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友誼商店成立

在56年前的今天，1964年12月1日(農曆1964年10月28日)，北京友誼商店成立。友誼商店是一個歷史符號，承載者是中國領導層對各國駐華外交官的超國民禮遇，友誼商店如今的黯然失色，則是中國公民的幸事，這種變化，體現了中國普通公眾地位的提高，這座四層的商業建築，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並不是在建國門外大街的，最早的友誼商店的雛形是在東交民巷的“外國友人服務部”基礎上不斷發展的，1960年百貨大樓成立了“出國人員服務部”，1962年華僑飯店的商品部基礎成立了“華僑商店”，1962年1月，外國友人服務部、出國人員服務部、華僑商店進行了整合為“北京百貨供應處”。隨之與中國建交國家不斷增加，中國的外交地位有了一定突破，建國十餘年間，第一批官僚階層的形成，北京百貨供應處成為為外國人、歸國華僑、特權的官員提供特供的地方，1964年12月1日，在周先生的特殊關懷下，北京百貨供應處正是取名“北京友誼商店”，當時的友誼商店在東華門大街25號經營。成立伊始的友誼商店是貴為“國家主人”的普通公眾不能進入的，當時能進入友誼商店大門的需要持有護照、華僑證、外籍工作證(外國專家)已經達到一定層級的紅色貴族及家屬。隨之50年代末開始逐步建設第一使館區、齊家園外交公寓、60年底後期逐步建設建國門外交公寓，北京大部分外國人集中在建國門外大街區域，對外國人關懷有加的周先生決策，將友誼商店從東華門大街遷到建國門外大街，1971年至1972年是友誼商店的建設期，友誼商店新樓1973年4月1日建成開業。此時的北京友誼商店在規劃學的角度上，是一個成功的規劃設計，在七十年代，友誼商店是當時使館區的配套專案之一。1997年9月5日北京西單商場集團(原屬於西城區商業企業，後被劃歸北京市第一商業局名下市屬企業)和北京友誼商業集團按照北京市國資委的要求進行合併，組成北京西單友誼集團，西友集團組建後，新集團擁有20家下屬公司、2002年的收入達26億元、資產30億元。北京友誼商店的歷史，在我看來，不是一部光榮的歷史，儘管她自詡接待過950人次外國元首、政府首腦，但它的開業近30年不允許中國納稅人進入則是他永遠抹不去的汙點。延伸閱讀：友誼商店的故事延伸閱讀：友誼商店的故事特殊的友誼商店友誼商店在新中國的商業貿易史上是一個非常具有象徵意味的標誌。曾幾何時，能夠進入友誼商店購物幾乎等同於身份的象徵。如果能有神秘的外匯券從友誼商店裡買到諸如電視機、手錶之類的緊俏品，更足以使普通人豔羨。它是如此清高孤立———服務物件一度只限於外國人(包括海員、遊客、外交官、留學生等)，華僑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階幹部；銷售的商品是進口加特供；結算方式是外匯和各種兌換券；服務員要求會說外語，特別是英語和日語。早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的1951年5月，中央貿易部就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和瀋陽5個城市建立了高階消費品商店，為高階首長提供稀缺物資服務遂成為其中一項內容，俗稱“特供”，即享受緊俏和質優商品的特殊供應。而友誼商店同樣也是特供製度下衍生出來的一種獨特現象，只不過它更主要的是面向外國來訪者。1964年，北京友誼商店，在東華門大街25號開業。當時，友誼商店的口號就是：“市面上有的商品，我們這裡要最好；市面上缺的商品，我們必須有；外國時興的，我們也得有!”這一點都不是吹牛。當時，國內商品依然短缺，買什麼都要憑票證。友誼商店門外高豎著的鐵柵欄，對映著這家商店不一般的身份和門檻。一到開店時分，工作人員手裡晃著鑰匙，剛開啟鐵柵欄，排在外面的顧客就立刻蜂擁而入。在友誼商店的歷史上，從來不缺國家中外高階領導人的身影。北京友誼商店就是在周恩來等人的批示下成立起來的。錢其琛、阿沛阿旺晉美等領導都曾到友誼商場參觀、視察。美國總統尼克松、伊朗公主、丹麥國王、西哈努克親王等等外國政要，都曾是友誼商店的顧客。友誼商店的任務作為社會主義物資供應短缺時代的特殊產物，友誼商店從存在伊始就被賦予了為國家爭取更多外匯的經濟任務。但政治宣傳的意義卻顯得更為重要。以上海友誼商店為例，1957年10月，上海海員俱樂部在其上報的《關於對籌設中的友誼商店的看法》中認為，不應當使人感到友誼商店是純商業性機構，而應“使國際海員感覺到，特別是在外國船上的中國海員感覺到我們黨及國家、工會對他們的關懷。”因而要避免“將爭取外匯的目的性露骨地暴露出來。”1959年的國慶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週年的到來而顯得意義非凡。新生的政權亟需向外界展示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所取得的驚人成績，因而有大批外賓應邀來華訪問。友誼商店理所當然的是承擔外賓接待工作的重點部門。在上海市百貨公司的報告中可以看到，友誼商店為完成這項“光榮而艱鉅的政治任務”，要求確保對外賓供應，停止外貿出口商品、市場供應緊張商品和計劃供應商品的對內供應。同時在服務態度、商品陳列擺放、環境衛生、保衛工作等等方面都進行了極為周密的安排。