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官員的“受虐體質”

明朝，結果觸怒龍顏，慘遭一頓板子。這些被打的官員不以為辱、反以為榮，甚至同僚還會上門向其表示祝賀。

廷杖制度早在隋唐時期就出現了，到明朝被髮揚光大。明朝的廷杖不受法律約束，皇帝想打誰就打誰，而且可以當眾施刑，絲毫不顧官員的臉面。

明朝有史記載第一個挨廷杖的官員是刑部主事茹太素，當時他在奏摺中廢話連篇，還有忤逆之辭，惹得朱元璋大怒，當場對他施以廷杖。茹太素被打得夠嗆，不過好歹留了條命。後來挨廷杖的大都督朱文正、永嘉侯朱亮祖父子以及工部尚書薛祥等人就沒這麼幸運了，都被氣憤至極的朱元璋直接打死了。從此，廷杖成了明朝皇帝一言不合就亮出的殺威武器。

關於廷杖的具體情況，明末清初的《魏叔子文集》記載：“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背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拽，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說得直白一點，就是當眾脫褲子挨板子，場面狼狽至極。廷杖通常由錦衣衛執行，輕重可控，可謂一項技術活兒。要想幹這個活兒，還得經過考試，具體過程是：用一張紙包住磚頭，再由參試者用木棍擊打，若裡面的磚頭被打碎而外面的紙不破，即為過關，否則淘汰。錦衣衛執行廷杖時要看掌刑太監的動作行事：其兩腳呈外八字，表示要輕打；其兩腳呈內八字，表示要重打；若他說“給我好生打著”，那受刑者基本上就得到閻王那兒報到了。

廷杖發展至巔峰時期是在嘉靖年間，在當時著名的“大禮議”之爭中，曾有兩百多名官員跪在紫禁城的左順門請願，被惱羞成怒的嘉靖下令施以廷杖，其中有十七人被打死。按說百官對這種酷刑應該唯恐躲避不及，但士大夫們的思想很奇怪，他們似乎很享受廷杖帶來的“快感”。他們始終秉持“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只要能青史留名，就算被打死也值了。他們的邏輯是：如果皇帝是明君，我可以隨便上奏，怎麼說都沒事；如果皇帝是昏君，我指出他的錯誤，他卻打我一頓，這就證明我是忠臣，足以青史留名。當然，最好還是不被打死，能在活著的時候享受這種名聲帶來的福利。

第一撥從廷杖中獲利的人是成化年間以章懋為首的四個翰林，他們上奏勸明憲宗取消元宵節的花燈會，以節約開支。明憲宗十分惱怒，將他們流放了，還在流放前施以廷杖二十以示羞辱。不料，四人因秉公直言得到輿論的褒揚，榮獲“翰林四諫”的美名，而且事後不久就被明憲宗召回並加以重用。此後，明朝官員似乎找到了一條成名的捷徑：以皮肉之苦換終身之譽。同時，明憲宗的昏君之名也坐實了，大明在他的手上國力衰敗、民生凋敝，幸虧他有個好兒子（明孝宗），在他死後挽救了這種頹勢。

在這種“捱打光榮”思想的推動下，一些官員為了贏得名聲就故意惹怒皇帝，如果實在找不到藉口，就攻擊皇帝親近的人，總之目的就是讓皇帝打自己一頓。於是，明朝出現了不少關於廷杖的趣聞。萬曆五年（1577），張居正的父親病逝了，按照禮教他必須離任回鄉守孝三年，但他擔心大權旁落，不肯離任，就指使其他官員提出“奪情”之議，好讓自己名正言順地繼續任職。很多官員都隨聲附和，翰林檢討趙用賢、翰林編修吳中行、刑部員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卻彈劾張居正此舉有違綱常，均被施以廷杖，場面慘不忍睹。趙用賢是個大胖子，身上多處肌膚被打脫落。他的妻子將那些皮肉撿回家，醃成臘肉收藏起來，從此代代相傳，成了他們家族標榜正氣的“吉祥物”。吳中行被打得口鼻流血、氣息奄奄，幸好一個同僚帶著醫官趕來救治，才撿回一條命。趙用賢和吳中行均被罷官。艾穆和沈思孝罵得更狠，也被打得更重，三天後才甦醒，然後均被髮配充軍。

四人一下子成了天下士大夫仰慕的楷模，經筵講官許國送給趙用賢一隻犀角杯，上刻詩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為君子壽。”送給吳中行一隻玉杯，上刻詩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對二人作出高度評價、寄予美好祝福。

當時彈劾張居正的還有一個名叫鄒元標的小官，他原本默默無聞，見這四人被“打”出名聲，就趁勢賄賂太監，所上奏摺言辭尖銳，諷刺，與以上四人被並稱為“五直臣”。

最後還是明神宗出面，說張居正“親承先帝付託，輔朕衝幼”“朕切倚賴，豈可一日離朕”，系欽命張居正在官守制，“奪情”風波才算平息。

直到次年三月，張居正才回鄉葬父。朝廷內外對“奪情”一事議論紛紛，張居正雖然仍舊執掌大權，但此事也成為他死後被論罪抄家的禍根。

就在張居正死後第二年，趙用賢被起用了，一眾官員爭相拜見他，他聲譽日隆、官運亨通，一路升至吏部侍郎。這下，很多官員的妻子都後悔當時沒讓丈夫跟著彈劾張居正，錯過了捱打的“好機會”。

吳中行也得以回朝做官，可嘆世事難料，當年盛讚趙用賢和吳中行的許國已升任內閣中僅次於首輔的二把手，與二人成為政敵，譴責他們“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此一時、彼一時，前後態度判若雲泥。

對於明朝官員以捱打換取榮譽的行為，王陽明說得很透徹：“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在其利心則一。”

“奪情”一事讓明神宗受了很大的觸動，他認為官員冒死進諫都是為了博取虛名，所以之後對官員的進諫往往懶得理睬，將奏疏留中不發、拖而不決，任其“自生自滅”，再尖銳的言辭也刺激不到他了，以至於錦衣衛的監獄內長滿青草。明神宗從此躲在深宮、拒不上朝，磨起了洋工，也很少有官員再被廷杖了。如此一來，結果就像我們所知的那般糟糕，大明順著下坡路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