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8月13日發生的大事件

湖北麻城早稻產量放衛星

在62年前的今天,1958年8月13日(農曆1958年6月28日),麻城縣驚現畝產三萬六“天下第一田”。麻城縣驚現畝產三萬六“天下第一田”看稻子長得如此“稠密”,孩子們就像站在沙發上據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報道:“湖北省麻城縣的早稻生產又放異彩。根據湖北省、黃岡專區和麻城縣三級早稻高產驗收團聯合查驗證實,這個縣的麻溪河鄉建國第一農業社,在一點零一六畝播種“江西早”種子的早稻田裡,創造了平均畝產幹谷三萬六千九百五十六斤的驚人紀錄,截至目前,這是我國早稻大豐收中放射出的大批高產‘衛星’中的‘冠軍’,它比安徽省樅陽縣石馬鄉高豐農業社及本縣平靖鄉第二農業社先後創造的早稻高產紀錄高出一倍以上。”“這個人們所不敢想的早稻高產紀錄,是充分發揮共產主義風格大膽革新的成果。據瞭解,這塊田整地共達十次,深耕達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五次,先後施用的肥料計有草籽三千斤、塘泥一千擔、陳磚土四百擔、硫酸銨一百零五斤、過磷酸鈣八十斤、水糞肥六十擔、豆餅一百八十斤。底肥是結合犁地分層施用的,作到了層層有肥。插秧的密度,實際上已經很難用多少蔸來計算了,因為整塊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緊靠一根的。在驗收時,人們曾選一平方尺的面積進行實測,據實測結果推算,平均每畝約有七百六十八萬穗。把雞蛋隨便地放在稻禾上面滾動,雞蛋始終不會掉到田裡去。可見這塊田的禾密到了什麼樣的程度。促使這塊田高產的主要措施,是逐漸明確的,開始時,人們對深耕、肥足和密植都存在著一些疑慮,所以只犁了七寸深,肥料也較少,密植只作到株距一寸、行距四寸。插秧後約一個月,各地小麥高產奇蹟不斷出現,畝產達到五千斤以上的已有多處,這對培育這塊試驗田的人們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他們說:‘小麥能畝產五千多斤,水稻為什麼不能畝產萬多斤呢?’他們決心搞畝產萬斤以上高額豐產試驗,並且採取了相應的措施,這就是加深耕層、施足肥料、加大密度。這時,秧苗已經長到一尺多高了,但他們仍毅然把這些秧苗拔起來,又進行了一犁、一耙、一耖(將土整細碎),使耕層深達一尺,並且增施了肥料,然後,又把本田的秧和另外幾畝田的秧,一起植到這塊田裡,形成為蔸數難分的高度密植,因為苗長得極密,根本無法下田,給田間管理帶來了許多困難,但人們用集體智慧戰勝了它。例如,要追肥,但肥料卻怎麼也下不到泥裡去,他們就想法在田的四周開溝,用管子把水肥灌到田裡去。他們還採用打撐的辦法防止倒狀,並且不斷地向乾旱作了鬥爭。”1958年大躍進運動,“衛星田”的稻穗竟能託往一位小姑娘。麻城縣驚現畝產三萬六“天下第一田”“放衛星”放出千斤稻“放衛星”放出千斤稻延伸閱讀:當事人細說當年麻城“畝產三萬六”——一位農村基層幹部在“浮誇風”中的代價延伸閱讀:當事人細說當年麻城“畝產三萬六”——一位農村基層幹部在“浮誇風”中的代價1958年,湖北省麻城縣驚現“天下第一田”——建國一社出現“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舉國震驚,也引來毛澤東、周恩來等開國領袖的高度關注。在這場喜劇——今天看來是不折不扣的大鬧劇中,有人歡呼,有人欽羨,有人學習效法;有人受老揚,有人升遷,也有人因提出異議而受打擊、遭橫禍。這裡,筆者整理轉發《當事人細說當年麻城“畝產三萬六”——一位農村基層幹部在“浮誇風”中的代價》一文,述說“天下第一田”背後的故事。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釋出了一則特大新聞——“麻城建國一社出現天下第一田早稻畝產三萬六千九百多斤”,同時配發了《祝早稻花生雙星高照》的社論,刊登了早稻畝產“三萬六”培育人王幹成等四人照片。當時,汪鳳元就是該高產試驗田所在地湖北省麻城縣白果區的區委書記。按說一個年僅二十六歲又當了六年區委書記的基層幹部,管轄範圍內放出了震驚全國、全世界的高產“衛星”,應該是論功行賞,被提拔重用。然而歷史與人們開了一個啼笑皆非、黑白顛倒的玩笑。從此,汪鳳元的人生路上厄運相伴,坎坷相隨。1953年汪鳳元(左一)接任麻城白果區委書記時和同事留影“三萬六”事件出籠的真相1958年8月8日,黃岡地委、麻城縣委主要領導人來到白果區,汪鳳元剛從紅安參觀滾珠軸承化後回到白果。