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釋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

在64年前的今天，1956年2月6日(農曆1955年12月25日)，國務院釋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推廣普通話1956年2月6日，國務院釋出了《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通話。《指示》中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在文化教育系統中和人民生活各方面推廣這種普通話，是促進漢語達到完全統一的主要辦法。”。同年2月10日，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在北京成立。從1998年起，每年9月份的第三週為全國推廣普通話宣傳週。延伸閱讀：普通話的由來延伸閱讀：普通話的由來在割據於中國的南腔北調中，南京話、北京話，成為中國官定“標準音”的主要競爭者，而普通話的誕生和普及，正是一個國家走向開放、流動、融合的重要工具。“普通話”歷史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過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國延續了數千年的語言割裂狀況。官吏是這個鄉土中國最主要的外來人口，他們只需要藉助當地懂得“官話”(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後期為北京話)的譯員就可以實現與本地居民的溝通。毫無疑問，在這種靜態的社會里，語言上的障礙對人們的生活幾乎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因此，只要中國的傳統社會不發生變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堅冰就不可能被打破。“普通話”是中國官方標準話最近的稱呼，中古時期的標準語稱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稱作“官話”，清末改稱“國語”，1956年最後命名為“普通話”。現代普通話最早發端於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設立的“國語編審委員會”，將官話正式定名為國語。那麼當時的官話是什麼話?是滿蒙貴族說的話。換句話說，那根本不是漢人的語言，而是滿人的語言，確切地說，是滿人說的漢語。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夥兒都說黑龍江人(尤其是哈爾濱人)的普通話說得最標準，為什麼我們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話個個字正腔圓，比北京人說得還溜?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語音嘛。將普通話定為漢語的標準音，產生出一個滑稽現象：漢語說得最標準的區域是傳統意義上的遊牧民族居住區黑龍江和內蒙古，而絕大多數的漢人說不出一口標準的漢語；繼承漢民族文化最多的東南沿海民眾說的是和普通話完全不同的的語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話。現在的官話事實上是完全遊牧民族化的漢語，那麼遊牧民族對漢語究竟產生過什麼影響?首先，發音越來越簡單。古漢語的發音較為複雜，至今閩南話有七個聲調，粵語有九個聲調，還有p，t，k，m，n，ng六種子音韻尾。遊牧民族南遷後顯然發不出這麼複雜的音，於是北方的語音越來越簡化和胡化，同音字愈來愈多，要保證語義的準確，只能將複合詞大幅增加，導致語言越來越囉嗦。學過古漢語的都知道，古文言簡意賅，將古文翻譯成現代漢語，要多費不少口舌。由於中國灌輸式的教育，國人對普通話都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北京官話之前中國的“雅言”、“雅音”是什麼話?答案很出人意料，南京官話!滿清入關造就中國歷史上漢語的最後一次退變，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裡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裡之外稱為外城。內城的滿人說滿語，外城的漢人說明朝官話即南京話。很快滿人發現滿語在老林子裡打獵伐木還能湊合著用，一進城面對花花世界詞彙量遠遠不夠，靠滿語沒法生活，只好硬著頭皮學漢語。問題是滿人學漢語有先天缺陷，入聲字發不出就一下子全部丟棄，造成現代漢語同音字急劇增加，語言表達能力大幅下降。那時滿人發音象老外說漢語那樣不倫不類，但滿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這種蹩腳漢語在北京內城定形後，迅速向外擴張，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而遍及全國。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首次確立以北京內城官話(滿式漢語)為國語正音，大力推廣滿式發音。但南京話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話最堪嘉”的美譽。滿式漢語的國語標準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終確立。從此蹩腳成為正統，這種對漢語的發音、詞彙和語法進行全面破壞的滿清官話被定義為“國語”。清267年統治將漢文明徹底地從地球上抹去，國人將被滿人強暴過的漢文化視為正統。1845年6月15日，英國傳教士施美夫在吳淞口，目睹了戲劇性的一幕：“我的中國男僕(寧波人)試圖施展會話能力與船工、水果販子及其他人交談，卻發現他的話有一半沒被聽懂，不禁有些氣餒。”相似的景象也出現在其他通商口岸。在寧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文官很少能講管轄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僱用譯員。”