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陳寅恪逝世

在51年前的今天，1969年10月7日(農曆1969年8月26日)，歷史學家陳寅恪逝世。陳寅恪那還是1973年6月的一天，當年清華大學的名教授吳宓先生，此時身負罪名正謫居在重慶市郊的一間斗室裡，垂死病中，他忽然夢到了老友陳寅恪。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寫出一信給廣州中山大學的革命委員會，探問“在國內及國際久負盛名之學者陳寅恪教授”的近況，結果是泥牛入海，毫無音訊。他不知道陳寅恪在浩劫中歷盡摧殘淚盡而逝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這生死不渝的情誼，竟形諸夢寐。老友在夢中向他誦釋自己的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支雁”，吳宓百思不解其義，從夢中驚起。1919年，正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浪潮洶湧之際，在美國波士頓郊外的哈佛大學，一個高個子的青年卻在校園中俯仰吟嘯，旁若無人。他就是中國留學生陳寅恪。先期至此的吳宓與之一席接談，當即驚為奇才。他寫信給國內的親友說：“閤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兩人由此締交，結下長達半個世紀的交誼。終吳宓之生，他一直視陳寅恪為師友。在中國社會大轉折的時代，他們“以義命自持”相濡以沫的生死情誼，在中國歷史上，或許只有傳頌千年的鐘期伯牙高山流水的動人傳說，方能與之媲美。“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訊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之所託命者也。”------吳宓《空軒詩話》陳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義寧，出身世家。所謂“陳氏一門”，是指從祖、父到陳寅恪這三代人。對於不瞭解近代歷史的人來說，難免會有這樣的疑慮：對於像陳寅恪這樣一位畢生蟄居在學院門牆之內的學者來說，吳宓的評斷無乃太過？在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鉅變中，湖南具有重鎮的地位。儘管嶽麓書院早有“唯楚有才，於斯為盛”的聯語，近代湖南人物之盛依然令人吃驚。近年來探索這一謎底的頗不乏人。但追源溯始，卻不能不溯至義寧陳氏父子。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早年進京會試時，曾在酒樓上眺望見英法聯軍焚燒圓明園的熊熊烈火，捶案痛哭，四坐皆驚。他由此痛感中國舊法不能不變。其後陳寶箴多年在湖南遊宦，頗有政績，“中興名臣”曾國藩以“海內奇士”視之。他與被稱做“全國最開明的一個人”郭嵩燾及黃遵憲等人相友善，他們突破陳腐的夷夏觀念，力主變法維新，學習西方文明。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與譚嗣同等人被並稱為清末“四大公子”。他嗜讀西方社會政治理論書籍，與梁啟超等人經常在一起“講學論文；慨然思維新變法，以改革天下。未嘗一日居官也”。（吳宗慈《陳三立傳略》）清咸豐同治年間，洋務派對於西方文明挑戰的回應，僅僅侷限於物質器用層次，而無視西方文明背後的政治文化基礎。梁啟超曾抨擊他們：“知有兵事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不知有國務。”以為中國不及西洋的只是“槍耳，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誠可謂摑掌見血之論。甲午戰敗後，中國國勢日危，不但西方列強虎視鷹瞵，連俄國、日本也圖謀瓜分中國。不甘亡國的仁人志士開始思考變法圖強。陳寶箴父子策劃以一省變法，先臻富強，“為天下倡”。恰在此時陳寶箴被任命為湖南巡撫，陳三立從旁參贊策劃，與黃遵憲等人一道，在居東南上游的湖南省率先發動變法。