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原部長鄧力群在北京逝世

2015年2月10日(農曆2014年12月22日)，中宣部原部長鄧力群在北京逝世。2015年2月10日宣部原部長鄧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官方稱其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鄧力群據新華社2月10日報道，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原部長鄧力群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2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官方稱其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思想理論宣傳戰線的傑出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生前最後公開報道2014年8月27日，新疆自治區黨委將在烏魯木齊召開紀念阿合買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諾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達列力汗·蘇古爾巴也夫、羅志五位烈士犧牲65週年座談會。鄧力群致信新疆自治區黨委，表示他對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深深懷念，對阿合買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親屬誠摯的問候。鄧力群在信中回憶了五位烈士的功績，以及自己在新疆的工作，“1949年8月中旬，黨中央為了粉碎帝國主義企圖把新疆從中國版圖上分裂出去的陰謀，派我從莫斯科秘密到達新疆伊寧，以中共中央聯絡員的身份，聯絡新疆各方進步力量，推動新疆和平解放。”曾孤身入疆勸降國民黨1949年彭德懷的一野翻越祁連雪山，直插河西走廊的張掖，進至酒泉，威逼玉門關，直叩新疆大門。關鍵時刻，中共中央聯絡員鄧力群攜帶專用通訊器材，取道莫斯科，經新疆伊犁秘密來到迪化(今烏魯木齊)，介紹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和黨中央、毛主席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張，成功說服包爾漢、陶峙嶽歸順中央。包爾漢親自到機場把鄧力群接到了自己的家裡。鄧力群成為包爾漢、陶峙嶽與黨中央、毛主席聯絡的通道，幾番電報往來，堅定了他們和平起義的決心。鄧力群還與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區領導人、迪化市地下黨負責人等方面建立聯絡，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1959年，毛澤東在杭州與胡繩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和毛澤東一起讀書的日子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與陳伯達、胡繩、鄧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鄧力群每天下午作記錄，離開杭州前，將已讀部分的談話記錄整理成冊，加上了一個標題：《讀(社會主義部分)筆記》，交給中央辦公廳列印、分送政治局常委。鄧力群說：我有幸聆聽毛主席的談話，數十多年來，魂牽夢繞，一直為整理、編輯、出版毛主席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做工作，沒有放下。我感到，毛主席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註，飽含著他獨創性的理論成果，主要是政治經濟學，同時也涉及哲學、科學社會主義以及歷史科學等諸多學科。我認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後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的談話和批註，是繼《論十大關係》、《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後，毛主席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規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結合蘇聯42年的歷史和現實，新中國10年的歷史和現實，提出了許多重要的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啟迪後人的卓越見解。它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該結合1959年以後的實踐和現實的情況進行檢驗，看毛主席那時講的這一套，哪些講得對，哪些講錯了，哪些站得住，哪些站不住，給我們揭示了哪些問題，提供了哪些見解，可以給我們啟示，值得長期思索、考慮，實踐、探索。同時，他通話記錄和現實，總結經驗教訓、探索執政規律的方法，也值得我們學習、繼承和發揚。鄧小平的“患難之交”及老部下“文革”末期，鄧小平發起整頓，與“四人幫”展開針鋒相對的鬥爭。鄧小平1975年復出時，任職於國務院政策研究室的鄧力群曾是其著名理論智囊以及筆桿子，曾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主持撰寫了《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體現了鄧小平用“三項指示為綱”做指導領導整頓的理念。“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後，《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被作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發全黨批判。