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狂他日笑遺山

  元好問在臨終之時囑咐後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題七個字“詩人元好問之墓”，足見他對自己詩歌創作的重視與肯定，而“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一句更是顯示了他對自己詩才的極為自信。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曾在遺山（今山西定襄縣城東北）讀過書，因此自號遺山，金朝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出身於一個官宦家庭，祖系出自北魏拓跋氏。他自幼聰明過人，四歲讀書，八歲就能作詩，十四歲拜陵川名儒郝天挺為師。潛心學習六年，研究古代典籍，數年間精通百家，並具備了較高的文學修養。元好問一生寫了5000多首詩，今存1388首，詞今存384首。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並以“喪亂詩”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地位的。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後寫出的，主要有《歧陽》三首、《壬辰十二月車駕車狩後即事》五首、《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續小娘歌》十首等。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具有詩史的意義。元好問的“喪亂詩”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是杜甫以後少有的。但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鬱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感染力是很強烈的，並且這些“喪亂詩”又掀起了杜甫之後的現實主義詩風的又一高潮。比如《歧陽》之二：“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歧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再比如《癸巳五月三日北渡》：“道傍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大船渾載汴京來”“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筆筆皆為血淚，字字飽含悲憤。正如清代大文學家史學家趙翼在《題遺山詩》中說：“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 正是山河的破碎，詩人的憂患，才造就了這些曠世之作。

  當然，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清雅、不事雕琢，有很多名句。比如《遊黃華山》：“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詩人以大氣磅礴、力度千鈞的筆勢，寫出了黃華山瀑布的奇觀，給人以雄壯豪放的感受。此外，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這類詩短小精煉、意境深遠，往往是借題發揮，耐人品味，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比如《秋江曉發圖》：“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轆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由詩中可以看出，畫的內容是秋江無際、扁舟曉發，但詩人只把這種畫面作為引子，而把道路艱難、世路艱難作為詠歎的真正物件，使得畫圖的意境和內涵都擴充套件了許多。

  元好問留存下來的詞有384首，稱為《遺山樂府》。後代研究者有不少人愛他的詞，如翁方綱認為元好問的詞比陸游的詞還高秀；劉熙載稱元好問的詞是“集兩宋之大成”，兼備豪放和婉約兩種風格；近代學人郭象升在《古文學家別集類案》中評價元好問：“遺山筆力奇偉，吸納萬流，遺集四十卷，與《金史》相為表裡。”應當說，這些評價雖有拔高之嫌，卻也說明元好問的詞的確是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填詞，到晚年也沒有放棄。就風格而言，以金朝滅亡為界，前期清雄豪放，後期蒼涼深鬱。

  元好問不僅詩詞功底深厚，而且自稱“詩中疏鑿手”，他在兵荒馬亂之世就寫下了一部不朽的詩評《詩論三十首》，《詩論》幾乎概括了漢朝以來的各種是個風格與重要詩人，所有的點評都濃縮在七言詩句之中，不僅點評準確而且文采斐然， “以詩論詩”再繼杜甫風範。那一年，他才二十八歲。

  然而，無論是元好問的詩詞還是他的詩論，除了專攻學者以及喜愛他的人，大眾知之甚少。在大多數人的心裡，這一代文壇領袖，正如他所處的那段亂世一樣，只是一個模糊的歷史影像罷了。

  構亭野史一布衣

  元好問由於顯著的文學成就，在金元文學史上佔有舉中輕重的地位。其實，元好問的詩，不只是文學性的，而且是史詩；他更是精於史學，在作為一個文人的同時對《金史》的修著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金朝，是我國古代少數民族女真族建立的以文治斐然著稱於史的王朝。而元好問所處的時代，是元滅金，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大融合，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大交流，北方文學與南方文學交錯移植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元好問所撰的《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及《元遺山先生文集》等諸多論述，都寓史於文，對元人修《金史》起了重要的作用。

  金宣宗興定年間（1217-1221年），元好問在文壇上已漸露頭角，與此同時，元好問也已涉足史學，“長大來與遊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於顏間”。更是“覽山川之勝概，考前世之遺蹟，庶幾乎不負古人者”。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元好問與其他一些官員被蒙古軍羈管於聊城（今山東聊城）後，他最關心的事情就是將金末的史實記下來。在1239年，舊朝已亡換了新庭，在山東聊城被羈押6年的元好問重獲自由，返回忻州。終於，他下定決心“構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大量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他又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輯成了《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了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250餘人寫了小傳，給中國文學史填補了空白。《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為藍本寫成的，後來的《全金詩》自然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的。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元好問一向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的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多為後人所仿效。