他們借鑑西方文明，對湖南全省的吏治、財政、武備、交通等進行整頓，不到兩年“風氣盛開，吏治稱最”，陳寶箴父子的變法，最引人注目的乃在於推行了一系列開發民智，轉變風氣的改革措施。當時的湖南風氣閉塞，士人仍舊囿於傳統的華夷之辨，不思進取。陳氏父子汲汲以養育人才為務，創設新學校，引納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來湘講學授徒，使風氣閉塞的湖南“人盡奮發，士皆淬礪”，一變而為開天下風氣之先的省份。毛澤東當年曾經這樣記敘陳氏父子在湖南變法的那段歷史：“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學會，召集梁啟超麥孟華諸名流，在長沙設時務學堂，發刊《湘報》、《時務報》。一時風起雲湧，頗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則彼時因幾千年的大帝國，屢受打擊於列強，怨痛愧悔，激而奮發。知道徒然長城渤海，擋不住別人的鐵騎和無畏兵船。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變法自強’的呼聲一時……大倡。中國時機的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湖南也跟著轉變，在那時候為一個大樞紐。”（《毛澤東早期文稿》第二版，第362頁）而陳寶箴、陳三立父子正是居於這個大樞紐中領袖群倫的人物。西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後，參與維新的四君子在菜市口殉難，其中劉光第、楊銳為陳寶箴所舉薦，而譚嗣同更是三立的好友，陳氏父子因此以“濫保匪人”罪而被革職還家，“永不敘用”。一生政治心血抱負，自此付諸東流。事後西太后意猶未足，又以密旨將陳寶箴賜死。監刑者事後割取了他的喉骨返京向西太后報命。人們熟知為改革而流血在菜市口殉難的譚嗣同等人，卻不知道還有在南昌幽暗的婧廬中被迫自經的陳寶箴。呼天泣血的陳三立，從此政壇息影。他錘鍊詩藝達於爐火精純，成為同光體詩人的魁傑。但詩人並未忘情家國時世。他的詩風一如陶潛，清雋之中時發獅吼，躍動著詩人的傷時憂國之心。一·二八凇滬抗戰期間，他關心戰事，以至在夜間熟睡中大呼“殺日本人”，驚醒全家。七七事變後，當日寇侵略的鐵蹄踏入北京古城，憤恨失聲的陳三立不食而死。生於家國憂患之中的陳寅恪素承家學，早年便已經受了嚴格的古典文化訓練。作為戊戌維新者的後人，他早年便已寫下了“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詩句。從15歲起他便負笈遠遊，二十年間遍佈東西洋。歐美許多國家的著名學府如美國哈佛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等都先後留下了他求學的屐痕。1909年，年甫弱冠的陳寅恪，擬經上海負笈柏林求學，他的父親曾賦詩送子遠遊，詩中有“分剖九流極怪變，參法奚異上下乘。後生根器養蟄伏，時至倘作摩霄鷹。”（《抵上海別兒遊學柏靈》）對六子寅恪充滿期望，期冀他將來能成為摩霄凌漢搏擊長空的雄鷹。此後十幾年中，陳寅恪行歷三洲，精研歐美人文學術，果然不負他的父親所期。自近代歐風美雨東漸以來，他為從事學術研究所做的準備，無論在新舊中國都可以說是無與倫比的。1926年回國以後，他先應聘於清華大學，與梁啟超、王國維、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1939年被英國牛津大學聘為導師，其後又先後在西南聯大、嶺南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執教。被人譽為“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陳寅恪秉承了其祖、父兩代的優美家學門風。1937年北京淪陷，其時陳寅恪正患眼疾，視網膜已經剝落，為了避免為日寇漢奸脅迫利用，他決定不做手術，毅然冒著失明危險出走，此後到處顛沛流離，結果最終導致雙目失明。在他居停香港期間，一家人貧病交加，有漢奸文人妄圖以利誘惑陳寅恪出面籌建東方文化學院，被他斷然拒絕。最終將婦挈雛，在朋友的幫助下逃離香港。凡此，都顯示出他光風霽月般的氣節和操守。義寧陳氏一門三世，真正稱得上是忠烈傳家。造物主對他似乎情有獨鍾。他的學術秉賦是超人的。然而，命運對他的摧殘也是異乎尋常的。