坐下後,地委書記姜一說:“我們是來準備驗收王幹成早稻高產的,鳳元呀,你先把情況說一下。”汪鳳元說:“我還不知道王幹成哪裡有什麼高產咧?”二位領導說,王幹成在縣委擴大會議上,報了他有塊田早稻高產,可能有好幾萬斤,你到現在還瞞著幹什麼呀!汪鳳元說:"我確實不知道,他們又沒有向區委彙報。”他們說:“好吧!今天晚了,我們就住在這裡,晚上到梁家畈開座談會,明天上午一起到建國一社驗收去。”因為汪鳳元對王幹成高產試驗田的事確實一無所知,地縣委領導前來驗收又沒有人先給他打個招呼,加上汪鳳元不善於見風使舵,還一個勁地說不知道,這可能給地、縣委主要領導人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汪鳳元還是熱情地參與準備驗收。汪鳳元那時也是被大躍進的狂潮衝得昏頭昏腦,上級又一再開會講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幹,“人有多大的膽,地有多高的產”,批判右傾保守,因此只能說好的不能說壞的,再從內心來講自己工作所在地有這樣的高產,他也感到光榮。第二天早飯後,汪鳳元同地、縣委領導一起到了建國一社龔家埠小隊。一到現場,看到一塊鬥丘田,大約一畝左右,整整齊齊密挨密的穀子排在一丘田中,當時確實沒有看出假像來。大家找來了十幾把鐮刀,和社員們一起割了一小塊,脫粒過秤,推算說畝產有兩萬多斤。1958年9月13日,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右三)陪同毛澤東主席在武漢視察晚上回到白果區公所,地委書記向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作了彙報。第三天省裡就派了以省政府副秘書長史某為團長,包括農業專家在內的一行二十餘人的省委高產驗收團來正式驗收。由於驗收團出發較遲,到建國一社時天氣更晚了,所以大部分收割脫粒過秤都是在夜間進行的,這就給再次造假提供了機會。該試驗田除留了一小塊供參觀外,全部割打完畢。當天晚上點著汽燈,架了十幾杆大秤過秤驗收,完畢後驗收團長宣佈結果:王幹成早稻高產試驗畝產36957斤,並要全體參加驗收人員簽字。當場就有專家提出質疑說:畝產36000斤沒有科學根據,那麼密的秧苗怎麼中耕?怎麼施肥?怎麼通風?時間長了不都爛了嗎?王幹成馬上按照縣委某副書記幾天前給他準備好的對策講道:“用科學方法管理,下肥除深耕層層施肥外,追肥時將化肥兌成水,在稻田周圍作高埂子往田裡灌;通風先是用竹竿捅,後來用鼓風機往田裡送風的。”地區領導當場嚴厲批評了這位敢講真話的年輕專家,這樣有不同意見和半信半疑的人再也不敢講話了。於是所有參與驗收的人包括地、縣委書記和汪鳳元在內都在驗收報告上籤了字。當天晚上省政府副秘書長向省委書記作了彙報。8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一特大新聞,一下子就鬨動了全中國。全國各地來參觀的人群絡繹不絕,包括朝鮮副首相李周淵,前蘇聯、波蘭、保加利亞、日本等十餘個國家的國際友人也前來參觀,區裡還專門設立了接待參觀的招待所,參觀者送來的紅旗一時間掛滿了牆壁。人民日報關於麻城天下第一田的新聞圖片幹部造假,農民糟殃。汪鳳元后來才知道,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一年多時間內,僅第二生產隊所在地河北垸的400多人口就餓死了70多人,餓死人數佔總人口的六分之一。其它公社的人見了建國公社的人就白眼:“就沾了你們建國一社的光,牽連汪鳳元們的糧食也賣超了。”(參見章躍兵:《圖虛名招實禍的“天下第一田”》,載《炎黃春秋》1995年第3期)“求是”的代價“三萬六”事件出籠後,特別是到了1959年反右傾運動後,因造假和反右有“功”的人,一個個都青雲直上了——王幹成被提拔為區委副書記、區長,後來取汪鳳元而代之當了白果公社(此時區公所已改成人民公社)黨委書記;而主持查辦汪鳳元“右傾案件”有功的反右辦公室主任也當上某縣縣長;麻城縣委某副書記升任縣委第一書記;原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升任黃岡地委副書記;原黃岡地委第一書記升任副省長、省委副書記。可是,作為當時區委書記的汪鳳元,卻因為堅持實事求是、“拔畝產三萬六的紅旗”,而從此遭遇了人生的厄運。“畝產三萬六”的典型樹起後不久,縣委農工部幹事曹鐸來到汪鳳元處說:王幹成搞的畝產“三萬六”是假的,是將成熟的穀子移在一起,縣委農工部工作組住閔集鄉,與建國一社是隔壁,社員用手到田裡摸了摸還沒有長根。