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入夥
《三國演義》裡的劉、關、張是草根化人物,他們的影響,不在士林,而在江湖。諸葛亮入夥,其實跟落草差不多,但他看好劉備的皇室門票,有了這張皇室門票,就有機會奪取荊州和益州,這是天下最後一塊大蛋糕了。他隱居隆中,就惦著向這塊蛋糕下手,他也需要一個合作伙伴,剛好劉備來了。他知道劉備是個流寇,也在覬覦荊州,於是,兩人聯手。
在諸葛亮看來,有皇室門票,就能叫開荊、益大門,還有可能將它們據為己有,一旦擁有荊、益二州,不但能三分天下,還可以兩路北伐。
劉備對諸葛亮說的有興趣,但他更著急的是要解決眼下問題。
他要解決什麼問題?劉表死了,內亂又起,要想在荊襄自立,就要得到荊襄士族支援,諸葛亮是士族代表,隆中對策是荊襄士人集團的共識。劉備要想在荊襄之地自立,就必須接受這共識,因此,隆中對策,就其後來對天下影響而言,當然不失為一個偉大的戰略,然而在當時,它更是一份劉備集團與荊襄士人集團合作的可行性方案,它要求劉備集團,不僅要從發展戰略上轉移到隆中對策上來,還要將政權的基礎轉移到荊襄士人集團中來。
羽扇綸巾是周郎
赤壁之戰,乃老英雄對決美少年。曹操戰無不勝,因為他是最偉大的兵法傳人,而周郎卻超越了兵法,以美用兵,如王羲之用筆,以美的方式行自由意志。天地之利,山河之勢,四時之變,都被他拿來用,兵行於天地間,為自由而戰,亦以自由戰之。
水因地而制流,故水最自由,夫兵形似水,用兵也要自由。長江,大水也,一句“大江東去”,便將三國之魂吼出。曹操戰於長江,故以長江為天塹,用兵為長江所限;周郎以長江戰,所以長江如百萬兵,站在周郎一邊。
吳王夫差以運河戰,周郎以長江戰,皆為水戰經典。古往今來,能以長江戰者,僅數人而已,有周郎,還有朱元璋及曾國藩湘軍水師。
所謂知“水性”者,即水師行止,須知水量盈虧、水域增減、水流緩急;水師立營,當得其生源,避其死域,要汛期防洪,高溫防疫……而曹操,不習江南水性,不懂長江水勢,戰於長江,故周郎曰:北人不習水戰。經此一戰,老英雄時代告退,“一時瑜亮”,並肩而起。
挖牆腳的劉備
戰後,劉備則乘機施展其挖牆腳之故技——借荊州不還,邁出“跨有荊益”第一步。
這一步,得到了荊襄士族的支援,於是,劉備邁出第二步——取益州,因為是“隆中對”裡定好的,所以,劉備又得到了荊襄士族的支援。為此,他們還給劉備派來一位軍師——龐統,對龐統大加吹捧,說龐統和諸葛亮,得一人就可以定天下,而他們居然為劉備集團貢獻了兩人。
為了與荊襄士族聯手,孫權遷都鄂州,先以呂蒙襲取荊州,又以陸遜打敗劉備,其間勝負關鍵,在於那隻看不見的手——荊襄士族的取捨。
當年孫劉爭奪荊州,劉備得荊襄士族支援,連周瑜都不敢硬取。可一旦失去荊襄士族支援,“吳下阿蒙”出手,略施小計,便一戰而取之。
正是那隻手,支配了荊州,劉備放下那隻手,就已失了荊州。
因此,失荊州的是劉備,而非關羽,不是關羽大意失荊州,而是劉備機關算盡失荊州。劉備行事,手腕長而見識短,能抓眼前,不顧長遠。
劉備那一挖,以權術論,妙不可言;以戰略論,卻蠢到極點。他以權術贏了荊襄士人集團,卻在戰略上把關羽推向死亡邊緣,只好軍事冒險。
關羽冒險還不夠,他還接著冒險,發動攻吳戰爭。此戰,諸葛亮反對,趙雲也反對,可劉備鐵了心要戰。他為什麼要戰,而且傾城傾國戰?明擺的理由,大抵有兩條,或為關羽復仇,或要奪取荊州。
劉備集團從未有過像樣的政權建設,在隆中對以前,甚至從未有過發展戰略,“跨有荊益”以後,三分天下已定,他也不去建設,卻忙於用計,因為打仗要用計。用計是劉備集團核心競爭力,“跨有荊益”靠用計,統一天下也靠用計,用計是單純的軍事觀點,以用計代替綜合實力競爭,會走向軍事冒險。
劉備用計,以仁義為飾,難免扭曲。而諸葛亮用計,以忠義為本,有時很感人的聖人。
然而,治國之本是用計,還是建設?當然是建設。國家建設,包括國土建設、國防建設、制度建設、民生建設、文化建設,以建設增強國力。
在建設方面,劉備跟曹操沒法比,曹操治理鴻溝水系,開發海河水系,以治水發展經濟,以治水實現統一;跟孫權也沒法比,江南六朝由孫權開頭,立京口,居建業,遷鄂州,東南半壁由此而連成一體,因之而“武昌”矣。
夷陵之戰後,三國進入相持階段,曹魏和孫吳都忙於建設王朝,唯有諸葛亮還在用兵不休,可憐他六出祁山,問天下英雄誰敵手?沒有!
司馬懿不戰,阿斗又來催他回去,他是寧肯馬革裹屍,也不願意回小朝廷去陪那阿斗一起,在安樂窩裡等死,英雄一世,何至於此,何至於此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