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精英們紛紛移民海外時，他們卻選擇了一種另類的方式：到村莊去，“歸隱”山水間。
一年前，當看到陽光穿透雲層，如同聚光燈一般打在海面上時，丁磊的內心掀起從未有過的波瀾：就是這裡了。找地、籤合同，一個星期內，丁磊完成了36年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角色轉換：從上海的一位高階白領變身為洱海邊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邊一個名叫雙廊的村子。就在丁磊決定遷到此地前，這個面積不到8平方公里的小村莊，靠海的閒置土地幾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這些土地的，無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樣的外地人。他們有的在此建客棧，有的在這裡做一些小生意。
對自由的嚮往戰勝一切
在過去的10年間，丁磊順風順水，房地產做了8年，位至高管之列；後轉做金融，公司正籌備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產公司的副總。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圈子。
然而，光鮮外表下，痛苦只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覺不到6個小時，手機不敢關，應酬不能拒。兩人忙到連交流的時間都沒有。由於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經常絞在一起。裂痕終於在2009年出現，兩人鬧到不可開交。
“生活中出現了反推力，要麼反抗，要麼妥協。”在過去的日子，丁磊通常採取的是妥協，因為這樣“省時間”，但這一次，他突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妥協？
一個月後，丁磊踏上了去大理的路。一住半個多月，每天四處走走，遠眺對面的大理古城，他對比上海和雙廊完全不同的生活。終於，對田園自由生活的嚮往戰勝了一切，來不及返回上海處理“後事”，他就先在洱海邊租了一個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鬆：離婚，辭職，賣房，“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
大城市是生存，這裡是生活
有人將這些“新移民”歸為“逃離北上廣”一族。“這麼說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洱海邊的客棧裡，丁磊呷了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說，“不過，是我們捨棄了北上廣，而不是北上廣捨棄了我們。”當然，相比到二三線城市安家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事業有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脈，都要更強大一些。
丁磊在決定移民時，就開始重新謀劃自己的未來。他的第一興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給客棧取名“七間房”，即總共7間房，自己和家人住兩間，剩下的對外營業。從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萬，在他的構想中，以後要將之做成一個連鎖品牌，專在類似於雙廊這樣的地方開店，為此他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酒店管理公司。像丁磊一樣，以客棧為家，同時也以客棧養家者不在少數。而要在這樣的地方建一個客棧，少說也要一二百萬，城市裡的普通工薪階層顯然難以承受。
不過，對自由生活的嚮往，並不因經濟條件的好壞而有什麼不同。新移民們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對“80後”的戀人——阿成和巴團在雙廊開了間甜品店，阿成曾是銀行專案經理，巴團曾是中學教師。2011年7月他們雙雙辭職來了雙廊。他們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門業餘生意。顧客少的時候，兩人就划著房東的船，在洱海上曬太陽。
來自廣東的宋夏豔則在大理古城開了家蔬菜館，專做素菜。30多歲的宋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尹鐵宏一樣，為了教在家上學的女兒，一年前移居大理。現在，她的藝名——“蔬菜媽媽”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聲傳譯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開了一家名為墨龍的咖啡館，一次最多隻能夠裝12個人——她開的雖是咖啡館，但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週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家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家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見華曾算過一筆賬，在上海，他們一家三口，一個月的開支在12000元，而到了大理，直接去掉了一個零。陳陣剛到雙廊時，一天的生活費更是不超過25元。“在大城市，我們是生存，到這裡，是生活。”陳陣說，既然能夠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賺錢就不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外來戶而言，租房還是買房，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件那麼緊迫的事。幾個月前，剛剛賣掉上海房子搬來大理的作家許崧，現在的選擇就是租房。
還有一些人，則乾脆將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個新房，僅差價就夠自己生活。
補回前30年缺的覺
與“逃離北上廣”話題相對應，坊間也曾有過關於“逃回北上廣”的討論。事實上對於大理和雙廊村裡的“新移民”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對突然慢下來的生活，也有人在嚐鮮之後開始不適應，轉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對此見怪不怪，當地流行著一句話：這裡不能選擇什麼人來，但能選擇什麼人留下來。“在城市裡，別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咸和我全無關係，即使是好奇，出於禮貌和心防，也只可遠遠觀望，”丁磊說，“但到了這裡之後，我可以參觀別人的生活，有著相似心路歷程的移民們也很容易就成了朋友。”
現在的丁磊也和雙廊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事的時候，就在二樓平臺上看雲，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30年缺的覺，現在開始慢慢往回補。
事實上，因為有網路，丁磊並非與世隔絕，相反，他還是微博上的活躍分子。那些選擇入住其客棧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脾氣相投的，連訂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陳陣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辦起教育來。到了大理，陳陣打算複製美國夏山學校的模式——孩子想學就學，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創辦一個私塾，一方面解決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另一方面，也幫助那些移民家庭解決教育問題。陳陣將學堂選址在蒼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樹林，取名“蒼山學堂”。現在，學堂已經有5名學生，4個老師。他計劃再招收6名10歲以上的學生，從明年開始，環球遊學。
最近，雙廊的客棧老闆們正準備聯合起來，搞一個自導自演的話劇社，“都三四十歲的人了，很難想象吧？”巴圖說，以前在學校怕丟人，在社會也怕丟人，到了這裡，怕什麼？“丟人也沒人認識。”
而與本地人之間，新移民們相處得也頗為融洽。沈見華不但收了老鄰居的兒子做學生，而且正在做一個農民畫社，將當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們組織到一起畫畫。同時正在和村裡合辦一份完全公益的鄉村畫報，記錄雙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著當地人的生活。一些漁民開始上岸，開飯館、跑計程車，或者直接在客棧打工，收入來源比以前多了許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滄海一粟的店主林燦在廣州時，整天忙於工地和圖紙之間，雖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兒，卻總是心不在焉。他忘了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叫爸爸，什麼時候長出第一顆牙。搬到大理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有一天早上醒來，女兒問他：“洱海的水是從哪裡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又是怎麼來的？”“這真是我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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