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病逝

2015年10月9日(農曆2015年8月27日)，“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病逝享年102歲。杜潤生先生從多處獲悉，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先生2015年10月9日6點20分於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杜潤生，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縣人，1934年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文史系。他是中國共產黨內最資深的農村問題專家之一，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參與者和親歷者，被譽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他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他多次向中央諫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檔案”，對於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先後任國家農業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沒有山頭卻門生眾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當時吸引和聚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曾長期在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過的王岐山、陳錫文、杜鷹、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強、張木生、溫鐵軍等自不必說，1982年，習近平去河北省正定當縣委副書記、劉源到河南新鄉當副縣長、翁永曦到安徽鳳陽掛職，都面臨著農業、農村、農民諸多現實問題的困擾，也都得到過杜老熱情耐心的指點和幫助。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劉鶴，當年到美國留學，也是杜老寫的推薦信。“在我看來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門生，不知道他們認不認，反正我瞭解的歷史是這樣。”翁永曦如此表示。2013年，杜潤生獲頒鳳凰網與鳳凰衛視聯合舉辦的“2013鳳凰財經峰會”改革動力獎?特別緻敬獎，頒獎詞：他志存高遠，弱冠投筆從戎，為理想獻身革命百年；他不計榮辱，古稀之年復出，為八億農民謀地權；他不拘一格，簡拔青年才俊，“九號院”內培養改革生力軍；他勤學習、幹實事、講效果，力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包產到戶正名、為農村改革開山。桃李滿園續改革、鞠躬盡瘁潤蒼生。2013改革動力特別緻敬，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百歲老人杜潤生。延伸閱讀: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起草五個"一號檔案"延伸閱讀: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起草五個"一號檔案"他的名字是與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場戰役---農村包產到戶聯絡在一起的，他所主持起草的“75號檔案”和五個“一號檔案”，為飽受爭議的包產到戶提供了法律保障，使中國農村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30多年後的今天，這位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農業程序的老人，尤其不該被人們遺忘，他就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幕後推手之一的杜潤生。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國改革的起點是以包產到戶為標誌的農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層爭論異常激烈。在勢不兩立的政治氣氛下，杜潤生試探性地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應允。事後有人總結，正是農民的“闖一闖”，杜潤生的“試一試”和鄧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這個偉大的變革。一早在上世紀50年代，杜潤生的命運就與農村土地制度變革緊緊聯絡在了一起。1950年初，中央決定召開全會，土地問題是議題之一。為了起草土改報告，杜潤生兩次被召到北京。在香山雙清別墅，杜潤生見到了毛澤東，這是他在解放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杜潤生關於土改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後來杜潤生又提出土改應分三個階段進行，對此，毛主席認為很有必要。