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孔子穿越到清末至二十一世紀的這一百多年，他一定認不出自己。
在各地文廟，孔子是天上下凡的文曲星；在康有為看來，孔子是“託古改制”的改革家。“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要“打倒孔家店”，“新儒家”則痛心於孔子蒙塵，文脈斷絕，國將不國。
“文革”時期，孔夫子陪綁成為“批林批孔”的物件，似乎永世不得翻身。沒想到二三十年來，孔子及背後的“傳統文化”突然開始吃香，連各路騙子都要借“孔子熱”分一杯羹。
無論支援，還是反對，太多人和政治流派把孔子當作一個符號，使他成為一個“箭垛式人物”，投射著個人慾望和時代風向。
我們先從兩種熟悉的關於孔子的敘事說起，一種是聖化孔子，一種是矮化孔子。比如，關於孔子小時候陳設俎豆祭祀的故事，親戚中有不少貴族，“耳濡目染，以禮為嬉，已是一士族家庭中好兒童”。大概是說，孔夫子小時候就是好學生，好禮樂學，是個“聖人胚子”。而在1974年出版的《孔老二罪惡的一生》連環畫裡，作者如此描繪：孔老二念念不忘自己是奴隸主貴族的後代，他從小迷戀貴族老爺的生活，喜歡用小碗小盤做祭器，學著向貴族祖宗磕頭行禮的玩兒。活脫脫一個落後分子形象。
太過神聖的孔子，估計大部分人心裡是犯嘀咕的；處心積慮開歷史倒車的孔子，也不會有多少人信了。正如李零的《去聖乃得真孔子》所說，他願意本著“一個學者的良心”，說出一個基本的事實——孔子沒有把自己當聖人，也不是泥古不化的復辟分子。
在孔子的青少年時期，更有名的事件是他聽說魯國大貴族季氏辦宴會，腰上扎著麻繩就去了，結果被季氏家臣陽虎趕了出來。這事應該對孔子刺激很深，司馬遷專門在《孔子世家》記了一筆。這給後世的聖人門徒帶來了大麻煩：作為天生聖人的孔夫子，怎麼可能在給母親守喪期間參加宴會呢？這不是打自己臉嗎？
孔子被陽虎逐出，遭受羞辱，但沒有刺激他走上“革命道路”，反而讓他更加發憤向學。孔子的心理狀態大概是，“你們覺得我不配當士，我就要證明，我比你們所有人都更符合士的標準”。
把孔子還原成具體的人，其實並不足以引起大家的興趣，或者說，不足以引發大家長久的討論。他身上應該還有某種特質，足夠豐富，甚至足夠矛盾，供人從不同角度解讀、發展和利用。
先從孔子從政最大的事件“墮三都”談起。孔夫子從魯國首都市長，一年之後直升為司空，又由司空升為大司寇，成為魯國的頭面人物，聲望日隆。他開始著手解決魯國的老大難問題，就是大貴族“三桓”和魯國君主的封地矛盾。
孔子的做法是推動拆分三家大貴族各自的封邑，也就是把“三都”的高大城牆都拆掉。利用“三桓”和各自家臣的內部矛盾，孔子順利拆除季孫氏、叔孫氏的封邑城牆，但在孟孫氏那裡碰了釘子，魯定公親自帶兵攻打，也無功而返。
雖然按照《孔子世家》的記載，孔子後來又升了官，“由大司寇行攝相事”，但《魯世家》《十二諸侯列表》記載，孔子這時候應該是離開魯地，周遊列國去了。前者是司馬遷根據零散資料和傳聞問題後者更可信。
孔子的治國理念按他自己的話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安頓好各個階層，不走極端。這一套概括成十六字真言：貴族本位，差序格局，上反專制，下反民主。
但實際推行起來，面對貴族分立的魯國，他做的“墮三都”，背後還是削弱貴族勢力，加強君權。我們假想，如果孔子的政策推行順利，壓制一切貴族，汲取魯國民力。幾代之後，魯國真強大起來，爭得了“戰國七雄”的頭名，但這肯定不是孔夫子所希望的理想世界。
辦學也是孔子的一大事功，出仕和周遊處處碰壁後，孔夫子更多投入到民辦教育眾民。
但實際上，孔子“有教無類”、擴大招生的一大影響是，那些出身不高的學生也有進入統治階層的機會。用一個不夠中性的詞語來說，這叫知識或統治技術的“下沉”。這些足夠聽話又便宜計程車人後備軍，將帶來統治階層的“內卷”，開啟一個沒有底線卻異常活躍的戰國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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