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忠才長征記》發表引起巨大反響

在79年前的今天，1941年9月15日(農曆1941年7月24日)，《魯忠才長征記》發表引起巨大反響。1941年9月15日，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的一篇調查報告，引起巨大反響。這篇調查報告題為《魯忠才長征記》，是當時在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的高克林同志於1941年8月13日找鄜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等人瞭解了運輸隊馱鹽至定邊的情況後，整理寫成的，全文3000多字，簡明扼要，語言質樸。8月26日，毛澤東主席看了調查報告後稱：“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誇誇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高克林的調查報告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分別刊發在9月14日和15日的《解放日報》上，毛澤東主席不僅專門為其寫了按語，《魯忠才長征記》這一題目也是毛澤東親自擬定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讀高中時，語文課除了老師講授統一語文課本教材外，學生還有人手一冊的《閱讀文選》。文選大多是名家名作，如吳伯簫、杜宣、袁鷹、秦牧、馮牧、劉白羽、韓少華的散文，趙樹理、張慶田、茹誌鵑、陸文夫、王宗元的小說，白夜、龔同文、拾風的雜文等。其中有一篇高克林記錄整理的《魯忠才長征記》，給我留下特別深刻的印象。這篇文章不是文學作品，是一篇類似今天的調查報告的新聞作品。作為新聞的一種重要體裁，這篇文章體現出來的文風至今仍有啟發、典範意義。1941年9月15日這篇調查報告原發表於1941年9月14日、15日的《解放日報》，調研物件是陝北鄜縣(今富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另外還有兩名區幹部，共三人。調查的內容是魯忠才率隊第一次到定邊運鹽的經過(那時陝北第一大資源的鹽，關乎民生)。整篇報告沒有“穿鞋戴帽”，沒講一句運鹽的偉大意義，而是開門見山，上來就直奔主題。全文一共講了七個方面的情況；(一)應去馱鹽的牲口未徵集夠的原因；(二)運鹽往返的天數、路程、站名及各地概況；(三)沿途的困難；(四)一路生活情形；(五)路上發生的問題；(六)附註；(七)經驗教訓。這篇調查報告全文不足3000字，但卻談了七大方面近40個小內容，多數小內容就是一兩句話的表述，基本都是“乾貨”，通篇沒找到一個形容詞、一組排比句和一個多餘的字。但讀後，人們對魯忠才的運鹽經過一清二楚。如沿途的困難，主要有四點，其中一點是“三里廟、梁莊至定邊西站，沒有水，人、牲口容易受渴”。另有一點是“定邊城小偷很多，常有把牲口、錢、衣服、用具偷去的”等，都是一針見血、直截了當的敘述。毛澤東主席當年對這篇調查報告十分推崇，並給予高度評價。其實，在戰爭年代乃至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們黨及許多文字工作者，一直堅持著一種“內容簡潔、主題突出、觀點鮮明、結構嚴謹、表述準確、文字精練”的優良文風，併成為一種傳統。不止聽過一個經歷過戰爭年代的老前輩們講，那時的頭等大事，中心工作是行軍打仗，宣傳、文字工作也很重要，但必須服從於戰爭這一中心任務。那時前方後方都很緊張，誰都沒有時間和精力去寫去讀長文章，特別是那種空洞的長文章。好文章的唯一標準就是條理清楚、言之有物、有的放矢、一目瞭然，能解決實際問題……空而長的文章，浮而不實的文風是何時發端、形成並蔓延成災的?其原因是什麼?這都有待於專家學者去探微、求證、解析。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文風實質上折射的是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這裡面有一個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的問題。特別是近些年許多理論文章動輒數萬言，讓人覺得像看天書，雲山霧罩，不知所云，理應深入淺出的東西偏偏愛淺入深出，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人們自然不會買賬。現在，重讀70年前的《魯忠才長征記》及毛澤東主席的批示，仍然大有裨益。高克林是何許人高克林1907年3月11日出生於陝西省華縣赤水鎮程高村，在武漢中華大學讀書時，就接受了馬列主義，並參加了惲代英領導的進步組織“利群書社”。1933年12月至1942年8月，高克林在陝甘寧邊區工作。1940年，由於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邊區財政經濟十分困難。