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段時間，不少人對新中國的經典文藝作品《白毛女》進行種種改編、解讀、戲說和追溯原型，如有人把喜兒改寫成穆仁智的小老婆，2002年12月31日《雜文報》登載文《喜兒致大春兒的信》一文，其中喜兒變成了“黃太太”，大春兒變成了“窩囊廢”，黃世仁變成大款，穆仁智變幫兇為幫辦。還有一家報紙發文，言喜兒應該嫁給黃世仁，稱黃世仁有權有錢，等等。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作為職業記者，2006年我曾4次到河北省平山縣，找到影片《白毛女》的編劇之一的作家楊潤身，也到河北省天桂山白毛女藝術陳列館調查採訪有關情況。我調查的結果是： 《白毛女》沒有原型，它是劇作家對現實生活進行藝術概括虛構出來的創作作品。現將當年的調查結果以及後來查閱的資料整理成篇，以饗讀者。
1944年4月，“西北戰地服務團”奉調回到延安，5月27日“魯藝”為此召開歡迎會，演出結束後，“魯藝”院長周揚會見了西戰團的編輯邵子南，並問他最近在忙些啥，邵子南告訴他搞了個取材於晉察冀邊區民間“白毛仙姑”的戲劇劇本。故事很簡單，說在一個山洞裡住著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仙姑，法力無邊，能懲惡揚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間的一切禍福。當時，中央正在籌備召開中共七大，決定以白毛仙姑為題材創作並演出一部大型舞臺劇向七大獻禮。創作班子很快搭了起來，由戲劇系主任張庚總負責，編劇邵子南，導演王濱、王大化、舒強，作曲馬可、張魯、瞿維、向隅、李煥之。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戲曲劇本的基礎上很快寫出了劇本的演出本，主題當然已經不是民間傳說中的行俠仗義，而是反映階級剝削給勞動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曲作者們根據劇本賦予的戲劇形式，以秦腔為基調，為劇本配了曲，試拍幾場之後周揚很不滿意，他認為無論從立意、藝術形式，還是從表演格調，《白毛仙姑》都沒有走出舊劇的窠臼，張庚根據周揚的意見果斷調整了創作班子，從文學系調來賀敬之、丁毅，其他人馬一律不動。
劇名由《白毛仙姑》改成《白毛女》，改掉了迷信色彩和舊戲的格調。賀敬之很快完成了新的劇本，新劇本確立了“舊社會看的民族歌劇。一個月下來，五個人寫了一大堆曲子沒有一首能採用。還是張魯忽然想起賀敬之曾提醒過大家，喜兒的唱段可以用民歌“小白菜”基調。順著這個思路再經過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後，張魯終於摸索到了喜兒在等待爹爹回家時那種又急又喜的感覺，一串串音符奔湧而出，不到3分鐘的時間他就寫完了整首《北風吹》。
張魯拿著《北風吹》走進張庚辦公室試唱了一遍，張庚沒表態，只是說再唱一遍。兩遍唱過，張庚仍然沒有表態，過一會兒才說，你去教西戰團那個小王讓她唱唱看，小王就是王昆，當王昆把《北風吹》演唱一遍之後，張庚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
周揚、張庚等調兵遣將，迅速組織《白毛女》的創作班子，對導演、演員、舞美、服裝、化妝等成員的選拔，幾乎包括了延安文藝界大部分的精英。人才薈萃，群賢畢至。
1945年4月22日，也就是黨的七大召開的前一天，歌劇《白毛女》在延安楊家嶺中央大禮堂舉行了首場演出，來自全國各地的547名正式代表、208名候補代表，以及延安各機關的首長几乎全都趕來。毛澤東來晚了些，他不聲不響地來到自己的座位，朱德來了，劉少奇來了，周恩來來了，陳毅來了，葉劍英來了，幾乎所有的觀眾都沉浸在白毛女感人。第二天一早，中央辦公廳就派專人來向“魯藝”傳達中央領導同志的觀感：第一，主題好，是一部好戲，而且非常合時宜；第二，藝術上成功，情節真實，音樂有民族風格；第三，黃世仁罪大惡極應該槍斃。中央辦公廳的同志還就第三點意見做了專門解釋：“中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農民問題，也就是反抗地主階級剝削的問題，這個戲已經很好地反映了這個問題，抗日戰爭勝利後民族矛盾將退為次要矛盾，階級矛盾必然尖銳起來，上升為主要矛盾。黃世仁如此作惡多端，還不槍斃了他？說明作者還不敢發動群眾。同志們，我們這樣做是會犯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呀！”中央辦公廳當時沒有明確這是哪位領導同志的意見，直到後來演員們才知道，這是劉少奇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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