鄧力群當著清查者的面，在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他表示：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佈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從這個角度上來說，鄧力群可謂是小平同志的“患難之交”以及老部下。重提階級鬥爭公開反對鄧小平但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號稱“左王”的鄧力群逐漸與鄧小平在理論和政見上產生了分歧，在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前一刻，鄧力群還曾撰文重彈“姓社姓資”之聲。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這篇文章重新祭起了階級鬥爭這個“法寶”。文章說，全國人民面臨著“雙重任務——階級鬥爭與全面建設”。這就把基本路線規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兩個中心，非但如此，階級鬥爭還排在經濟建設的前面。鄧力群說：“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鬥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這豈不是要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拾“以階級鬥爭為綱”麼?鄧力群在這個敏感時刻提出這樣重大的理論修正，顯示了老左派領軍人物的分量。鄧力群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年的十三大上，由於他堅持左傾思想，名聲很差，結果在中央委員差額選舉中落選，緊接著，又在中顧委常委選舉中落選。鄧小平說：承認選舉，不作變動。故此，鄧力群對鄧小平一直耿耿於懷。鄧力群所著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說，中委和中顧委常委落選，對我有刺激。鄧力群自1982年到2001年，在老左派群體中發揮了越來越顯著的核心作用，社會輿論也稱鄧力群是“左王”。“左王”上陣，鼓舞了左傾陣營計程車氣。《真理的追求》7月號發表《重提姓社與姓資》。文章說：“改革要不要問姓社姓資，就是改革要不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通俗表達。”“所謂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度陳倉而釋放的煙霧彈。”8月下旬，《求是》1991年第16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文章說：“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於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8月20日出版的《當代思潮》發表《為何不能問一問姓社還是姓資?》，直接批判皇甫平。文章說：“我們不應該在提出新的改革措施時，一聽到群眾要問姓社還是姓資，就認為是‘新的思想僵滯’……如果把群眾的革命本能，輕率地歸之為‘新的思想僵滯’，會不會壓抑群眾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性和愛國主義感情呢?”9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文章說：“我們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在改革問題上的兩種主張、兩個方向即兩條道路的鬥爭，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繼續。”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掌握處理矛盾的主動權》。文章重申鄧力群的觀點，說當前我國的階級鬥爭，“比建國以來任何時期都要鮮明、激烈、尖銳”。11月出版的《求是》第22期發表《大力加強幹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培訓工作》。文章提醒各級幹部說：“我們有些同志，對改革的正確方向認識模糊，不能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來對待改革，劃不清兩種改革觀的基本界限，甚至連姓社姓資都不管不顧了，這是十分危險的。”這般連珠炮般的指責，實有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氣勢。入秋，形勢開始有了微妙的變化。先是鄧小平對媒介上出現的築起反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等提法提出批評，說不要再這樣提了。但是，老左派哪肯服輸?一直到1992年1月5日，即南方談話前一刻，鄧力群還是強硬之極，再度出面高調反對鄧小平。從1989年到1991年，GDP增長一直徘徊在5%左右。改革者面對如此嚴峻的局面，自然十分焦急。當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明瑜和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等人，先後把左傾思潮嚴重氾濫的相關情況收集起來，報告給鄧小平。正如胡繩所說，到了這個時刻，改革開放的命運已經岌岌可危。鄧小平不能不出手了。進入1992年，鄧小平已經88歲高齡。老人家一直在緊張地思考，看看從哪裡開啟缺口，驅散疑雲和陰霾。時間留給老人的機會已經不多。幸運的是，老人抓住了這個機會。1992年1月到2月，南方談話的聲音再一次震動了全國。南方談話是鄧小平的“天鵝之舞”。南方談話開啟的新時代，比80年代的改革更加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因為這一次是從經濟體制上再造了中國。老人家在垂暮之年，凝聚全身力氣，最後推了中國一把。這是鄧小平對中國突破與發展所作的最大貢獻。真正的鄧小平時代，是從南方談話之後出現的。在老人家去世多年的今天，我們仍然生活在南方談話的延長線上。中國經濟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也是南方談話結出的成果。