  野史亭盛名可謂久矣，八百年間，屢有大雅宏達之人或憑弔或修繕，留下詩文碑記眾多，然而，早在民國初年，山西教育會長梁善濟就發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實不相符”的嘆息。如今又將百年，更顯頹敗了。頹敗之間，只剩下遺忘。

  且莫獨罪元遺山

  這是元好問的學生郝經(郝天挺的孫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詩，其中一句“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歷代學者認為這句話是郝經在為老師辯解，意思是不能獨獨怪罪元遺山。為什麼學生要為這位身為金元文壇領袖的老師作詩辯解呢？此詩又所為何事而辯呢？這就不能不提起歷史上關乎元好問名節的爭論了。這個爭論主要有三個焦點分別是：“崔立碑事”、舉薦五十四金朝儒士和拜忽必烈為儒教大宗師。

  首先是“崔立碑事”，忻州市文聯的李千和認為，元好問根本就沒有參與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趨炎重利的劉祁所誹謗。這種說法我覺得可信度並不是非常的高，一是劉祁一人之言很難能夠造成世人對於“崔麗碑事”的討論；而是並無確切的史料證實這種說法，我比較認可的一種說法是這樣的：1232年，蒙古大軍包圍汴京，金國皇帝棄百姓而逃。1233年正月，金將崔立發動政變，開城納降，並自封鄭王。崔立認為他的行為避免了蒙古軍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當時的翰林學士王若虛執筆，為他立“功德碑”。王若虛、元好問自認關乎名節，推給了太學生劉祁，劉祁寫好後交王、元二人推敲，“直敘其事，敷衍成文”。 就是說我認為元好問的的確確是參與了，但同時也像社科院研究員、中國元好問學會副會長降大任先生說的那樣，元好問是被迫撰碑，尚構不成氣節問題，關鍵是碑文是否為崔立頌功，而史料考證表明，元好問雖然參與了此事，但恥於頌功的立場，說明元好問在這件事上沒有屈節問題。 並且對於此事，郝經也在向世人疾呼，元遺山是清白無辜的。

  第二個爭論的焦點是1233年汴京城破後，元好問曾寫信給蒙古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他保護資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並未給元好問回信，但元好問舉薦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我認為山西大學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編的《元好問集》中對此事的評價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一驚世駭俗之舉，是有關他一生名節的重大公案，而實際上卻是他高瞻遠矚，見識卓越的鐵證，是他維護中原文化的一大貢獻。”後事也證明，那54名知識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記錄，他們對儲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後便是那飽受爭議的1252年，晚年的元好問覲見忽必烈，請他任儒教大宗師。前朝舊臣尊一個不通儒學的蒙古統治者為儒教大宗師，很多人都認為這是趨勢逢迎。但自金滅亡後，元好問並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職，一介布衣又何需趨炎附勢！有人認為這是某種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賤的政治地位，引導遊牧民族的統帥能“以儒治國”，“以漢法治漢地”。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但我更多的傾向於元好問的感情變化佔了主導地位，當然，情感的變化並不等於變節！金朝時，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都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關心民生疾苦，所以政治聲譽非常高。當他罷職鎮平縣令，時元宵佳節，百姓老老少少對他戀戀不會，敬酒惜別。他做官立志為民，氣節同樣為百姓而立。從他做官的經歷以及他文壇上獎掖後進重視和保護人才等幾方面來看，金滅入元將三十載，那些出仕蒙古國的漢族世侯如張柔、嚴實等能夠興文教、安定百姓生活；蒙古賢王忽必烈能夠重視儒學、大興學校，實行較利於發展經濟文化的政策；忽必烈擊滅雲南地方勢力，取消它的半獨立狀態、恢復漢唐舊疆……種種的變化也都在元好問的內心催生著改變：在他的《劉時舉節制雲南》七律詩中，他索性直接直接稱蒙古國為“漢家”：“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絃聲雷破壁。九州之外更九州，海色澄情映南極”。漸漸地，元好問開始把自己看作是蒙古國的一個臣民一樣，開始接受這個不同於腐敗和混亂的金朝的新局面，朝代雖改，而元好問心中為蒼生而立的氣節未曾改變！

