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活動家楊度逝世

在89年前的今天，1931年9月17日(農曆1931年8月6日)，“帝師”楊度逝世曾預言“毛澤東能得天下”。1931年9月17日，楊度逝世。楊度，字皙子，1874年生於湖南湘潭。早年留學日本。1902年參與創辦《遊學譯編》。曾任東京中國留學生會會長。1906年創辦《中國新報》，鼓吹君主立憲。1907年任憲政編查館提調。辛亥革命後任內閣學部副大臣。旋組織國事共濟會。1914年任參政院參政。1915年組設籌安會，策劃恢復帝制。黎元洪出任總統時，於1916年7月16日釋出大總統令，通輯楊度等人。1918年3月，北洋政府釋出特赦令，楊度恢復自由。1922年投向孫中山，加入國民黨，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曾積極營救李大釗，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以秘密黨員身份堅持黨的工作。1930年加入自由大同盟。延伸閱讀：民國遺脈之楊度後人：帝師畢竟是書生延伸閱讀：民國遺脈之楊度後人：帝師畢竟是書生“我也有點可惜楊度，從才能上講，他不比梁啟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學很多浪費在政壇上了。他本身又不是當官的料，他是一個書生，書生就幹書生的事多好。”楊度之孫楊友麒說。楊友龍八十三了，發白如雪，但身體、精神都挺不錯。他住在北京順義區潮白河畔的一棟公寓裡。此地遠離市區，清靜，很合他的意，他日子過得很簡單:每天出去拍拍照片，或者去附近的攝影俱樂部交流交流，有時也會參加同學聚會。他也有煩惱，煩惱源於他有一個有名的祖父——楊度。現在的人很少有人知道楊度是誰了，此前楊友龍想在祖父家鄉湘潭捐一尊祖父的花崗石像，費了很多周折。讓他哭笑不得的是，接待他的一位當地的年輕副市長問他:“楊度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人嗎?”青年楊度不瞭解本無所謂，但瞭解祖父行事的人對其頻發誅心之論，這讓他這個楊度的長孫有些接受不了。當年電視劇《走向共和》開播不久，楊友龍在美國知名華文報紙《世界日報》上讀到一篇評論文章。文章說，《走向共和》啥都好，唯一的敗筆是把楊度從一個投機分子寫成愛國者了。從憲政先驅到“帝制禍首”，從中山特使到中共秘密黨員，楊度一生，身份變化之多、思想跨度之大，確實讓人費解。對楊度最嚴厲的指責是，他是一個攀龍附鳳的“變色龍”，過不了沒有“主公”的日子。袁世凱登基時的楊度在楊友龍看來，如此評論楊度，是把歷史人物完全從具體的歷史場景中抽離出來的做法。“在楊度所處的時代，知識分子都想救國，但書生靠寫文章救不了國，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一個有實力的人，去做別人的參謀，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換一個角度看問題或許會得出不同的結論:袁世凱真要沒有穿龍袍的心思，楊度縱然舌燦蓮花又有何用?楊度21歲時師事一代名儒王闓運，王熱衷帝王之學，經常向楊度灌輸縱橫術。縱橫術的要點是，讀書人如何才能找到一位明主，以施展自己的抱負。這對楊度影響很深，即便他後來轉向西學，依然沒有清除這層底色。1902年，楊度東渡日本遊學，眼界大開，並迅速成長為一名新式知識分子。次年回國後，他被保薦入京參加新開的經濟特科進士考試，取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績。但慈禧太后十分痛恨康黨，下令嚴查考生和考官，排在他前面的梁士詒被人說成是“梁頭康尾”(康有為原名康祖詒)而被除名，楊度也受到牽連。