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擔任海豐縣農會會長

在97年前的今天，1923年1月1日(農曆1922年11月15日)，彭湃擔任海豐縣農會會長。彭湃像海陸豐農民運動領導人彭湃像1923年1月1日，廣東海豐縣成立農會，彭湃任會長。彭湃是中共早期重要領導人之一，傑出的農民領袖。早年曾東渡日本求學，積極參加愛國運動。歸國不久即脫下學生裝，換上粗布衣，頭戴斗笠，深入農村，決心從事農民運動，被廣東農民譽為“農民王”。彭湃(1896年-1929年)廣東省海豐縣人。1918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1921年5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4年4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時赴廣州領導農民運動，創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是第一屆、第五屆農講所主任和農講所骨幹教員。被譽為“農民運動大王”。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出賣被捕，30日壯烈犧牲。彭湃:海歸富家子變身“農運大王”延伸閱讀：彭湃海歸富家子變身“農運大王”延伸閱讀：彭湃海歸富家子變身“農運大王”1929年8月24日，我的父親彭湃在上海新閘路經遠裡十二號樓主持召開江蘇省軍委會議時，因叛徒告密被捕，8月30日他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那一年，我才4歲，我的弟弟不到2歲。雖然父親與我們在一起生活的細節已無法記憶，但是老一代共產黨人為中華民族的獨立、中國人民的富強而無私奉獻、敢為人先的精神，他們偉大而神聖的理想，莊嚴和崇高的境界，卻一直激勵著我們。留學歸來關注廣闊農村父親出生於廣東海豐一個大地主家庭，家裡有“鴉飛不過的田產”。他在《海豐農民運動》一書中這樣描述自己的家庭:“每年收入約千餘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家裡雖然富有，但父親目睹國家貧窮落後，民族積弱被欺，農民處於被剝削被壓迫的底層。為尋找救國救民的良藥，父親於1918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他對友人陸精治說:“我選定此類專業，為的是將來研究我國政治經濟，秉志改革。”那時正是社會主義學說在日本興盛之際，早稻田大學是日本最早傳播社會主義的地方，李大釗、陳獨秀等也在此求學。他在那裡開始如飢似渴地研究馬克思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最終選定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引，以變革中國社會、建立社會主義、實現共產主義作為他畢生獻身的理想及事業。父親畢業回國後，在家鄉開始實踐自己的理想。他利用擔任海豐教育局長的機會，銳意整頓教育，聘用思想進步的留學生當校長、教員，倡導教育為勞動者服務，推廣普及農村教育，創辦“社會主義研究社”。像他這樣的人，在當時官場裡自然是容不下的，不久，他辭職，開始將時間和目光轉向了廣闊的農村，“下決心到農村去做實際運動”。還田於民建立紅色政權一開始，他穿著學生裝、戴著白通帽去跟農民接觸，人家以為他是來收捐逼債的官吏，都躲得遠遠的。於是，他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頂笠，赤著雙腳，踏著泥濘小路到村間和農民談家常、交朋友。他還幫農民拔草、車水、舂米，一邊勞動一邊宣傳革命道理。1922年7月，他在海豐建立了第一個農會——六人農會。父親對理想的實踐，是無私而徹底的。他將自家田契當眾焚燒了，將田產統統還給農民，這位地主家的四少爺，成為徹底的無產者。受他的感染，他的三哥、七弟、妻子、侄兒後來均成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堅強戰士。他為農民爭取權益、辦農民教育，還在縣城辦了一所農民醫藥房，農民憑農會會員證看病，不收診費，藥費折半。農民兄弟稱他為“彭菩薩”。短短5個月後，海豐農會會員已達2萬餘戶。1923年1月1日，海豐縣總農會成立了，父親起草了農會章程，提出“圖農民生活之改造，圖農業之發展，圖農民之自治，圖農民教育之普及”的總農會奮鬥綱領，農會很快在廣東省遍及。1924年春，父親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出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同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根據我父親的提議，決定開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父親任第一屆農講所主任，並在第二、三、四屆農講所兼任教員。1925年9月14日，父親擔任第五屆農講所主任，這屆學員的招收範圍擴大到全國8個省。