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首富及糖王黃奕住誕辰

在152年前的今天，1868年12月7日(農曆1868年10月24日)，從“剃頭匠”到“印尼糖王”的南安華僑黃奕住誕辰。黃奕住，印尼前首富及糖王。著名的愛國華僑企業家和社會活動家。他於1868年出生於福建省泉州市南安縣。黃奕住傳略黃奕住先生是從印尼歸國定居在鼓浪嶼的愛國華僑企業家。他的一生具有濃厚的傳奇色彩，本世紀20至40年代閩南一帶流行著一句話：“要想富，就學黃奕住”，說明當時民間對他的欣賞和羨慕，其實他對鼓浪嶼、廈門，乃至福建和全國的現代社會經濟建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更值得後人敬仰和紀念。黃奕住走向鉅富是經過一番艱難歷程的，艱難困苦的人生道路將他鍛鍊得堅強、成熟，從而取得成功。黃奕住出生於1868年12月7日(清同治七年十月二十四日)福建省南安縣十四都(今金淘區)樓霞圖(今樓下鄉)石筍村。其祖先來自湖北的江夏，定居南安後，其世系有族譜可查，且知其職業與家境的，是曾祖父、祖父和父親，他們都是貧苦的農民。黃奕住是長子，他的父親盼他能早日支撐其家業，光宗耀祖，所以家裡雖窮，在他五六歲時，還是送他到私塾讀書，才讀幾年，儘管塾師認為他“聰慧過常兒”，但因他的三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相繼出世，家庭人口增加，父親辛勤耕作，母親替人紡紗，起早摸黑，終年勞動，全家人還是以甘薯度日，過著半飢半飽的日子，真是一貧如洗。萬般無奈，只好把一個弟弟送給遠親領養，小妹妹則送給人家做童養媳。黃奕住也只好輟學幫助父母勞動，清晨就要上山砍柴，挑去賣了，回來後下田幹活，與父母一起挑起養家的擔子。年復一年，還是不能改變家庭經濟狀況，只好另謀生路。幸好黃奕住的伯父黃伯順會剃頭，父親就將黃奕住送去伯父處，拜他為師，學習理髮的手藝，那時黃奕住才12歲，從師三年，他學成出師成了一個獨自行業的青年理髮匠。他每天挑著理髮擔子，沿村串鄉，上門為人服務。除本區外，還到鄰近的安溪縣去。這種活路很辛苦，收入微薄，但聊勝於無，可以有現錢收入貼補家用。黃奕住串鄉理髮，接觸的人多，瞭解的情況也多。他從人們的言談中，得知東南亞各地氣候溫熱，雨量充沛，適宜農作，華人勤快，那裡就業和發展的機會很多，其中經營有方者，已成富翁。到南洋去謀出路，成為南安當時青年的一種嚮往。黃奕住是一個有志青年，他對人說：別人能去，我也能去，“事在人為耳。”到南洋去的念頭，在黃奕住的心中變得越來越強烈。1884年的一天，黃奕住為一豪紳理髮，在修容時，該豪紳突然咳嗽，黃奕住冷不及防，手中剃刀微傷其額角。豪紳頓時大發雷霆，大聲呵責謾罵，揚言日後要找他算帳。黃奕住知道惹不起他，又怕父母受累，只好遠走南洋避禍，與父母一商量，父母都支援。父親賣了祖傳的一丘田，得價36銀元，交給他作盤纏。母親手治行裝，讓他帶著幾件衣服和理髮工具去廈門，隨同鄉前輩出國。當時閩人出國的方向，以南洋為主。在南洋諸島中，集中於英國殖民地新加坡和荷蘭殖民地爪哇等處，路程雖比去菲律賓遠一些，但入境手續簡便，只要買張從廈門出發的船票，即可入境。閩人出洋，向南走的，差不多都是先到新加坡，然後到馬來西亞各埠、東印度群島、泰國等地。黃奕住與鄉親們商量也走此線，於1885年春搭木帆船從廈門出發到達新加坡。新加坡位於亞洲大陸馬來半島南端，太平洋和印度的航運孔道馬六甲海峽出口處，交通方便。1824年8月新加坡淪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殖民當局為了開闢新加坡，一方面將它闢為自由港，另一方面廣招移民，參加修建港口、船塢、興建城市。這個城市華人很多，但是由於清政府國勢的軟弱，華僑深受英國殖民者的欺侮。黃奕住到達新加坡後，住在一個開商店的鄉親家中。東南亞華僑素有提攜鄉親的優良傳統，對於來自祖國的同鄉，無論過去是否相識，均供食宿，介紹當地風土人情，教講方言，幫助找職業，使他們能早日立足紮根。而寄食者在未找到職業之前，則幫助主人做些事。黃奕住自小勤勞，能吃苦，又機靈，得到鄉親的喜歡。他寄居鄉親家中，除幫助做些家務事和店中雜務外，還挑著理髮擔，到碼頭等人多，特別是窮人多、華人多的地方為人剃頭。在新加坡，因為理髮匠多活路少，且黃奕住原是農村理髮的，從藝不久，技術上也不適應新加坡的要求，很久沒有找到固定的事做。到1886年春，黃奕住一年辛辛苦苦掙下的錢，也僅僅夠償清來南洋時欠下的船票錢。這年的夏天，在鄉親的介紹下，他轉到了雪蘭莪港。雪蘭莪港位於新加坡的西北方向，臨近馬來西亞最大城市吉隆坡。當時，正處於開發時期，也是華僑集中地之一。黃奕住在雪蘭莪不僅受到個別鄉親的熱情關照，也得到當地福建同鄉組織——雪蘭莪福建公司(1926年改名會館)的具體幫助。黃奕住在雪蘭莪仍以理髮為生。該地華僑大多數在種植園中勞動，他奔波於種植園之間，為華僑種植園主和園工理髮，收入很少，生活頗苦。苦幹一年多以後，1887年，他又隨同幾個熟悉鄉親越過馬六甲海峽，流浪到了海峽西岸的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市。棉蘭位於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東岸日裡河畔，是該島最大的城市。1880年闢為商埠，中國人來這裡謀生的人甚多，其中福建籍的佔很大比重。在棉蘭，黃奕住仍以理髮為業，所得僅夠餬口，情況並不比在新加坡、雪蘭莪好一些。於是又於1888年南下，轉到爪哇的三寶壟(Semarang)。三寶壟是爪哇島上中爪哇的首府，它是爪哇首都巴城(今雅加達，地處西爪哇)和東爪哇首府泗水市(東部主要商港)之間的貿易聯絡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為爪哇島內外貿易，特別是中爪哇各種土特產的主要集散地。商業發達，華僑中經商的很多，成功的不少，他們在商業界有實力，黃奕住在三寶壟，先住在一個開雜貨店的老鄉家裡，幫助他做些店裡的事，幾天後，看到店裡並不缺人手，他不想成為鄉親的負擔，便主動和鄉親商量，重操理髮業，自食其力。得到支援後，又挑起理髮擔，白天四處奔波，為人剃頭，夜間就在瀕海的媽祖廟裡棲身。因人地生疏，言語不通，生意不好。遇到雨季，幾天做不成生意，就要餓肚子。但理髮這一行當，接觸面廣，容易學習當地方言，熟悉當地情況。黃奕住在這個過程中，瞭解到經營商業可以有較多賺錢的機會。而當個理髮匠，無論是在新加坡，在雪蘭莪，在棉蘭，還是在三寶壟，與在南安一樣，只能得點工錢餬口，一輩子發不了財。他想我背井離鄉，難道只是為了餬口嗎?家中人怎麼辦?想來想去，認為自己在印尼漂泊四年，已粗通方言，也熟悉不少當地名族風俗，這是做小本買賣的有利條件，便想放棄理髮業，改行做商販。一天在為老華僑魏嘉壽(亦作魏家壽，三寶壟富戶，1904被聘為三寶壟中華會館第一屆董事會的顧問)理髮時，向他談了這個想法。