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陋室

錢穆先生，在八十高齡時，寫下回憶錄《師友雜憶》。其中，對三十多年前，西南聯大幾位教授同擠一室之事，記憶猶新。

盧溝橋事變後，清華、北大、南開的師生為避戰火，開啟了南遷之路。先於長沙，成立臨時大學，文學院暫且落址在衡陽南嶽。

這一天，錢穆登山獨遊，回來時才知道宿舍遷移。每四人一室，各人早早選好室友，安排停當。只有吳宓、聞一多、沈有鼎三位，因為平日就孤僻寡交，沒人選他們做室友，被“剩”在了一室。剛好，還餘下一張空床，於是，錢穆住了進來。

小室之中，有一條長桌。一到夜晚，聞一多就會點燃一盞小燈，勤讀《詩經》《楚辭》。吳宓呢，則在備課，抄筆記，寫綱要，再逐條用紅筆勾勒，嚴謹不苟。沈有鼎卻常常喃喃自語：如此良夜，不盡情暢談，卻要各自埋頭，這是何必呢？不想，惹來吳宓的“申斥”：你那麼喜歡閒談，大可去別室找談友，要不就趕緊上床睡覺，別來妨礙人！

遷往昆明後，西南聯大的學堂校舍，更是一道難題。汪曾祺先生就曾寫過一篇《斯是陋室》，正是回憶西南聯大簡陋的住房條件：

“新校舍大門南向，進了大門是一條南北大路。這條路是土路，下雨天滑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教室區在更東邊，土牆，鐵皮屋頂……”

當時，梅貽琦校長租了個大院，給清華大學的教授們住。在由兩層穀倉改造的房子裡，擠擠挨挨住滿了人家。樓上住著任之恭與趙訪熊兩家，樓下住著楊業治與吳達元兩戶。穀倉的地板，縫隙很大，不隔音，甚至樓上一掃地，樓下就塵灰飛天。於是，樓上樓下就有了這樣的喊話：吳太太，快把你的東西蓋起來，我要掃地了！

陋室簡居，非但沒有生出苦怨，反倒添了不少這樣的日常小趣。

差不多同時，華羅庚一家也擠在昆明城外二十多里的兩間小廂樓裡，“食於斯，寢於斯，讀書於斯，做研究於斯”。

晚上，一燈如豆。說是燈，其實不過是一個破香菸罐子，上面放上一個油盞，再摘些棉花做燈芯。為了節省點油，那棉芯捻得極小極細。牛，靠著牆擦癢癢，擦得地動山搖，危樓欲倒。豬和馬，關在同一個圈裡，有時候，馬不慎踩在了豬身上，發出連連尖叫。而華羅庚，就在這混亂之中作息。

因為日軍飛機的轟炸，金嶽霖、朱自清、陳岱孫、陳福田、李繼侗在昆明的臨時居所皆被炸燬，於是，共同搬進了唐家花園戲樓。這裡臨時租給西南聯大，作為單身教師的宿舍。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包廂裡，卻住著五位教授，每個人只能佔用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書桌。每天上午，金嶽霖除了上課，就是雷打不動地研讀寫作。幾個人一合計，把屋裡最清靜的一個角落，劃出一塊可以容納小床和小書桌的地方，作為金嶽霖的領地，儘量不去侵擾。可以惺惺相惜至此，實在令人歎服！

那西南聯大的“陋室”裡，同住的，何止君子，還有謙恭、堅強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