不僅如此，楊度因為有“湖南師範生”(革命黨人常出於此)的背景，在日期間也有不滿朝廷的言論，被人懷疑為唐才常的同黨，還受到了朝廷通緝。無奈之下，他再赴日本，後轉入日本法政大學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國憲政。1920年，楊度與母親、妻子及子女在長沙，長子楊公庶、次子楊公兆當時在德國留學，未在照片中當其時也，留日學生分為兩派:一派信奉孫中山的革命排滿說，一派認同梁啟超的君主立憲論。兩派互不相讓，打得不可開交。楊度在留學生中威望很高，是各派爭取的物件，孫中山為爭取楊度革命，曾與他辯論了三天三夜，但終未說服楊度。在楊度看來，脆弱的中國已經經不起暴力革命這劑猛藥，更適合君主立憲。他在理念上傾向於梁啟超，但行動上又沒有隔斷與孫中山的聯絡，兩人約定各行其是，以後實踐證明誰的道路正確，另一人就來輔助誰。楊度與長子楊公庶(右)、次子楊公兆(左)楊度長女楊雲慧曾這樣評價父親:“他的思想僅從愛國出發，認識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既希望國富民強，卻又害怕流血革命，而把希望寄託在握有權勢的開明統治者身上。所以，從留學日本時起，父親就一直注意國內的政治動向，尋找這個‘有為者’，希望他帶領大家立憲革新。這也正符合了他在《湖南少年歌》中所說的‘大地何年起臥龍’的思想。”楊度很快就找到了他心目中的“臥龍”——袁世凱。1905年，清政府迫於革命壓力，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舊官僚不懂憲政，不知該如何交差。考察團隨行參贊熊希齡與楊度和梁啟超交好，委託二人代筆，撰寫憲政考察報告。翌年，朝廷宣佈預備立憲，楊度發起憲政講習所，頻繁開展活動，並上書朝廷請開國會，聲勢浩大。1908年春，袁世凱、張之洞聯名保薦楊度，說他“精通憲法，才堪大用”，楊遂得以進京出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候補四品。當年6月，袁世凱還安排他在頤和園向皇族親貴演說立憲精義。但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後，前後5次組建責任內閣，楊度一直未能入閣，只是一名參議院參事。民初議會政治亂象紛呈，作為共和國參事的楊度，思想很自然就又轉回到君主立憲上來。1915年，他寫了《君憲救國論》，鼓吹帝制，深受袁世凱讚許，並賜匾題字，稱他“曠代逸才”。隨後，楊度發起成立籌安會，為袁世凱稱帝造勢。1916年，洪憲帝制破產，袁世凱病逝。楊度為袁寫的輓聯，多少有些自我辯解的意味:共和誤民國，民國誤共和；百世而後，再平是獄。君憲負明公，明公負君憲；九泉之下，三復斯言。袁世凱死後，“帝制餘孽”楊度等人受到通緝，他帶著家人躲到天津，開始閉門學佛，並以“虎禪師”之名寫下不少佛學論文。“他主張無我，即一旦把‘我’忘記了，就立地成佛了。他提倡頓悟，只說入世不說出世，跟道生的思想很接近。”楊度次孫楊友麒說。入世的“虎禪師”塵緣未斷。據楊雲慧回憶，父親曾寫了六句話掛在臥室裡:隨緣入世，滿目瘡痍，除救世外無事，除慈悲外無心，願作醫生，遍醫眾疾。有人來家中看到這幾句話後，笑著對“虎禪師”說:“你真是個政治和尚，研究佛學，還念念不忘現實世界。”1922年，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藉機北伐，行至半途，陳炯明叛變，因擔心吳佩孚趁機南下，南北夾擊國民黨軍，遂託楊度從中周旋。在楊度等人的遊說下，時任大總統曹錕制止了吳佩孚支援陳炯明的出兵計劃。孫中山嘆道:“楊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之諾言。”