  然而一名舊臣，沒有隨主殉國，沒有戰死疆場，沒有樹起反元復金的旗幟，也沒有歸於山林，反而與新朝“眉來眼去”，這樣的行為終是引來了種種流言蜚語。元好問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在蒙古大軍圍城時，元好問曾竭力謀求救國救民之策，“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見……以先進文化的傳承、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為重，將封建的個人名節置於次要地位，終於做出了不朽的歷史性貢獻。”李正民先生對元好問晚年的文化活動做出了高度的評價。

  奈何，舊朝老臣，以一己之力為著自己的理想奔走，為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苦苦擔當，全然不顧世俗的道德評判，其內心的焦慮，外在的困頓可想而知，“十年舊隱拋何處？一片傷心畫不成”，世上有幾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歷史的塵煙又在他身後築起高高的塊壘，這高高的塊壘上刻著兩個字———遺忘。

詩歌
  元好問是一位才華橫溢、多才多藝的文學家。他對當時所有的文學形式除金院本之類的戲曲作品未見流傳至今的實證或記載傳說之外，其他的幾乎都有，如：詩、詞、歌、曲、賦、小說，傳統的論、記、表、疏、碑、銘、贊、志、碣、序、引、頌、書、說、跋、狀、青詞，以及官府公文詔、制、誥、露布等，均掌握熟練、運用自如。
  元好問的作品，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內容實在，感情真摯，語言優美而不尚浮華。他的同時代人和後世都對他的詩文有極高的評價。
  他的朋友徐世隆說他：“作為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為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之語；樂府則清新頓挫，閒宛瀏亮，體制最備。又能用俗為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而下不論也。”他的另一位朋友李冶更譽其為“二李（李白、李邕）後身”。
  《四庫全書總目·遺山集》評元好問稱；“好問才雄學贍，金元之際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不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邃，風格遒上，無宋南渡宋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派生拗粗獷之失，至古文，繩尺嚴密，眾體悉備，而碑版志銘諸作尤為具有法度。”
  元好問又是一位高明的文藝理論家，他的《論詩三首》、《論詩三十首》《與張仲傑郎中論文》《校笠澤叢書後記》等等，都很精闢地評論了古代詩人詩派的得失。他也主張作詩為文要“誠”、要寫“情性”，還提出許多寫作時的技巧原則，反對生硬晦澀，亂排典故，做學問要“真積力久”等等，都是他幾十年親身實踐得來的結晶，有著切實可行的指導意義。

詞
  詞的創作
  1、反映了多方面的社會生活
  （1）喪亂詞；（2）寫景詞；（3）愛情詞
  （4）其他：詠懷、弔古、送別、詠物、射獵、邊塞詞
  2、特色：元好問以蘇、辛為典範，並吸取各家之長，因而兼有婉約、豪放諸種風格。

詩歌理論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詩歌理論主張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的主要理論觀點在於提倡“自然”，主張情性之“真”；倡導雄勁豪放的詩風提倡性靈、神韻、格調的相容；主張李、杜並列；提倡多元繼承的詩風；開郝經詩歌理論之先端。元好問的詩歌理論觀點影響也有元一代的詩歌理論。

文學
  元好問的主要文學成就
  元好問詩歌的主要成就在於喪亂詩的思想價值和山水詩的審美價值。  元好問的喪亂詩兩個最主要的特點，一是真實地反映了金朝被滅亡，人民遭塗炭的社會現實，他的著名的《岐陽三首》為其中代表作品。真實是元好問喪亂詩最主要的特點。
  二是歷史的反思。元好問的喪亂詩，包融了他對喪亂事實的歷史審視，作出了歷史的評價，從而增加了思想的深度。
  元好問是金朝最傑出的詞人，存詞三百餘首，無論詞之數量質量，都為金詞之冠；元好問的散文雄深簡樸，獨具一格，元好問有筆記作品《續夷堅志》，為金代筆記上乘之作。

