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去世

2018年3月18日(農曆2018年2月2日)，“絲綢之路”概念的提出者李希霍芬去世。李希霍芬(1833年—1905年)，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1868年至1872年間，他對中國進行了7次考察活動，是近代中國地質學的奠基之人，最先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李希霍芬與其家人身穿中國服裝合照。如今，絲綢之路已被世界廣泛認可。那麼，如此重要的概念究竟是誰提出的?存在千年又漸漸沒落的古代絲綢之路是如何被“重新發現”的?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的一段話也許能給出答案，他在其出版於上世紀30年代的著作《絲綢之路》中寫道：“‘絲綢之路’這一名稱不是在中國文獻中首先使用的。這個很能說明問題的名稱，最早可能是由男爵李希霍芬教授提出的。他在一部關於中國的名著中使用了‘絲綢之路’——SilkRoad——這個名詞，並進行了論證；在一張地圖上還提到了‘海上絲綢之路’。”文中提到的李希霍芬，全名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是赫定的老師，也是世界聞名的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近代中國地質學研究先行者。他對絲路的研究，為世界開啟了一扇瞭解中國的大門。可以說，李希霍芬就是“絲綢之路”的概念之父。來中國“發現商機”1833年，李希霍芬出生於普魯士巴登符滕堡州卡爾斯魯區(現屬波蘭)的一個貴族家庭。他從小就喜歡地理學，1856年從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便投身於地質調查工作。1860年，他作為一名地質學家，隨普魯士使團訪問錫蘭(現斯里蘭卡)、日本、菲律賓、泰國等地，還到過中國臺灣。由此，他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後他透過專業調研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發現了金礦，受到了美國銀行家的青睞，所以當他提出要考察中國時，加利福尼亞銀行就決定給予贊助。事實上，加利福尼亞銀行的贊助別有目的——他們希望李希霍芬能在中國發現商業機會。當時的中國，列強環伺，誰都想在這塊“唐僧肉”上啃上一口。1840年爆發了鴉片戰爭，1856年又爆發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兩次鴉片戰爭均以清政府失敗而告終，隨之而來的就是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中國陷入一片混亂，外國資本也在這一時期爭先恐後進入。1868年，李希霍芬第一次到中國進行系統考察，據說為了使自己的名字更接地氣，他把護照上的姓氏特地改成了“李”，試圖和權傾一時的李鴻章“攀上親戚”。李希霍芬發現，在中國調查，有時甚至會有生命危險：在很多大鼻子的西方人足跡從未到過的地方，他可以受到款待；但是在西方人經常前往的地方，他則被人叫做“洋鬼子”，引發當地民眾的反感。一次，他在山東博山煤田考察，就引起了礦工的不滿，只好躲在一個有錢的地主家中才倖免於難。德國明信片，描述德軍攻佔膠州灣的場景，該軍事計劃多次參考李希霍芬的結論。間接促使德國出兵膠州灣從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對中國進行了7次考察。頭兩次考察分別在1868年末和1869年初，均為一個多月，活動範圍基本在江浙一帶。在第一次考察中，李希霍芬對浙江舟山進行了詳細調研，他認為：“舟山鄰近長江三角洲和富庶的江、浙二省，德國應在那裡找個立足點，可取得類似香港或澳門的效果。”第三次考察則比前兩次都要久，從1869年3月至7月，一共歷時4個月，調查範圍也北上到山東和遼寧一帶。在這次考察中，李希霍芬重點調查了山東、遼東半島、京東開灤(現河北唐山一帶)等地的金礦、煤礦和鐵礦。考察時，他每天凌晨4點起床，直到晚上6點才回房間休息。晚飯後開始繪圖、寫日記，整理白天收集的礦石。山東煤礦產業的發達讓他震驚，“在1小時內，我數過只是載煤的小車就有65輛……這裡距博山20裡，那些村落已然是從事於工業”。1885年，他就主要根據這次調研，出版了《山東東部地圖》，詳細標註了膠州灣一帶豐富的礦產資源。李希霍芬的這次調查報告，讓德國看到了膠州灣一帶的重要性——1897年，德國藉口傳教士被殺，出兵佔領膠州灣，把山東劃為其勢力範圍。德海軍司令梯爾皮茨在報請德皇威廉一世批准軍事計劃時，就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結論。從1869年9月到1870年5月，李希霍芬又進行了兩次礦產考察：他先是在江西、浙江調研，在江西景德鎮的高嶺山，他勘探陶瓷原料土，並以“高嶺”的拉丁文譯名“Kaolin”命名該土，高嶺之名遠播國外；之後，他又在廣東、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6省進行礦產資源考察，也就是他的第五次考察，在這次考察中，他還對當地人民的日常採礦工作進行了記錄。他如此描述山西的煤礦生產：“如在大同府，礦井深入250英尺(1英尺約合0.3米)的地層，有的礦井呈螺旋狀：煤層厚達30英尺，產出十分優質的煤，在大同一頭騾子馱運的煤(約200斤)可賣到200文，這裡的礦工每人每天下井20次，每次採25斤煤。