次年，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準備發展楊度入黨，但黨內同志反對，孫中山讓楊度寫封檢討信，以掩眾口，楊度拒絕了，但仍然願意為國民黨做事。北伐勝利後，楊度借住在上海朋友家，經章士釗等人介紹，結識了青幫老大杜月笙。杜月笙慕其才華，聘其為名譽顧問，每月給他生活費兩百大洋，並把法租界一棟洋樓給他住。在那裡，楊度為共產黨做了很多掩護工作。誰會想到，一個極力擁護袁世凱稱帝的人，晚年居然成了中共黨員。與哥哥楊友龍不同，楊友麒性格活潑“祖父受李大釗和胡省三影響很大。在與李大釗的交往中，他對李大釗的人品、思想非常佩服，到最後能夠舍家賣房營救李大釗，那不是一般的影響。胡省三當時是地下黨的中央委員，他告訴祖父:‘你想落實無我的思想，讓每個人都成佛，不好操作，我可以介紹一個跟你思想差不多但可以操作的學說’，於是他把馬克思主義介紹給祖父了。”楊友麒說，其實楊度在給杜月笙當門客之前，就已經加入左翼組織了。但楊度的黨員身份，直到1978年王冶秋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週恩來的文章《難忘的記憶》才得以披露。此時距楊度入黨的1929年，已近半個世紀。原來，周恩來臨終前授意秘書告訴王冶秋，楊度參加了共產黨，並且是他介紹的。周恩來說，將來《辭海》上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楊度為共產黨做事，家人早就知道。地下工作形勢緊張，楊度有時候就讓二女兒楊雲碧幫他打掩護，時髦的女兒就提個箱子給父親傳遞檔案。楊雲慧回憶說，父親晚年有一次談到國家大事時，曾頗有感慨地對子女說:“要想救中國，我看只有共產黨領導才能做到。”楊度的兒女們離政治權力中心比楊度遠得多，他鼓勵孩子們走實業救國道路。1913年，他送兒子楊公庶、楊公兆兄弟去德國留學，臨行前，叮囑他們此去一定要刻苦好學，把科學技術學好，回來挽救落後的中國。楊公庶在德國學化學，楊公兆學地質，兩人都獲得了博士學位。1922年，楊公庶回國，在黃海研究所和北京大學做過幾年科研，但他一心想做實業。1932年前後，一次，蔣介石接見國外回來的高階人才，楊公庶就問蔣介石，想辦工廠在哪裡比較合適。那時抗日戰爭快打響了，北方局勢不太穩定，蔣說打仗是早晚的事，一旦打不過就只能大踏步後撤。那時正好重慶大學在招聘教務長，楊公庶就前去應聘，隨後舉家遷往重慶。不久，他買下學校一個實習工廠，便辭去教務長職務，開辦了大成公司。金城銀行總經理徐國懋投資90萬元，支援楊公庶辦廠。抗戰期間沒有燃料，大成就生產出大量酒精代替石油，為機動車提供急需燃料。楊公庶還邀來一些科技界朋友助陣，公司在二戰期間做得風生水起。但二戰結束後，汽油可以大量進口，酒精的市場需求就銳減了。抗日勝利後有一個接收日偽資產的熱潮，楊公庶跑到武漢買了一個製冰廠，到上海買了一個橡膠廠，但兵荒馬亂的歲月，收購都不是很成功，後來，他只好把廠子賣掉了。楊公庶對當時國民黨的腐敗深惡痛絕。一次，他到上海去盤那個橡膠廠，遲遲爭取不下來。有人告訴他，你要送誰兩根黃魚(金條)，就搞定了，但他不願意幹這個事。他後來也當選了上海市參議員，參加了青年黨，但也是被別人拉進去的。楊友麒覺得父親實際上不大會搞政治，只是一個企業家。工廠賣掉後，楊公庶被趙君邁請到位於上海的全國漁業管理處，負責冰庫設計和施工。楊公庶跟父親的老朋友、湖南同鄉章士釗很熟。一次章士釗秘密去西柏坡見毛澤東，兩人煮酒論英雄，談到湖南先輩裡有哪些人，說到楊度時，毛澤東說“楊度可是我們的人。”這讓章士釗相當吃驚。毛澤東問起楊度的後人，章士釗說，他跟楊公庶很熟，毛澤東說:“那你下次就把他帶過來吧。”於是，章士釗趁著1949年春國共談判的機會，把楊公庶塞在代表團裡，給他的身份也頗有趣——電報員。