鄧小平以他多年的政治經驗和洞若觀火的目光，一語中的，擊中要害。他說：“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5頁。鄧小平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3頁。在這一年召開的十四大上，根據江澤民的提議，中國的經濟體制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大還提出，主要是防止“左”。老左派第二波進攻落敗。這一天，北京出版的刊物《理論動態》刊出他以“華之俏”為筆名撰寫的《反和平演變三論》。這篇文章繼續他前一篇文章的基調，宣揚以反對和平演變為中心。文章的口吻，也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腔調。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焦點、中心，還是個政權問題。”“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階級矛盾還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鬥爭還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鬥爭還存在，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面貌來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資產階級的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頑強地表現自己……我們要進行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要防止資本主義在中國的復辟。”左傾思潮急劇膨脹導致了嚴重後果。董輔礽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第十四章說，由於左傾思潮的影響，私營企業人心惶惶。1989年，全國個體戶減少到1234萬戶，從業人員減少到1943萬人，分別比1988年下降15%和15?7%。私營企業則減少了50%。延伸閱讀：李銳之女:鄧力群在延安時與我媽媽通姦人人皆知延伸閱讀：李銳之女:鄧力群在延安時與我媽媽通姦人人皆知本文摘自《我有這樣一個母親》，作者：李南央(作者系李銳與範元甄女兒)，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核心提示：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媽媽和鄧力群的舊事我第一次聽說竟然出自一個大街上買菜的老太太嘴裡。我在陝西時有一個好朋友，一年回京探親，在大街上排隊買菜，那時旦分有什麼好菜，就要排長隊。排隊等的無聊，人們就認識不認識地在一起扯閒天兒。我這個朋友很健談，跟人也是自來熟。她看到前邊的老太太很象老幹部，就問：“您是老幹部吧?”聽到人家說是，我這朋友就跟老太太搭上了茬，問：“那您認識不認識一個叫範元甄的?她也是延安老幹部，是我朋友的媽媽。”沒想到那人說：“範元甄?太知道了!延安四大美女之一嘛!她和鄧力群的風流事，在延安人人皆知。”看來不管受了革命隊伍多少年的教育，愛在背後議論人，是中國人的通病。圖為李南央8歲時與母親範元甄合影革命老幹部也未見得清高多少。這老太太津津有味地與我這朋友道來，直到倆人排到了菜攤兒那兒為止。回到溝兒裡，我這朋友大呼二叫地對我說：“嘿!你媽當年可夠風流的!你知道她和鄧力群有一腿子嗎?”我覺得很羞愧，也很不齒於這麼個革命老太太怎麼在大街上與一個根本不相識的年青人扯這種事，一定是神經不正常，太不可信!沒有細問。我的朋友大概也覺出我的尷尬，就沒再多說。這件事是多年後回到北京，我那位拿著一籃爛橘子去看我媽的朋友的母親郭靜阿姨向我證實的。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裡，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裡出來，對胡說：“小范在這裡。”胡心領神會，什麼也沒說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當時組織上怕他剛剛受了政治上的委屈，再碰上家庭的變故，經受不了，一再囑咐我媽此事不能告訴我爸爸。但是我爸從保安處放出的當晚我媽就對他說了。告訴我爸，她和鄧力群是真誠的愛情，她從心裡敬佩鄧，崇拜他的學識和能力。我爸起身就出了窯洞，兩人很快離了婚。我爸此後大病一場，差點叫傷寒要了命。事情鬧開了，影響越來越壞。組織上只好出面干涉，把我媽下放到橋兒溝鄉去當鄉文書。鄧力群居然追到那裡，冒充丈夫，又與我媽同居了一個星期。我知道我媽和我爸離過婚，是我媽媽在文革中自己對我講的。當然沒有告訴我真正的原因，而變成了因為組織上懷疑我爸爸是特務，她也覺得他思想太右，倆人極合不來，才分手的。後經她的朋友反覆作工作，方才復婚。這是自己一輩子最後悔的大錯。我媽的這個彌天大謊，可不是我那些孩童的小把戲可以比的。復婚後，媽媽就調到爸爸所在的《解放日報》工作。平心而論，我覺得我媽和鄧力群確實班配。我媽媽一生從來沒有服過什麼人。但是對鄧力群確實是信服的。文革後，她給鄧力群寫信，想工作。鄧力群找到黎澍，要把她安排在“歷史研究”雜誌。梨澍伯伯是爸爸的摯友，文革中也深受我媽揭發之害，當然不要。鄧力群似乎也沒有辦法。83年，我媽媽去上海，見到她早年武漢演出隊好友，非常動感情地談起與鄧力群的那一段情。她仰在藤椅上，旁邊放了一盆涼水，邊談邊不斷地用涼毛巾搭在額頭上，激動地難以自已。89年馬列學院50週年紀念集會，二人見面坐在一起談笑風聲。周圍很有人看不下去。我真是覺得共產黨多管閒事，剝奪了倆人的婚姻自由，造成了我媽一生的悔恨。我爸也因這倒黴的復婚而吃盡了苦頭。我和我出生於幹部家庭的好友談起此事，大家都觀點一致，甭管好人壞人，兩個一丘之貉如果在一起自己覺得合適幸福，別人管得著嗎?我曾直言不諱地把此觀點告訴了我爸。我爸爸說，“那怎麼可以。這樣亂搞不是生活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黨當然要干涉。你也別說風涼話，要不是和你媽復婚，也不會有你。”我大笑：“也就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同意你和我媽的復婚。而不遺憾我媽和鄧力群沒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