官話、國語與老國音現代普通話的歷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國語”一詞是清朝末年提出來的，之前叫“官話”。官話的前身又叫共同語。漢代時，共同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當時把共同語叫做通語。各地講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語進行交際。從漢末到唐末藩鎮之亂，黃河沿岸的中原人陸續向南方遷移，把河洛古語帶到東南沿海。晉代五胡亂華、衣冠南渡以後，中原雅音南移。不同的政權都按照其首都的語言為標準。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陽話為標準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話為標準音。洛陽話和晉代前的漢語已經有很大差別，是北方遊牧民族學習漢語的產物，而建康話是南遷的晉王室的語言和當地語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漢族知識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話為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系為建康話為主。隋朝末期，揚州成為中國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因此，當時的揚州話由於接近建康話和《切韻》，在當時社會上很流行。當時的揚州話也是今天吳語的源流之一。唐代在《切韻》的基礎上，制定《唐韻》作為唐朝標準音，規定官員和科舉考試必須使用唐韻。此外，江南開始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因此蘇州話和當時的首都長安話一道，也成為一種通行語。宋代在《唐韻》基礎上，制定《廣韻》。元代以首都大都話為標準音。明季之時，南京由於戰爭等動亂，南京話從吳語(南方雅言)轉變為江淮官話。明代以南京話為正統，南京話也是南方官話的代表。後來遷都北京，北京話也有一定通行度。南京官話指的是以南京語音為基礎的中國官方標準語。南京春秋時期屬於吳地，本土語音稱為吳語。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此後，中原戰亂，漢人多次南遷，使南京語音中包含了較多的中原古音。清代一開始，仍以南京官話為正統。1728年，雍正皇帝確定北京官話為官方用語，其地位便迅速抬升。到清末和民國初年，北京官話的影響已經超過南京官話，成為在全國範圍內最流通最廣的語言。19世紀末中國的文化生活發生較大變化，“國語”這個名詞得到傳播。由於太平天國農民戰爭，江南經濟開始衰落，吳音開始失去其標準音的地位。這樣，北京白話開始成為唯一的標準音。1911年，滿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機構──學部召開了中央教育會議，透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並建議成立“國語調查總會”，審音標準以京音為主。至此，北京官話在政治上初步確立了漢語標準音的地位。與南京官話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北京官話受北方遊牧民族特別是滿族的影響很大。滿洲入關以後，滿語完全不能適應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學習和借鑑漢語。但是，滿族人不能區分尖團音，也不會發入聲，因此，滿洲貴族所說的北京官話是滿族化了的漢語，也被戲稱為“五音不全”的漢話。1913年2月15日，民國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開讀音統一會。經過一個多月的討論，會議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韻闡微》中的常用字審定了6500多個字的標準讀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老國音”。“老國音”是一個“折中南北，牽合古今”的“標準音”。雖然最大程度上照顧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為一種“人造語言”。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存在以這種“國音”為母語的人群，也就沒有人實際上能夠操此種“國音”進行交流溝通。“普通話”誕生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說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那麼，現代“普通話”標準是怎樣確定的呢?新中國成立後，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說：“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經過研究最後決定叫普通話。在這次會議上，與會者就普通話的方言基礎產生了激烈爭論，最後，大會決定採用投票辦法，從覆蓋漢語區的15種主要方言中，選出一個作為普通話的基礎方言。當時的投票結果是：北京官話(以北京官話為基礎方言，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52票位居榜首；西南官話(以西南官話為基礎方言，以成都語音為標準音)獲51票，以一票之差名落孫山；第三名是吳語(以吳語為基礎方言，以蘇州或上海語音為標準音)，獲46票；粵語(以粵語為基礎方言，以廣州語音為標準音)獲25票，名列第四。1956年2月6日，國務院釋出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普通話的語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範，並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為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