塔柱四面有龕。窟、龕之中，本來應該是莊嚴的佛像和色彩紛呈的壁畫，而如今卻都是破敗零落，偶見的佛像繪畫也是殘腳斷臂，少眼缺鼻，難覓完整的原始形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