魏嘉壽也是從做小本生意發家的，很支援他的想法，就借給他5盾作本錢，這使黃奕住堅定了改行的決心。把剃髮刀連同所有的理髮工具，用破布一裹，丟進滔滔的大海中去。表示了破斧沉舟，誓不回頭的改行決心。貨郎擔與咖啡攤黃奕住將魏嘉壽借給他的5盾，加上節約下來的積蓄作為資金，販些日用小雜貨及食品，挑到郊區土著村落，沿途叫賣，同時收購土特產，挑回三寶壟賣，從買賣的兩頭中賺得蠅頭小利。這個時期，在三寶壟地區，從事城鄉商品交換的，幾乎都是吃苦耐勞的華僑。黃奕住因為腿腳勤快，翻山越嶺，走到別人少去的荒僻村落。採取賣價比人略低，買價又略高，多買多銷，利薄收入不薄的辦法，以及用顧客可以自家生產的土特產與之易貨，和替顧客代購代售的靈活手段，加上友善的態度，良好的信用，人多樂與交易。兩個月後，便將貸款還清。黃奕住成了自有資金的肩挑小販。他踏上了經商之途。黃奕住放下理髮擔，挑起了貨郎擔。理髮擔子與貨郎擔子，是同樣靠肩膀挑，也同樣是走街串鄉，同樣是上門服務，但卻是兩種生計，兩個行業，兩條前途。扔掉剃頭刀，挑起貨郎擔，黃奕住走出謀生職業的新步子。這是他一生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一步。黃奕住挑著貨郎擔，細心觀察市場動態，籌謀新的生計。他看商店招待主顧，居民招待來訪的親友，常常是在街上咖啡擔子或咖啡攤點叫幾杯咖啡，配點糕餅。挑咖啡擔或擺咖啡攤無需店屋，不交店租，所得足以養身，於是他改變經營物件，買了點咖啡、白糖、糕點和杯碟，將肩上的雜貨擔改為咖啡擔子，走街串巷，上門服務，將做生意的範圍從鄉村轉移到了城市。挑擔賣咖啡飲食，就每一杯咖啡和每一碟糕點而言，僅蠅頭小利，靠著起早摸黑，腿快口勤，賣出的多，又省吃儉用，錙銖累積，也就日有盈餘。有了本錢，他便添置爐灶、桌椅之物，在美國花旗銀行樓前，租一固定地點，擺設咖啡茶檔，兼賣食品。由挑擔子到擺攤子，由移動到定點，收入也由少到多。黃奕住的生意，做得頗為順手。黃奕住從買賣雜貨到賣咖啡糕點，表現了他對市場有敏銳的觀察力。正是這種能力，使他從此時來運轉，從窮到富，由小富到大富。黃奕住的和藹、誠實、勤勞、節儉和會做生意，使顧客越來越多。他一個人要進貨，要煮咖啡，要給一些顧客家中送咖啡糕餅，又要洗杯盤，深深地感到需要有人幫忙。在海外，一個單身男人，忙了謀生的活計，自己的生活便有多方面的困難，也需要人照顧。這時，一位僑生姑娘蔡韁娘，在他的咖啡攤旁擺咖啡攤。他們先是互相關照。時間一長，黃奕住的為人，博得蔡韁孃的喜愛。僑生女子，聞見較廣，知識較高，又受土著婦女婚姻習慣的影響，對於擇偶有較大的自由。由於華人血統及家中保留華人生活習慣，大多數僑生願與華人成親。蔡韁娘這個熱情的南國姑娘，先是主動提出合夥經營，後來又表示願意與他結為夫妻。對於蔡韁孃的美意，黃奕住的思想是矛盾的。這是因為，經過長期的接觸，他喜歡蔡韁娘。他不僅營業上需人幫助，生活上也要人照顧。可是，他已有童養媳王時在南安家中。考慮及此，黃奕住坦誠地告訴蔡韁娘，中國老家裡已有一個童養媳，雖未成親，但卻是奉父母之命訂下的夫妻關係。蔡韁娘表示她不計妻妾名分。黃奕住遵從家鄉傳統的規矩，將此事告知父母。慈祥的父母徵求王時的意見，受封建意識束縛，無自立能力，心地善良的王時，雖然心情痛苦，可是一則對遠在異國他鄉發生的這種事情無可奈何，二則不傷自己的尊嚴，三則華僑中有“兩頭家制”的傳統，四則從關心親人的心情出發，希望有一個人能代替自己照顧好黃奕住的生活，做她想做而又不能做到的事情，也就認可了這件婚事。黃奕住於1890年與蔡韁娘成親。蔡韁娘不久成為黃奕住在三寶壟創業的伴侶。與蔡韁娘結婚，還使黃奕住後來在社交、經商、購置產業上得到了不少便利條件。因為，在印尼的三寶壟、巴達威與泗水，蔡、簡數姓是華僑中的大家族。這幾個家族的人，在當地都已居住數代。蔡姓子1753年由福建漳州蔡坂遷往爪哇，到19世紀80年代，已有130餘年。蔡家已在當地紮下根，他們享有土著居民的一切權利，例如，1800年建立的荷印殖民地政府，規定後到的華僑不得購買土地，而先於該政府規定定居的華人，則可以購買。黃奕住後來能在三寶壟等地購置地產、種植園，就得益於蔡韁娘已享有當地土著居民的權利。日興雜貨店與日興商行黃奕住與蔡韁娘成親之後，為了多賺些錢，兩個人便開始分工。蔡氏主持咖啡攤，黃奕住騰出手來另尋財路，經營蔬菜與雜貨。營業的地址在新興起的佐哈爾市場(PasarDjohar)。1890年以後，正是三寶壟進出口商業和本地商業發展很快的時期。卡里峇魯(KaliBaroe)的倉庫愈來愈多，原有的貝達馬蘭市場無開拓的餘地，三寶壟市政府將佐哈爾廣場開闢為自由市場，並在市場內建起攤棚點，修建攤棚的費用為1800盾，每個攤位的租金為65盾，新興的佐哈爾市場發展迅速。黃奕住在該市場租了一個固定攤位，經營日用食雜及土特產品。由於地點適中，夫妻起早摸黑，精心經營，生意很好，資金越積越多，規模也越來越大，攤位已容納不了，於是黃奕住租了房子，辦起了一個掛有“日興”招牌的雜貨店。此事發生在1891年。“日興”招牌的掛出，標誌著黃奕住由行商——小販變成了坐賈——店主。結了婚，有了家，辦起了雜貨店，算是立了業。這樣，黃奕住自離開南安，在新加坡、雪蘭莪、棉蘭、三寶壟漂泊了四五年之後，終於成家立業，也就在三寶壟落地生根了。日興雜貨店賣的商品真可謂之雜，既賣咖啡，也零售咖啡粒、白糖、蔬菜及土產雜貨等。它們都屬於土特產。黃奕住之所以經營這些商品，是有原因的。一是因為他原來擺咖啡攤，對咖啡、白糖等的貨源、品種熟悉，有經驗；二是由於在印尼的福建籍華僑，長汀籍的多經營藥材，漳州、泉州籍的多經營土特產。後者在土特產經營方面有勢力，有網路，有經驗。黃奕住為了進到易銷、質優利厚的貨物，每日凌晨帶著自己的運貨車貝達蒂趕到貨棧等候。貨棧開門時他往往是第一個到達的，搶先選購當市的土產，如馬鈴薯、胡椒、蔥、蒜等，迅速運回店內，與蔡疆娘一道挑揀整理，分別質量，趕應當日早市。夫妻二人經常勞作到午夜，第二天又雞鳴即起。在資本增多後，又購置一部馬車，自己駕駛，到各地收購土特產(主要是蔗糖)，既能降低商品成本，又使貨源增多，營業愈盛。黃奕住和蔡疆娘善於窺察市情，又講求信用，生意蒸蒸日上，積蓄日多。隨著生意的開展與資金之增多，又開闢批發業務，變為批零兼營。日興商行的成立，標誌著黃奕住一生中一個階段的結束：黃奕住已不再在窮人之列了。他手中有了頗豐的積累。與大多數華僑一樣，他認為是可以迴歸故鄉的時候了。在華僑中的傳統觀點是：華僑在外營業興盛之後，必回國完婚，以誇耀於鄉里。普通華僑雖在南洋娶有土人婦，但一般人不以正式婚姻看待。除此以外，黃奕住此時雄心勃勃，想在生意上大幹一番，為此他要在家鄉找人做幫手。黃奕住到達南洋後，時刻思念家鄉，惦記著過苦日子的父母、弟弟和未婚妻王時，家書未曾間斷，到三寶壟設攤有了積累之後，匯回家中的錢逐漸增多。他的父母按照當地華僑家庭的習慣，在收到兒子的匯款後，將其中的一部份留下來，供兒子將來回國成親之用。1891年，王時16歲時起，父母疊函催黃奕住回來與王時圓房，使他的家庭後嗣有人。1894年，黃奕住回到闊別十年的家鄉，與王時舉行結婚典禮。