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與返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句話：“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句話譯成白話，就是說：“反躬自問，正義確在我，對方縱是千軍萬馬，我也勇往直前。”這和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儒家思想，個人覺得，其精髓就在一個“往”字上。“雖千萬人，吾往矣”，這就明顯帶有殉道精神，散射著璀璨的理想主義的光輝。這種光明照耀著中國千年的傳統文化，也源源不斷地給這文化補充鈣質。我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剛健質樸的文化，其原因就在這裡。孟子還說過：“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謂“不得已”，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意思。儒家思想的博大，就往往表現在這些方面。一些人，一些事，可以不去管，但儒家非要管，這是因為“家國一體”，後來陸游說“位卑未敢忘憂國”，就是這儒家精神傳統的延續。

所以儒家思想中這個“往”字，可以理解為，為了國家民族，可以赴湯蹈火。其實孔子本人，“知其不可而為之”，就已經為這種“往”的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往”是行動的，而非坐而論道的，“往”體現的是“行”與“知”的合一，而非單純的“知”。儒家“往”的文化，是一種行動的文化，所以孔子本人，講“敏於事而訥於言”，孔子不尚空談。

可以肯定地說，儒家文化是一種行動的文化，不是停留在紙面上的文化。這種文化，與墨家重行動的文化，是遙相呼應的。我甚至覺得，儒墨兩家在當時之所以被稱為“顯學”，與這種文化的行動色彩有莫大的關係。我們知道墨子風塵僕僕，到楚國去打消楚王攻打宋國的念頭，就很能看出墨學的行動性。大家知道，儒學本質上是一種貴族文化，墨學是一種平民文化，兩種文化在“行動”這一點上交織在一起，這是非常動人的一種景象。儒家的“往”，很好地體現出當下性，孔子之所以不言“怪力亂神”，就因為這些東西與當下性無關，也不能與行動掛上鉤。

儒家文化“往”的特色，最有價值的部分，也就是用行動對當下的干預，在後來的宋明理學中被斷送。宋明理學將富有行動性、當下性、干預性的儒家文化，變成了紙上論道，變成了一種純粹形式化的思辨，儒家因此失去了血色，變得蒼白淡薄，甚至淺薄了。

今天繼承儒家文化，我覺得要繼承其中那個“往”字，繼承其行動性、當下性、對現實的干預性，這樣，才算是有了源頭活水。

回頭說說道家。道家的魅力，與儒家相反，恰在那個“返”字上。“返”這個字，在《老子》裡，寫作“反”。老子說：“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反”，說白了，就是迴歸精神家園。一個人往外走得再遠，最終也還是要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園。人生固然應該要向外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但也必須時時回頭，返回自己的精神家園。不然，生存空間拓展得再寬廣，但精神荒蕪空虛，人活著，其實也是沒有勁頭的。老子說“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恰恰就在提醒當代人，你走得太快了，靈魂都有點跟不上了。

我們知道，莊子將人的死亡當作回家，這個意思就是我們通常知道的那個成語“視死如歸”。其實，不僅是死亡了才要回家，一首歌裡不是這樣唱嗎，“常回家看看”，“常回家看看”。“家”可以是一個有形的實體，也可以是一個精神的寄託。道家強調“返”，就是希望我們的靈魂能有個歸宿，能有個寄託。我們讀《莊子》，裡面講“心齋”，講“坐忘”，講“無聽之以耳，應聽之以心”，說得玄乎又玄，其實說白了，就是要我們返回自己靈魂的居所，找到一種心靈的棲息地。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說：“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之上。”這“詩意地棲居”，不過就是道家的一個“返”字在生活中的體現罷了。

人生是短暫的，用莊子的話說：“人生如白駒過隙，忽然而已。”在這短暫的一生中，生命要有點博大恢弘之氣，就應該要有儒家“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生命要有點靜謐悠遠之氣，就應該要有道家“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的內在追求。肩上有家國，心中有故鄉，這個人，才會不計利害，不計得失，為國為民，默默奉獻，“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將這短暫的一生，過得完美充實，碩果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