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氏起源及歷史

  番姓是中華姓氏之一，讀音作pó(ㄆㄛˊ)，亦可讀作bō(ㄅㄛ)、pān(ㄆㄢ)，不可讀作fān(ㄈㄢ)。其源有三：一是出自遠古時期黃帝后裔番族部落，屬於以部落名稱為氏;二是出自春秋時期吳國君主後代吳芮的封地，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三是出自漢朝時期朝鮮半島真番族，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番姓現今人口約六千，排在第八百四十二位，在臺灣名列第六百十七位。

【得姓始祖】

  吳芮：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的後裔。其父吳伸，曾任楚國大夫，後以諫觸怒楚王，被貶謫居番邑。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番邑首批置縣，吳芮被任命為第一任縣令，縣治亦遷至吳芮故鄉番邑。吳芮任縣令後，十分注意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尊為“番君”。楚漢相爭中，吳芮支援漢王劉邦，在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劉邦改封吳芮為長沙王。由於吳芮曾為世人尊為“番君”，在其後裔子孫中就有以先祖尊號為姓氏者，稱番氏，世代相傳至今，史稱番氏正宗。

【起源源流】

  源流一

  源於姬姓，出自遠古時期黃帝后裔番族部落，屬於以部落名稱為氏。

按史記載，番族，亦稱古番禺，是古南越國的後裔之一。

古南越國玉爵

  古南越國金縷玉衣

  其實，古番族起源於青海高原的西傾山(今青藏高東南部邊緣，屬崑崙山系東端支脈，今瑪曲縣)，為黃帝部落聯盟的東支，是一個非常古老的部落，源遠流長。其後有一支順甘肅嶓冢(嶓冢山，亦稱齊壽山，今秦州區齊壽鄉)、陝西磻溪(今秦嶺西段北麓)、河南潘水遷至河北番吾(今河北平山)、潘縣(古河陽，今河南孟州)一帶。

  商王朝建立後，番族人因被商族人所迫，分別向東北、西、南三個方向遷移。其中有南支遷至山東蒲臺、薄姑、博山、蕃縣一帶。另有一部再南遷至藩籬、番縣、鄱陽、番禺等地，分別融入吳、揚越、南越，成為百越族的一支。

  秦朝時期，百越族被秦軍將領任囂、趙佗率十三萬大軍所征服，不久秦王朝覆滅，西漢初期，趙佗攏百越民建立的偏安於番禺地區(今廣東廣州)的南越國政權。

  西漢高祖劉邦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和漢文帝劉恆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南越國曾先後兩次臣屬於西漢王朝，成為西漢的“外藩”。到了漢武帝劉徹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國末代君主趙建德再次叛漢，並挑起與西漢發生戰爭，被漢武帝劉徹於公元前111年譴十萬大軍所滅。古南越國曆五主，共九十三年。

  古番族在長江流域、珠江流域與各民族的融合中，大多成融合於漢族，其中有以古族名為姓氏者，稱番氏，亦有以諧音字改為卜氏者，皆世代相傳至今。

  該支番氏正確姓氏讀音作bō(ㄅㄛ)，魏、晉以後有轉音為pān(ㄆㄢ)者，如今這兩種讀音並存，讀音為pān(ㄆㄢ)者主要分佈在廣東、福建、臺灣地區。

  源流二

  源於姬姓，出自春秋時期吳國君主後代吳芮的封地，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

  據史籍《路史》記載：“春秋時吳王支庶吳芮封番君，食採於番邑(今江西波陽)，子孫因以為氏。”

  吳芮，公元前?～前202年待考，為春秋時期吳王夫差的後裔。其父吳伸，曾任楚國大夫，後以諫觸怒楚王，被貶謫居番邑。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番邑首批置縣，吳芮被任命為第一任縣令，縣治亦遷至吳芮故鄉番邑。吳芮任縣令後，十分注意治政恤民，深得民心，被尊為“番君”。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率眾起義反秦，全國人民紛紛響應。英布率七千人投奔吳芮。英布雖黥面刑徒，但吳芮並不藐視他，還以女妻之，命他率領一支以越族人為主的武裝，入淮與項梁的起義軍會合，隨項羽定三秦，入咸陽。之後，吳芮另派女婿梅率水軍隨劉邦入武關。

  秦王朝滅亡之後，項羽在分封諸侯時，封吳芮為衡山王。

  之後的楚漢相爭中，吳芮支援漢王劉邦，在漢王朝建立後，漢高祖劉邦改封吳芮為長沙王。吳芮功高不驕，處處謹慎，後來諸王皆被誅戮，惟有吳芮獨免，而且其子孫連續五代皆承襲長沙王位。

  由於吳芮曾為世人尊為“番君”，在其後裔子孫中就有以先祖尊號為姓氏者，稱番氏，世代相傳至今，史稱番氏正宗。

  該支番氏的正確姓氏讀音作pó(ㄆㄛˊ)，魏、晉以後有轉音為bō(ㄅㄛ)、pān(ㄆㄢ)者，如今這兩種讀音並存，讀音為pó(ㄆㄛˊ)者主要分佈在雲南、廣西地區，而讀音為bō(ㄅㄛ)者則主要分佈在江西等地，卻皆為同宗同源。