黃奕住雖先與蔡疆娘在爪哇成親，但王時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婚約，在名份上，王時到黃奕住家生活之日，便已是他的妻子。按照中國傳統的家庭習俗與華僑兩頭家習俗，王時是元配，屬正宗。黃奕住在家庭生活中也是這樣對待的。在南安完婚期間，黃奕住用了很多時間來物色幫手。從日興商行成立與蔡疆娘生了孩子以後，黃奕住就開始僱人幫忙做生意。後來，生意愈多，僱的人也增加。在黃奕住看來，僱的人不一定是貼心人，算不上幫手。在中國商人(包括華僑商人)傳統的觀念中，家鄉人可靠，其中的族人與親戚更可靠。所以經營形式多是以血緣關係——族人和親戚為主要紐帶構成的。其中的核心是“父子兵”。在閩南的海商與華僑中，還因此而形成一種特殊的習慣：若無親生兒子，或事業大而親生兒子少，或事業發展快而親生兒子小，則以撫養義子的辦法來彌補。1894年到1895年間，黃奕住在南安物色了兩個幫手：葉原坪與黃則盤。他們兩人與黃奕住一起到達三寶壟，成為日興店的主要夥計。後來一直是黃奕住的得力助手和代理人。躋身糖王之列黃奕住在南安家鄉住了幾個月，又奔回海外。這次再度出洋，他帶著幫手，準備大幹一番，開拓他生意的新階段。此時，他又遇上了開拓生意的好機會。在十九世紀的最後幾年和20世紀的頭幾年，三寶壟對外對內的商業發展也很快。此中原因之一，是水陸交通事業發展很快，使它聯絡的地區更廣闊了。原因之二是當地華人商業資本發展快。華人商業區比起歐洲人商業區發展得更快，在擠滿了人群的街道上，華人的商店櫛比鱗次，使人眼花繚亂，生意十分興旺。這個時期正是中爪哇地區甘蔗種植業及製糖業進一步發展的時期。三寶壟成為蔗糖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莫佐(Modjo)、塞達尤(Sedajoe)、扎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Woengoe)、澤比靈(Tjepiring)和格穆(Gemod)等地所產的蔗糖都運往三寶壟銷售，其中有一部份還輸出至歐美各國。黃奕住洞察到經營糖業的發展前景，因此，1895年以後，他即以經營糖業為主。黃奕住的日興行到各地糖廠收購蔗糖，轉手交易，獲利豐厚，經營規模與資本像滾雪球一樣在發展。到1897年黃奕住剛滿30歲時，已擁資近百萬盾。隨著資本的增多，黃奕住將業務擴充套件到三寶壟以外，先後在中爪哇的北加浪(Pekalongan)、西爪哇的巴達維亞(Batavia)、東爪哇的泗水(Soerabaja)、蘇門答臘島的棉蘭和巨港(Palembang)設立日興行的分行。在1895年以後的10多年內，爪哇糖維持在100公斤價10盾至12盾左右，比較平穩。黃奕住以較低廉的價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購後，批發轉售至爪哇各地及輸出至新加坡及歐美各國，獲得可觀的利潤。黃奕住已經營蔗糖的出口貿易，其生意範圍擴大到了荷屬東印度的境外了。經營規模的擴大，使日興商行組織形式難以適應。日興商行的組織形式具有當時華僑商業的特點。印尼華僑來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在中國，傳統的商人絕大多數人都是按地緣、血緣關係進行經濟活動。他們的企業自然受到地緣、血緣束縛，如父子公司，兄弟公司等，自立門戶，不利於與外界同業互助合作，具有質，不能擴大投資，積累資本，投向較大規模的企業中去，來創立“托拉斯”“康采恩”或跨國公司之大企業，也不可能採用現代化的經營方式來代替陳舊的效率不高的經營方式。所以印尼華僑商人很少有大企業家。黃奕住卻想進一步擴大他的業務，當大企業家，所以他在1908年將日興商行改組為日興有限股份公司，註冊資本40萬盾，實際上仍是他的獨資公司。日興有限股份公司成立後，在黃奕住家中，在日興公司職員中，在業務往來上的熟人中，仍習慣地稱該公司為“日興行”或“壠日興”。日興有限股份公司的成立，標誌著黃奕住在經營方式上朝現代化方向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標誌著他的經濟事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從中國中世紀的傳統商業形式躍入20世紀現代化的商業形式，也是黃奕住雄心勃勃想大幹一場的表現。在公司成立的前一年，即1907年，黃奕住把已有10多歲的長子黃欽書從家鄉接到三寶壟，放在身邊學做生意，成為自己貼心的幫手。黃欽書不久後就懂得了經商，精通中英文。不久，蔡韁娘生的兩個女兒玉杏、玉章，相繼與許春隆、曾源順結婚，黃奕住與他的兒子、兩個女婿以及1895年從家鄉帶出來的黃則盤、葉源坪等人，組成一個經營班子。1910年黃奕住又把1899年生的第三個兒子黃浴沂帶到印尼。浴沂為人機靈，善於學習，長大後也成了這個班子中的重要成員。這個班子既是黃奕住在經濟方面經營與發展的組織基礎，也是黃奕住財團的核心。這個班子中的任何人，都要服從黃奕住的指揮。他是這個班子的總司令。他派這些人到各地的分行任職。獨掌一面，而他則坐鎮公司，指揮四方。這樣，就形成了一個由他指揮的商務系統。除了這個以家人、血緣關係和同鄉關係組成的親信核心，隨著業務的擴大和各地聯絡的頻繁，黃奕住聘請了帳房先生，中、英文秘書，中、英文薄記，透過他們及各分行，收集荷印及東南亞其他各地的商情。在紐約、倫敦設定特約通訊員，每天專電報告市情。他對於世界大產糖基地古巴的甘蔗生產、食糖製造及運銷動態，極為關注，也由特約通訊員專電報告。關於世界糖市場的行情，訂有定期專業刊物，由公司的英文書記翻譯。到了這個時候，黃奕住已能迅速地得到荷屬東印度各地與世界各地糖市的資訊。他根據這些資訊，指導公司的業務活動，顯出高瞻遠矚、胸有成竹、穩打穩紮、運籌自如的特點，故能年操勝算，日進千金。日興股份公司成立後營業的擴大，原有的店面已不敷應用。1910年，黃奕住在三寶壟市繁華的商業街―中街(中間華人區，PatjinanTengah)，買了一座較大的店屋，改建為兩層、五個店面的商業樓房(現為三寶壟國際銀行行址)。就在日興股份公司成立的這一年，三寶壟至井裡汶的鐵路通車。這兩個地方與北加浪岸之間的交通方便了。這給商人帶來不少的利益，日興股份公司資金積累很快。黃奕住為了擴大業務範圍，1910年到新加坡籌建日興公司的分行。此分行的設立，是黃奕住具備了跨國經濟力量的第一個標誌。自日興公司成立以來，因年年勝算，擁貲日多。1913年，他的資產在300萬盾至500萬盾之間，躋身於三寶壟四大糖商(亦稱四大王)之一。其他的三大糖王也是華人，他們是黃仲涵(建源公司)、郭春秧，即郭河東(錦茂公司)、張永福(盛隆公司)。在這四大糖商中按資本實力排隊，黃仲涵居首，黃奕住在末位。可黃奕住的經營方式比較現代化，正處在上升之中。黃奕住因業務活動而與外國人的交往日漸增多。凡與人往來商務涵件，宜用中文時，署名“黃住”；宜用英文時，署名“OEITJOE”(黃住)或“OEIIKTJOE”(黃奕住)。在1914年出版的歐洲人編的《世界商業名人錄》中，列有OEITJOE，即黃奕住。