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初的琉球海面暗流洶湧。剛剛承繼大清帝國大統不久的新皇帝的雷霆手段，讓他很快在沿海區域樹立起了威權。
先是將浙江巡撫福松調整，改由自己親信的覺羅吉慶擔任，再是給予福州將軍更大的海上事務許可權，讓福州將軍魁倫同時署理閩浙總督。他調看了太上皇數十上百件關於海上事務的硃批，多為免除琉球船隻稅務及給予琉球災民風災撫卹等事務，太上皇依例批示“知道了”。照理這些事務當屬難免，也是帝國恩遇之必須，但嘉慶對海上洋盜及匪賊蜂起的情形其實早有耳聞，閩浙地方官或許早已經諳熟了對太上皇“報喜不報憂”的心態，數十年間從未有一紙奏聞，而精明的太上皇也繼續心安理得地做他的太平天子。從兩江而至琉球海域，多年來的風平浪靜，讓舉國上下處在一種幻境之中。
年輕氣盛的嘉慶皇帝知道，是到了需要戳破這個幻境，理性面對的時候了。
1796年的正月剛過，他就給覺羅吉慶和魁倫下了一道密旨，緝拿為患海上多時的盜首林發枝及王流蓋等眾。此兩盜首海上作亂多年，搶掠官米，劫奪炮位，甚至登岸拒捕，十分猖獗。多年經營，勢力日盛，當然危害也日大，不趁早緝拿，恐將為患海疆。
覺羅吉慶和魁倫遵旨即辦，以極高的效率和雷霆的手段，嚴令舟師加強偵探，對其他盜賊也形成了強大的震懾作用。
《清實錄·嘉慶朝實錄卷五》記錄了嘉慶對這次緝盜相關人員恩賞的手諭：“獺窟舵著賞給守備職銜，並賞戴藍翎，仍賞大緞二匹，用示獎勵。”至摺內所稱“該匪等請出洋緝捕”，現在擇其強壯勇往者，令跟隨官兵緝捕，此或一法。但宜倍加慎重，不可稍存大意。
用盜緝盜，這是嘉慶首捷之後採取的辦法。但很明顯，他對這個險招還是拿不準。在給魁倫等人的手諭中，他又說：
“（獺窟舵）如能將林發枝擒獲獻功，固當格外優賞……將來捕盜事竣，此等投出之人，豈能日久官為廩給，或令其散歸本籍，各謀生業，或令其當兵，以免伊等乏食，又致故智復萌。總之宜散不宜聚，方為妥善。”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嘉慶的海上緝盜就此全面展開。不獨琉球海峽，廣大的兩江區域、寧臺洋麵一帶也陸續展開全面緝盜。嘉慶元年2月，魁倫奏報，在寧臺洋麵疊次拿獲匪船，並生擒盜匪。魁倫力舉守備蔡得耀、千總常遇恩此次拿獲洋匪甚屬奮勇，應出缺升用。嘉慶龍顏大悅，在魁倫的奏章邊硃批：“此二人可嘉之至，另有旨。”
至當年9月間，海盜陳亞添、黃冠右、謝亞三及一眾洋盜俱各緝拿歸案或伏法。11月，洋盜梁得光率眾投首，呈繳器械及其船隻。據浙江巡撫玉德所奏，梁得光此次夥同25名同夥投首，送回11名被擄難民、大小炮5門、刀槍等器械29件、火藥一匣、鉛子十八夾及盜船一隻。從規模上看，當屬小規模海盜，和首緝的王流蓋及投首的獺窟舵的規模自是不可同日而語，這也說明一年來的嘉慶海上緝盜已經頗有成效。
嘉慶二年初，捷報陸續傳來，海盜謝鬱洪拿獲；1月24日，拿獲積年著名盜首大辮貴；28日，海盜謝玉祥被拿獲；7月，著名盜首林發枝（後改李發枝）因圍剿嚴密、勢已窮蹙而帶領盜夥130餘人投首。對於李發枝這個海盜首惡的處置，魁倫在他長達6頁的奏摺中表明“臣實未敢擅便”，只“不露聲色當堂賞給李發枝銀牌衣帽並賞給外委頂戴，以示不疑，並安眾心，暫時留於閩省，伏候諭旨遵行。”
對李發枝的處理，頗見嘉慶的手腕和智慧。或許隨著親政日期的臨近，他最大的政治壓力已經轉移，對海上緝盜事務的關心已大不如前。另一方面，經由兩年時間的大力緝捕，海上漸歸平靜。因此，懷柔政策是他最好選擇。嘉慶二年7月23日，嘉慶頒佈諭旨：“賞投首洋匪林發枝七品銜來京安置，夥盜分別安插如例。”林發枝（即李發枝）也從此洗心革面，報效朝廷，並屢立新功，後升至千總（正六品），比投首後嘉慶賞賜的從七品銜上升了一級，從海盜而成為帝國武官，人生從此改變方向。
但明面上的海上緝盜大業還是要繼續。隨後，嘉慶又給魁倫下了一道諭旨：“閩省洋麵，自李發枝投首後，較前已漸寧戢；著傳諭魁倫，仍督飭在洋巡緝各鎮將嚴密緝捕，以靖海疆，不可日久生解。”
至嘉慶五年，除洋盜蔡牽與嘉義縣洪四老聯合繼續作亂之外，海上逐漸平靜。靖海得力幹臣魁倫丁憂，新的閩浙總督玉德和浙江巡撫阮元等負責海上緝盜事務大臣，看上去不如他們的前任那樣，要頂著巨大的壓力緝拿海盜。然而，新的亂象又在海上出現。嘉慶六年十一月發生在海上的一樁命案，還是讓舉國上下頗為震驚。
嘉慶六年正月初八，年還沒有過完，上海某商船遭遇颱風，漂至琉球地方。該船水手程朝中多次上岸，騷擾調戲婦女，受到同船夥伴的阻撓和訓斥，程朝中同夥報官，又擔心他們返鄉後向船主舉報，遂生滅口之念，於二月初九夜將同船水手秦效山、陸信達、周寅、高正元四人用斧頭砍死，被人發現後，程朝中又將曹鶴林、張發林、秦魁、張增四人押在頭艙，砍破船底，意圖溺斃眾人。幸得另一船員黃髮林負傷挑落舢舨小船登岸呼救，四人才得活命。由於性質惡劣，影響甚壞，程朝中被凌遲。
嘉慶後期，直至道光年間，清朝的海上匪盜已基本被肅清，帝國面對來自海上的壓力，已從盜匪的海上劫掠作亂，變成了列強的海上拓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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