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殮師

“7·23”溫州動車事故後，幾名浙江的入殮師被緊急抽調到溫州殯儀館，對遇難者進行遺體化妝，其中就有許康飛。

　　2011年8月17日黃昏。入殮師許康飛走進殯儀館停屍間，這裡有幾大排冷櫃，每個櫃門上寫著號碼，粗看了一下，一百號多一點。由於製冷裝置的運轉，這裡始終有低沉的嗡嗡聲。他開啟一個櫃門，將遺體移上一架鐵推車，然後，將車推到隔壁的化妝室。解開包裹遺體的藍布，裡面是一位蓋著紅色被子的老年女性逝者。

　　許康飛在遺體胸口輕輕按了按，這是他在判斷遺體內部的狀況，若呈現腐爛跡象，要先進行防腐處理，用防腐藥水進行動脈推注。隨後，他就開始了化妝。化妝問空蕩而幽暗，一座老式空調使勁地吹著冷風。鐵櫃裡擺放著電吹風、藥水、油彩、海綿塊和各型號的粉刷，這是化妝的工具。許康飛先用棉花蘸藥水清潔逝者面部，然後用粉刷打底，再塗上腮紅、口紅，最後，他用鑷子輕夾逝者的嘴唇，仔細地將微微張開的口部合攏。逝者原本蒼灰的臉，呈現出正常的氣色和安詳沉睡的面容，第二天，她將以這樣的遺容被推進告別廳，與親友們永別。

　　從7月25日一直到8月初，原定三天的工作，卻一直進行了九天才完成。許康飛說最令他感到震驚的是遺體破損的程度，他本以為，火車追尾事故不會如此慘烈。楊峰的妻子已經懷孕七個月，頭部完全癟掉了。在殯儀館中，楊峰要求必須將妻子的遺體整容到“完美、令他絕對滿意”。我盡力把他妻子的遺容整好，他看了後也不鬧了。項煒伊父母的遺體送到殯儀館時已經腐爛，因為發現得晚，以及當時的高溫，兩個人的肢體都損傷嚴重。傳媒大學的學生朱平也令許康飛印象深刻：“她幾乎看不到傷口，遺容安詳，很漂亮。”

　　除了這次動車事故，海地地震、玉樹地震，許康飛都被緊急抽調到現場。30年前，他曾是老山前線的一名士兵，曾數次揹著戰友支離破碎的遺體下山，復員後，許康飛就來到了當時誰都不願意進的殯儀館，為各類遺體整容。

　　給老年女性死者化妝完畢後，許康飛來到辦公室。幾張桌子後面，老老小小坐著五六個男人。入殮師們其實無公可辦，所謂辦公室，就是他們工作之餘聊天休閒的地方。一個戴眼鏡的文氣青年被許康飛介紹為“大學生”，他看到我的鏡頭，客氣地起身、躲了起來。最裡面是一位年紀最長的老師傅，1986年進殯儀館。之前是浙江農村抬壽材的“材夫”，在當時，也算“專業對口”。另一位老師傅1985年進館，是“7·23”後和許康飛一起被緊急借調到溫州的四名入殮師之一。

　　“我那個老婆，原來在工廠，他們廠長知道她跟我處物件，帶著副廠長、工會主席，還有岳父岳母來我們單位鬧過好幾次呢，說哪個不好找，非要找個殯儀館的，多晦氣。”許康飛說。他的妻手後來也調進了殯儀館，在行政部門工作。早年間這一行不好找物件。

　　有一個年紀很輕的男孩，是來自重慶城市管理職業學院現代殯儀藝術與管理專業的實習生。他父母替他做主報考了這個專業，因為現在大學生找工作難，他父母覺得這個專業好找工作並且穩定。“我班女生比男生還多呢”。這個實習生從來沒有過女朋友。

　　2011年8月18日，農曆七月十九。傳統習俗，出殯一般都選在農曆單數日子。

　　這天上午殯儀館化妝間特別繁忙，同時有四組入殮師在為逝者化妝，一些圍觀的近親進進出出，顯得人滿為患。今天許康飛為一位老年女性逝者化妝，這是一位杭州日報社的記者，她家裡前一位逝者就是許康飛化妝的，老記者當時很滿意，於是約定，在她死後，也要由許康飛來化妝。