史學
  元好問目睹親歷金朝的衰亡和蒙古滅金的全過程，又從政多年，強烈的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使他時刻關注著金國的命運和金國史蹟的儲存。
  當金如敗亡前夕，他就向當政者建議用女真文小字寫一部金史，但未能如願，他就私下編撰了一部《壬辰雜編》。金滅亡後，他抱著“國亡史興，己所當任”的愛國信念，決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併為此付出了艱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價。他拒不應聘作蒙古國的官，以表明自己的遺民身份和對故國的忠忱。但為了寫金史，又不得不與出仕蒙古國的中上層官員相周旋，以便取得他們的協助和必要的資料；也正因如此，而引起許多人對他的不諒解，“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彌，下辱子孫”。為了完成自己脩金史的宏願，元好問忍辱負重20多年，直到去世，併為脩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裡建了一座“野史亭”，作為存放有關資料和編輯寫作的地方。多年的奔波，他積累了相當多的金朝君臣遺言往行的資料上百萬字，後稱“金源君臣言行錄”。
  他抱著“以詩存史”的目的，編成《中州集》。這是一部金代詩歌總集，裡面不僅收錄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於蒙古國的詩人詞客、包括金朝兩位皇帝及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詩詞2116首（其中詩2001首，詞115首），而且為每位作者共250餘人寫了小傳，填補了中國文學史空白。
  《金史·藝文傳》就是以它為藍本寫成的，後來《全金詩》也是在它的基礎上增補而成。同時，《中州集》也為金代歷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可惜，正當他滿懷信心地說只需破費三數月功夫，查閱抄錄了《金實錄》上的有關內容，即可著手《金史》的著述時，他的一個朋友卻從中作梗，未能得在蒙古萬戶、漢軍首領張柔處見到金實錄，以致功虧一簣，使他抱恨以歿。元好問生前雖然未能實現自己修成金史的願望，但他所收集的這些資料，卻為元代修宋、遼、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特別是為脩金史奠定了基礎。元好問尊重史實，不阿時俗，秉筆直書，所以後代學者一致認為，《金史》與元好問關係密切，《四庫全書總目》稱“多本其所著”。元好問這種國亡修史的作法，也為後人所仿效。如明朝遺老萬斯同拒絕應清政府的博學宏詞科的徵召，也堅決不要清朝給的七品俸的纂修官官銜，卻以“布衣”參與修《明史》。民國三年（1914年）創清史館，也有不少清朝遺老為報故主來參與《清史稿》的編撰。

政績
  元好問當過中央和地方官，盡心竭誠，兢兢業業，關心國家興亡民生疾苦，以至於政治聲譽非常高。他罷職鎮平縣令，時元宵佳節，百姓對他戀戀不會，敬酒惜別。在內鄉縣令任上時，他“勞撫流亡，邊境寧謐”，所以當他因母親去世，按照傳統禮制為其母親罷官守孝3年“丁內艱”時，“吏民懷之”讚許他：“元好問勞撫流亡，循史也，不當徒以詩人自之”。他任南陽縣令時，為當地人民爭得減3年賦稅，發展生產，使人民有休養復甦之望。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元好問十分重視和努力保護人才，喜歡獎掖後進。金哀宗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初，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54箇中原秀士王若虛、王鶚、楊奐、張德輝、高鳴、李治、劉祁、杜仁杰、張仲經、商挺等，請來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而經他教育或指授出來的文壇名手如郝經、王惲、許楫、王思廉、孟琪、徐琰、郝繼先、閻復等多人。尤其是他保護和教育白樸的故事一直傳為文壇佳話。白樸之所以後來能元曲四大家成為之一，為白樸的《天籟集》作序的王博文認為，這與元好問的教導分不開：“遺山之後，樂府名家者何人？殘元曲四大家膏剩馥，化為神奇，亦於太素（白樸字）集中見之矣。然則繼遺山者，不屬太素而奚屬哉！”

家庭背景
  相傳他的祖先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兒子（一說為秦王拓跋翰，另一說為南安王拓跋餘）。其祖先又隨孝文帝由平城（今大同市）南遷洛陽，並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中改姓元。北魏分裂之後，戶籍落至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五代時期以後，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今山西省平定縣）。他的高祖元誼，在北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年）官忻州神武（虎）軍使。曾祖元春（一作椿）任北宋隰州（治今山西省隰縣）團練使，又從平定移家忻州，遂為忻州人。祖父元滋善，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1157年）任柔服（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丞。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以教授鄉學為業，平時詩酒自娛，著有《東巖集》。

遊學四方
  金章宗明昌元年七月八日（1190年8月10日），元好問誕生在忻州農村一個世代書香計程車大夫家庭裡。由於他的二叔和三叔都沒有兒子，元好問的兄弟有三個，他又是第三。根於中國傳統，他的叔父元格（後元好問稱他為隴城府君）在他生後七個月時，就把他當做過繼兒子，隨即把他帶到掖縣縣令任上。

  據記載，元好問天資聰明，七歲就能寫詩，被人譽為“神童”。十一歲時，元格在冀州任職，元好問得到了翰林侍讀學士兼知登聞鼓院路擇的賞識，路擇“愛其俊爽，教之為文”。十四歲時，元好問又師從陵川人郝晉卿，博通經史、淹貫百家。到元好問十七歲時，元格被罷去陵川縣令之職，但為了兒子的學習，他仍繼續住在陵川，直到元好問十九歲完成學業，才帶全家離開陵川。

