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肇漢就是眾所周知的京劇《沙家浜》中胡傳魁的生活僅僅概括了其全部罪惡生涯中的一個片斷。現實生活中的胡肇漢不僅是盤踞在蘇州陽澄湖地區為非作歹10餘年的“草頭王”，也是蘇州解放初期逃竄嵊泗列島、由原國民黨江蘇省主席丁治磐派到蘇州地區進行顛覆活動的反革命地下軍首領。
1950年5月21日胡肇漢落網，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蘇州地區公安機關在黨的領導和廣大群眾支援下，在對敵鬥爭中取得的重大勝利。當時，我們作為蘇州專員公署公安局（以下簡稱“專公”）偵查干部參與了此案的偵破工作，對當年這一場錯綜複雜的敵我鬥爭記憶猶新，特別是對當年活躍在隱蔽戰線上的同志們不計名利、默默無聞的獻身精神印象至深。
一、
1949年4月20日，百萬雄師過大江，國民黨軍隊狼奔豕突，膽戰心驚的胡肇漢佈置了“狡兔三窟”：先讓太太王佐君和三兒一女隱居於上海，再將蘇州市東花橋巷38號住宅的產權轉移到長子名下，又佈置親信周果、唐斌等留下應變，埋伏人槍，伺機而動。自己則於4月24日夜間率領衛士6人，攜帶快機4支、左輪2支和湯姆遜衝鋒槍，悄悄離開太平橋區署，由澱山湖竄至青浦朱家角，繞道淞江到達上海；上海解放後，又隻身潛往湖南老家，再經廣州，隨國民黨五十二軍逃到臺灣。
胡肇漢逃臺後，仍做著“東山再起”的美夢。他離開“五十二軍官總隊”，參加孫立人主持的“屯墾訓練班”，接受所謂“開墾敵後”的特務訓練，訓練結束後又與蘇南地區逃臺國民黨軍政人員安蔚南、張為平等發起組織“江蘇旅臺同鄉抗敵後援會”，起草所謂“敵後遊擊計劃”，投書“國防部”，要求撥給槍支彈藥，實現其反革命計劃，並由此獲得了丁治磐的“青睞”。
1950年3月，胡肇漢由臺北到達勾奇島（又名枸杞島），縱隊指揮官沈霞飛立即轉達丁治磐委任胡為“第二縱隊副指揮官”“第二行政區副專員”兼“東區前進指揮所主任”的命令，將親自發展的“崑山行政委員”兼“第一支隊司令”陳永淦、“吳江行政委員”龔積榴、“第二支隊司令”歸澄章、“吳縣行政委員”兼“第二支隊司令”王群、“太倉行政委員”兼“直屬大隊長”顏景儒等交胡統一指揮，胡肇漢於是成為這支矛頭直指蘇州地區的反革命地下軍首領。
胡肇漢受此“重任”，躊躇滿志，參加“敵後工作高幹會議”後又取得大量銀元作為活動經費，於1950年5月3日偕同王群偷渡吳淞，潛入上海。
二、
早在我軍渡江以前，我們對陽澄湖地區解放後的敵我鬥爭形勢就有過充分估計。因此當接管工作告一段落，在開展太湖地區剿匪工作的同時，我偵察部門就密切注視陽澄湖，追蹤胡肇漢的走向。
1949年11月，以朱水生為首的“江南獨立戰勤司令部”土匪武裝，打著“為胡司令搞給養”的牌子，在淞北外跨塘一帶打家劫舍，製造了婁門外鼎豐銀行“人頭案”。此案很快被蘇州市與吳縣公安局破獲，可以說是一次外圍戰。同一期間，專公和蘇州市公安局（以下簡稱“市局”）在蘇州市和吳縣發現以原國民黨吳縣縣黨部書記長王叔介的爪牙葉仰高、周念安為首的潛伏組織“吳縣抗匪革命同志會”，正陰謀對蘇州市黨政首腦機關實施暗殺、爆炸，並企圖與打著“胡司令”旗號在太湖地區活動的徐泉根（叛徒，綽號“小豆腐”）股匪取得聯絡，在太湖建立所謂“黨、政、武裝統一行動”的“遊擊根據地”。這個案件的破獲說明內地的敵人與嵊泗的敵人雖然尚未掛上鉤，卻早就“心有靈犀”，蠢蠢欲動。
1950年春，吳縣人民政府生建科陳維剛在湘城執行生產救災任務時被胡肇漢的心腹衛士唐斌暗殺，這是胡在蘇州解放前夕佈置“分散潛伏伺機破壞”的直接行動。吳縣公安局迅速將兇手追捕歸案，並從中發現了胡潛逃前的種種“應變”部署。
差不多就在同一時間裡，原國民黨軍官歸澄章由沈霞飛直接派遣，以“第二支隊司令”身份企圖與“吳江行政委員”龔積榴（惡霸地主、震澤區長）配合行動。這個空頭司令由嵊泗潛入上海，甫一登陸即被上海市公安局捕獲。從歸犯供述中，我們不僅掌握了丁治磐、沈霞飛的全部陰謀計劃，還發現原國民黨吳縣淞南區長王群也將潛回大陸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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