黨中央號召邊區軍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發展生產，支援抗戰。1941年5月26日，邊區政府釋出《陝甘寧邊區政府為動員邊區人民運銷六十萬馱食鹽的決定》。可是，有些人認為用牲口從定邊縣向關中運鹽得不償失。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毛澤東主席讓高崗寫一份關於運鹽的調查報告，三天內完成。高崗把這一緊急任務交給了高克林。高克林於1941年8月13日晚向鄜縣(今富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以及王毓賢、孔照慶進行調查，瞭解他們帶隊到陝甘寧邊區所屬的“三邊”(鹽邊、靖邊、定邊)地區長途運鹽的情況。然後，根據記錄整理成《魯忠才長征記》。後來毛澤東對調查報告的高度評價，連高克林自己都說“萬沒想到”。毛澤東為《魯忠才長征記》寫的按語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高克林同志寫的，值得大家學習。現在必須把那些“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作風掃掉，把那些“誇誇其談”掃掉，把那些主觀主義、形式主義掃掉。高克林同志的這篇報告是在一個晚上開了一個三人的調查會之後寫出的。他的調查會開得很好，他的報告也寫得很好。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誇誇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毛澤東八月二十六日《魯忠才長征記》為何受到毛澤東重視抗戰時期，鹽運業曾是陝甘寧邊區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用鹽交換外貨，運鹽、賣鹽是邊區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1941年8月13日，在邊區政府工作的高克林找到鄜縣城關區副區長魯忠才等三人，瞭解他們帶領運輸隊馱鹽至定邊的情況，並寫出調查報告《魯忠才長征記》。全文3000多字，分馱鹽的牲口數量、時間路程、沿途的困難、一路生活情形、路上所發生的問題、用費和賠賺問題、經驗教訓，共七個部分。有例項，有概括，簡明扼要，語言質樸，很好地反映了邊區鹽運狀況。毛澤東重視這篇調查報告，不單是它的內容具體，更在於它的文風樸實。毛澤東在“按語”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黨八股”這個概念。高克林同志《魯忠才長征記》原文節選鄜縣城關區第一次運鹽經過……(一)城關區第一次應馱鹽牲口五十頭，實去二十八頭，未完成計劃的原因是牲口少(最多能動員四十多頭)，當時有些牲口逃避不在家，區政府抓得不緊——因忙於借糧、公債。(二)陽曆7月18日起身，8月11日回到家，往來共二十五天，由鄜縣至定邊十二天，到鹽池裝鹽一天，回來十二天。最大的站是九十里，路程、站名及各地概況如下：……(四)一路生活情形：鄜縣城關區共去牲口二十八頭，人十四個，沿路自做自吃，每頓共需米七升，約二十五斤，大家一致感覺“出了門吃得多”。給店裡柴錢多則八元，少則三元，全看你和店掌櫃的關係弄得好或弄不好來決定。走路時唱戲，說古今——說相公招姑娘的很多，大家很高興，滿不覺苦痛。牲口的草是輪割的，草很多，吃不完。沿途群眾都很好，寄糧寄草沒問題——主要的靠自己。也有的會罵架，多因牲口吃了人家的莊稼。只有一個地方的店掌櫃把寄的小米換成壞的。……(七)經驗教訓：經驗：1，城關區這次運鹽勝利回來，證明黨和政府的運鹽計劃、估計、辦法，是完全正確的。個別同志的懷疑，沒有信心，認為是負擔都是不正確的膚淺的看法。2，打破部分幹部及群眾對於去三邊馱鹽的恐怖觀念(“死人死牲口，一去不得回來”)。正相反，馱鹽回來的牲口，反而肥了，人強壯了，就是曬黑了些。3，證明馱鹽可以賺錢，打破那些“一定賠本”，“每驢要賠本六百元”，“是邊區最大的一次負擔”一類不合事實的瞎說。……教訓：1，四鄉楊萬保“耍死狗”，偷跑回來，造謠，我們區鄉同志沒有及時注意檢查，沒有和他談話也不向上級報告，以致城關區人民傳說死了兩個人——魯副區長和王某，死了三頭驢，弄得人心惶惶不安。2，路上困難是有(有幾站路難走，有一個站蚱蜢多，兩站水少)，但可以克服。壞路多小心，有蚱蜢的地方晚上走，水少的地方起身時多喝，帶水亦可，再加忍耐，困難就都可勝利克服。3，驢子越好賺錢越多。例如這次馱了一百三十斤的可賺七十五元，若馱一百五十斤則可賺一百一十五元。驢子愈壞賺錢愈少，甚至賠本。例如城關區去了三頭壞驢子(一頭壞腰，一頭壞腿，一頭乏驢)，結果沒馱鹽，每一驢白費路費一百六十五元，每人往返共損失一千元以上。同時也說明工作要細心，不能馬虎。這次去的驢若區鄉幹部細心檢查，認真地去做，不講情面，也不致發生這種損失，因為壞驢大家都是曉得的。4，若路上不住店，牲口放青不買草，則每驢可省五十元以上。節省下的就是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