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復古，反對公安、竟陵兩派逃避現實，只寫湖光山色、細聞瑣事或追求所謂“幽深孤峭”的風格。但他在提倡興復古學的同時，又以“務為有用”相號召，與前、後七子單純追求形式、模擬古人有所區別。

  張溥散文，在當時很有名，風格質樸，慷慨激昂，明快爽放，直抒胸臆。其《五人墓碑記》，讚頌蘇州市民與閹黨鬥爭，強調“匹夫之有重於社稷”，為“縉紳”所不能及。敘議相間，以對比手法反襯五人磊落胸襟，為傳誦名篇。所撰《五人墓碑記》收入《古文觀止》。

  張溥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著有《七錄齋集》，包括文12卷，詩3卷。此集今存明崇禎時刻本。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張溥於各集前均寫有題辭。此集是張溥為“興復古學”而編輯的一部規模宏大的總集。《四庫全書總目》說：“此編則元元本本，足資檢核。”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殷孟倫注)，將各集卷首題辭首次輯成一書，並加必要註釋。是研究漢魏六朝文學及張溥著作的重要參考書。張溥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32卷。《歷代史論二編》10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纂》34卷。此外，張溥又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紀事本末》補撰論正。另著有《萬寶全書》，記述了當時博奕娛樂（如象棋棋譜、中式骨牌）的概況。

張溥出身官宦門第，惟因婢妾所生，排行第八，故“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詡之”，當面稱他“塌蒲屨兒”，意為“下賤人所生，永遠不出息”。張溥遭此侮辱，勤奮好學，讀書必手抄，抄後讀過即焚去，如此反覆七遍，冬天手凍裂，以熱水浸暖繼續再練。後來他把自己的讀書室名為“七錄齋”，自己的著作也題名為《七錄齋集》。《明史》記有張溥“七錄七焚”的佳話。

  崇禎四年（1631年）成進士，授庶吉士。與同邑張採齊名，時稱“婁東二張”。天啟四年（1624年），與郡中名士結為文社，稱為應社，人員有張採、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吳昌時等十一人，後來遍及全國，超過三千人，平時以文會友，兼又評議時政，“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天啟六年（1626年），撰寫《五人墓碑記》，痛斥閹黨。崇禎元年（1628年），與張採一起，在太倉發起了驅逐閹黨骨幹顧秉謙的鬥爭，所撰散文，膾炙人口，二張名重天下。崇禎二年（1629年），組織和領導復社與閹黨作鬥爭，復社聲勢震動朝野。 《七錄齋集·國表序》載有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其影響遍及南北各省，執政巨僚由此頗為忌恨。崇禎三年（1630年）張溥和吳偉業、楊廷樞、吳昌時、陳子龍等同時中舉，隔年又與吳偉業中進士，改庶吉士。崇禎十年（1637年）禮部員外郎吳昌時與張溥一起推舉周延儒復出。里人陸文聲要求入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張溥等結黨，正史《張溥傳》和梅村的《復社紀事》說他是病卒於家。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說張溥被吳昌時下毒，當夜腹部劇痛而死。時年四十歲，“千里內外皆會哭”，私諡曰“仁學先生”。 張溥死後由黃道周為之作墓誌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