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物南遷北線遺事

文物入陝

“七七事變之後，緊接著，是八一三事變。南京情勢，一天比一天緊急，存京的文物，不能不向後方疏散，以策安全。”從1937年11月20日開始，故宮文物分水陸兩路向內地疏散，以免落入日軍之手。水路是由兩艘輪船載著9369 件文物從長江經重慶入川，陸路是搭乘三列火車，搶運出了7286 件文物，經過西安抵達隴海線的盡頭寶雞。

但疏散只有大方向，並沒有確切的落腳點，“當時，只是以陝西為目的地而已，究竟存放在什麼地方，只有到了陝西再說”。說是疏散，其實就是逃難，匯聚了中國文化精粹的故宮文物就這樣開始了它長達八年的漂泊。

文物雖然透過火車跨越數省到了寶雞，其間也只用了十天時間，但要安放它們卻是個很大的問題。文物在寶雞待了兩個多月，他們很快就感到此地不安全，必須向更安全的地方遷移，於是在1939年2月22日開始再遷漢中。顯然，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之前設想的南遷北路不是“看岷山”，而是很快就深入到了岷山中，要在一片大山中尋找藏身之地。

故宮文物南遷北線最艱難的時期才剛剛到來。

1937年12月到達寶雞後，文物存放在寶雞關帝廟和城隍廟。1938年4月11日運往漢中，存放在漢中文廟、褒城縣宗營的馬家祠堂、范家祠堂和張寨大廟。

從寶雞到漢中，“沒有火車，須用汽車載運，每車只能裝二十多箱，需要三百多輛車次”。不僅如此，當時正是冬季，要翻秦嶺，上山時有積雪，山路溜滑，非常危險。好在有西安行營的幫助，用了48 天時間把故宮文物運到了漢中。

“我們剛剛安定下來，行政院又來了命令，把所有文物運到成都儲存。”是年5月，院長馬衡與古物館館長徐鴻寶先期到成都落實儲存之地，在得到四川省政府的幫助下，決定落點在蜀中千年古剎大慈寺。

1938年4月，馬衡到成都拜會了川康綏靖公署主任鄧錫侯，那時他才剛上任一個多月，就接到了這樣一個特殊的任務，要求他派人保護故宮文物入川。4月30日，鄧錫侯寫信給當時的四川省政府代理主席鄧漢祥，希望予以支援。

在落實了地點之後，故宮博物院又與四川公路局和新綏汽車公司（當時四川只有這兩家汽車運輸公司）簽訂了運輸合約。當時從漢中到成都有近六百公里的路程，道路上常有險惡之處，損失難以避免，所以在這個合約中，新綏汽車公司堅持要對方支付回程空車的費用，而當時的情況是故宮博物院根本沒有更多的選擇，雖耗費沉重，但他們也只能無奈接受。不過他們也在想一些辦法來彌補，既然運輸公司不讓步，那麼還有其他解決辦法沒有呢？就在故宮的人先期探路到成都的途中，他們突然想到了一個辦法：“我們知道西北一帶缺少鹽，如果能接洽四川鹽務局運鹽到漢中，豈不是一舉兩得？”

有了這個妙想，故宮博物院決定不妨一試。

文物入川

負責接洽聯絡的是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鴻寶，他找到了當時的四川鹽務管理局局長繆秋傑，繆秋傑當即表示願意從自貢到成都一見。5月上旬的一天，馬衡院長與繆秋傑在成都會面，再度談起了這個想法，希望能夠以運鹽到陝來彌補一點運費。繆秋傑非常支援，爽快答應，實際上就在一年後他還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到上海組織搶運過淮鹽。馬衡沒有想到這個難題竟然瞬間就解決了，想起在路途中遭遇的種種艱難，不禁有些感慨。

故宮文物是從5月26日開始由四川公路局的5 輛車轉運的，第一批到達成都已經是6月中旬，“這日期距文物全部運到漢中，只有一個半月”。

新綏汽車公司把橋鹽起運濟陝則是從6月18日開始的。第一批鹽有540 擔，分裝14輛汽車，走了兩天到達廣元，還算順利。當繼續在川陝公路上行駛時，就遇到明月峽一段塌方，汽車只好返回廣元等候，哪知道這一等就是十多天。其實，這一條路的艱險，故宮博物院的人也是深有體會的。當時院長馬衡與李濟受故宮理事會的委託，專門去視察過沿路的情況，險象環生的道路讓這兩個大學者在驚恐中吃盡了苦頭，嚇得棄車步行。路途上的生活也讓他們煩惱，“論到吃，一進飯鋪，桌子上落滿了蒼蠅，黑黑的一片。”“論到住，我在成都雖然替他們買了兩份鋪蓋，旅館裡的蚊蟲、臭蟲是沒有辦法的。而且大小便都要到豬圈裡去，臭氣燻人。”

新綏汽車公司是私營企業，既怕損壞汽車，司機也不願意冒險。他們有前車之鑑，就在故宮文物的運輸中，有一次車在經過綿陽附近時出險，車輪滑到了溝裡，幸好只是把車摔壞了，而文物箱子卻未被震破，那些價值連城的寶貝算是逃過了一劫。但新綏公司不敢再出事故，異常小心謹慎，沿途走走停停，一直到7月6日，首批橋鹽才安全運抵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