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廖沫沙逝世

在29年前的今天，1991年12月27日(農曆1991年11月22日)，“三家村”的唯一倖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1991年12月27日，“三家村”的唯一倖存者廖沫沙同志逝世了。廖沫沙是湖南長沙人，早年參加革命，1930年入黨。從1966年5、6月份起，他連續遭受批鬥，1968年初到1975年他在獄中整整被關了8年，後又被送到江西一個林場勞動3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以平反。廖沫沙不僅是一位老革命家，而且還是著名的雜文作家。他一生與“書”打交道，廖老曾說“書是老師，是朋友。一個刻苦奮進、頑強求知的年輕人，如果與書結成血肉般的聯絡，就會變得聰明、博學、有道德、有修養。隨著知識的積累，視野的開闊，越學越想學，各方面的知識便相互補充，不可窮盡”。這確是廖老積一生實踐的經驗之談。他從小酷愛讀書，尤其喜歡文學書籍。從小學三年級起，就開始讀《儒林外史》、《紅樓夢》等中國古典小說，並讀了冰心、茅盾、鄭振鐸等人創作或編寫的大量作品和書刊，以及許多外國作品。1927年，廖老從長沙師範畢業，輾轉到上海當了一年大學旁聽生，從此踏上了自學道路。這期間，他與同學合租一間破舊的房子，白天去圖書館讀書，晚上在“斗室”整理筆記練習寫作。讀了魯迅先生的雜文後，廖老萌生了對雜文的興趣，以後便開始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由於雜文之“雜”，要求作者有廣泛的知識面，他的讀書從此突破了文學的界限，進入到天文、地理、社會、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領域，廖老自1932年起先後在《雲中日報》、《抗戰日報》、《救亡報》、《新華日報》等新聞機構做編輯，工作要求於他的不僅是敏捷的才思，還要有廣博的知識。抗戰爆發後，報上的戰況報道劇增，廖老便埋下頭來學軍事，從中國古代的兵書《孫子》，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軍事著作，到德國軍事家克芬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民戰爭》，他了解和懂得了許多軍事學中的名詞、術語，並很快運用這些概念和理論來分析、綜合戰爭形勢，探索戰爭發展規律，為自己的學習和工作開闢了新途徑。廖老曾深有感觸地說：“學習要勤奮，貴以恆。任何一門知識都是無限的，人不可能在有限的生命內達到路路通。”延伸閱讀：為什麼在“文革”酷境中廖沫沙能夠挺得住?延伸閱讀：為什麼在“文革”酷境中廖沫沙能夠挺得住?“一根毒藤三個瓜，鄧拓吳晗廖沫沙”，這是“文革”中小孩子都會說的歌謠。早就聽說摩沫沙在“文革”中的“幽默”。1980年12月12日，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第五次開庭審問江青。這是受害人廖沫沙出庭作證。1967年的一天，吳晗、廖沫沙被揪到一個礦區批鬥。會前他們倆被關在一起。廖見吳心情煩悶，愁眉不展，便打趣：“咱們現在成‘名角’了，像梅蘭芳、程硯秋似的，如果一臺戲沒有我們出場，那就唱不成了。”吳被廖的話逗樂了，煩惱消失，隨口問道：“那我們唱的是什麼戲呢?”廖說：“唱《五斗米折腰》。”廖沫沙站起來做了一個“請罪”的姿勢，低著頭，行90度鞠躬禮，又做噴氣式飛機(雙手反剪在後腰背上)的滑稽相。兩位難兄難弟苦笑地流出了眼淚。開完批鬥會，倆人被押上車返回。廖沫沙口占一首《嘲吳晗並自嘲》：“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如今愛折腰。把臂栽頭噴氣舞，滿場爭看鬥風騷。”這一則幽默如《世說新語》，足以說明為什麼在“文革”酷境中廖沫沙能夠挺得住，活下來，而他的兩位“同夥”卻棄世而去。鄧拓、吳晗說到底，骨子裡還是書生，而廖沫沙卻是革命家和戰士。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結識廖沫沙先生，他那時是全國政協常委，我在全國《政協機關報》主持副刊。1984年12月，我報副刊部在全國政協禮堂舉行茶話會，請了幾十位作家，其中也有廖沫沙先生。廖在會上有個發言，內容如下：就我自己的經驗提供給政協報。第一點，我開始在報上發表文章是1933年，在《申報·自由談》，我看你們《政協報》“自由談”欄目，想起我那個“自由談”。我的老師叫陳子展，我在他家中遇見黎烈文，他同我握手。我給黎寫了稿，他用了。所以副刊除約請老作家、名作家之外，還要靠新作家。這新作家要靠報紙自己培養。你們這個副刊可以培養大批青年作家。蕭乾的第一篇文章發表在《大公報》副刊上，是沈從文發表的。《申報·自由談》培養了不少青年作家，除了唐弢、聶紺弩這樣的作家，青年作家也要培養。第二點，我30年代後期長期搞報紙，發現這麼一條，辦報人自己要寫稿，自己動筆，一是可以提高自己的文字水平，二是可以體會寫作的甘苦，便於理解作者，對作者的稿件進行適當的補充、修改，而後採用。那時我為約稿之事，曾多次到廖老寓中晤談。有時向他約稿，我把他逼的很急，他的夫人陳海雲往往代他謝絕。但稿子拿到手，發表後，廖老總是風趣地對我說：“真得感謝你!讓你一催，我這稿子不就寫出來了?看來還是有點壓力的好!”我們相視而笑。後來，成立了北京市雜文學會，他是名譽會長，我任理事，見面的機會更多了。1987年全國政協大會期間，我去京豐賓館看望他，他十分熱情健談，身體狀況也不錯。我建議由我為他拍一張照片，留作紀念，他很爽快地答應了。我請他隨意坐著，利用室內自然光，未加閃光燈，拍了一張照片，當時只拍了一張。過幾天衝放後，送給他一張，他十分滿意，認為氣氛和神態都好。廖老曾為我書寫過一個條幅，內容為他自己的詩作：“法相莊嚴勝佛身，斑斕荷葉更天真。無非妙道皆般若，淨土如來在此心。”詩題為《蓮花》。由此詩更可見出他超凡脫俗，大智大慧的心性。這也是他雖經“文革”磨難而堅忍不拔，笑對塵寰的寬廣胸襟的體現。1988年元月廖老81歲壽辰時，向我介紹了他的養生之道。他首先從當時批判“三家村”那場劫難講起。他說：“我的養生之道的第一點就是凡事不著急，遇事想得開，有點阿Q精神。”在那些有理難申、有口莫辯的日子裡，廖老常以“自嘲”解悶。他饒有風趣地回憶說：“我本是一個小人物，林彪、‘四人幫’那麼一搞，使我‘舉世聞名’了。當時全國上下都批‘三家村’，到處抓小鄧拓，小吳晗，小廖沫沙。我們三個‘大頭目’就在劫難逃了，幾乎每天都要接受‘革命’群眾的批鬥。老實說，我並不害怕，批就批吧，看你拿我怎麼樣。”我曾將自己購藏的《燕山夜話》請他簽名題款，現在都成了永久的紀念。劫後餘生，他在自己的文友鄧拓的著作上題字時，會是一種什麼心情，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