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很清楚，2017年1月23日，當時還有四天就要過春節了，現場氣溫降到零下30多度。下午兩點多，天上飄起了雪花，還好沒起風，就在這時，班長範相業接到了主控劉建軍打來的電話：“一期33號風機故障，請儘快消除！”一期33號風機是西至升壓站4公里處最遠的一臺風機，接到電話後，班長叫上我和張永鵬，開始辦理工作票，收拾工具包，戴上安全帽，穿上安全衣，全副武裝後準備出發。走之前我們還專門看了一眼風功率預測：下午6點起風。因為中央監控系統顯示33號風機為“主櫃UPS”故障，是塔底的簡單故障，時間夠，又不用爬風機，在塔底就可以處理，一會兒就能回來，我們就沒想那麼多，直接上路了。
因為長期下雪，所有通往風機的道路全被雪掩埋了，只能靠雙腿徒步前往。一路上我們還有說有笑，相互調侃，一個多小時下來也沒感覺到累，到了風機後，只是出了一身汗。測量、接線……故障很快就處理完了，一切都很順利。出了塔筒門，我們習慣性地看了看風機，只見機頭朝西，要起風了！我們心裡一驚，不是預測下午6點才起風嗎？憑藉以往的經驗，如果真起風，肯定會刮個沒完沒了，要是不在五分鐘之內撤離現場，那我們就要被困在這兒了。
我們迅速收好工具包，開始往回跑。結果不到三分鐘就起風了，天地都是白色，風速瞬間達到22米/秒，相當於10級以上的大風，能見度幾乎為零。風雪吹得我們眼睛睜不開，嘴巴也張不開，只有上半身在不停地隨風擺動，腿、腳都埋在40多厘米深的雪地裡，行動困難。
我趕緊用手機和對講機呼叫主控，請求救援，但在零下30多度的嚴寒下，手機和對講機被凍得關機無法啟動，當時我腦子裡一片空白。風夾雜著雪粒子，發出極其恐怖的聲音，極度的寒冷和令人窒息的大風，衝擊著我們的神經。年紀最小的張永鵬當時就嚇得要哭了，他來自青海，只有24歲，參加工作時間不長，雖然青海的冬天也常颳風下雪，但這麼大的暴風雪，他還是第一次遇到。班長看出他的不安，緊緊拽著他的胳膊，說：“別慌別怕，咱仨互相拽著走，只要不鬆手，就一定能走回去。”我趕緊扔下工具包，緊緊拽著張永鵬的另一隻胳膊，慢慢往前走。這時，我發現只有上半身在動，下半身——包括兩條腿怎麼也提不起來。我們就用安全繩把三人緊緊綁在一起，騰出雙手提腿往前挪著。
風吹得我們頭更低了，腰也更彎了，每分每秒對我們來說都是巨大的考驗。一分鐘過去了，又一分鐘過去了；一個小時過去了，又一個小時過去了……雪越下越大，天氣越來越冷，呼吸已經很困難，連說句話都很艱難。我明顯感覺自己身體已經麻木了，幾乎寸步難行。
不知道走了多久，我們走不動了。三個人相對而坐，說出了平時最不願分享的秘密，道出了和親人永別的話，腦子裡出現了很多畫面，有爸媽，有親朋好友，還有平時最愛互相調侃的同事。
我們哭了，怕了，哭自己沒和父母說上最後一句話，見上最後一面；怕自己這麼年輕就要被凍死在戈壁灘上。我們在心裡一邊和父母說著最後一句話，一邊祈禱著風電場來人救我們。
下面的情況，是我事後知道的——
在中控室留守值班的劉建軍看到後臺顯示平均風速22米/秒，而33號風機在一個小時前就已經併網發電了，可我們三個人到現在都沒回去。他著急了，給我們三個輪流打電話，可電話那頭提示已關機；用對講機喊了又喊，但我們一直不回覆。劉建軍看到窗外主變周圍的積雪已有兩米多深了，心裡默默唸叨：他們三個可千萬別出意外啊！
劉建軍馬上把情況彙報給公司領導，公司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組織救援隊，帶著鐵鍬、棉衣、食物和熱水，開著剷車、皮卡車，沿著通往風機的道路，一邊推雪，一邊尋找，一邊呼叫。天漸漸暗下來，風雪卻一點沒有要停下來的意思。
晚上七點多，天已經黑了。突然，他們發現一道亮光。這道亮光，就是我們連體服的反光條映照車燈反射出來的。當時我們早已被大雪埋住了大半個身子，眉毛、頭髮上全是冰碴，胳膊和腿已不能動彈，只有眼睛在動，我們緊緊抱在一起，用彼此的體溫來取暖……
救援隊員把我們從積雪堆裡挖出來，圍成一圈，形成人體擋雪牆，把我們圍在中間，抱著我們凍僵的身體，有的用體溫來溫暖我們，有的抓起地上的雪用力搓著我們的手和臉，有的使勁搓著我們已經凍僵了的腳。過了好一會兒，我才能說出話，看到他們，我心裡踏實了，我們獲救了！
這次暴風雪持續了五天才停下來，造成了省道201線瑪依塔斯路段全線封閉。外面的人進不來，裡面的人出不去。我們用開水、饅頭、泡麵度過了漫長的五天。走過生死邊緣，今後的每一天，哪怕只有開水饅頭，都覺得很幸福。
事後我想，我們為什麼能堅持等到救援隊伍的到來？如果我們當時不聽班長指揮，各顧各地悶頭一直往前走，還能獲救嗎？如果我們當時不穿連體服，沒有緊緊抱在一起，救援隊伍能發現我們嗎？如果劉建軍沒有及時向公司領導彙報，公司沒有立即啟動應急預案、發動救援，我今天還會站在這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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