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則與規矩

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鴻章訪問英國。其間，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組織閣僚為李鴻章踢了一場足球。看臺上，李鴻章問索爾茲伯裡：“眾人踢一個球，何不一人一個？”首相回答：“這是規則。”李鴻章不解，說：“下人看主人踢球，不合規矩。”

顯然，這一問一答，透出文化不同，認知不同現狀。李鴻章講“規矩”，索爾茲伯裡奉“規則”。兩者之間，既有相通之處，也有質的不同。前者重人治，後者重製度，中間的鴻溝，一時難以逾越。

事實上，不同文化之間，對規則與規矩的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文化，也會因一個人的地位、視角與閱歷差異，對同一事物做出不同判斷。陳康祺《郎潛紀聞》載，乾隆四十年（1775），和珅入職皇家鑾儀衛校尉，也就是給皇帝抬轎的轎伕。

按規則，轎子裡的皇帝，與抬轎子的轎伕，有實質性交集的可能性，幾同火星撞地球。一天，乾隆出巡山東，途中有侍衛急匆匆跑到轎子前，說雲南急報，一個罪犯越境跑到緬甸去了。時清緬之戰正酣，乾隆很生氣，說：“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如果守規矩，和珅應該與其他轎伕一樣，做茫然狀，以襯托乾隆的英明與偉大。問題在於，才華橫溢的和珅註定了與眾不同。此時，朱熹在《四書章句集註》 中，對“季氏將伐顓臾”的剖析，一如此情此景的人設。和珅脫口而出，“典守者不能辭其責耳！”

史載，乾隆一問，和珅一答，開啟了君臣二人共同顛覆治理規則、我即規矩的程序。陳康祺感慨，和珅“設稍感激知遇，持盈保泰，移其封殖自利之謀，以協贊軍國，其功名福澤，豈在郭汾陽下？”視規則如具文，我即規矩，誠如陳寅恪先生所指，“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

竊以為，當個人意志為“珠”，規則即“櫝”；當私利為“實”，規矩則“避其名”。況且，和珅一類官場戲精，對別人講規則，對自己講變通，玩的就是兩套標準。可悲的是，和珅肆意踐踏規則，我即規矩的得意之作“議罪銀”，卻深得乾隆帝嘉許。

在堅持規則、固守規矩這一點上，乾隆跟春秋時期的韓昭侯比，真差著一個檔次。《韓非子》載：“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

按一般人的理解，韓昭侯醉而寢，管加衣的官員不在，管戴帽子的官員給蓋了衣服，本是好事。但是，規則是各司其職，不能突破。典冠者幹了典衣者的事兒，往小裡說，是越位；往大里說，是亂政。韓昭侯“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

以此，繩轎伕和珅與乾隆帝，其高下立見矣！轎伕回答乾隆之問，是突破了規則。顯然，轎伕的職責所在，是保證皇帝安全，而不是解惑答疑。按韓昭侯之論，“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即使和珅滿腹經綸，也難逃不守轎伕“規則”，犯有越位亂政之罪。

在李鴻章看來，不在典什麼，而在為誰典。朕即天下，則規則與規矩，皆出於朕；權力在民，則索爾茲伯裡閣僚，球場守規則，職場囿規矩。獨韓昭侯“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之議，令李鴻章不解，何與索爾茲伯裡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