在世界級的商業名人中，有中國人入選，這件事轟動了華人社會。1914年春夏間，籌備在蘭杜薩里(Randoesari)舉行慶祝荷蘭獨立200週年的博覽會。這是荷印殖民地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1914年8月13日開幕，11月底結束)。由荷印總督伊登伯爾格(GouverneurGeneralIndonburg)出面動員富有的華商捐款。現存名單(公司或個人)共21個，其中，郭河東貿易公司(H.Mij.KwikHooTong)5000盾，建源貿易公司(H.Mij.KianGwan)10000盾，鄭永昌貿易公司(H.Mij.TheIngTjhiang)5000盾，黃仲鵬(OeiTiongBhing)3000盾，馬厥猷(BekwatYoe)1000盾，黃住貿易公司(H.Mij.OeiTloe)1000盾，源美公司(GwanBieKongsie)500盾，魏家壽(GoeiKehSioe)500盾，薛水丘(SiekDjweeKioe)500盾，鄭三揚(TheSamYang)500盾。以下11個或200盾，或100盾或50盾。從這個捐款名單中，可以窺測黃住(即黃奕住)的資產實力，在印尼華僑中並列第5位。已經大大超過借5盾給他做小本買賣的魏家壽了。在中國封閉山村環境中土生土長的貧窮農民阿住，經過二三十年的艱苦奮鬥，變成了一個腰縮纏數百萬，眼觀國際市場動態，經營著跨國企業的、揚名世界、頗有幾分“洋氣”的糖業資本家OEITJOE。風險與機遇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從這時開始至1919年黃奕住回國，是他一生中遇到的風險最大的年代，也是大顯身手、財富膨脹最快的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期，即1914年夏至1917年夏，戰場主要限在歐州。對在包括荷屬印度尼西亞在內的亞洲來說，不僅無戰亂影響，地區安謐，一切如常，而且由於歐洲國家忙於相互間的廝殺，工農業受破壞，交通阻梗，大批人力、物力、財力用於戰爭，可以運到亞洲來的商品大幅度減少，給亞洲國家工商業的發展騰出了市場的空隙。由於歐洲國家對軍需品需求的增加，還為亞洲國家工商業擴大了國外市場。亞洲各國獲得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發展機會。在這個“黃金時期”內，中國、印度、日本等國家的工商業都以歷史上未曾有過的速度增長。一些工商業者善於利用這個機會，發了大財。處在流通領域中的商業資本對於市場變動的資訊最為敏感，資本調動機動靈活，在市場變化時，首先得利。印尼的情況也是這樣。在印尼，首先是工農業產品的價格上漲，給生產者與經營者帶來巨大利益，牽動經濟的增長。1914年8月5日，英國對德國宣戰。就在這一天，爪哇各地的米價即上漲50%，從每擔(pikoel)10盾漲至15盾。政府公佈糧食限價，同時禁止糧食出口。在1914年，三寶壟的貨船屬於兩個船運公司。它們擁有214艘船，總載重量約7600延(kojan)。貨運力量不夠。更嚴重的是，到了1915年初，由於歐洲商品不能運來，所有來自歐洲的進出口貨物價格日益高漲。這帶動了其它商品價格的上漲。有存貨的商店都不願意急急忙忙將存貨出售。1915年2月，德國宣佈有了潛艇，從那以後，英國及其他國家的商船經常被德國潛艇“送”到海底去了。在這種情況下，從1916年初，荷屬印尼地區的所有外國進口商品的價格直線上升。印尼本地出產的商品，包括日常用品，也跟著漲價。在物價猛漲、商業繁榮、投機興起之時，在歐戰者之間守中立的荷蘭，千方百計想在其殖民地印尼身上開闢財源。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政府，為了增加稅收，特地規定：凡購買期貨票單(貨單)，對貸方(賣主)只須先付貨款的25%，餘額在貨物交割後結算，或一次，或分期交付；買方得貨單後，經律師事務所登記、證明，即可用其副本向安達等銀行抵押，得貨單面額10%的貨款。商人們往往以成交後立即可以得到的銀行抵押貨款，作為購貨時的貨款。也就是說只需要有貨款15%的資本就可以做期貨生意。這是鼓勵商人多買，實際上是鼓勵投機，以加速商品流轉，擴大營業額，從而也就在多個環節上增加了稅收。商業繁榮，經濟處於擴充套件期間，上述辦法對荷蘭殖民政府、銀行家、商人都有利，一旦條件變化，對於那些投機商人來說，它既可以是一夜暴富的良機，也可以是一個致人頃刻破產的陷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的時候，有些糖商擔心歐戰影響糖的輸出，不敢大批買進，採取觀望態度。糖的輸出量事實上也是減少了。以荷屬印尼最大的糖業公司黃仲涵的建源公司為例，1910年至1914年每年平均出口糖15萬噸。1915年至1918年降至6萬噸。在這種情況下，大多數糖商在購買期貨時很謹慎，或不購，或少買，或只經營短期的。黃奕住分析了形勢和自己的條件，認為：第一，他經營的主要是蔗糖和糧食，它們都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參戰國，也需要它們。因此，從長遠的觀點看，它們不會沒有市場。第二，他的資本雄厚，非一般中小糖商可比。第三，在大糖商或四個糖王中，黃仲涵等糖王的資本，有很大的部分是在蔗田與糖廠等生產領域，而他的資本集中在商業領域，比較靈活好調撥。第四，他已建立起了前文所記的世界性糖市資訊網，資訊靈通。第五，糖的出口量雖在減少，但糖價卻未下降。黃奕住憑著他的這種勝人一籌的見識、過人的膽略和優越的條件，充分利用荷印殖民政府實施鼓勵多買政策的時機，採取了與眾不同的舉措，逆流而進，大宗買進現貨與期貨，特別是遠期期貨。糖價的變動對他的行為極為有利。1913年，每百公斤糖價為11.66盾，1914年為12.10盾，1915年為16.13盾，1916為18.22盾。糖價持續上漲，使買遠期期貨者得大利。在期貨期間，糖價上升多少，黃奕住就獲利多少。他的財富與糖價上升幅度成正比例地增加著，據估計，到1917年夏，他的資本比1913年增加了3倍左右，即達到1000萬盾至1500萬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個特別時期在荷印政府實行鼓勵投機政策的特殊環境中，黃奕住因為採取與眾不同的特殊行為，一躍成為一個千萬富翁。黃奕住自抵達三寶壟以後，從一無所有者變成擁資千萬盾的大富翁。他走出的每一步，都冒著風險，他購進遠期蔗糖期貨的數量越來越多，風險程度也隨之擴大。商場既多變，又無情。1917年初，印度尼西亞糖業生意的環境突然發生劇烈的變化。歐洲戰爭進入決定勝負的緊張階段，交戰各國都損失慘重，更需要把可以動員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投入戰場。英國、荷蘭等國政府將許多貨船徵召回國，供軍事需用。