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宗師”鄧起東逝世
2018年11月6日(農曆2018年9月29日),“地震宗師”鄧起東逝世。鄧起東先生遺囑的第一句話是“希望地質所越來越興旺”。寫到“興旺”兩字的時候,他已經不記得這兩個字該怎麼寫了,女兒忍不住,說“爸爸,寫不動就別寫了。”而關於自己的財產、房產,鄧起東一字未提。鄧起東我國著名構造地質學家和地震地質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鄧起東先生,因病於2018年11月6日23時22分在北京301醫院逝世,享年80歲。“學霸”笑團團的一張臉,扁圓的鼻子上架著一副方框眼鏡,左手有些不方便,常常微微彎曲著,一口湖南味道的普通話,夏天一件淺色襯衣、冬天一件黑色外套,再加一頂棕色的小禮帽——這是很多人記憶中對鄧起東的印象。這位院士常側著身子笑眯眯地向人揮手打招呼,說聲“你好”。1938年,鄧起東出生於出生於湖南雙峰。上世紀50年代中期,鄧起東在湖南長沙讀中學。一天,戴著眼鏡的地理老師用粉筆在黑板上畫出幾個圖形,介紹著褶皺、斷裂的成因,對大自然感興趣的鄧起東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高中三年的地理課外小組活動後,1956年,鄧起東報考了中南礦冶學院地質專業,從此與地質結緣。幾年的學習很快過去了。1961年,鄧起東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在地質學家張文佑教授的領導下學習做科學研究工作。那時候,一家人都為他高興,現在家裡還有當年專門拍攝的一張全家福,照片上寫著“送起東上北京”。鄧起東是“學霸”,思路敏捷,過目不忘,考試永遠都是第一。女兒鄧海鴻唸書時,遇到學習上的困難,疑惑地問父親,“為什麼學習這麼難?您告訴我怎麼辦?”鄧起東也很疑惑,“學習有什麼難的?考第一不是很簡單的事嗎?”鄧海鴻很無奈。“可能我爸就適合搞學術吧,天生如此。”“學霸”創造過多個第一——親手繪製的第一張國家批准使用的地震烈度區劃圖、第一張全國地震構造圖、第一張大比例尺活動斷裂地質圖……在地質界人士看來,鄧起東是“中國當代地震地質和活動構造學研究的主要帶頭人之一”,我國現在地震地質和活動構造研究水平能和外國人站在同一條線上,就跟鄧起東的導向作用有關。能讓中國地震地質學研究和外國並駕齊驅,是一位老人幾十年的堅持。“我小時候啊,基本沒怎麼見過我爸。”70年代,一家五口——夫妻倆和兩個孩子、一位老人擠在一間17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屋裡除了床和書本之外,就只有一張兼作讀書和吃飯兩用的小桌。半夜時分,女兒常常迷迷糊糊醒來,總能看到桌前煙霧繚繞,一個伏案工作的背影一動不動——父親總是工作到深夜,是女兒的童年記憶。這個背影,當時正在忙著編制一張重要的地圖——全國地震烈度區劃圖。地震區劃圖是用於抗震設防的地震區劃圖,如果沒有這張圖,每一個大中型工程,都要去當地一一考察,費用高昂。1970年國家地震局成立後,決定編制一張全國地震烈度區劃圖。當時,鄧起東被任命為組長主持工作。當時最大的困難是,在“文革”時期,全國各地的地震資料沒有系統,很零散;野外調查還常常遇到各派別的阻撓。在這樣的條件下,鄧起東硬是帶領同事們確定了適合中國的一套地震區劃方法。1977年,他們成功了。國家正式批准把這張圖作為全國抗震工程和經濟建設應用的必備圖,並在一年後榮獲全國科技大會頒發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在汶川震區向老人致歉對一位80歲的院士來說,所獲得的榮譽太多了。榮譽加身,卻依然有遺憾。作為地震地質學家,大地震的發生總會挑起他們最敏感的神經——海城、唐山、汶川,這三個地方,是新中國地震史上三個最刻骨銘心的節點。這三個地方,鄧起東都在第一時間踏足。1975年2月4日0點30分,遼寧省地震辦公室做出了地震預測,並向全省釋出預報。寒冬臘月,民兵們逐家上門把不願出門的老人們背了出來。果然,當晚7時36分,海城、營口縣一帶發生了7.3級強震,由於提前準備,無較大人員傷亡。