日產量可達500擔，年產量估計有1.4萬噸。”正是從這次旅行開始，李希霍芬給上海歐美商會寫信匯報情況，後來他的相關書信結集為《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又譯為《李希霍芬男爵書信集》)。結束這次調查後，李希霍芬回到上海，不久因天津教案，他不得不去日本避難。1871年6月至8月，李希霍芬在中國進行了第六次考察，重點調查浙江、安徽等省份，目的是“考察錢塘江流域與長江流域之間的自然條件和經濟關係”等。李希霍芬的第七次考察從1871年10月開始，至1872年5月結束，是他對中國進行的最長一次考察。調查地區主要是直隸(現河北)的宣化、張家口，山西大同、五臺山、太原和陝西西安以及四川一些地區。這一次，他對長江三峽進行了詳細的勘探、記錄，收穫頗豐。7次勘探調查前後歷經4年，李希霍芬先後考察了中國14個省。其對中國礦藏、地質等勘探調查時間之長，範圍之廣，記錄之細，在當時都是首屈一指的。而他的調查研究報告，也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的《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就曾在上海印行過兩次。他的這些關於中國資源的報告，也為不少虎視眈眈的侵略者提供了資訊。魯迅先生就曾評價他“毋曰一文弱之地質家，而眼光足跡間，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戰之軍隊”，此後打著“探險”“科研”等旗號的學者來中國，“是皆利忒何芬(即李希霍芬)之化身”，提醒中國人要注意。李希霍芬《中國》一書中的絲綢之路地圖，紅線為他標註的絲綢之路路線。傾盡後半生寫《中國》1872年，李希霍芬回國，先後出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並用後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寫《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下文簡稱《中國》)，事實上，這部五卷鉅著歷時35年才出齊，李希霍芬生前親自執筆完成的只有第一、二卷，後三卷主要由其學生根據他的生前資料整理、編纂。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並在地圖上進行了標註。這個詞不是他拍腦門想出來的，而是與他注重研究交通路線的習慣有關。每次調研，他除了記載礦產外，還尤其注意運送這些物產的道路，所以他每到一地，必先敘述各地的水陸交通狀況，記錄在此交通基礎上形成的市鎮和商業路線，由此形成了他的報告主線。透過注意中國的交通路線，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商貿道路，同時結合西方關於“絲綢之國”的記載，李希霍芬漸漸完善了絲綢之路的歷史脈絡。他發現，早在秦漢時期，中國的絲綢就經今天的新疆到中亞，再到歐洲，當時歐洲人以“賽爾(即絲)”來稱呼絲綢，稱中國為“賽里斯”，即“絲綢之國”。漢朝政權建立後，尤其是張騫“鑿空”西域後，西方文獻中出現“絲綢”一詞的頻率大大增加：古希臘地理學家馬里納斯記錄了一條由幼發拉底河渡口出發，向東通往“賽里斯國”的商路；生活於1—2世紀的古希臘地理學家托勒密把這條商道記入其創作的《地理志》中；明代來中國的傳教士利瑪竇，也曾寫道：“我也毫不懷疑，這就是被稱為絲綢之國的國度”；到了19世紀，以研究《馬可·波羅遊記》出名的英國地理學家亨利·玉爾出版了《中國和通往中國之路——中世紀關於中國的記載彙編》一書，“絲綢之路”一名呼之欲出。在這些前輩的研究基礎上，李希霍芬在《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但他對這個詞的使用還比較謹慎，在他的概念裡，“絲綢之路”僅指漢代歐亞的貿易通道，甚至只是特指公元前128年至公元150年的歐亞交通道路。此後，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在1910年出版的《中國與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觀點。1936年，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乾脆直接以《絲綢之路》為名出版了一本書，從此，“絲綢之路”一名逐漸為大眾所接受，並迅速傳播開來。1905年，李希霍芬去世，他因對中國地質學的研究而被中國和世界銘記。1933年，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曾撰文：“中國地質學之鞏固基礎，實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因李氏之成就，而節省吾人十年之工作時間。”可見，在近代中國地質學界，李希霍芬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歷史，就是在偶然和必然間閃爍著迷人的光輝。亂世之中，李希霍芬來到中國，在這個東方古國行走長達4年。他的記錄和文字，成為當時西方瞭解中國的重要資料，也是我們今日瞭解當時中國的寶貴文獻，而他重新發現和所提出的“絲綢之路”，成為今天中國人最熟悉的地理名詞之一。他以他的行走，記錄了中國，命名了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