杜潤生在土改中的出色表現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1953年，杜潤生擔任了剛剛成立的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一職，鄧子恢任部長。設立中央農村工作部，目的是推行以後的農業合作化。杜潤生再次受到毛澤東召見。但這一次，杜潤生的某些觀點和毛澤東的有了分歧。毛澤東對農村的改造思路是先改變所有制再發展生產力。杜潤生認為，土改之後，農民才從地主那裡獲得土地，成為自己的財產，自然要求獨立自主地經營發展。為此，鄧子恢和杜潤生都主張不要過於急躁，應該從農民小生產的特點出發，穩步推進農村經濟發展。對於這一點，毛澤東當初也是贊同的，但後來合作社的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一大二公三純”的思維模式使得當時的人們根本不顧農村的實際，造成了不應有的失誤。在這種形勢下，杜潤生將自己的一些想法透露給了陳伯達，給上面留下了一個懷疑馬克思主義的狂傲形象。不久，毛澤東不點名批評了中央農村工作部“像一個小腳女人走路”，前怕狼，後怕虎，“數不清的清規戒律”。在七屆六中全會上，鄧子恢和杜潤生受到了毛澤東的嚴厲批評。會後，中央解除了杜潤生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職務並調離農業口。從此他20年與農村經濟工作無緣。而中央農村工作部幾年後也以“十年中沒做一件好事”為由被撤銷。晚年的杜潤生回顧這段歷史時說，合作化問題，我們和毛主席表面上的分歧是速度快慢的問題，而實質卻是生產力決定論和生產關係決定論的分歧。“實踐證明，集團農莊這種模式是缺乏生命力的。將它不顧實際強行推廣，是很難避免脫離實際錯誤的。”二離開農業崗位後，杜潤生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工作崗位的變更並沒有淡化他對農村的關注和牽掛，他利用這段時間抓緊學習，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總結歷史經驗，對農村工作實現了從實踐到認識的理論昇華。杜潤生回憶說，雖然在中國科學院崗位上度過了20年光陰，但“心裡對農村問題總是念念不忘……向歷史實踐尋找答案，渴望水落石出，看出究竟”。杜潤生再次回到農業系統工作時已是1979年。“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他被開除黨籍，掃地出門。當陰霾散去，農村工作需要他時，他第一時間站到了這個崗位上。當時，新成立了國家農業委員會，杜潤生因為有農村工作經驗，被任命為副主任。雖然身心遭遇重創，平反後的他只是感慨浪費了10年時間，然後就只爭朝夕地工作著，爭取為黨多做一份貢獻。杜潤生說，初回農委工作時，有同志好言相勸，要緊跟黨中央，接受鄧子恢的教訓，不要再提倡搞包產到戶。但是當時也有另外一種聲音，有些同志認為，包產到戶勢在必行，只是個時間問題。這讓杜潤生堅信，自1956年以來，曾經三起三落，“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包產到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間農村工作中不可迴避的爭議所在。那時在中央高層中，包產到戶依然是一個很敏感的有爭議的話題。華國鋒、李先念和農委主任王任重態度鮮明地反對包產到戶，而胡耀邦和鄧小平對這一問題也沒有明確表態。杜潤生努力的作用在這個時候開始彰顯了。他首先支援萬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動。1980年，在中央長期規劃會議上，他提出先在貧困地區試行包產到戶的構想。他說，“貧困地區要調那麼多糧食救濟，交通又不便利，靠農民長途背運，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國家耗費很大，農民所得不多。建議在貧困地區搞包產到戶，讓農民自己包生產、包肚子，這樣兩頭有利。”這個建言得到時任副總理姚依林的支援，隨後鄧小平也終於發話表示贊同。在另一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讚揚了安徽肥西縣的包產到戶和鳳陽的大包乾。不過接下來的發展並不順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很多人對包產到戶的提法不明確支援，甚至還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會議一時間無法繼續。杜潤生、胡耀邦、萬里商量對策，杜潤生巧妙地斟酌措詞改寫檔案，最終形成後來著名的1980年75號檔案，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檔案指出，對貧困地區來說，包產到戶是一種必要措施。這個檔案打破了多年來形成的包產到戶等於資本主義復辟的僵化觀念，向前邁進了一步。該檔案雖然距今天已經遙遠，但它在當時中國農村產生了較大的思想衝擊。應該說，75號檔案是一份承前啟後的檔案，但也是一個妥協的檔案，是大家爭論的結果。時任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在會上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我們貧困地區就是獨木橋也得過。”這成為概括當時會議氣氛的名言。當時的《人民日報》記者吳象發表的一篇題為《陽關道和獨木橋》的文章，就形象地描述了當時的那種爭議。三1981年，杜潤生在國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說，集體經濟已難以維持，最大的弊病就是把人捆死。