第一次準確預測到如此嚴重的地震,鄧起東和同事們都感到十分欣喜,看來地震是可以被準確預報的。然而,第二年的唐山大地震突然襲來,毫無預兆,讓他們從大喜墜至大悲;32年後,這種錐心之痛再次降臨。汶川大地震來了,並沒有遵循學界認可的規律,也沒有出現學界認可的前兆。地震後不久,鄧起東剛從加拿大回國,顧不得休息,便立刻趕往震區。隨行的學生安豔芬回憶,當時北川已經被封鎖了,現場慘狀令人“衝擊巨大”。廢墟中安靜異常,偶爾從瓦礫中跳出來倖存的幾隻家貓家狗,學生們覺得好玩,鄧起東一直沉默異常。在震區路邊,鄧起東遇到一位老人,得知他們是從北京來的地震專家,老人遺憾地說:“你們要是早來一天提醒我們,我們的傷亡也不會這麼大。”聽聞此言,鄧起東眼睛一酸,幾近落淚:“老人家,我們也確實不知道會有這麼大的地震,實在是我們無能,對不起。”對於地震工作者來說,面對每一次強震的束手無策,都是一場煎熬。此後幾年,鄧起東五次到震區進行研究,這個時候,他已經是七十幾歲的老人了。“鄧老師做了一輩子地震研究,最希望的是能減輕地震帶給人們的傷害,面對大地震,他的遺憾和普通人的遺憾不一樣。”安豔芬說。不像遺囑的“遺囑”中國地震局地殼應力研究所所長徐錫偉也是鄧起東的學生,他回憶,老師年輕的時候有雄心,“想要做出準確的地震預測。”現在看來,短期內,全世界都無法解決這一難題。鄧起東曾跟女兒說過,他相信,這件事兒總有一天會解決的,不過自己看不到了。常年野外奔波、加班加點的生活,讓他的身體極度透支。47歲時,鄧起東得了腦血栓,送往醫院時,醫生悄悄地對揹著他的同事說:“小心,他隨時都有可能死在你的背上!”;56歲,又患上心臟病,躺了18天,做造影時還發生了嚴重抽搐,四個人死死按住他的胳膊和兩腿,抽搐才漸漸停止;1997年1月,確診為腎癌,左腎被切除;今年6月,又診斷出來尿路上皮癌,一直住院。直到今年住院之前,這位80歲的老人,每天準時上班,週六日還時常加班。“他的身體就是被工作累垮的,要是我早知道會這樣,我一定會攔著他的。”鄧海鴻想起了父親去世前寫的一份遺囑。11月的一天,在ccu(心內科重症加強護理病房)的病床上,鄧起東坐起來,向女兒要來一張紙、一支筆,寫下了“遺囑”兩個字。女兒有點吃驚,等著父親繼續落筆。接著,遺囑的第一句話是“希望地質所越來越興旺”。寫到“興旺”兩字的時候,老人已經不記得這兩個字該怎麼寫了,女兒忍不住,說“爸爸,寫不動就別寫了。”而關於自己的財產、房產,鄧起東一字未提。他的學生楊曉平說,老一輩科學家的性格都是這樣,工作第一,其他的都在之後。這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地方。“這棟樓裡好多老先生都是這樣,也許,對家庭是有虧欠的。”楊曉平也在研究所工作,他和鄧起東的辦公室咫尺之遙,說這話時,他敲了敲手邊的地圖。“那哪是遺囑啊,他就是太愛他的工作了,甚至超過生命,我真的不能理解。”鄧海鴻聲音哽咽,頭搖著說不下去。但在鄧起東住院後,也曾向女兒提起,普通但多姿多彩的生活,也挺好。“以前從沒聽他說過。”饞嘴的金庸迷因為身體不好,鄧起東在飲食上有許多忌口。中國地震局地質研究所研究員姚琪回憶,饞了許久後,偶爾能吃點禁令單上的食物,老師都開心得像個孩子。鄧起東是湖南人,喜歡吃紅燒肉。有一次,鄧起東發現會議盒飯裡有紅燒肉,開心地吃了一塊,夾起第二塊後卻滿臉糾結:“老婆管得嚴,到底吃不吃?”姚琪回憶,對當時還未結婚的自己來說,鄧老師的糾結簡直就是在變相秀恩愛;還有一次,姚琪帶了不含糖的純黑巧克力到辦公室。一看到巧克力,鄧起東眼睛發亮,美滋滋地說:“今天可以吃巧克力了。”接過巧克力,嚐了一口後,皺起眉頭:“一點甜味都沒有,這哪是巧克力啊。”失望之色溢於言表。鄧起東還喜歡文學,他曾跟女兒說過,要是自己不做地質研究,一定是個優秀的文學家。這位一直忙忙碌碌的老先生,唯一和文學扯得上邊的,是愛看金庸小說。他的學生楊曉平說,老師有段時間著迷金庸小說,還和他討論小說裡的角色,究竟誰的武功更厲害。不過,雖然家裡買齊了全套金庸小說,但這麼多年來,鄧起東卻只看完了《倚天屠龍記》這一部。年輕時太忙,沒時間;年紀大了,在病床上卻再也沒有精力了。金庸去世那天,鄧起東在醫院聽到這個新聞。他當時臉色肅穆,一言不發。6天后,鄧起東在搶救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