當時國民黨代表團團長張治中同意了共產黨的和談條件，但蔣介石不同意，和談代表就回不去了，所有代表團成員都留在北京，楊公庶也留下了。中共建政後，楊公庶被安排到中央計劃局任輕工業處副處長。1956年左右，中央計劃局改組成中央計劃委員會，他被派到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做化學教授，直到退休，退休前當上了全國政協委員。與哥哥相比，楊公兆的命運坎坷得多。他回國後，先在清華大學做秘書長，後來就到蘭州做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礦業處處長。建國後，與哥哥一樣，他也被安置在中央計劃局，做重工業處副處長。計劃局解散之後，他又去了北京外貿學院(國際經貿大學前身)教德文。雖然他是地質學博士，但因為官多年，已經很難拾起業務，他感到無用武之地，加上身體不好，鬱鬱寡歡，1962年前後自殺了。在楊友龍印象中，叔父是很慎重、內向的一個人，勤思訥言。楊度的特殊身份，使他的家人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幾次大的政治運動中，並沒有受到多少衝擊。楊友龍記得，文革中，二奶奶徐粲楞在上海受到了影響，造反派讓她去掃街，站在板凳上挨批鬥，她找到章士釗，章反映給周恩來，周馬上打電話給上海市委，說搞錯了。一家人很快恢復了平靜的生活。除了楊度的小兒子楊公武由於壓力在文革中自殺，其他人基本沒受到影響。楊度孫輩這一代也都是讀書人，與其說他們也參與了政治，毋寧說他們都被政治裹挾過。小時候，楊友龍和弟弟楊友麒在重慶沙坪壩長大，抗戰勝利後隨父親楊公庶去了上海。1950年，父親在京任職以後又搬到北京。楊友龍清華大學畢業，後來留校教機床設計，任教21年。文革以後，他覺得學校里人際關係被“派性”搞得很糟糕，1978年從清華出來，在北京市機電研究院幹了幾年後，赴美國做訪問學者。北京市機械局的一位領導看上了楊友龍，想請他回國做總工程師，他答應了。去機械局不久，時任北京市副市長張彭認為，楊友龍在清華教過書，留過美，對外開放很需要，就把他調到北京市經濟委員會做總工程師。退休後，楊友龍把楊度的一些書法作品和圖章以及寫楊度的書捐給湖南大學湘籍歷史名人收藏中心，在此基礎上還在湖南成立了一個楊度研究中心。他還準備出資請一些學者來寫關於楊度的書，他覺得目前關於楊度的演繹小說很多，但真正的傳記並不多。楊家孫輩當中，健在的孫子有楊友龍和楊友麒，還有一孫女楊友鴻。兄弟倆都在北京，平時見面不是很多。79歲的楊友麒日程安排得很滿，他不時會參加與節能環保相關的學術會議，我們見面前，他接連參加了兩天學術會議。他一身學者標配:藍西裝、黑框眼鏡和皮包，精神抖擻，談到興奮處不時哈哈大笑。楊友麒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讀書時，參加過一個民主青年聯誼會，這是個地下黨的外圍組織，後來還參加了人民糾察隊，戴著紅箍，在解放軍入城以前維持秩序。上高中後，他轉到北京育英中學，由於高考成績優秀，1952年直接被派到留蘇預備部，準備赴蘇聯留學。但因為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複雜，他最終沒能出去。他很沮喪，感覺自己是二等公民，必須加強改造，嚴格要求自己，否則永無出頭之日。好在國家對這批學生很重視，沒能出去的學生，可以隨便選國內學校。楊友麒從小受父親影響，想學化工，就選了大連理工學院。畢業前，他做了政治輔導員(系裡的團支部書記)、系主任林紀芳教授的科研助手。但組織上認為他比較適合搞科研，因為他在做團支部書記的時候，桌上都是一大堆技術書，不是政治書。他在大連理工學院待了11年。1964年，周恩來要求化工部發展原子彈配套的科研，化工部人事局就到全國高校調人，楊友麒借這個機會回到了北京，被分配到化工部第六設計院。