霎時間，印度尼西亞與歐洲國家的海上交通幾乎停頓，大批蔗糖及其他土特產無法運出，停滯在貨棧，不能流動。已託運之貨，因潛艇戰的影響，船被擊沉，大受損失。糖商手中之貨，有進難出，公私倉庫及棧房充盈而不能納。有的就在火車站旁邊搭臨時棚子以囤糖，又被大貨倉失火蔓延而遭焚燒，糖商惶急緊張，糖價狂跌。糖的定價從每擔15盾跌至每擔11盾。糖價的波動非常大，致使各糖業商會、經紀商和一般商人都很困惑。不少糖商遭到嚴重損失而破產。在蔗糖開始跌價前一天，黃奕住剛買進20萬包古巴糖，按每包糖跌價4盾計算，僅此一筆交易就損失80萬盾.加上大宗存糖與近期期貨，沒有人承頂，近期應付糖款卻迫在眉睫。他心急如焚，坐臥不安，在室內踱步不已，百思不得解困的辦法。對此情況，他不敢對人言，也害怕別人、特別是銀行老闆識破。在人前，他裝成無事一般，照樣做著生意。可是商場無情，銀行對往來客戶資產變動的情況監視得極為嚴密，在物價陡跌，時有破產之戶的情況下，銀行家和商人一樣惶惶不安，天天在估計各客戶的實際資產，誰也難以瞞過他們的眼睛。1917年1月的一天，黃奕住開了一張10萬盾的現金支票交付賣主，賣主持票到黃仲涵開的銀行去取錢，銀行拒付。賣主告知黃奕住。黃奕住馬上去銀行，問為何拒付。銀行經理說，“住兄，你我是老朋友、老主顧，你若沒有現款，儘可向我說明，難道你我之間不會通融嗎?何必開張空頭支票，使我為難。”黃一邊收回支票，一邊大發雷霆，說：“我黃某在貴行的存款，至少還有50萬盾，為什麼這10萬盾現金支票來了卻拒付，撕破我的面子，損壞我的信譽，貴行該如何賠償?”銀行經理卻心平氣和地說：“住兄，你不用急，冷靜地聽我說。你在本行的現款，是有50多萬盾，可是，當前的食糖行情，你比我清楚，你向敝行抵押的貨票，已經貶值了。細算起來，對抵之後，你欠本行的，至少在350萬盾以上，所以10萬盾現金實在無法支付，請你原諒。”黃奕住一聽，得知面臨立即破產的危險，心中一急，暈倒在地。銀行職員請來醫生搶救，待他甦醒後，送他回家。黃奕住信用動搖的訊息傳出後，使黃奕住家債主盈門。對處在此種境地的黃奕住，他的經營班子給他設計了兩條脫身之計。一是放棄爪哇，出走新加坡，退居石叻，別作經營。一是回“唐山”(祖國)。這樣，對在荷印的商務和債務，暫時不管，將來情況好轉，可以回來；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也就不了了之，別人對他奈何不了，而他在新加坡和“唐山”的產業，使他仍不失為一個富翁，還能過好生活。黃奕住對這兩條建議，思之良久，最後決定均不採納，而走另一條積極之路。他說，做生意靠信譽，做人也靠信譽。他決定力謀清償債務，保留信譽。寧願破產，決不逃賴。何況他做生意雖有冒險之舉，但總的來說，算得穩重，早已留有受挫時彌補虧損的餘地。主要困難在於近期糖款。他手中還存有糖和房產等，可用以籌款，應付近期糖款。只要能交付近期糖款，主要的難處也就度過了。於是果斷地決定將手中的存糖丟擲，將新加坡所置店屋及橡膠園股票，向黃仲涵所辦銀行押借款項，得其許可，獲得鉅額現金。黃奕住在三寶壠活動已近三十年，人們知道他無論在小事或大事中都講信用。信譽好這筆無形資產此時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一些信賴他的華僑也伸出援助之手。於是近期糖款與債務得以順利交清。在這種商情下，黃奕住仍能按期付款的訊息市面上傳出，他的信用立即回升。對於黃奕住寧可損失大批財產來保持信譽，不使對方受損的做法，使他的信譽提高了，更受人敬重了。黃奕住度過了近期付款的一關，但因整個糖市低落，問題尚未解決。包括黃仲涵的建源公司在內的華人(公司)糖商，此時都大受損失。1917年6月12日，黃仲涵的建源公司、黃奕住的日興公司及其他十多家大糖商一起在中華商會召開會議，商議如何共度難關，提出各種辦法克服困難，結果商定組織一個糖業股份公司，資本1000萬盾，除與會者股外，還公開招股。同時向荷蘭商業銀行借款以資維持，但因荷蘭商業銀行提出了苛刻的條件而未果。碰巧的是日本正金銀行這時在三寶壠開設分行，為招攬業務，樹立銀行信譽，竟主動邀黃奕住透支。不久，在印尼的荷蘭殖民地銀行以及三寶壠其他商業銀行，因資金難找出路，又想和正金銀行爭奪主顧，相繼放寬貸款期限，同意借款給黃奕住。他因平時的信譽，得到各個方面的支援，度過了這次難關。這次蔗糖大跌價，僅兩個多月時間。由於海上交通運輸情況又逐漸好轉，糖的出口量漸漸恢復，糖價突然回升，價格反較1月跌價時還高。以致1917年糖價平均為18.24盾，超過1916年為18.22盾。這是黃奕住等人沒有想到的。已經絕望的糖商卻遇到特別好的景況。首先，黃奕住在支付了近期糖款之後，手中有一批現貨，他還握有大量的遠期糖，這使他在度過兩個月的難關之後，竟又賺了一筆可觀的利潤。黃奕住見糖市行情又在上漲，乃向銀行借款數百萬盾，大宗買進，手中握有了大量蔗糖期貨。一次偶然的機會，又促使他買進大批蔗糖現貨。三寶壟火車站邊堆放蔗糖的大貨倉失火，保險公司擔心貨倉中及車站旁臨時棚裡殘存的糖，因救火時遭到水淋而溶化，便緊急招標拍賣，價格先是每包3盾，無人承標。降至2.5盾，仍無人承標。黃奕住乘小汽車到糖棧視察現場時，帶著長子黃欽書。黃欽書年輕好動，喜登高，一見糖堆，便攀登而上，將近頂端時，失足下落，跌在下層糖包上。他重新向上爬，攀援時摸索糖包，無意中發覺著火的是糖堆的外圍，中下層糖仍儲存原狀，總體估計，約有60%的糖包仍是好的。下來遂將其情密告其父。黃奕住認為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是一次賺錢的好機會，即使借款買下，也是划算的，便與保險公司接觸，經過討價還價之後，以每包2盾的價格承標，全部買下了數萬包糖。原以為承標和買進的糖可以早日出售，奈何糖的行情又突然轉向疲軟，幾大糖商手中均有數十萬包存貨無法出手。黃奕住買的糖，主要是靠向銀行借的錢，負息沉重。到了1918年10月底、11月初，黃奕住手中可供週轉的資金已不多，銀行的信用透支看來不能如期歸還，當然也難再借。對於世界大戰何時能結束，海上航運何時能恢復，近期糖價是漲是跌，心中毫無把握。這次因借的款比上一年多，買進的糖也比上一年多，情況就比上一年嚴重得多。加上荷印殖民政府於1917年9月26日頒佈《戰時所得稅條例》，規定從1914年起獲利3000盾以上者須繳納30%的戰時所得稅，對於黃奕住來說，該補交的所得稅是一筆很大的金額。荷印政府於1918年反覆催他交納，他再次處於困境之中。與許春隆、葉源坪商量應付之策，三人認定，事已至此，不得已，只好以到新加坡去視察分行業務為由，暫時迴避一下。1918年11月11日，黃奕住在前往新加坡的客輪上，從收音機裡聽到德國投降並與協約國簽訂和議的訊息。密切注視世界局勢變化的黃奕住，知道世界大戰結束了，歐洲需要糖，航運也會很快恢復，糖價必然回升。他的好運來了。在這種時機裡，一天也不能耽誤。於是立即電告在三寶壟的許春隆和葉源坪，囑他們有糖價回升到所得足以償還銀行債務時，立即出售，以維持信譽，同時立即買棹返回三寶壟。他又一次絕處逢良機。歐洲的商人對時局的變化極為敏感。