　　每化好一個，入殮師們都會請家屬看看，是否滿意，哪裡還需要改動，家屬首肯後，遺體就被推進殯儀館的大大小小十幾個告別廳裡，告別後再推入火化爐。整個殯儀館大院裡，哀樂、哭泣、腳步、儀器開動、車輛執行……所有這些遠遠近近的聲音都傳進這小小的化妝問，生與死密集地在這裡交匯。

　　在忙碌的人群中，我看到兩個穿藍色工作服、戴著帽子和口罩的身影——女入殮師。她們動作熟練，神情鎮定，但我還是注意到了她們與男性同行的細微差別：一是始終著裝嚴整(男入殮師有時忙碌起來會不穿工作服)，二是給逝者化妝後，她們會長時間地認真洗手。

　　杭州殯儀館以前的確沒有女入殮師，因為一些女性逝者家屬的要求，管理方在幾年前從行政和後勤部門選擇了兩名女職工來到化妝組。她們中的一位膽子特別小，第一次給死者化妝後，竟嚇得高燒一個星期。有時遇到高度破碎或腐爛的遺體，女入殮師只是打打手，濃烈的氣味燻得她們跑到衛生間裡劇烈嘔吐幾十分鐘。

　　工作可以慢慢適應，而更大的壓力來自於生活。除了自己的愛人和同事，沒有人知道她們的真實工作，包括孩子和父母。“孩子都不知道，跟他們都說在超市裡上班”。她們都想過放棄，但身為農村人，在城市裡尋得穩定工作實屬不易，就堅持了下來。

　　不時有男入殮師走過來和她們打趣，說她們脫了工作服都是美女。

　　她們看到那些年輕的死者，覺得特別可惜，有時哭得比家屬還厲害呢。

　　下午是殯儀館相對安靜的時刻。化妝間裡，重慶來的那個實習生正在給一位男性老年逝者打防腐針，老人的面孔已經發黑，可知去世已經有一段時日了。但這還遠不是最難處理的遺體。許康飛走進殯儀館一角里他的小小工作室，開啟門，潮氣逼人，書桌上放著厚厚一摞醫學、整容、防腐、美術、雕塑等方面的專業書。

　　許康飛給我翻看一個相簿，裡面都是他所處理過的高難度遺體：有的是車禍或工業事故，身體被碾碎；有的死於火災，已成一塊焦炭；還有的是兇殺，發現時已體無完膚；最常見的是高度腐爛，身體像氣球一樣腫脹、四肢張開，膚色青黑，這類多為老年人，獨自死在家中後，很久才被發現。

　　今年51歲的許康飛家裡至今珍藏著當兵時的照片。在一張照片上，許康飛拿著手槍，擺出很戲劇化的、英雄的造型，看得出，那時的他是個懵懂又開朗的少年。但戰爭教育了他，拍這張照片幾天後，給他拍照的連指導員身中八槍，胸口被打得粉碎。與他在貓耳洞中朝夕相處的班長，頭顱也被炮彈削去了一半。據民間說法，沒有頭就下葬，人是無法轉世託生的。2005年，許康飛重返麻栗坡烈士陵園。站在了戰友墳前。

　　翻看老照片，許康飛收起了笑容，沉默著，眼圈漸漸發紅。

　　黃昏時分，沒有任何入殮師的帶領，我拿著攝像機，一個人在告別大廳後面的角角落落裡閒逛。走過一間間擺放著花圈的小廳，走過存放著棺材的倉庫，走過停放著遺體的一個個冷庫的鐵拒門，最後來到空蕩蕩的化妝閘，與一個臨時停在這裡的逝者不期而遇。我將鏡頭一動不動地對準他，他默默無語地躺在那裡。一種異樣的感覺湧上心頭。在這生者與死者共處的寂靜空間裡，任是最麻木的人，也會直面這樣的問題：什麼，才是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