  源流三

  源於高麗族，出自漢朝時期朝鮮半島真番族，屬於以封邑名稱為氏。

  在史籍《史記·朝鮮傳》中記載：“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其後索隱註釋：“按漢書，滿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

  漢武帝劉徹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發動攻擊樓蘭、車師之戰後，又發動了擊滅衛氏朝鮮之戰，之後在原衛氏朝鮮的領地上設定了樂浪、玄菟、真番、臨屯四郡。這四郡所轄居民的民族成份是不同的，由於史書對此沒有明確記載，在前人的研究中都未涉及這一問題。

  衛滿朝鮮取代箕氏朝鮮之後，“會孝惠、高後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漢武帝出兵衛氏朝鮮的原因之一就是“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說明衛氏朝鮮初建時，在其周圍存在許多小國。

  從西漢遼東太守與衛滿約定“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來看，這些小國都是直接隸屬於西漢中央王朝的，衛滿的孫子衛右渠時，“真番旁眾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是衛氏朝鮮作為西漢王朝的地方政權，逐漸以武力使原本隸臣服於中央王朝的眾國轉而隸屬於自己，因此漢武帝感到了一種威脅，所以才興兵討伐。

  這在史籍《史記·朝鮮列傳》中有記載：“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注真番、臨屯為“東夷小國”。在史籍《三國志·魏書·東夷傳》中也記載：“漢初，燕亡人衛滿王朝鮮，時沃沮皆屬焉”。

  真番，為朝鮮半島上的古著民，先秦以前屬於三韓民族。在整個西漢時期、以及後來的唐朝時期皆臣服於中央王朝，真番族人中即有大量內附者，成為今遼西地區朝鮮族先民之一，世襲留有番氏，當為古真番國之遺留姓氏，世代相傳至今。

  該支番氏的正確姓氏讀音作pān(ㄆㄢ)，主要分佈在東北三省地區。

【遷徙分佈】

  遷徙

  (暫缺)

  分佈

  番氏是一個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體，現今人口約六千，排在第八百四十二位，在臺灣名列第六百十七位，多以鄱陽、合浦、桂林、象郡為郡望。現主要分佈在雲南等地。

【郡望堂號】

  郡望

  鄱陽郡：本為春秋楚之番邑，秦朝時期置番縣。西漢時期改名為番陽，三國時期孫權設鄱陽郡，治鄱陽縣，轄境為今江西省東北部地區。其地的東部和東南部緊鄰浙江、福建省，西部和西南部毗鄰九江、南昌、撫州、鷹潭市，北部連線安徽省環接景德鎮市。治所在今江西省波陽市一帶地區，境內有著名的鄱陽湖，下轄信州區和上饒、廣豐、玉山、鉛山、橫峰、弋陽、餘干、鄱陽、萬年、婺源十縣，代管德興市。隋朝開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改鄱陽郡為饒州，後罷饒州復鄱陽郡。唐朝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改鄱陽郡為饒州，是域屬饒州、衢州、翕州。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析饒州之弋陽、衢州之常山、玉山三縣置信州，是域屬饒州、信州、歙州，隸江南東、西兩道。宋朝時期主屬信州上饒郡、饒州都陽郡，隸江南東路。元朝時期主屬信州路、饒州路及鉛山州，隸江浙行中書省。明朝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分江西為五道，是域主屬九江道饒州府、湖東道廣信府。清朝事情沿明制。民國初期主屬豫章道、潯陽道。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主屬江西第四、第六行政區。1949年屬上饒、樂平二專區，轄景德鎮市和上饒、弋陽、橫峰、鉛山、餘江、廣豐、東鄉、玉山、貴溪、樂平、德興、鄱陽、萬年、餘干、婺源、浮樑十六縣。1950年樂平專區更名為浮樑專區，上饒專區增設縣級上饒市。1952年上饒、浮樑2專區合併設立鷹潭專區，旋改稱上饒專區。1953年景德鎮市升為地級市，由省直轄。1957年鄱陽縣更名為波陽縣。1958年浮樑縣劃歸景德鎮市。1960年上饒縣併入上饒市。1964年恢復上饒縣。1968年東鄉縣劃歸撫州專區。1970年上饒專區改稱上饒地區。1983年樂平縣劃歸景德鎮市，貴溪、餘江二縣劃歸鷹潭市。1990年德興縣改市。2000年撤銷上饒地區，設立地級上饒市，原縣級上饒市境置信州區。2003年波陽縣名恢復為鄱陽縣。以前，洞庭湖為我國第一大淡水湖，後被人為破壞，湖面劇減，而今鄱陽湖成為我國最大的淡水湖，湖區周圍有許多奇峰異洞，密林幽谷，是著名的遊覽勝地。如今已被併入饒州市。