科場受挫
  元好問從十六歲起開始參加科舉考試。由於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識免鄉試”，他直接到幷州參加府試，但榜上無名。此後在泰和八年（1208年）十九歲時，他又到長安參加府試，但這次又未中。

  元好問二十一歲時返回故里，在離祠堂幾十裡外的定襄遺山讀書，故而自號“遺山山人”。兩年之後，蒙古大軍突襲秀容，屠城十萬餘眾，其兄元好古喪生。為避兵禍，元好問舉家遷往河南福昌，後轉徙登封。

  衛紹王崇慶元年（1212年），元好問又到中都（今北京）第三次參加考試，仍未考中。這年正月，金朝三十萬大軍被蒙古擊敗，蒙古已逼近中都，路途的坎坷、國家的危機，加上考試的失敗，使他的情緒非常低沉憂慮。

  貞佑二年（1214年），蒙古兵圍攻、金兵節節敗退，金宣宗倉皇遷都南京，元好問於這年夏天赴汴京，準備將於秋天舉行的考試。雖然考試又一次失敗，但他卻透過應試汴梁，得以與朝中名人、權要如趙秉文、楊雲翼、雷淵、李晏等交接結好，詩歌創作極豐。其中《箕山》、《元魯縣琴臺》等篇，深得時任禮部尚書的趙秉文讚賞，其文名震京師，被譽為“元才子”。但不久由於蒙古兵圍攻，元好問不得不由山西逃難河南，並在豫西逐漸定居下來。貞佑五年（1217年），二十八歲的元好問又赴京趕考，仍未成功。

坎坷仕途
  興定五年（1221年），三十二歲的元好問進士及第，因科場糾紛，被誣為“元氏黨人”，便憤然不就選任。又過了三年，到他三十五歲時，元好問又得到趙秉文等人的貢舉，以考試優異得中科舉。這次宏詞科登第後，元好問才正式就選，被任為權國史院編修，留官汴京，但生活頗為清苦。

  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年），三十六歲的元好問因不滿冷官生活請長假回到了登封，期間撰寫了一部重要著作《杜詩學》，內容包括杜甫的傳志、年譜和唐朝以來評論杜詩的言論。

  正大三年（1226年），元好問任河南鎮平縣令。次年，改官河南內鄉縣令，不久其母張氏身故，其長子出生，元好問丁憂閒居內鄉白鹿原，應鄧州帥移刺瑗之邀，赴任幕僚。不久，蒙古軍攻陷鳳翔，鄧州帥投降，元好問藉機辭去幕府。

  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問調任南陽縣令，他在任上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成績斐然。所以河南志書稱他“知南陽縣，善政尤著”。《南陽縣誌》記載：“南陽大縣，兵民十餘萬，（元好問）帥府令鎮撫，甚存威惠”。

國亡被囚
  此後不久，元好問赴京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移家汴京。此後又升任左司都事，又轉任尚書省左司員外郎。官至翰林知制誥。

  天興二年（1233年），蒙古軍圍開封，元好問在圍城中。金哀宗逃出京城，兵敗衛州後逃往歸德府。朝中無主，崔立率兵向蒙古請降獻城。崔立投降蒙古後，脅迫朝臣為其立碑歌功頌德，元好問、王若虛、劉祁等都被迫參加撰寫碑文，磨掉宋徽宗所立《甘露碑》字跡，刻上碑文。

  天興二年（1233年）四月，蒙古兵攻破汴京，元好問即向當時任蒙古國中書令的耶律楚材推薦了五十四個中原秀士王若虛等，請耶律楚材予以保護和任用。金亡後，元好問隨金朝大批官員被俘，並被押往山東聊城看管兩年，後居住冠氏縣。元好問作為囚徒，與家人輾轉于山東聊城等地，並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趙天錫等接上關係，生活逐漸好轉和行動較為自由。

  這期間，他痛心金國的淪亡，奸賊的誤國，併為了以詩存史，勤奮編輯金國已故君臣詩詞總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則寓有緬懷故國和以金為正統的深意。

晚年生活
  元太宗十一年（1239年）秋，因其詩文名氣頗大，耶律楚材傾心接納元好問。可五十歲的元好問已無意出仕為官，其年重回老家，隱居故里，並交友遊歷，潛心編纂著述。元憲宗七年九月四日（1257年10月12日），元好問在獲鹿寓舍逝世，享年六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