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漁的名號

上世紀80年代單位專業寫作，在其中的戲劇研究所，知道了李漁。

李漁最早的名號讓我印象深刻，原名仙侶，字謫凡，號天徒——彷彿是對他人生的預言。

在略帶誇張的記敘中，李漁簡直有些奇特：襁褓識字，四書五經過目不忘；總角作文，下筆千言；童子試一舉為“五經童子”，名噪一時；然而立前後兩赴鄉試無果。一度做了州司馬幕客，在沈約李清照先後題詠、此後無人敢輕易動筆的八詠樓撰聯“沈郎去後難為句，婺女當頭莫摘星”，為人叫絕。清兵入城，回到故里蘭溪，築伊園，當“識字農”。

“至乃雞犬歡迎，山川相識。農輟鋤以來歡，漁投竿而相揖……”《歸故鄉賦》彷彿從陶淵明的《歸去來辭》脫出。倘真若此，文學史最多是多了一個隱士。

但，李漁不是“五柳先生”。他倡建涼亭，命名“且停亭”，題聯“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來者往者溪山清靜且停停”；他倡修水利，田內開鑿堰坑，令田禾使有蔭注，石坪壩為後人稱“李漁壩”；他總理宗祠，訂祠約，修宗譜，深受村人敬重。

變故緣於與鄰村的詞訟。李漁顯然不具爭鬥的基因，舉家遷徙杭州。

繁華都市家”，用來養家活口應該綽綽有餘；舉目無親，幸有所長，正可供給對戲劇小說饒富興趣的豪紳士夫、市井民眾。

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賣賦以糊其口”的專業作家由此誕生。

與所有寒門弟子一樣，李漁曾認定以仕途經濟光宗耀祖為人生正道。不料風雲變幻，學而優則仕夢碎。儘管“人淚桃花都是血，紙錢心事共成灰”，但他並未躺平，而是另闢前人從未走過的蹊徑。

命運註定了他的遊移和偏離。李漁選擇的是正統文人所不齒、時人亦皆視為“賤業”的“賣文字”的“末技”。在自甘低賤這一點上，與元雜劇奠基人關漢卿或有相似之處。

關漢卿以“銅豌豆”自侮表達對傳統規範的叛逆，某種程度是一種抗爭。而李漁沒有這樣的傲骨，沒有這樣的憤世嫉俗。他的選擇純粹是順其自然。他並不在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世俗層級劃分，並不在意世人如何看他，他坦然承認比他為“湯王”譽過其實。如果泉下有知，對鄙薄他為“通俗作家”的後世高論他只會置之一笑。他沒有寫過如關漢卿的《竇娥冤》那樣泣血斷腸的悲劇，也沒有寫下如王實甫的《西廂記》中“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湯顯祖的《牡丹亭》中“朝飛暮卷，雲霞翠軒，雨絲風片，煙波畫船”那樣膾炙人口的名句。他把懲惡揚善、譴責道學的尖銳藏匿於溫潤圓滑，他善解人意，投人所好，唯求明白易懂，雅俗共賞，男女老少，上下尊卑，皆大歡喜。“北里南曲之中，無不知李十郎者。”

縱覽古今，多少大家著書立說似淵之深，文壇地位仰之彌高，可望而不可及。但李漁給予世人的，是一種平易和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