  合浦郡：合浦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悠久歷史，素有“南珠故郡，海角名區”之美譽。秦始皇三十三年(丁亥，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置南海、桂林、象郡三個郡制，今合浦縣境屬象郡轄地。漢朝初期，今合浦縣境屬南越國轄地，漢元鼎六年(庚午，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南越，劃出南海、郡交界地方置合浦郡，郡治徐聞(今廣東海康)，同時設合浦縣。合浦縣轄地為今合浦、浦北、北海、靈山、欽洲、博白、廉江、容縣、北流以及邕寧、橫縣的一部分。東漢末期的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庚寅，公元210年)，孫權派大將步騭任交州刺史，合浦屬孫吳轄地。三國時期的孫吳黃武五年(丙午，公元226年)，分合浦以北歸廣州管轄，孫黃武七年(戊申，公元228年)，合浦郡改稱官郡，同年劃出合浦縣南境設官縣，與合浦同屬珠官郡。孫吳太元二年至太平(公元252～258年)複稱合浦郡。孫吳永安三年(庚辰，公元260年)，劃出合浦縣西北部設定昌平縣(今廣西橫縣)，隸屬合浦郡。晉朝時期太康元年(戊子，公元268年)，撤珠崖郡併入合浦郡，同年劃出合浦縣東北部設蕩昌縣(今廣西容縣)，東晉建武元年(丁丑，公元317年)以後，又析合浦縣地置新安縣。合浦郡隸屬交州，郡址在合浦縣城(今浦北縣舊州)。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永初元年(庚申，公元420年)，合浦郡屬交州，南朝宋元嘉九年至大明八年(公元432～464年)，劃出合浦縣東北部置臨漳郡。屬廣州。南朝宋秦始七年(辛亥，公元471年)，劃出廣州臨漳郡和交州的合浦、宋壽二郡，同時增設百粱、龍蘇、安昌、南流、永寧、富昌六郡，統稱越州。越州和臨漳郡駐地在今浦北縣泉水鄉境內。合浦郡管轄合浦、徐聞、蕩昌、朱官、朱盧、晉始、新安六縣。郡治在合浦縣城。南朝齊建元元年(己未，公元479年)，合浦郡治遷徐聞縣。合浦郡墨守成規徐聞、合浦、朱盧、新安、晉始、蕩昌、朱豐、寧廣等九縣。南朝齊永明六年(戊辰，公元488年)，劃出合浦縣東北部置北流郡，屬越州。合浦郡駐地由徐妝遷合浦縣城，其時越州管轄的郡增至二十個。南朝梁天監元年(壬午，公元502年)以後，撤銷臨漳郡及其屬縣，並歸合浦縣。越州治所遷合浦縣城。隋朝開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交合浦郡併入越州。隋大業元年(乙丑，公元605年)，越州必稱祿州。隋大業三年(丁卯，公元607年)，祿州與合州(今雷州半島)合併，稱合州。同年合州必稱合浦郡，隸屬揚州，轄十一縣，其中，合浦、龍蘇、封山三縣在今合浦、浦北縣境內。郡址在合浦縣。唐朝武德五年(壬午，公元622年)，合浦郡改稱越州，同年析合浦縣部份轄地設定安昌、高城、大廉、大都四縣，與合浦縣同屬越州。唐貞觀六年(壬辰，公元632年)，在今營盤鄉境內設珠池縣，劃出大都縣隸屬白州(今博白縣)。唐貞觀八年(甲午，公元634年)，越州改稱廉州。唐貞觀十二年(戊戌，公元638年)，撤銷安昌、珠當二縣並歸合浦縣。唐天寶元年(甲子，公元724年)，廉州複稱合浦郡。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改稱恩州，轄合浦、封山、蔡龍、大廉四縣。駐地在合浦縣城。五代十國時期，南漢乾亨元年(辛未，公元971年)，在今常樂圩附近設定常樂州，並劃出合浦縣部分轄地，新設博電、零綠、鹽場三縣為其轄地，其時恩州轄合浦、封山、蔡龍、大廉四縣，治所在合浦縣。南漢大寶五年(壬戌，公元962年)，在海門鎮(今廉州鎮)設定媚川部，專管採珠。宋朝開寶四年(辛未，公元971年)，撤銷媚川都。宋開寶五年(壬申，公元972年)將封山、蔡龍、大廉三縣併入合浦縣。同年撤銷常樂州，復設廉州，將其所屬博電、零綠、鹽場三縣合併置石康縣(縣城在今石康鎮境內)，隸屬廉州，同年廉州駐地遷長沙場(今石康鎮順塔村)。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公元983年)，撤銷廉州，改設太平軍，駐地海門鎮。同年撤銷合浦縣，併入石康縣。太平軍僅轄石康縣。太平軍僅轄石康縣。宋鹹平元年(戊戌，公元998年)撤銷太平軍，復設廉州，稱廉州合浦縣。廉州合浦郡和合浦縣駐地均在海門鎮。廉州合浦郡轄合浦、石康二縣。元朝至元十四年(丁丑，公元1277年)，廉州合浦郡改為廉州路安撫司。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公元1280年)，改為廉州總管府，元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公元1291年)，廉州路轄合浦、石康二縣，駐地在合浦縣城。明朝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改廉州路為廉州府，轄合浦、石康二縣，屬廣東布政司。明洪武七年(甲寅，公元1374年)廉州府降為州，撤銷合浦縣，廉州轄石康一縣。明洪武四十年(辛酉，公元1381年)，廉州升為府，復置合浦縣，欽縣為復為州。合浦縣城為廉州府駐地。廉州府轄欽州和合浦、靈山、石康三縣。明成化七年(辛卯，公元1471年)，將石康併入合浦縣。廉州府轄欽州和合浦、靈山三縣。清朝順治元年(甲申，公元1644年)，廉州府轄欽州和合浦、靈山二縣，駐地合浦城，隸屬廣東行省。清光緒十四年(戊子，公元1888年)，欽州升為直隸州。廉州府轄合浦、靈山二縣。清光緒二十年(甲午，公元1884年)以後，劃出逐溪縣的潿洲島隸屬合浦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公元1906年)廉州府隸屬廉欽道。清宣統三年(辛亥，公元1911年)農曆8月，將廉欽道改稱欽廉軍政府。廉州府屬欽廉軍政府，仍轄合浦、靈山二縣，駐地合浦縣城。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撤銷廉州府。合浦縣直屬欽廉軍政府轄。同軍欽廉軍政府改稱欽廉綏靖處(今廣西欽州)。合浦縣隸屬欽廉綏靖處，民國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撤銷欽廉綏靖處，改設欽廉道。合浦縣隸屬欽廉道。民國九年(庚申，公元1920年)撤銷欽廉道，合浦縣直屬廣東省。民國十九年(庚午，公元1930年)合浦縣隸屬廣東省南區綏靖公屬(今廣東茂名)。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合浦縣隸屬廣東省第八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駐地在合浦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1949年，合浦縣隸屬廣東省南路專區。1950年合浦縣改屬廣東省欽廉專區。1951年合浦縣隸屬廣東省欽州專區。同年5月10日將合浦縣轄的北海東鎮、西鎮、高德鄉、潿洲鄉設北海市。1952年合浦縣隸屬廣西省欽州專區。同年5月31日將合浦縣北部析置浦北縣。1953年欽州專署遷合浦縣廉州鎮。1955年欽州專區劃歸廣東省，改稱合浦專區，合浦縣屬合浦專區。1958年撤合浦專區，將所屬縣市併入廣東省湛江專區。合浦縣屬湛江專區。同時將北海市和浦北縣並歸合浦縣。1959年6月份設北海鎮(縣級)，1965年復設浦北縣，同屬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專區。1970年欽州專區改稱欽州地區，合浦縣屬欽州地區。1987年7月合浦改隸北海市轄。1988年3月被國務院批准為治海開放縣。