歐洲地區食品奇缺，居民久困於缺糖之苦，糖價昂貴。當戰爭結束的訊息一宣佈，糖商們或電告在東南亞和古巴等地的代理人，或派人前往。他們在三寶壟糖市上，爭相提價收購，行情一日數漲。從11月中旬起，糖價漲勢迅猛，且持續了一個較長的時期。到1919年5月，三寶壟的砂糖每擔賣28盾，零售每斤4角。5月以後，糖價繼續上漲。1919年全年平均為每擔(100公斤)28.4盾，1920年更猛漲到53.45盾。在糖價格如此變動的情況下，黃奕住以每包2盾承標來的數萬包糖，可以說是送給他的一筆鉅額財富。因為不僅進價極低，更重要的是承標時成交的包數，遠低於實際的數字。這麼低進價的數萬包糖，使他在市場競爭中處於特別有利的地位。他把這批承標的糖，重新包裝，稱重加足，很快銷完。在糖價跳躍式上升的日子裡，黃奕住憑著自己的財力和信譽，大批買進，大批銷出，賤買貴賣，日入數萬盾，有時則數十萬盾。從1918年11月中旬到1919年3月底的這4個多月裡，黃奕住在糖市上獲得的利潤，除還清銀行的貸款外，還剩下3750萬盾左右。與此同時，他與黃仲涵等人攜手左右三寶壟糖價，並影響新加坡和香港的糖市。在1917年和1918年糖市價格陡跌猛漲的大風浪中，黃奕住有兩次幾乎“翻船”。他之所以安全地度過迎面打來的波濤，有偶然的機遇，也有深層的原因：已有鉅額貲財，又以守信用聞於市，特別是他善於抓住千載難逢的良機。黃奕住從兩次商海沉浮中，懂得了金融業的厲害。於是，他的資本主要投向，除進口業外，又擴充套件到金融業。1918年，黃奕住在三寶壟投資保險公司。與此同時，在廈門開設黃日興銀號。在新加坡入股華僑銀行。在馬來西亞的檳榔(Pinang)和中國的廈門設立黃日興分行。贖回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在新加坡購置貨棧。黃奕住經營的業務，已形成跨商業、銀行業、保險業、房地產業、種植業等多個行業，跨中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多個國家之勢。在行業上，蔗糖出口業是其重點。在地區上，印尼的三寶壟是其大本營所在地。乘風歸故土遊子愛國心在1919年春季，黃奕住面臨一次三十五年來最重要的選擇：是當一個荷蘭籍或日本籍的華人，在國外賺大錢，還是堅持中國籍，並攜資回國，參加祖國的建設?這裡有一個義與利孰先孰後、誰輕誰重的問題。在20世紀頭20年間，在印尼，零售商幾乎完全是華人(華僑和僑生〕，在進口業和出口業中，絕大多數中間人是華僑。這些華僑一方面聯絡著內地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一方面聯絡著國際貿易商人。華僑的經濟勢力在印尼的社會中佔有重要的份量。黃奕住是印尼商界名人，握有巨資，又是僑商中的一個領袖，影響力大。他因此備受青睞，同時也因樹大招風惹來了不少麻煩。從備受青睞而言，不僅當地華僑、華人尊重他，中國政府及駐三寶壟的領事尊重他，就是當地政府的官員和荷蘭人在當地的企業主也器重他。例如，日興商行經營的僅白糖一項，或收進，或輸出，動輒萬包、數萬包，靠船運送，於是日興行成為荷蘭渣華輪船公司的大客戶。黃奕住及其家人，乃至日興商行的職員，乘該公司的船，不僅免費，還給予貴客的照顧。當地的海關，對日興商行的糖運，免予檢查一律放行。麻煩主要來自荷印殖民政府。對於在荷印的華僑商人，它既要依靠他們的資金、能力發展經濟，又對他們的財富紅眼，忌嫉。荷印殖民政府為擴大荷蘭及荷屬印尼的勢力，限制華僑勢力的擴張，對華僑實行又打又拉的政策。即一方面對華僑商人實行歧視、限制、排擠的政策，另一方面引誘、拉攏或逼迫一些華僑商人加入荷蘭國籍，成為荷蘭勢力中的一員。例如在稅收上，對華僑商人和荷蘭籍商人，實行差別稅率，規定前者按高稅率交納，後者可以享受低稅率等特權。對於經商者來說，是否荷蘭籍，稅額差別甚大。某些華僑商人為了長期少納稅款，願一次性破費(費用多的達四、五萬盾)，加入荷蘭國籍。在這件事上，荷印政府對於黃奕住這類大華商，採取拉攏勸說的態度，其官員多次表示，如果他願意加入，無須交納任何費用。其時，日本為了迅速擴張本國在印尼的經濟勢力，也拉攏在印尼的富有華僑加入日本國籍。日本駐三寶壟領事對黃奕住說，中國政府無力保護華僑，日本國勢強盛，稱雄亞洲，日本國民在南洋各地受到的待遇遠勝於華僑。若黃奕住成為日籍商人，他可以代黃奕住向荷屬印尼政府交涉減納稅款。該領事以此為餌，一再邀黃奕住掛籍日本。黃奕住是一個精明的商人，他當然清楚，對於以荷印為經營基地、以荷印的蔗糖為主要經營商品，營業額和資本如此巨大的他來說，改變國籍，意味著可以少支出很多錢，可以享受特權，從而在竟爭中處於更有利的地位，這又意味著一筆大收入。不僅如此，他在東南亞三十多年的所見所聞，知道華僑在東南亞致富者不少，若不入殖民國國籍、依仗殖民者勢力，總是難以長期立足的。由於受制於人，在致富時雖然似乎備受尊重，但隨時可能受人算計，遭人打擊，長袖富賈頃刻間也會傾家蕩產。黃奕住深知是否加入居留地國籍的經濟利害關係。可是，每當荷印政府或日本領事提及此事時，他都婉言謝絕，從來沒有猶豫過。對某些人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他卻予以拒絕，原因在於他以做中國人為榮，不見利忘義。他的義就是對祖國的熱愛。許多印尼華僑因此盛讚黃奕住有骨氣，是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荷印政府官員和日本駐三寶壟領事動員黃奕住改變國籍之舉動，促使黃奕住思考最終的歸宿問題。他想，自己從一個身無分文的飄洋謀生的窮漢，刻苦經營，幾經風險，終成鉅富，深深體會到“創業維艱”之含意；環顧海外的環境，不得不為“守成匪易”而擔心。他在籌謀新的一?步。形勢的發展也令他面臨新的抉擇。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後，荷印殖民政府下令停收所得稅等稅目。1917年和1918年，因海運船隻大減，印尼的某些產品有時運不出去，影響農業生產與工商企業盈利。荷蘭殖民政府為了刺激工商業，又停收一些稅目。1917年，荷蘭政府國庫空虛，財政拮据，需款亟急，指示荷印政府開闢財源。荷印政府於1917年9月26日製定《關於戰時所得稅條例》，規定從1914年起獲利3000盾以上者，必須繳納30%的戰時所得稅。這使商人叫苦連天。因為他們在大戰期間所賺到的錢大多數已都派了用場，所以不少華人的商號都因還不起稅務而破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荷蘭印尼政府命令華商企業補交1914年至1918年共5年的所得稅以及其他戰時停徵收的稅款。稅率之高，本已令人瞠目，又以累計方法計徵，據此，黃奕住應補交各項稅款共達1500餘萬盾。這約佔他當時全部資產3750萬盾的42%。對於在戰時5年中已遵章完納稅款的黃奕住等華僑商人來說，荷印政府的這種節外生枝的措施，純屬無端脅迫，是明目張膽地掠奪華僑工商企業家的財產。其用意在於打擊、排擠華僑的經濟勢力，逼使倔強的黃奕住等就範，增強荷蘭在印尼的統治基礎。