他一生，超人的稟賦與命途的坎坷多難形成強烈反差，讓人禁不住聯想起為陳氏喜愛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經舊苑吊馬守貞文序》中的淒涼感喟：“奈何天地鍾美於斯，而摧辱至於斯極哉！”作為一位蜚聲中外的大學者，陳寅恪的聲名從未越出過學院的門牆之外。近年隨著其文集和相關文獻的出版，他的聲名才漸為世人所知。其實無論在新舊中國，陳寅恪都稱得上是學術界的一位傳奇人物。關於他的奇聞軼事，在知識界的高層一直流傳不絕。早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就被人譽為“哈佛三傑”（另兩人為吳宓、湯用彤）之一；歸國後在清華授課，講臺下聽課受業者中不乏已成名的教授，他因此享有“教授的教授”的美稱。當時學界得享盛名的名流如梁啟超、胡適等，有的曾被他嘲諷，有的時蒙他調侃，但這些人都不以為忤，反而對他深為敬憚。造物主對他似乎情有獨鍾。他的學術秉賦是超人的。論掌握外語的能力，他在中國學術界是無與倫比的。他不但懂希伯萊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等，而且懂得許多已死的古老語言，如希臘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馬扎爾文……作為近代中國史學研究的開山，舉凡他所涉足的各個學術領域，一經點染，皆成妙諦。他的學術文章幾乎篇篇都成為史學界的家弦戶誦之文。在國學研究院停辦以後，他又成為清華大學中文、歷史、哲學三系合聘的教授，足見其學術覆蓋的領域之廣。然而，命運對他的摧殘也是異乎尋常的。自他學成歸國後，真正能夠從容從事學術研究的其實只有在清華任教的十年。此後災難深重的中國幅員雖大，竟不能給陳寅恪提供一張安靜的書桌。他盛年時期遭逢戰亂：“凡歷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到處顛沛流離。正值學術創造的高峰之際，又由於營養缺乏而失明，這對於一位史學家的打擊幾乎是致命的。在他“失明臏足，棲身嶺表”的晚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又使他的身心陷於超乎常人想象的痛苦和孤寂之中：“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在陳寅恪的身上，超人的稟賦與命途的坎坷多難形成的強烈反差，讓人禁不住聯想起為陳氏所喜愛的清代文人汪中，在其《經舊苑吊馬守貞文序》中的淒涼感喟：“奈何天地鍾美於斯，而摧辱至於斯極哉！”但如此嚴酷的命運也未能遏制住他驚人的創造力。他在最後的十三年間，完成了將近一百萬字的煌煌著述，其中包括堪稱明清易代之際文化痛史的《柳如是別傳》和大量詩文，其超邁常人的精神毅力，真稱得上是“驚天地，泣鬼神”。在人類的文化史上，曾經有過臏足的軍事家，有過盲目的歷史學家，而陳寅恪卻以一身而兼“臏足的孫子，失明的左丘”。讀他的晚年詩文，我們彷彿看到在斜陽古柳中，一位負鼓的盲翁以自己的孱弱之軀，擔荷起人類罪惡，為我們敷演出融家國舊情與興亡遺恨於一體的宏大文化史詩。他以自己的經歷向世人證明，一個人在命運的痛擊下，能夠擁有怎樣的精神力量，創造出何等的文化奇蹟！近代中國很少有像陳寅恪這樣的人，家國舊情與天下興亡萃於一身，致使他發為吟詠，一如晚清大詩人龔自珍所言：“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他的詩文感時憂國，熔鑄了史家的卓越通識與詩人的澎湃激情，不僅談言微中，切中時弊，為時代形容寫照，而且大音鏜韃，一掃詩壇沉滯猥瑣的文風，極大地豐富了近代中國文學的寶藏，堪稱一代詩史。陳寅恪的晚年，處在一個非常的歷史時期，作為一位文化大師，他晚年創作的生存狀態和心態如何，他在三翻四覆的政治潮流面前如何堅守其學術文化理想，包括隱含在其詩文中的“今典”又是什麼，凡此，都引起了海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留下了種種謎團。在我看來，陳寅恪並不是高踞象牙塔中不問世事的學者，而是一位身居草廬盱衡天下的臥龍式的人物。這樣比擬並不僅僅是因為他也具有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道德操守，而是因為他也如歷史上那位羽扇綸巾的智者一樣，擁有深邃的歷史預見力和非凡的政治洞察力。