  桂林郡：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領50萬秦軍攻打嶺南;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上佔領嶺南。隨即，秦始皇將嶺南地區，設“桂林、象、南海”3個郡。桂林郡為秦始皇於嶺南地區設定的桂林、南海、象郡三郡之一，初設於公元前214年，行政中心設於布山縣(在今貴港市，根據最新的資料也有可能在來賓市象州縣羅秀鎮的軍田村)。桂林郡於秦末為南越朝所轄。西漢元鼎五年(前112年)漢武帝因南越國內亂派路博德率軍南下，翌年南越滅亡，改置鬱林郡，郡治仍為布山縣。統轄布山、安廣、阿林、廣都、中留、桂林、譚中、臨塵、定周、領方、增食、雍雞等縣。即現今南寧、貴港、百色及柳州大部分地區，玉林北部地區，河池東部和南部地區。三國時孫吳分鬱林郡置桂林郡，郡名即以秦代桂林郡來命名。三國末期，吳末帝孫皓於鳳凰三年(274年)，分鬱林郡潭中、中留、桂林及武安4縣置桂林郡，治所設於武安，轄境在今柳江流域(今廣西象州、柳州一帶)。六朝皆沿襲舊制。桂林郡之所以取名桂林，與境中多桂樹有關。

  象郡：是秦朝設定的郡級行政區，秦始皇三十三年 (前214) 置，治所在臨塵縣 (今廣西崇左縣境)。轄境北達今貴州南部,，南至今越南中部。西漢元鳳五年 (前76) 廢。是秦始皇在嶺南地區設定的三郡之一(另兩郡是桂林郡和南海郡)。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因南征百越之君”，派屠睢率領50萬秦軍攻打嶺南;公元前214年，秦軍基本上佔領嶺南。隨即，秦始皇將所奪取的嶺南地區，設“桂林、象、南海”3個郡。南海郡轄境是東南瀕南海，西到今廣西賀州，北連南嶺，包括今粵東、粵北、粵中和粵西的一部分，轄番禺、龍川、博羅、四會4個縣(據《漢書》記載)，郡治番禺。今廣東省的大部分地區屬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屬象郡，粵西有一部分屬桂林郡，粵北部分地區屬長沙郡。這是廣東歷史上第一次劃分行政區。

  堂號

  鄱陽堂：以望立堂。

  合浦堂：以望立堂。

  桂林堂：以望立堂。

  象郡堂：以望立堂。

  字輩

  (暫缺)

【楹聯典故】

  (暫缺)

  【典故軼事】

  古南越國

  南越國，是公元前203～前111年存在於嶺南地區漢朝境內的割據政權，國都位於番禺(今廣東廣州)，疆域包括今天中國的廣東、廣西兩省區的大部分地區，福建、湖南、貴州、雲南的一小部分地區和越南的北部。南越國是秦朝滅亡後，由南海郡尉趙佗於漢高祖劉邦四年(公元前203年)起兵兼併桂林郡和象郡後建立。

  南越國是趙佗於西漢初年在嶺南建立的地方政權，定都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廣州。南越國存五世，共九十三年，至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被漢武帝的軍隊擊滅。在這近百年間，嶺南地區實現了從原始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跨越式發展。而趙佗被認為是一位能夠審時度勢、有膽有識的政治家，在兩千年前就為廣州的發展贏得了機會。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廣州秦漢文物相繼出土，不但轟動文物界，而且為人們描述了這個時期廣州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全景。

