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凡響的“御者”

古代的馬車駕駛員被稱為御者。《晏子春秋》中有一則先秦時期御者之妻的故事。晏子擔任齊國之相時，有一天，他的車伕載他出門，車伕的妻子從門縫裡偷看她丈夫。發現自己丈夫趾高氣揚，十分得意。車伕回來後，他妻子要求離婚，車伕問她原因，妻子說，晏子身高不滿六尺，身為齊相，名聞各國。今天我看他志向和考慮都很深遠，常常以為自己不如別人。眼下你身高八尺，做人家的車伕，卻已經很滿足了，我因此要求離婚。從此之後，車伕處處收斂，謙卑多了。晏子覺得奇怪，就問他怎麼回事，車伕據實相告，之後晏子就推薦他的車伕做了大夫。

在人們的印象中，通常認為御者的社會地位不高，其實這是一種錯覺。不同時期御者的地位並不一樣，御者，尤其是先秦時期的御者，地位非同凡響。

御者的地位與馬車的興起、發展息息相關。馬車的歷史源遠流長，起初只作為運輸工具，夏商時已用於戰爭，到了周代，馬拉戰車的重要性更為凸顯。周代車戰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中原諸侯國已經以車兵為主。作為一種新興的軍事裝備，戰車具有無與倫比的技術優勢。在西亞北非，因為嫻熟地運用車戰技術，喜克索斯人曾一舉征服了古埃及；在中國，先進的車戰技術是中原諸侯國保持軍事優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當時仍然有許多諸侯國、部族沒有掌握車戰技術。如吳國，遲至春秋中晚期仍不會車戰，車戰技術是從中原晉國傳入的。學到了先進的車戰技術後，吳國迅速強大，甚至一度幾乎滅亡楚國，吳王闔閭也因此成為春秋五霸之一。中原腹地的一些戎族也缺乏先進的車戰技術，他們的軍隊以步兵為主。如《左傳》記載，北戎侵鄭，鄭伯御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是徒兵，就是步兵。在漫長的競爭過程中，戰車兵為主的中原諸侯國往往處於上風。

車戰時代，馬車是戰鬥力的象徵，馬車的御者自然非常重要。先秦一輛戰車上一般有三人。左方甲士持弓﹑主射，是一車之長，稱“車左”，又名“甲首”；右方甲士執戈或矛，主擊刺，並有為戰車排除障礙之責，稱“車右”，又名“參乘”；居中的是駕馭戰車的御者。

當時的戰車比較笨重，有四匹馬拉車，不太容易駕馭。車戰時，御者必須控制好速度和角度，戰車不能與敵方戰車面對面相撞，否則就車毀人亡。即使只與敵方車輛並列相碰，也有車軸斷裂的風險。為發揮己方弓箭威力，戰車要以一定角度從敵方戰車中穿過。因此，在先秦時代，駕駛馬車是一門技術活。同一輛戰車上的三人都是甲士，也是貴族。如果是國君或主帥的御者，身份就更非同一般。能夠在戰爭中擔任主帥戰車上的御者、車右一職的，絕非無名小卒，他們無一不是在本國政治舞臺上活躍的大貴族。

《資治通鑑》記載，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為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當時，魏桓子、韓康子與智伯都是晉國的四卿，地位相等。此次作戰，智氏、韓氏、魏氏三家聯合討伐趙氏，魏桓子、韓康子是聯軍中僅次於智伯的另外兩位統帥，但在作戰中，兩位統帥仍然做了智伯的御者和車右。可見御者地位的顯赫。因此，當時選擇御者、車右都是慎重的，甚至要占卜的。

作為一門重要的軍事、生活技術，御車是周代貴族男子必須掌握的一門技術。孔子將射箭技術與駕車技術並列，他自己選擇做御者。《論語》中也經常看到孔子七十二賢弟子之一的樊遲為孔子駕車的記載。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當時，駕車是普遍現象，和現在開私家車差不多，時人也不覺得御者有什麼不一樣。

古代御者本身就是貴族，因而，御者可以聞政、問政、議政、參政。史書中常有諮詢自己御者的記載，有些御者在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齊晉鞌之戰的關鍵時刻，晉軍主帥郤克受傷，難以堅持。他的御者解張大夫鼓勵他說，不能因為個人受傷而廢棄指揮的重任，一定要堅守崗位指揮，之後，御者解張駕駛主帥的指揮車奮勇向前，最終取得大勝。那些有才能的御者則會像晏子御者那樣得到進一步上升，取得更非同凡響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