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主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父親向學員講授《東江農民生活狀況及開展農民運動的經驗》，提出“要吃苦、忠誠、勇敢、受黨的指導”等十二條農民運動注意事項。毛澤東將我父親撰寫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一書列入《農民問題叢刊》中，並在序言中指出:彭湃這篇著作及其他關於廣東農民運動的材料，“乃本書最精粹部分”，規定為農講所學員的必讀教材。1926年，海豐縣農會會員達25萬之眾，佔全縣總人口65%。海豐出現了政治清明、物價低廉、路不拾遺、地主不敢收租、農民收穫歸自己、人民群眾安居樂業的氣象。當年《少年先鋒》記者楊白實地採訪後，稱海豐為東方“小莫斯科”。1927年8月1日，父親作為中央前敵委員會成員之一，與周恩來等一起領導了南昌起義。在黨的八七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隨後隨軍南下潮汕，任東江工農自衛軍總指揮，親臨前線參戰。1927年11月21日，中國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在廣東省海豐建立。臨終寫信要求停止營救1929年8月24日，因叛徒白鑫向敵人告密，父親遭到國民黨反動派勾結的帝國主義租界工部局巡捕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楊殷、顏昌頤、邢士貞、張際春等人。他們被捕當晚，周恩來召開緊急會議設法營救，後因時機耽誤，未能成功。8月30日，敵人對父親施以酷刑，將他的兩條腿都打斷了。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同楊殷等懷著對黨的無限忠誠，給周恩來和黨中央寫了最後一封信，讓黨組織停止營救，讓“兄弟們不要因弟等犧牲而傷心。望保重身體為要!”當天下午，即將就義的父親將身上的衣服贈給難友，並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最後的演說。之後他們高唱著《國際歌》，呼喊著“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萬歲”等口號，堅定從容地走向刑場。家人罹難百姓冒死育孤海豐蘇維埃政權失敗後，國民黨實行斬草除根政策。父親的祖居被敵人燒了，國民黨四處搜捕彭家的親屬。我大哥彭幹仁和我，還有剛出生的弟弟赤紅(後名彭洪)都埋名隱姓，分別被老百姓隱藏了起來。1928年，我母親蔡素屏(當時任海豐蘇維埃婦女協會主任)不幸被捕。敵人用鐵絲穿透她的雙乳，但她始終未交出農會組織人員的名單。9月，母親被敵人槍決。在這前後，父親的三哥彭漢垣、二哥彭達伍、侄兒彭陸，相繼為革命事業獻出了生命；父親的七弟彭述、夫人和戰友許冰也在大南山戰鬥中犧牲。1930年，七嬸把我悄悄接到香港，我們和祖母一起靠糊火柴盒度日。半年後，黨組織讓七叔把我送到潮安一帶。那時，國民黨搞“五保聯防”，潮安、金砂鄉一帶的貧苦農民冒著殺頭的危險，把我從一家轉移到另一家。從4歲到8歲，我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姓百家姓。僅在潮安一帶，我就有20多位“爸爸”“媽媽”。我8歲那年，“姑媽”潘舜貞和我都被抓去坐牢，在牢裡遇到了保護過我的“山頂阿媽”。坐了3年牢，她倆始終都沒說我是彭湃的兒子。周恩來說:“終於找到你了!”黨組織協助祖母把我營救出獄後，我被帶到香港讀書，暫居於共產黨的忠實朋友、民主人士彭澤民家。放假了，與周恩來單線聯絡的地下黨員柯麟把我接到澳門。一天柯麟突然找我，要我準備去延安。根據需要，我改名叫彭士祿。他們幾個人把我帶到桂林，將我交給了賀子珍的妹妹賀怡。後來，我們到了重慶，周恩來和鄧穎超一起來看我們。周恩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孩子，終於找到你了!”他撫摸著我的頭又說:“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他囑咐我:“到了延安一定要服從組織的安排，要繼承先烈的遺志，要好好學習，努力參加革命鬥爭。”1940年底，我們一行人抵達延安。在延安，我有好幾位媽媽:蔡暢媽媽、帥孟奇媽媽、鄧穎超媽媽，還有賀怡姨媽，她們都對我特別好。在延安這個大家庭中，身為孤兒的我倍感溫暖。1951年起，我先後在蘇聯喀山化工學院化機系和莫斯科動力學院學習。(彭湃孫女彭伊娜根據彭士祿回憶整理)據《新民晚報》作者簡歷彭士祿彭湃烈士次子，1925年11月出生。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核動力專家，中國第一代核潛艇首任總設計師，中國核電站的主要設計者、領導者。現為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顧問。曾任六機部副部長兼總工程師、水利電力部副部長、總工程師、核工業部總工程師等職。是中共十一大、十二大、十三大代表，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