  有關南越國及趙佗的記錄，最詳盡的就數《史記》中的《南越列傳》了，它講述了趙佗立國以及與漢朝的一些政治活動——但該列傳也只有兩千多字。這是因為，華夏文化一向是以中原為核心的，南越歷來是蠻荒之地，顯然不會著墨太多。甚至趙佗的故事也只能進“列傳“，所謂列傳，記載的是各色人等，刺客、醫生，門客，或者其他有些“奇技淫巧”的人的故事，趙佗在裡面顯得有些孤傲不群，不過想來他並不介意。今天看來，趙佗是一個頗有膽識，又不被傳統所禁錮的人，當年從中原發兵，打到嶺南，決心留在這裡，就應該是壓根沒想過要進“世家”、“本紀”的。

  據史籍《史記·南越列傳》記載：“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並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對於趙佗的出身，史書中並無更多記載，只記載他是河北人，一介武官。

  秦王贏政七年(公元前215年)，在秦越戰爭已經歷時三年、秦朝軍隊久攻不下的情況下，任囂、趙佗率領秦朝將士向百越發起攻擊。因為連線長江流域與灕江的靈渠已經開通，部隊給養可以保證，而且士兵也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這次進攻取得勝利。到秦始皇贏政八年(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發動攻滅百越之戰，不久統一了嶺南，隨即設定郡縣，任囂被任命為南海郡的最高長官南海尉，南海郡的郡治在廣州，這也是廣州建城的開始。

  廣州建城之時，趙佗偏居龍川縣(今河源龍川)任縣令。這時的他已經頗有心機，他曾經上書秦始皇，說自己的十萬士兵征戰千里，衣服破了也沒人補，希望能派三萬婦女來。想來補衣在古代是一個重大的問題，所以秦始皇答應了他，不過只派了一萬五千人，這些年輕女子其實是遠嫁嶺南，和中原戰士一起，“與越雜處”，將中原文化帶到嶺南。

  為了加強對嶺南的控制，秦王還命將士在南北通道上設定關口，這些關口後來都成為南越國對抗漢王朝的軍事要塞。

  廣州歷來被認為是一個相容幷蓄的城市，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副館長吳凌雲認為，這樣的精神風貌古已有之，而且與南越國的建立也不無關係。趙佗本身就是北方人，不但自稱“蠻夷大長”，而且穿越服，鼓勵與越人通婚，他帶領十萬兵士長駐嶺南，安居樂業，更在南越推廣中原的典章制度，推進了南越的政治、經濟發展程序。領袖的精神對後世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

  在史籍《史記·南越列傳》中記載了趙佗在公元前203年的一句話：“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

  嶺南地區一直保持著和中原相近的發展速度，但卻有著此起彼伏的發展節奏。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任囂病重，此時陳勝、吳廣在中原起義，任囂歷來看中趙佗的能力，在這個關鍵時刻，更委以重任。趙佗從龍川到廣州，任囂病逝後，他行使南海尉職權，並且在漢高祖劉邦四年(公元前203年)，趁著中原劉、項之間的楚漢相爭無暇南顧，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自稱南越武王。

  劉邦平定天下時，南越國已經頗有幾分基業，再加上有南嶺這一天然屏障，自成一體。劉邦採用懷柔政策，派陸賈為使臣，南下番禺，勸趙佗稱臣。

  這真是戲劇性的一幕。陸賈水路來，在今天西村水廠的位置登陸。不過趙佗並不急於見他，而是讓他歇了三個月。雙方心理戰進行得差不多了，越佗“椎結箕倨”，一副南越長老的樣子見陸賈，他自稱是“蠻夷大長”，似乎已經忘記了自己“燕趙慷慨悲歌之士”的身份。

  趙佗把自己稱帝的原因歸結到其他人身上，“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有幾分謀略，也有幾分自得，不過他還是謙遜地說：“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用自己稱帝只是玩玩的託詞，來應付皇帝，古今恐怕也只有趙佗一人。沒想到，趙佗此言竟然也取得了劉邦的信任，被封賜為“南越王”。

  考古專家麥英豪稱趙佗是“身在南疆，心思北國”，南越御花園中一條曲流石渠的形狀呈“幾”字形，與黃河河套的“幾”字形走向圖驚人的相似。聯想中國古代馬王堆就出土過軍事地圖，麥英豪猜測，這種驚人的相似不一定是巧合，也許正是南越王趙佗當年“覬覦中原”的野心所在。趙佗正是有這樣的謀略膽識，才使南越國贏得發展空間。

  在史籍《史記·集解》中記載：“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趙佗歷經秦、漢兩朝，在位六十七年。劉邦去世後，呂后掌權，採取“別異蠻夷”的政策，影響了南越與中原的關係。比如南越要從中原輸入牲口，當時的政策只允許給雄的，不給雌的，以此欺壓南越國。漢軍甚至到趙佗老家拘捕他的家人，掘毀他父母的墳墓。

  漢高後稱制五年(公元前183年)，趙佗再次稱帝，並發動攻擊西漢之戰。直到漢文帝時期，才重新稱臣。這段時間裡，廣州地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南越國建立後，趙佗的整個建制同中央一樣，同時允許越人參政，漢越通婚，執行重農政策，大量使用鐵器，發展農業，興修水利。到漢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趙佗以百歲高壽去世，南越已經相當強盛。

