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嘆惜蔣經國

　　難得的機遇

1926年，鄧小平與蔣經國同在蘇聯中山大學求學。那時，鄧小平是蔣經國所在的共青團小組的組長。

1975年，蔣介石去世後，蔣經國於1978年3月被選為“總統”。對岸，老同學鄧小平歷經三次“沉浮”後，開始主政大陸。

1978年12月16日，解放軍停止了自1958年開始的對金門、馬祖的炮擊;國民黨軍隊也停止炮擊。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臺灣同胞書》，提議兩岸開放經貿、旅行和通郵。廖承志也發表了致蔣經國的一封公開信，提議國共第三次合作，並表示願意訪問臺灣島。

蔣經國對鄧小平的這一波“和平攻勢”，反應相當敏銳。蔣經國一方面謝絕廖承志的來訪，另一方面又認為：北京現在熱切鼓勵兩岸之間擴大經濟、社會、文化的交流，長此以往，對臺灣地區必然是利大於弊。

因此，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將開始的時候，兩岸修好的舞臺，已經由鄧小平和蔣經國“聯手搭建”完畢。


觸動孝子心田



1981年，鄧小平進一步向蔣經國“示好”。

北京首先停止了紀念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例行活動。此後，中共新任總書記胡耀邦，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隨後，大陸發表了葉劍英委員長向新華社記者的談話，全面闡述了臺灣迴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政策，提出九條對臺方針。鄧小平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中共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鄧小平清楚，蔣經國是個大孝子，就指示浙江溪口，要他們修繕蔣經國祖母、母親的墳墓。蔣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而又秘密地送進了彼岸的“總統府”。

鄧小平還就“一國兩制”統一模式，提供法理架構。他提議修改憲法，賦予臺灣地區和香港地區“特別行政區”的特殊地位。“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亦即對它們現有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司法制度有控制權。

鄧小平明確表示：北京有權代表整個中國在國際舞臺活動，可是臺灣和香港同樣享有“相當的外交權，(可)處理一些涉外事務”。



李光耀充當“中間人”



當時，新加坡領導人李光耀曾往來於北京與臺北之間。一次，李光耀坊問北京時，鄧小平透過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學”蔣經國致以問候。

李光耀給鄧小平及大陸官員介紹臺灣地區的情況，鄧小平也對李光耀及其他來客陳述如何保護各方利益、解決兩岸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說，北京絕不派官員或軍隊到臺灣地區。不干預臺灣地區的政治或“人事”問題，統一後的現狀“可以維持 100年”。

依據鄧小平的說法，臺灣地區可以享有“處理外交事務簽發特別護照，與其他國家簽訂一些協定的特別權力”;兩岸關係將是“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你不要煩我，我也不煩你，各行其是”的性質。

鄧小平再次強調：“除了‘一箇中國’的原則，大陸方面沒有其他絕對的條件。所有的其他條件、方式，都可以談判、調整。”

這是臺北從北京所獲得的最有彈性的談判起點。



蔣經國的遺憾



蔣經國聽到李光耀傳遞的這些資訊後，並不認為這些“條件”在島內已經凝聚成為共識，所以，他並不贊成立即開始兩岸談判。

1986年夏天，李光耀又到臺北訪問，與蔣經國討論大陸局勢的發展。這一次，蔣經國明確告訴李光耀，對於改造臺灣地區的政治體制，他已經有了全盤的計劃和最新的想法。

1986年9月28日，135位反對派 風頭人物，在臺北圓山大飯店舉行集會，並宣佈民進黨成立。民進黨黨綱主張：島內人民有“自決權”。

副官聞訊，跑進蔣經國臥室向他報告。他點點頭，沒有回應，獨自沉思半個小時後，他才交代副官通知幾位核心幕僚到自己的官邸開會。坐在輪椅上的蔣經國開口就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他接著說：“國民黨過去太驕傲、太自負，從現在起，不能再跟從前一樣。”

隨後，蔣經國堅持要李煥接任國民黨中常會秘書長，他跟李煥長談，表示自己對改革行動遭到右派大佬掣肘、遲遲不能發動，已經失去耐心。蔣經國說有三個目標，要李煥替他達成，其中，“兩岸統一”是蔣經國強調得最明確、最強烈的一點。他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中國的統一之路。臺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臺灣恐怕將越來越難單獨存在。”



嘆息老友亡故



1988年1月13日下午，蔣經國因病去世。

鄧小平得知蔣經國去世的訊息，立刻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聽取國臺辦和對臺工作小組的報告。鄧小平表示，中國的統一是一件世界大事。

鄧小平還稱，若蔣經國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