1965年、剛剛從噩夢般的饑饉年代走出，一般人還安享承平，懵然不覺，史學家陳寅恪卻在為國勢阽危而憂心如焚，接連發為吟詠*。儘管失明臏足，史學家的慧眼卓識，卻使他敏感地覺察到一場文化浩劫的風暴已起於青苹之末。事後政治局勢的發展證實了他的這一驚人預見。“讀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猶是去年人。”這位“論學論治，迥異時流”的史家，詩文裡充溢著先知的孤獨寂寞之感。預知興亡的歷史學家雖然早知，但看花人卻猶以為“年年月月花相似”。在那個瓦釜雷鳴，黃鐘譭棄，泮宮杏壇，斯文掃地的時期。陳氏周邊的同人，有的與他氣類相通，堪稱莫逆；有的老死不相往來，有如履薄臨深；他的弟子群中，既有像劉節教授那樣，挺身而出以替老師挨批鬥而感到自豪的，也有賣論求官，反戈一擊給他以致命傷害的。當我們看到在他門下一度從學的才子，一旦為私利所驅使，背叛師門，事後悔悟，竟然赴陳宅以伏地叩頭的大禮請求寬恕，而老師拄杖而立，失明的老眼遙望天際漠然不應的時候，內心不能不受到猶如怒濤震海驚雷破柱般的震撼。自五十年代中期，左的思潮開始膨脹氾濫，一步一步將社會推向文化浩劫，不但國人如飲狂泉之水，舉國沉醉，就是學界中人也抵擋不住橫逆之來，致使“無數英雄競折腰”的時候，唯有陳寅恪之門依然家法森嚴。史學大師甚至不屑於做策略性的閃避，而以他的沉靜與雍容，獨自堅守住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尊嚴。不但陳寅恪是今人難於企及的，即使僅僅作一名立雪陳門的弟子也絕非易事。這並不單單是說陳氏的奇才異能，百年一遇，也不是指他那浩如淵海的學術，非常人所能掌握萬一，而是因為他那光風霽月的高尚人格與充溢在他門庭的那種莊嚴虔敬的道德力量，只能使後人生出高山仰止之心。早在兩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有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對比於他那才華出眾而終身未有大成的弟子就可以知道，陳寅恪之所以能成就其史學的名山事業，靠的決不僅僅是天才。我們也看到在那個時代身居高位的政界要人與陳寅恪的歷史因緣。位於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的陳宅，六十年代初曾一度貴客盈門：周恩來對這位學長格外優容，陶鑄力排眾議予以呵護關心，元帥詩人陳毅與之相知相契，執弟子禮的胡喬木依然儒雅謙恭，倉促登門的周揚鎩羽而歸，才子郭沫若逞才解紛掉弄機鋒，乃至原本想一探陳宅的文物收藏，碰壁後惱羞成怒的黨內大奸康生……常言道：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其實，無論身居多高的職位，都不過是歷史驛站中的過往者。我們可以從這一特定角度，看到那些身居要職出將入相的政治人物，怎樣在陳宅這一極富文化象徵意義的場所，讓他們的襟抱氣度、人格識見乃至忠奸賢愚，一一經受歷史的嚴峻檢驗，任後人從容評說。在常人看來，陳寅恪不過是個失明臏足的衰朽老翁，但在我輩眼中卻不啻一條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透過人們近年對陳寅恪晚年詩文和思想的研究，我們對這位“全中國學問最大的人”，其內心世界的廣大深邃與難以測度又有了新的理解。陳寅恪一門“在清季數十年間，與朝野各方多所關涉”，因而飽讀史書的陳寅恪不僅熟知晚清的朝章國故世情民隱，而且能洞察近代中國數十年興廢關鍵。在清華任教期間，他的教學研究領域雖然是中古史，卻不憚路遠每週跋涉城中，到大高殿去研究清宮大內檔案。那些素來被治清史者視為天書的清代宮廷密摺中的暗語，往往經他一見即可破譯。他在中古史領域中掃榛闢莽，洞燭幽微，發覆千年，勘破一個又一個為歷史的重重疑雲所掩蓋的公案。西方史學家形容史學對於歷史的還原工作有“史家如偵探”之說。陳寅恪真可以說是當之無愧。其實，不僅僅是他所擅長的歷史文化，即便是對於國際國內複雜隱秘的政治事務，他也極為通曉嫻熟。他的論政也一如他的治史，好似老吏斷獄，料事如神。對於文革的預見不過僅僅是其中一個顯例。陳寅恪素來喜愛南宋詩人和文學家鄭思肖的作品，他不止一次將自己心血凝成的著述比做鄭氏的《心史》。