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佈

自從當上城管，25歲的宋志剛就成了“特不招人待見”的人。

　　他從超市拎著水果回家，鄰居會撇撇嘴：“喲，又扣啦!”他幫老外找醫院，馬上有群眾過來圍觀：“城管幹嗎呢?要打老外啦!”

　　宋志剛抄過攤兒，也時常“在職權範圍內做出人性選擇”。他將自己作為城管的所見所聞發在網上，帖子迅速走紅，被點選數十萬次。後來，這個帖子被彙編成書《城管來了》。

　　宋志剛經常琢磨城市管理問題，他期待國家能夠立法，“現在這個管理辦法令北京的居住者很不爽，也令我們這些所謂的管理者很不爽，領導們也未必爽。”

　　他總覺得，這個城市應該更寬容一點。更美好一點，而不是現在的樣子。

　　宋志剛穿著特意給他準備的嶄新的城管制服坐在鏡頭前，目光炯炯。採訪一開始，他的身體和話語都像制服一樣筆挺，到一個多小時後才放鬆下來，那些黑色幽默的部分都是最後半小時裡談的。

　　採訪結束後我問：“你一開始怎麼那麼緊張?”

　　他猶豫了一下，說：“我看你以前採訪的都是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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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剛說，他沒工作前，用兩個字形容就足夠了——“憤青”。在天涯網站上，看別人罵什麼就跟著罵，也罵城管。在河南，他正在小吃攤吃飯，就被城管趕走了，回來在網上罵。

　　畢業的時候顧不得了。和大多數就業困難的學生一樣，“能當上公務員，掃廁所都幹，後來連掃廁所都沒輪上，就當了城管”。

　　準備考試的時候，他在百度上搜城管考試指南，前幾頁出來的全是嘲弄的題：“遇到小販如何處理?A.一腳踹去：B.掀鍋……”

　　當上城管之後，先是不願意幹，後來就硬下心來按規矩辦，大吼一聲半條街都能聽見，再後來……前女友跟他分手，兩人吵起來，對方在大街上喊：“城管打人啦……”

　　有次抄攤，他被大學生罵，手指戳在他臉上說他連流氓都不如。他急了，臉紅脖子粗，也說了粗口：“你丫滾蛋!”幸好被同事直接拎上了車，不然很可能會打起來。

　　他想辭職也是因為這件事，因為這個職業“沒有成就感”。我說，很多人覺得上班不就是謀生嘛。他給我講了一件事。當年他從警校畢業前當實習警察，在西客站執勤，小姑娘敲玻璃叫“警察叔叔”，他從車裡一躍而起：“沒事，有我呢。”去了大廳，很多排隊買不著票的群眾一起鼓掌：“人民的好警察來了。”誰都不敢當眾指認“黃牛黨”，他就在隊伍中一個一個拍人肩膀：“這個?這個?”群眾點頭示意，他在大家仰慕的眼神中拎走那個人。

　　“那感覺!”他眼睛微微向黑暗的斜上方望去，出了一小會兒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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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對小姐弟是無意間碰到的。我們的本意是找海淀區賣雞蛋灌餅的小攤販，他們大多租住在六道口的城鄉結合部。本來想採訪孩子的父母，但他們去參加家長會了。兩個娃娃一點兒也不認生，尤其是小弟弟，兩顆小門牙剛掉，一笑一邊一個酒窩。

　　閒聊。我問姐姐喜歡北京嗎，她說又喜歡，又不喜歡。

　　我問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她說喜歡建築，不喜歡城管。

　　她沒見過城管，也不知道城管是幹什麼的，只說：“他們抄我爸爸車的時候……”

　　她哭了。

　　我當時坐在她側面，這眼淚沒法擦，我也沒嘗試讓她別哭——沒體會過這種處境的人。就別勸別人別怎麼樣。我只是在鏡頭拍不到的位置，輕輕拍拍她的後背。

　　弟弟害怕又發愁地看著姐姐，又看著我，很生氣的樣子，他覺得是我這個陌生人不知幹了什麼把他姐姐弄哭了。

　　但最讓人難受的是我臨走的時候，他們在一片廢墟上玩，從瓷磚上爬上去，又痛快地溜下來。這個村要拆遷了，他們很快會沒有地方住，只能再找便宜的出租屋了。他倆還小，不知道這些。

　　我招手：“哎，我走啦。”

　　他倆站在廢墟上，小姐姐笑嘻嘻地揮手：“阿姨再見!”

　　小弟弟也跟著說，亮著小牙床，聲音更大些：“阿——姨——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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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志剛說他原來是“憤青”的意思是“急著下判斷，總有正面人物和負面人物”。這幾年他學會了“不偏激地對待人和事”，他的書裡有一句話：“我現在覺得，往往沒有簡單的是非，只有各自衝突的需要和矛盾。”

　　就拿我們採訪的一位大爺來說，他的眼睛有殘疾，在北京治病，一個月的房租就靠賣爆米花。

　　但也不得不看到另一些東西——住在衚衕裡的居民說：“不行，他的攤位佔著路，我們連車都開不出去。”開飯店的店主說：“他把我家招牌都擋住了，必須管。”買過爆米花的人說：“那種人造奶油能把孩子吃出病來。”

　　那兩個娃娃的父母賣雞蛋灌餅，養家不容易，但攤位就是這麼個情況，大家能看見，水、雞蛋、工具是什麼樣子。看看就能知道。

　　這些需要管理，但殘疾人就業不是城管能解決的事。娃娃的父母和大爺都想要個規範的攤位，這也不是城管能定的。城管只能堵，沒有疏，小宋說：“暴力執法簡直是必然的。”

　　誰對?誰錯?看的事實稍多一點，遲疑一下，就不會那麼快地讚美和譴責。一開始總是好人壞人，後來是好事壞事，最後發現只是生活中矛盾密佈。

　　用不著去尋找激烈的衝突，在陳述中自會看到矛盾的結點，能說清楚，制訂規則的人、想解決衝突的人，就有了一個比較客觀的事實基礎。

　　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未來還有幾億人要進城，進了城都需要管理，哪一個行業、哪一個城市都有一個建立規則、慢慢成熟的過程。有人說：“你們總說要慢慢來。可為什麼不能快一點?”

　　慢一點，一步一步踩實了，不會繞彎路，反而快。

　　走在路上的人，也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宋志剛在書裡說過一個例子：“最後一個翻牆逃往聯邦德國被民主德國士兵擊斃的人，死時離柏林牆倒塌只有幾個月。開槍的衛兵被判刑，律師力爭，說士兵只是遵守了當時的命令看守柏林牆。法官說，你的確是看守者，但在人性選擇中，你卻可以選擇不射擊他的要害部位。衛兵沒這麼做，所以他被判刑了。”

　　宋志剛說：“我沒辦法改變很多事，只能在我的職權範圍內做得更好一點兒，這是我的人性選擇。”

　　制度由人選擇，有了人性的驅策，改變自會發生。

　　以前我覺得這種想法是和稀泥，妥協是最沒意思的事。凡事著急，恨不得一夜之間建成新世界。現在覺得，一刀砍去，亂麻更亂。要有這個耐心，找到線頭，慢慢抽解。

　　這個前提是讓各方說話，別停留在概念和成見上。這個社會，事件的哪一方都有說話的機會，都說對方能聽懂的話，也都有誠意去聽對方的話，把意見和矛盾一一陳述，也許在說清楚事實的時候，事情的化解之道也就會隨之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