  趙佗去世前曾經警告孫輩，事天子不失禮數即可，不可離開嶺南朝見天子。趙佗去世後，孫子趙昩即位，太子嬰齊入朝，果然成為人質。後嬰齊即位，時間不長，其子趙興繼承王位，成為第四代王。到漢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第五代王趙建德在位時，南越國為漢武帝所滅。

  學者吳凌雲認為，趙佗在位近七十年，在秦末漢初建立的南越國實現了嶺南政治、經濟、文化由酋邦社會到封建社會的跨越。在此之前，嶺南還是所謂的“百越”，即少數民族各部落分散在嶺南各處，刀耕火種。而歷經百年發展，嶺南不但融入中原文化之中，與中原的政治、經濟、文化水準一致，而且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氣質。

  1983年，廣州省政府基建處把越秀山對面的象崗頂部削下近二十米，準備建職工宿舍，就當挖掘樓基的時候，發現一塊塊平整的大石板，工地負責人鄧欽友立刻通知了文物部門。

  考古學家麥英豪趕到現場，用手電筒從大石板的裂紋中向裡面看，回想當時的情景，他說，知道不得了，是嶺南第一次發現漢代彩繪石墓室，但沒想到裡面的文物有那麼多。人們問，當時有沒有想過接下來還會有南越王花園出土?他說，沒有想到，不敢想。

  1998年4月南越王御花園出土，這一次，麥英豪卻向廣州市市長林樹森打包票——南越王宮殿就在御花園附近的兒童公園下面。果然，2000年南越王宮殿也被發現，這足以再次證實，古番禺的中心就在北京路、原兒童公園一帶，廣州中心2000年不變，也反映了當年南越國選址的智慧。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中，有許多有關“番”或者“番禺”的印記，有關“番禺”，史記上也多次提到。麥英豪是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宮署御花園以及今年宮殿出土的歷史見證人，他告訴記者，儘管可以肯定，宮署所在地就是番禺的中心，但當時的城有多大，城牆在哪，至今還沒有任何發現。麥英豪介紹，宮署是核心區，之外應該還有貿易區(市)、百姓生活區(坊、裡)以及城牆等等。如果當時的番禺是土城，可能會留下土的城牆夯實的痕跡，但老城區的每一處工地，他們都去看了，沒有什麼發現。當然也有以水作為防禦工事的可能，如果這樣，水道被填平，就很難尋找了。

  現在有關廣州城的文物印證，東漢有一點點遺蹟，宋朝的城址有相對多的遺址。而趙佗時代的廣州城牆在哪裡，至今還是一個謎。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廣州連續發現了多處南越國遺蹟，這不但是中國考古的重大發現，也被認為是廣州文脈的發端。

  1983年發現西漢南越王墓，這是趙佗的孫子、也是南越國第二代王趙昩的墓。這座古墓是嶺南地區發現的墓主身份最高、規模最大、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西漢石室彩繪墓，被稱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五大考古發現之一。該墓位於解放北路，在墓地原址建有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博物館由著名建築設計師莫伯治設計。

  1995年發現南越國御園大型石構水池及其石構建築遺存，被評為當年的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地點中山四路。

  1997年發現御園曲流石渠等遺蹟，再現了秦漢時王宮原來的概貌。地點中山四路。

  2000年發現南越國木構水閘遺址，也是迄今發現的最早的木構水閘遺址，反映了南越國排水、防洪的技術。地點西湖路光明廣場。

  南越遺址為什麼能夠儲存完好，安度千年?

  吳凌雲介紹說，建國以後所發現的大型古墓幾乎都被盜掘過，而南越王墓發現時未受盜擾，而且隨葬物品多，墓主身份高，所以才格外珍貴。吳凌雲猜測，任囂的墓，應該在今天的迎賓館位置，不過至今沒有找到。而趙佗的墓歷來就是一個謎，據史書記載，三國的時候，孫權聽說開國王趙佗的墓“多以異寶為殉”，就派兵尋找，經過一番“鑿山破石”的折騰之後，終因“費日損力，卒無所獲”而罷休。孫權誤打誤撞地挖到了第三代王趙嬰齊的墓，“得玉璽、金印、銅劍之屬”，古墓肯定洗劫一空。

  第四代王趙興與第五代王趙建德兄弟倆同室操戈，結果趙興被殺。而趙建德當政時，漢武帝發兵十萬，五路大軍“鹹會番禺”。南越王宮在火海中化為一片瓦礫，趙建德的頭也被懸在了西漢都城長安的北闕上。這兩個死於非命的南越王當年即不可能有墓存在。那麼，趙昩墓的發現就彌足珍貴。這樣一個藏著豐富寶藏的古墓，為什麼可以儲存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呢?