甚至建議國慶期間停止對上海市民開放營業，專門招待外賓。從實際情況來看，上海友誼商店在首次承擔的大規模接待任務中為取得理想的政治宣傳效果的確下了一番氣力:“保加利亞代表團團長的手錶帶壞了，兩小時就照原樣配好；阿爾巴尼亞朋友要買蛇皮鞋，友誼商店沒有，硬是走街串巷一家家鞋店去找來。西哈努克也去了，並親口致謝:‘你們在不到24小時內，為我趕製了5套考究的服裝，這樣快的速度，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至少在東道主看來，這些做法都是關乎國家形象的友好舉動，況且琳琅滿目的商品足以向外賓們證明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的富足，因此似乎沒有人去關心在這背後所產生的經濟成本。當然，作為頭頂政治光環的計劃經濟產物，顯然不能簡單地用盈利性商業機構的標準來衡量友誼商店，而從以後的情況來看，關於友誼商店本身政治宣傳和賺取利潤的定位也始終模糊不清。雖然總則中明確規定只限對外賓開放，但長期以來，友誼商店向各級領導、出國訪問人員以及在遠洋貨輪上工作的中方海員提供特殊服務卻是不爭的事實。即便是在三年困難時期，在友誼商店下屬的各賣品部裡，還是經常有高階幹部光顧。特別是一些當時的緊俏商品如手錶、呢絨等絕大部分都是被內賓(主要是幹部)購去。友誼商店裡的服務員作為國家“門臉”的友誼商店，對服務員的要求也不馬虎。因為服務物件都是外賓，服務員被要求會說外語，特別是英語和日語，服務意識強。在友誼商店工作，紀律也是非常嚴格的。以廣州的友誼商店為例，除本店員工外，任何人不得進入。當時有一員工的原上司(時任師長)探訪下屬，該員工沒徵得領導同意(當時不在場)就帶著上司隨便在店裡轉了一圈，事後領導把這個員工狠狠地罵了一頓。另外員工的著裝也很嚴格，必須穿白色的工作服，由單位統一免費收洗。一位北京籍的張姓靚女，上班時穿的衣服稍有潮流感，數天後被調離單位了。到了“文革”期間，由於中國外交環境的全面惡化，以私人身份跟隨旅行團來華訪問的外國人大幅減少是不可避免的，相比之下只有少數政府層面的代表團能夠有機會再次踏入友誼商店的大門。這一時期對營業員更多地是要求政治素質過硬、根正苗紅而非業務純熟及服務意識強。不僅在友誼商店，很多和外賓打交道的機構都普遍發生不和諧的小插曲，連要不要擦皮鞋、要不要接受小費都成了問題。在友誼商店裡，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時任柬埔寨軍需軍備大臣、民族統一陣線北京委員會主席的楊森安將軍來做襯衣，營業員就站在櫃檯裡面量尺碼，還責怪外賓姿勢站得不對。而日本外賓林美由子希望營業員將商品上的灰塵擦一下，卻被置之不理。但由於是“鐵飯碗”的緣故，即便被外賓多次投訴，也沒引起太大改變。1971年爆發了轟動全國的“伊朗公主事件”。在接待伊朗公主時，因接待服務工作沒做好，給外交工作帶來了負面影響，受到周總理的批評。事後，上級對廣州友誼進行了整改。陳香梅女士1986年率臺胞代表團訪問大陸之時，和朋友相約去北京市友誼商店購買商品，但是在購物過程中受到了服務員非常敷衍和傲慢的對待。陳香梅在她的自傳中這樣回憶到:“我選擇了北京的友誼商店。只有一位朋友和我兩人一同去了友誼商店。首先我要買幾件毛線衣送給釣魚臺的女服務員。(友誼商店的)櫃檯小姐都在嗑瓜子，聊天，看見顧客來就像看不見，一副愛理不理的後孃臉孔。……服務員端的是鐵飯碗，沒有人敢糾正他們，總之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我想這種態度如何和資本主義的市場去競爭。”這種“僵化”又“冷漠”的服務態度真是計劃經濟時代國營商店的通病和活標本!走下神壇的友誼商店在計劃經濟時代，友誼商店是外國人聊以自慰的地方。那時候他們在這裡可以買到其他地方買不到的進口紅酒、鞋子以及食品。而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友誼商店則是外交官和外國人享受特權的象徵，因為很多年以來友誼商店的大門對老百姓是關閉的。這間“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商店對於很多人來說具有特別的意義。出入友誼商店是一種身份的象徵，而憑藉外匯券購買到一些緊俏貨則是人們炫耀的資本，對訪華的各國領導人來說，逛一逛友誼商店幾乎是他們來華的“保留曲目”。大概是在上世紀90年代前後，或者是在外匯券停止使用的時候，普通中國人終於可以進入友誼商店。據資料記載，到了1991年中國經濟的開放程度大大提高，北京友誼商店似乎在一夜之間被突破的最後防線，完成了對中國人的“完全開放”。到了21世紀，由於各種大型商場如雨後春筍般的湧入中國市場，友誼商店再也不是從前的香餑餑。現在的友誼商店雖然還有著“友誼”的名號，但早已不復從前的輝煌。裝潢老氣、貨品陳舊、價格偏高、服務態度冷淡，是被詬病最多的問題，面臨著或關閉或被收購的命運。參考資料：李治《友誼商店的故事》、劉曉晨《“友誼”背後的困境:計劃經濟時代上海友誼商店考察》、大洋新聞《昔日的廣州友誼商店》、新華網《友誼商店：珍貴記憶》從神壇走下來，60多年來，友誼商店不僅折射了一家商店如何從“特殊”變成“普通”，更反映了一個國家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