他說，社會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貧困。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潤生率調查組分赴各省實地考察。一年後，杜潤生帶領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根據中央精神主持起草了一個重要檔案，這就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元旦這一天釋出的1982年1號檔案，即《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後來也稱為農村改革的第一個1號檔案。檔案指出：包產到戶、包乾到戶或大包乾等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是社會主義農業經濟的組成部分”。檔案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根據不同地區，不同條件自由選擇，同時宣佈長期不變。杜潤生回憶說，“這個檔案報送給中央，鄧小平看後說‘完全同意’。陳雲看後叫秘書打來電話說‘這是個好檔案，可以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擁護’。”就這樣，“一號檔案”結束了圍繞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激烈爭論。包產到戶從此成為中央決策。此後不久，胡耀邦在一次會議上說：在農村工作方面，中央每年都要搞一個戰略性檔案，下次還要排“一號”。於是此後5年，每年中央的“一號檔案”都是談農業問題。杜潤生按照中央的部署，每年年初佈置調查題目，秋季總結，醞釀，探討，冬天起草，次年年初發出。杜潤生提出的包產到戶政策得到了有力落實。1982年至1986年的五個“一號檔案”的主要精神是：正式承認包產到戶的合法性；放活農村工商業；疏通流通渠道，以競爭促發展；調整產業結構，取消統購統銷；增加農業投入，調整工農城鄉關係。後來有人稱杜潤生為黨內的改革派，有人稱他為經濟學家。但他一直在強調，自己的思想從來是在農民的自發行為、地方的選擇和歷史經驗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變化的，絕非先知先覺的“一貫正確”。熟悉這段歷史的人後來評價，在波瀾不驚中，時代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未發生任何震動，這是何等的大手筆。繼1986年“一號檔案”之後，中央1987年確定了深化農村改革的三專案標。但是杜潤生依然心存隱憂：“理論上揭示不等於實際上解決問題。中國農業的進一步改革，受制於城市國有經濟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當時我們認識到，中國的農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經用盡；如果不觸動深層結構，就很難再前進一步。正是因此，農村改革一系列‘一號檔案’的歷史使命告一段落。至今，中國農村改革並未終結，必須從全域性改革中尋找前進道路。”四“愛人民首先要愛農民”。這是杜潤生老人的至理名言。這位1913年生於山西太谷，1936年入黨，1947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秘書長的老同志，自1950年著手土地改革工作後，對中國農民最具赤子心，對處於弱勢群體的農民特別關愛。可以說，他是一個畢生都在為農民權利鼓與呼的人。1981年2月，在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成立會上，杜潤生講：“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中國的農民對我們真是太好了，從民主革命開始，他們就萬眾一心地支援共產黨。老解放區農民推著小板車支援前線，一直推到了勝利”，過了幾年，農民吃飽穿暖了，他就向鄧小平建議要恢復農民協會，“農民需要一個積極的組織承擔發言人”，這樣的話，一講就是幾十年。他總說：“我們欠農民太多。農民窮，中國窮，農民古代化，中國不可能現代化，誰要是在現代化程序中忘記農民，誰就是數典忘祖!”上世紀50年代。中組部部長安子文曾批評他：“農民觀念數你強，瞭解情況材料數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方向。”即使被免了職，調離了農口，他仍情不自禁地想著農民。他經常對來訪者說：“不怕吃苦，才有助於接近農民。中國革命很大程度上是農民革命……為解放農民而奮鬥，也就是為我國大多數人解放而奮鬥。從此(指抗戰後期)我開始搞農村工作，這既是職責，也成為我的偏好，直至離休。”今天的杜老已將近百歲，這位曾經對中國農村歷史發出過洪亮聲音的老人，已失去了聽力。晚年的杜潤生已倦於回顧自己對“包產到戶”的作為，他說那是農民自己的發明。在安靜的個人世界裡，他思考得最多的問題是今後新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方向。他認為，中國的改革要過兩關，一個市場關，一個民主關。他雖沒有了聽力和交談的能力，但“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憂患目光始終投向遠方。杜宇聲聲春浩蕩，老牛默默曉殷勤。潤田須喚及時雨，生就憂懷耕與耘。他總結說：“我苦勞多，功勞少；右傾的時候多，左傾的時候少。爭取在可能的情況下，多做一些有益於人民的事情，無愧地走向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