  吳凌雲認為，和趙昩墓的位置有關。象崗和越秀山本來是連成一體的，現在人們站在南越王博物館外，遙望越秀山，還可以感覺到山脈的走向渾然一體。明代開始，越秀山與象崗之間就開啟了廣州城的北門，到清朝，這裡建築炮臺，當年兩山上都架有大炮。其後就一直是軍事禁區。而這裡也一直屬於城郊地帶，即使是兵荒馬亂的年月，也少人關注。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崗腳下才建成酒店和公寓;上世紀八十年代，這座寶藏才被人們發現。

  至於南越王宮殿為什麼能夠留下來，麥英豪介紹，廣州城市的中心在兩千多年裡變化不大，南越王宮殿在出土前破壞也比較嚴重，因為城市是在一個位置上不斷重建，每個年代都會推倒舊的建築，興建新的建築，南越王宮殿、御花園就是在地面四米以下。

  從上往下有原兒童公園的前身——漢民公園的花壇遺蹟;有侵華日軍廣州神社遺蹟和遺物;有清代的永豐倉和愚山書院以及明清時期的廣東布政司署遺蹟;在宋代地層儲存有十幾座的建築遺蹟;還有鋪砌講究的磚鋪走道等唐代遺蹟，其中有一處唐代晚期的建築遺蹟的臺基用蓮花狀彩陶磚包砌，製作十分豪華講究，應是唐代的大型官衙建築;南朝也儲存有若干組大型建築的包邊臺基和人字形磚鋪地面等;在漢代的地層則以一條磚鋪水渠最為重要，渠體是用從南越國遺蹟上拆下來的南越國印花磚砌築而成的，長達四十多米。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層，城市地下的土地，一層層記錄著城市的變化，秦、漢時代的記憶，就保留在最下面。

  陸賈在《南越列傳》中的兩千餘言，以及漢書中有關南越的零星記載，並不能為人們提供南越國的全景。事實上，列傳以記載南越國與西漢王朝的政治關係為主，並沒有多少民生、民情的線索;而且，一直以來，能夠與這兩千字相互印證的東西不多。歷史總有些戲劇性的轉折，南越福地，總給人意外的驚喜。

  南越王墓、南越王宮署及御花園中大量的文物出土，則為人們描述了當年的廣州生活的情形。當然，專家也提醒人們，這樣的奢華生活只是屬於貴族的，百姓的生活情況不得而知——出土的貴族生活遺蹟，只是讓人們看到了當年廣州的最高生活水準。

  外交大臣陸賈受劉邦派遣，出使南越。趙佗希望能夠透過他與漢朝交流，當然是盛情款待，而他，也許會對看到的廣州大吃一驚吧。陸賈在漢文帝時再度出使南越，除了他熟悉情況，與趙佗有舊，恐怕廣州的物產風情吸引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年劉邦當上皇帝，宮裡連四匹一樣顏色的馬都找不到。趙佗雖然著越服，卻是布料精緻，而且那時候南越王宮中已經有許多精美的玉器和青銅器，比如南越王墓出土的承盤高足杯由金、銀、玉、銅、木五種材料製成，三條金首銀身的龍仰首托杯或者是玉角杯，則是整塊青白玉雕成，再加上美麗的香爐、銅鼎，一定讓陸賈目不暇接。

  南越國依據中原體制建國，南越王宮署的一號宮殿遺址正好就在古代禺山的高地上，位於趙佗城的東南方。這個位置與西漢長樂宮的位置一模一樣，而其東南邊又是御花園，方便王室休閒和遊玩。因此，專家推斷，這個一號宮殿很有可能就是長樂宮。麥英豪介紹，長樂宮應該就是趙佗宴請陸賈，差點讓陸賈樂不思漢的地方。

  花園中有曲水迴廊，更有不少玩樂專案，不但有陸賈可能從沒見過的南越樂器演奏，也有一些新鮮的娛樂設施。比如御花園中東南角的彎月形石池中發現成層的龜鱉殘骸——麥英豪說，這些魚鱉一是用來祭祀，再就用來觀賞和食用。石池中幾個斜坡，就是讓龜鱉上上下下取樂的。

  想來趙佗會用海餐來招待陸賈。吳凌雲說，廣州的餐飲業已經根據南越國出土文物、在考古專家的幫助下，制定出了南越大餐的食譜，豪華程度堪比滿漢全席。

  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反映了當年廣州人的生活習慣以及文化習俗。比如有大量動物殘骸，既有貝類、魚類、豬牛等，也有竹鼠、禾花雀，可見廣州人愛吃野味的習慣由來已久。出土的銅器中有越人抓蛇與吃蛇的形象，也是歷史書所記載的“越人得蚺蛇以為上餚”的見證。最有趣的是有好幾個燒烤爐出土，可以烤整隻的乳豬等食物，這在其他地區出土的文物中還不多見。

  南越王墓不但出土了大量煎、烤、蒸、煮的器物，及大量海產品，還出土了兩個姜礤，是用來磨薑汁的，樣子和今天人們磨姜蒜的東西差不多。據專家說，姜用於調料，古已有之，一般用來佐魚，可見廣州人愛吃海鮮也頗有歷史。趙佗頗諳官場之道，也送了陸賈許多禮物，比如孔雀毛、象牙之類，陸賈一輩子都享用不盡，剩下的，在他死後，他兒子還拿去換了數百金。

  南越王墓中的大量文物體現了中原文化、南越文化與海外文化的交流融合，蒜頭壺、張儀戈、陶響盒是屬於秦文化的，16件銅鍪是巴蜀風格的，而動物紋銅牌飾、羊頭紋杏形金葉則是匈奴文化器物在嶺南首次出現。非洲象牙、波斯銀盒、紅海乳香等都足以證明當年的廣州人已經與海外有交往。