荷蘭殖民政府在用這種手段威逼的同時，又派官員誘勸黃奕住加入荷蘭籍。日本駐三寶壟領事也加緊勸他掛籍日本的活動。對於荷蘭人與日本人的這種做法，黃奕住“深為恥之”，再次謝絕。在義與利相矛盾時，黃奕住以義為上。他下了決心既不入荷蘭籍，也不掛日本籍。黃奕住從荷印政府這次無理增稅，公開劫奪華僑財富的親歷事件，以及大批華僑前輩的經厲中，認識到祖國不富強，便不能保護華僑的正當權益。華僑在海外寄人籬下，苦心經營、節衣縮食，積累下一點資產，殖民政府只要頒佈一紙法令，再大的公司可以立即陷於困境，再多的個人資產可以頃刻間化為外國政府府庫之財。在海外，若要堅持做一箇中國人，不入外國籍，發財自不易，守財則更難。以國外為經營基地，終非長久之策。與其在國外喪財受氣，不如在有生之年，攜資回國，興辦實業，服務桑梓。為祖國經濟建設和家鄉民生貢獻力量，於己、於家、於國，都有好處。他說“吾為中華民國的國民，安能忍辱受人苛禁，託人宇下，隸人國籍乎?”“念吾僑民苦異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富強，徒坐擁浮貲，非丈夫也”。這大丈夫錚錚之言，海外赤子願為祖國興旺發達效力的一片忠誠，可永垂後世。黃奕住在印尼遭受荷蘭殖民政府的歧視、排擠、勒索。他經濟上難求發展，精神上忍辱屈從，政治上更無地位可言。他痛恨殖民主義者，赤子思歸，以儲存中華民族的自尊心。與此同時，在中國有一股召喚他回來的難以抗拒的力量。清政府孱弱，對華僑長期採取不管的政策，使華僑在國外的地位低下。在印尼，荷印殖民政府將居於爪哇的居民，分為荷蘭人、歐美人、日本人、土著和華僑等幾個等級。把華僑壓在社會的最底層。黃奕住期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他痛恨清朝廷，積極資助孫中山創辦的同盟會。清政府被推翻，新的國家的建立，這件事激起他建設富強祖國的深切厚望。他想為中國的建設，為祖國的富強出一份力量。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的歷屆政府，已懂得華橋是國家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對華僑採取撫慰和鼓勵投資國內文教事業的政策，給予回國辦企業的華僑以經濟方面的優惠和政治社會地位方面的殊榮，投資環境大有改善。1919年，正是中國私人工商業發展的黃金年代，投資領域廣闊，利潤率甚高，吸引了大批僑資流回祖國。1919年春節之後，黃奕住下定了回國的決心，併為回國作準備。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在印尼的產業的處理。他將日興行另行註冊，改由三兒子黃浴沂任總經理，長子黃欽書等任各分行經理，繼續經營；不動產房屋，則分別劃歸其在爪哇的妻子蔡韁娘和女婿許春隆接管。將大批流動資金經各種渠道匯回國內。當一切準備工作完成之後，他懷著“業成返國”的心情，乘輪迴鄉。1919年4月5日，黃奕住離開印尼的三寶壟，踏上歸國之途。29日到達廈門，定居鼓浪嶼。三十五年前從廈門動身出國時，他是一個貧困的、走投無路的青年農民，前途渺茫，心事惶恐。現在，他是腰纏數千萬，想回國辦點大事，光宗耀祖，躊躇滿志。這正如蘇大山在《黃奕住先生墓誌銘》中寫的：“君真健者今人豪，但憑七尺涉波濤，金豆摭拾充囊橐，乘風長謠歸故國”。黃奕住回到祖國，給祖國一份重要的見面禮是把他在國外資產的大部分轉移到國內來。這在擁貲千萬、國外有經營基地的華僑中，是極為罕見的。黃奕住帶回國的錢有多少，當時人們猜測紛紜，沒有一個人可以摸得到底細，後人的各種記載亦不一致。最低數字是2300萬美元，摺合中國白銀1600餘萬至1700萬兩。最高的數字是3000萬盾，閤中國銀幣6000餘萬元。到底是多少，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還是說不準確。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他帶回國款額之巨，為華僑中前所未有的。“黃奕住是近代華僑投資國內企業的最大的實業家。”在這一點上，所有研究近代華僑史的學者意見是一致的。第二，黃奕住將資金匯回國內，是一個長達近十年的過程。1919年，他的資本大部分留在印尼，一部分留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分行，以及投資於銀行、房地產業，一部分匯至美國，準備以後轉匯回中國，只有一部分轉回國內(包括香港)。待他在國內立定腳跟，事業逐個興辦之後，他再根據這些事業所需資金的數額，逐步將在國外的部分資金，主要是匯至美國的錢和在印尼的本與利匯回國內，同時收縮在印尼的經營規模。根據他在回國後頭7年即1919年至1925年在國內的投資非營業性支出與收益情況估計，他從國外轉回國內的資金大約在2000萬元左右。黃奕住1919年4月5日離開三寶壟後，該地的糖價進一步上漲。5月，蔗糖每擔28盾，零售每斤4角。6月底，後者漲至6角。隨後繼續上升。人們說，當時是經營糖業的黃金時代，從事這一行業的人在年終都獲得厚利。有些業主成了富翁。糖價全年價格平均為28.40盾。黃奕住在此之前購進的大批遠期蔗糖，坐獲大利。他1919年三寶壟日興有限公司獲利1600萬盾。進入1920年，食糖供不應求，以至三寶壟這個糖的產地與集散地，對居民也實行定量供應。糖價飛漲。1920年1月下旬，隨著砂糖漲價，亞連糖價也跟著上漲為每斤6角。4月糖價一時升到最高點。直到5月，才出現糖價下降的兆頭。從全年平均計算，1920年的糖價為52.45盾，比1919年上升84%。三寶壟日興公司這年仍得巨利。1920年年底，三寶壟地區所有商品的價格都大幅度下降。黃奕住令其在印尼的子婿與夥計見好即收，有計劃地縮小業務範圍。抽調資金約合美金二千數百萬元匯回國內，逐步結束了棉蘭、巨港、北加浪等地的分行及辦事處；黃欽書、黃浴沂等先後回國；另設德豐號代其管理留在印尼的財產與業務，由女婿許春隆管理。1921年，糖價又跌。三寶壟日興公司轉為虧本。到1922年底，三寶壟的商業進入全面蕭條。荷印政府還向日興公司追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稅款1500萬盾。1922年“壟日興”已是經營虧本，荷印政府仍要抽該年稅款165萬盾。1926年7月4日，黃奕住為荷蘭政府抽稅事，委律師到八打威起訴，判決後仍須納稅11萬盾。他嘆到：“處於殖民地勢力範圍之下，亦無如之何矣!”1927年5月，荷政府強迫交稅16.5萬盾。1927年7月28日，又被迫交荷印政府稅款16.5萬盾。由於受到殖民政府如此這般的無端苛勒，使黃奕住在印尼的商業幾乎無法經營下去，但他並未下決心結束在印尼的經濟活動。他成立獨資的海原產業公司(註冊股份2000股，價值200萬盾)，繼續保留在三寶壟的因知西雷保險公司價值12500盾的股份。