文革爆發後，楊友麒偶然寫了一張大字報“黨員等於黨的領導嗎”，本意是批評有的黨員也不見得就貫徹黨的政策，結果有人說他攻擊黨的領導，他就成了“漏網右派”。後來劉少奇的工作組撤走後，他又被推舉為造反派的頭，成了化工部內部無產階級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作戰部部長。但過兩年要清理階級隊伍，他又被作為反革命批了四五年。1969年，林彪釋出一號命令，楊友麒所在的軍工設計院搬到了陝西咸陽郊區，在那繼續被批判。那時化工部的戰友都是化工部革命領導小組成員，1973年就把他從西安調回北京，在石油化工部下面的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工作。“我們這一代受文革的衝擊怎麼說呢，那是我們自己找的唄。一會兒變成群眾組織的頭，一會兒變成反革命，所以我鬥過別人，別人也鬥過我，這很公平。”楊友麒倒是達觀。改革開放以後，國家要派一批留學生出去，化工部也準備派人出去。楊友麒順利透過考試，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進修了兩年半，他算是第一個到國外去學計算機化工應用理論的專家。回國後，他成了國內過程系統工程領域的重要專家。楊友麒如今和老伴吳荔明住在北京大學附近的公寓裡。吳荔明退休前是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科學院教授。兩人的結合也很有意思，楊友麒是楊度的孫子，吳荔明是梁啟超的外孫女。在那個敏感的年代，梁啟超和楊度都是備受爭議的人物，兩人結婚時都不知道這種淵源，直到結婚後談起才感嘆機緣巧合。吳荔明之前寫的《梁啟超和他的兒女們》一書很火，在老伴的鼓勵下，楊友麒也打算寫一本《楊度和梁啟超》，正在整理資料，這兩人都是他們的先輩，但評價都很有爭議性，他想挖掘他們的真實面貌，尤其是祖父楊度。“很多人看不懂楊度一生思想變化軌跡，他也因此為世人詬病，你理解他思想變化的邏輯嗎?”“他的思想其實有一條主線，就是他一直想找一條救中國的道路。咱們不能以成敗論英雄，大家都是為了國家命運在做各種試驗，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這很正常，失敗了也不是什麼壞事……我也有點可惜楊度，從才能上講，他不比梁啟超差，但他把自己的才學很多浪費在政壇上了。他本身又不是當官的料，他是一個書生，書生就幹書生的事多好，梁啟超最後對學術界有很大的貢獻，如果楊度多花點時間在學術、思想方面，他的影響會更大。”楊家第四代只有楊念群一個男丁。楊念群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副所長，專業是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雖然早年曾寫過關於楊度的論文，但如今他不願意多談楊度。當我向他發出採訪邀約時，他婉轉地拒絕我說，還是外面人來談楊度更好，自己不方便說，因為作為楊度的後人，他的觀點“也不能完全跳出來”。“他不大願意講他的祖宗，家裡的事他有自己的看法，不願意多參與，就是看。”言談中可以看出來，楊友麒挺欣賞自己的這個獨子。與曾祖父、祖父、父親相比，楊念群大概是最獨立於權力的讀書人了，在接受一個訪問時，他如此回答自己對文化英雄的理解:“文化英雄應該和體制和權力保持距離，至少對流行的時尚應該採取某種不妥協的態度。”他最新的一本書是《生活在哪個朝代最鬱悶》，言下之意，你懂的。某網上書店關於這本書的內容推薦如下:歷史並不重複，只是押韻而已。歷史給我們的教訓就是，人們從來都不知道汲取歷史的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