  中國古代建築以木結構為主，西方古代建築則是以石結構為主，而南越王宮署及御花園大量使用石質材料，比如石柱、石樑、石牆、石門、石磚、石池、石渠等等。麥英豪介紹說，用石材做建築材料，廣州比北方要早很長時間，這些石材從哪裡來，西方的資料中沒有記載，中國也沒有，不過也說明廣州對外交往的程度之深，在各個領域都有影響。

  南越國是嶺南地區的第一個封建制國家，它的建立保證了秦末亂世嶺南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來源於秦朝中原地區的統治者，帶來了中原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生產技術，使嶺南地區落來的政治、經濟現狀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南越國君主推行的“和輯百越”的政策，促進了漢族和南越國各個民族之間的相互融合，並使漢文化和漢字得以傳入嶺南地區，改變了嶺南落後的文化狀況。

  在農業方面：

  羅泊灣一號墓出土的鐵鍤，該農具用來插地起土戰國時期嶺南地區的雖然已有水稻耕作等農業生產，但進行農業生產的工具多為石器和簡單的青銅器，與己廣泛運用到鐵器農具的中原地區相比，農業生產水平相對落後。秦始皇征服嶺南之後，將五十萬大軍屯戍嶺南，又從中原遷移過去大量移民，這批移民的南下帶去了中原的鐵器農具和發達的農業生產技術，提升了嶺南的農業生產水平。

  南越國立國之後，原為秦軍將領的開國君主趙佗仍注重農業的發展，推廣使用中原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並在與長沙國交界的地方設立關市，透過長沙國從中原地區輸入鐵製農具和馬、牛、羊等家畜用於農業生產。其間雖然在呂后把握漢朝朝政時期對南越國實行了經濟封鎖，但中原和南越國的關市貿易在呂后死後很快又得到了恢復，直至南越國的滅亡。

  在南越國墓葬中出土的鐵製農具主要有鋤、钁、鍤、鐮、斧、錛、手鏟、銼、錐、刮刀、錘、鑿等。其中鋤是最常用的農具，主要在農耕時用於清除雜草，疏鬆土質等;钁是深掘土地的有力農具，主要用於開荒造田、刨掘農作物的根株等。此外，當時收割農作物已經用到鐵鐮，砍伐森林已經用到鐵斧，鐵製農具的廣泛使用促進了南越國的農業發展。但由於南越國鐵礦資源缺乏，冶鐵業不發達，這些鐵製農具主要還是要依靠中原的輸入，因此南越國的鐵製農具的普及程度還是比較低，分佈範圍主要在南越國都城和郡縣治所的周邊區域，而在一些離郡縣治所較遠的地方，仍在使用石器和青銅器農具。

  南越王墓出土的酒具之一，青白玉角杯在南越國墓葬中出土的糧食作物主要有水稻、黍、粟、菽、薏米、竽、大麻子等，出土的瓜果主要有柑桔、桃、李、荔枝、橄欖、烏欖、人面子、甜瓜、木瓜、黃瓜、葫蘆、姜、花椒、梅、楊梅、酸棗等。其中水稻是古越人的主要糧食作物，也是南越國最常見的糧食作物，非常適合嶺南地區高溫多雨，水源眾多的生長環境。而荔枝是嶺南特有的水果，據西漢劉歆的《西京雜記》記載，趙佗曾將荔枝作為貢品進貢給劉邦。在南越國的墓葬中還出土了不少盛酒器皿，說明當時南越國已有了成熟的釀酒技術。

  在南越國的墓葬中出土的家畜殘骸主要有豬、牛、羊、雞等，出土的野生動物殘骸主要有禾花雀、竹鼠等。特別是禾花雀，至今在廣東仍是一道名菜的主料。此外，南越國的墓葬還出土了大量的水產品，有魚類、鱉類和各種貝殼類的淡水和海水產品。

  在商業方面：

  秦朝之前，嶺南地區的商品經濟基本處於物物交換的原始狀態，並沒有進入貨幣經濟的階段。秦朝平定嶺南之後，大量南遷的漢人帶來了中原發達的貿易方式，嶺南地區才開始逐漸進入貨幣經濟時代。南越國建國之後，歷代的君主都注重與鄰國、特別是與漢朝的商業貿易。

  公元前196年，南越國和漢朝建交後，趙佗即在南越國和長沙國交界的地方設立關市，從中原輸入鐵器、青銅器和牲畜，引進中原的先進技術，並向中原輸出南越國出產的白璧、珠璣、玳瑁、犀牛角、珊瑚、荔枝等土特產。南越國的貨幣也是從中原輸入的，並沒有自己鑄造的貨幣，這些貨幣主要以秦朝和漢朝的“半兩錢”為主。南越國與閩越、夜郎等其它周邊國家的商貿往來也十分密切，呂后與南越國交惡時期，趙佗即以財物賂遺的方式，以獲得閩越、夜郎、西甌和駱越等國的歸屬或支援。

  除了陸路貿易之外，南越國的海上貿易也有很大的發展，據位於今廣州市中山四路的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的考古發掘證明，當時的都城番禺已具備了生產大批內河和沿海航行的船隻的能力。當時的南越國人已經開闢了透過南中國海與東南亞和南亞諸國進行商業貿易的路線，這條路線後來被稱為“海上絲綢之路”。在南越王墓的遺址中，也發掘了一部分產自於東南亞和南亞諸國的舶來品，包括銀盒、象牙、金花泡飾、乳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