在香港、新加坡、八打威、北加浪、三寶壟等地都辦有企業，在泗水有日興棧及新棧房。在昆郎沙裡，購買有面積達數十萬方的地段。這些地段棧房等不動產與動產，是黃奕住留在印尼的財產的一部分。1919年黃奕住從印尼回國定居，既不是想要結束在印尼的事業，更不標誌著海外事業的結束。他從印尼回到中國，只不過是把大本營從異鄉搬回祖國，將根基紮在鄉土之中。黃奕住攜資回國的決定是很正確的。只要與另一糖王黃仲涵的遭遇對比一下便見分曉。在印尼的華僑中，直到1919年黃奕住回國時，黃仲涵的資本比黃奕住多得多，根基比黃奕住深得多。“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黃仲涵總資本超過4億元銀元。擁有機械化大糖廠9所。其總資產，最盛時約達13億至16億荷盾，成為當時世界聞名的‘東方糖王’和‘東亞首富’，在世界大富翁之中排行第13位。”荷印殖民政府鑑於他的經濟勢力，在華僑中的地位和作用，先授給他甲必丹官職，1890年又授給瑪腰榮譽銜，加以拉攏。黃仲涵建源貿易有限公司的興盛，早已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垂涎。從1917年9月，荷印政府頒佈戰時所得稅條例起，至1921年荷印政府要黃仲涵繳納“戰時所得稅”及“雙重收入稅”3500萬盾，這對黃仲涵和建源公司是個沉重的打擊。黃仲涵用重金收買了政府的帳簿管理人員，把他的帳本偷出來匿在外地，使政府查不出他的真正收入數字，同時，繳納200萬盾所得稅。以後，荷印當局企圖用徵稅辦法扼殺建源有限公司不成，又提出要以2000萬盾收購他的所有企業。他嚴正拒絕，憤然移居新加坡。1924年7月客死其地，終年僅58歲。在此期間，回國定居的黃奕住，經濟事業蒸蒸日上，鴻圖漸展，社會地位方面為各界所重，政府屢予獎賞。1919年，即回國的當年，大總統黎元洪因其在國外捐資辦華僑學校，贈以“勸教敬學”匾額。1920年，黎元洪因其捐款3萬賑濟華北旱災，照例題贈“急公好義”匾額一方。1921年1月23日，新任大總統徐世昌亦因此事頒發給他二等大綬嘉禾章，4月晉獎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黃仲涵比黃奕住大2歲，曾與黃奕住計議過回國投資，在福建興修鐵路。因過早去世，其志願未能實現。黃奕住1928年1月14日在彭吉林(Pengling)黃仲涵墓前“欷虛嘆息而感慨系之”時，其感慨中不能不包括兩人分手後前途不同的強烈對比。1931年秋，日本軍國主義者冒天下之大不韙，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等地。廣大海外僑胞對此侵略行徑進行了強烈譴責，並紛紛組織各種救國抗日團體，捐助支援祖國抗日事業。中國航空建設協會曾發起獻機運動。黃奕住當時正在菲律賓巡視業務，得訊後立即捐贈5萬元。此外，他還作了不少其他捐獻。1937年7月7日，中國全面抗戰爆發，由於國民黨政府採取消極抵抗政策，日本侵略軍不斷吞食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有人曾勸黃奕住加入外國籍，以保全生命及財產，遭到黃奕住堅決拒絕。他表示：“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吾無意時髦。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岳飛‘還我河山’，血紅四字，精誠威嚴，墨舞心聲，流芳千古。”黃奕住這種愛國的拳拳赤子之心，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體現，值得人們學習和敬仰。創辦銀行，活躍金融市場，振興實業黃奕住在印尼三十餘年的經濟活動中，深刻體會銀行的地位與作用，以及建立華資銀行的重要意義。在歸國前，1919年他在新加坡投資華僑銀行40萬元叻幣。在馬尼拉與菲律賓愛國華僑李清泉、薛敏老等倡組中興銀行，認股100萬元，佔該行實繳資本的50%。歸國後，1920年他除於4月8日在廈門開設黃日興銀莊外，於6月1日入股創辦廈門商業銀行。1921年6月5日在上海成立中南銀行。該行預定招股2000萬元，第一期繳足資本500萬元，黃奕住認股350萬元，佔75%。在中南銀行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上，黃奕住當選為董事長。1924年，中南銀行增資至750萬元，黃奕住入股500餘萬，佔資本額75%。中南銀行資金雄厚，分行通設天津、廈門、漢口、廣州、南京、蘇州、杭州及香港等地，在北京設辦事處。該行在1921年獲得發行鈔票權，與當時有發鈔權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鼎足而立。這在當時私人資本銀行中是絕無僅有的。為了使發行的鈔票為社會承認和信賴，中南銀行與鹽業、金城、大陸等三家銀行，共同組四行準備庫，專為保管、準備現金，發行中南銀行鈔票，共同負責發行鈔票的責任。設四行聯合事務於上海。在金融界這四所銀行有“北四行”之稱。中南銀行還積極投資支援國內各項實業，其範圍包括對外貿易、商業、工業、金融、農業、漁業等。其中對工業的投資與貸款尤為顯著，主要的有上海溥益(後改名新裕紡織公司)、隆茂、民生、海門大生三廠，天津裕元、北洋第一紗廠、恆源等7家紗廠，上海德豐毛紡織公司，上海益中福記機器磁電公司、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上海誠孚工廠、廣州礦務公司、南京肥皂公司、民生實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菸草公司等。這些投資，扶助和發展了民族工業，推動了全國特別是行址所在地社會經濟的發展。黃奕住熱愛祖國，以作中國人為驕傲，無論是外國政府的威逼利誘，或是朋友的勸導，他都嚴詞拒絕或婉言謝絕，堅決不加入外國籍。在印尼時他拒絕加入荷蘭籍或日本籍，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侵略軍蠶吞中國領土，侵略鋒芒逼近廈門，有人勸他加人外國籍，求外國庇護，以免生命財產受損失。他回答：“絕不加入外國籍，依賴外人。……共赴國難，何懼之有。”儘管這時他已患病，行動不便，但在廈門淪陷前夕還是放棄在廈鼓苦心經營的舒適豪華的別墅，局居上海，以避日軍和漢奸的騷擾。在上海期間，他關心時事，為國難擔優。可惜這位愛國老人未能親眼看到抗日戰爭勝利，在1945年6月15日病逝於上海，終年76歲。黃奕住這種一生堅持中國國籍，與國家共患難的愛國之心，受到人們的敬仰。他熱愛祖國熱愛家鄉的精神，永遠值得後人學習與紀念!為紀念孫中山與增進地方福利，由華僑林文慶(廈門大學校長)和黃奕住向海內外募款在廈門創辦中山醫院，1933年建成開業，為貧苦病人免費施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