談到政治預見，《心史》中有詩道是：剛道黑如炭，誰知白似雪。笑殺娑婆兒，盡逐光影滅。若無八角眼，豈識四方月。在鄭氏看來，要穿透時政的表象，洞察事物的底蘊，因為心盲而空生雙眼的“可憐生盲者”是不行的，只有眼睛生出八角的人才行，可我們知道，陳寅恪卻是一位雙目失明的盲翁。只有透過陳寅恪這樣的史學大師，我們才會懂得，史家為什麼稱“歷史是昨天的政治，而政治是今天的歷史。”我們才會真正理解培根所說的“讀史使人明哲”。陳寅恪一生都在學院中執教。他認為，一國大學的職責，即在於本國學術之獨立。華夏文明在歷史上由於外患頻仍，形成了一脈相傳的優良史學傳統，這就是陳寅恪所總結的：“國可亡，而史不可滅。”只要葆有我們民族的歷史，無論面對什麼樣的艱危處境，中華民族都能蹶而復起。為此，陳寅恪不單激勵他的學生對本國的歷史負責，而且躬親示範。他自己儘管半生失明，即使在萬國兵戈之中也依然著述不輟，兀兀窮年。在中國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蛻變過程中，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山。陳寅恪喜歡唐代韓愈的名言“讀書先須識字”。這個道理似乎孺子能知，但真正能“識”字，卻又談何容易！漢語漢字承擔著我們民族的歷史記憶。正是憑藉它的力量，今天的我們，才能夠“思接千載，視通萬里”。也正是憑藉它的力量，我們民族才被培育成世界上最富於歷史意識的民族。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運動中，卻不乏“廢除漢字”之類偏激的議論。對比於這些輕浮的議論，陳寅恪卻顯示了一位學如淵海的歷史學家對華夏民族語言文化的卓識與摯愛。當陳氏在清華執教之際，他的一位弟子認為老師學術的長處就在於掌握多種外語工具，於是便發奮同時學習兩種外語，不想剛剛過了半年便累得吐了血，他只好自承不及，說“始知師之於此（指學習外語）蓋有天賦，非常人所能。”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他問陳寅恪，如果只能學一門語言，應當學哪一門語言最好時，想不到陳寅恪鄭重地回答他說：“那當然是──漢語！”陳寅恪並不只是隨便說說。他在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出考試題時，曾要求學生對對子，此中深意當時無人能解，一時被無知之人引為笑談。當日寇侵華氣焰正盛，大半個中國淪於敵手的時候，他依然抱著樂觀的精神，在為楊樹達先生的書所寫的序言中，深情地譽楊先生為“漢聖”。他憧憬著一旦陰霾盡掃，河清海晏，國家將會把楊先生這樣的語言文字學家尊禮為“國老儒宗”，請他們到京師太學中去“弘宣我華夏民族之文化”。今天，語言研究已成為當今世界人文學術的前沿。我們方才懂得，一民族的文化價值系統即深蘊於該民族的語言文字之中。我們才憬然有悟於陳寅恪以對對子為題所蘊涵的深意。當我們涵泳在我們民族博大、優美、豐富的語言裡，仔細地傾聽，認真地書寫，專心地閱讀，真誠地言說，我們的心底，總會油然升騰起一種巨大的歷史感。數千年的文明史奔來眼底，兩千年的詩文觸目成誦。我們與歷史，我們與我們的先民，似乎息息相通。我們能夠從中經歷中華文明創制延續中遭逢的曲折變故，感受到滄桑既往文化託命之人的憂患情懷。我們可以體驗到歷史那難以言喻的偉大力量，我們將會從古老的傳統中，汲取到生生不息的動能。陳寅恪在歐美遊學多年，可在他的身上，卻看不到絲毫留洋才子的浮華習氣。他鄙薄那些目光短淺、汲汲於功利的人，認為“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他窮畢生之精力在歷史中上下求索，鍛造出自己獨具的歷史文化觀。他的文化觀貌似守舊，其實遠遠超越了同時輩流。他特別注重研究中國文化在外來文明的挑戰中，如何融合外來文明，變化自身制度，逐步轉為強盛的規律，期冀為困境中的中國文化尋覓一條重振的出路。他將他的結論概括為“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其精義在於：“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傳統，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