這是汪鳳元第一次聽到說畝產“三萬六”是假的。他馬上意識到事關重大,心裡翻起了疑團,畝產“三萬六”到底是真是假?是真的還好說,如果是假的自己該怎麼樣去面對?縣委在大小會議上反覆講:“在畝產‘三萬六’問題上要統一口徑不能亂講,這不僅關係到麻城紅旗,還關係到地委、省委威信。”汪鳳元心裡想,由他出面去查真假,是根本不可能也是做不到的,雖然不知道炮製畝產“三萬六”的真正後臺是誰,但是他已經預感到這其中來頭不小,搞不好會引火燒身,吃不了兜著走。所以,汪鳳元特意囑咐曹鐸說:“我們一定要慎重,不能隨便亂說。”不管汪鳳元在行動上怎麼樣剋制自己,但是在思想上還是給自己提出了許多問題:對於這樣造假害人的東西該不該保持沉默?保持沉默符不符合共產黨員的要求?由於缺乏政治經驗,缺乏敢於鬥爭的勇氣,加上又沒有第一手材料,雖然初步瞭解到畝產“三萬六”是在造假,但是他還是提醒自己:沒有真憑實據,還是“悠著點好”。然而,事情的發展遠遠不是汪鳳元想象的那麼簡單:有一次,燎原一社主任彭思漢(勞動模範)從縣裡開會回來,在路上跟汪鳳元說:“有些人(指王幹成)這麼搞,石頭甩上天總是要落地的,紙是包不住火的。”石頭落地砸的是老百姓。假高產而帶來真高購,糧食產量又報不上來,縣委逼著搞反瞞產,完不成糧食徵購任務,汪鳳元們夾在中間實在是左右為難,由此對“三萬六”事件產生了很大的怨氣。白果區委班子成員如李學文、劉耀典、易志慎等人也經常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發洩他們對“三萬六”事件的不滿情緒。正義幹部群眾對“三萬六”事件的反面意見,對汪鳳元有很大的幫助和啟發,使他對“三萬六”事件的認識有一個從開始不知情,到有所耳聞又怕惹禍上身,再到後來的逐漸醒悟的過程。一件件的事情,一次次的談心,對汪鳳元來說既是提高認識,也是裝填火藥的過程,引爆的導火線恰恰又是建國一社找汪鳳元吵要供應糧的三個人點燃的。1958年10月的一天,汪鳳元正在明山鄉沙王廟召開全公社小隊長以上幹部大會,動員反瞞產,完成國家糧食徵購任務。會上,麻溪河鄉總支書記和建國大隊(原建國一社)大隊長、小隊長(正是畝產“三萬六”所在的小隊)三人一起找到汪鳳元說:“你要批點供應糧給我們,群眾餓肚子沒有飯吃。”這一下子把汪鳳元心中的火點燃了,他再也顧不上什麼上下級的關係,顧不上將會對自己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心一橫桌子一拍就罵起來了:“你王幹成搞那高產量,當上全國模範,上北京開群英大會,見了毛主席。這才過了幾天時間,你們現在就來吵要供應糧,說群眾餓肚子沒有飯吃,那你王幹成不是個騙子?畝產‘三萬六’不是假的?你騙了全省全國全世界,騙了毛主席、騙了黨中央!”罵的初衷是針對造假的王幹成和縣委某領導的。因為從社會輿論中,汪鳳元初步瞭解到畝產“三萬六”是縣委某領導策劃並指使王幹成乾的,這時還不知道背後有更硬的後臺,更深層次的背景。殊不知汪鳳元這一罵,卻刺痛了麻城縣委搞假紅旗真浮誇的要害,實際上也刺痛了黃岡地委和湖北省委主要負責人。這樣,汪鳳元就成為他們的眼中釘,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1959年,反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運動於9月底在全國展開。報復汪鳳元的時機終於到來了,麻城縣反右傾運動大會第一個把汪鳳元作為鬥爭重點拿出來大會批鬥,一斗就鬥了二十多天,縣委第一書記上臺帶頭鬥,縣委分管各條戰線負責人上陣輪番鬥,發動知情人重點鬥,小組日夜鬥,寫不完的檢討,作不完的交待。縣委第一書記帶頭在會上批鬥汪鳳元時說:“汪鳳元等反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麻城縣委的主要手法就是打著實事求是的招牌,抓住‘三萬六’不放,攻擊麻城紅旗是假的,其陰謀極端惡毒。”當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縣委檔案《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汪鳳元的處分決定》中寫道:尤其是58年大躍進以來,他瘋狂的組織反黨集團,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總路線,否認大躍進,破壞人民公社,攻擊紅旗,打擊先進。在運動中企圖混關,態度極不老實。據此,汪鳳元確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為了嚴肅黨紀,教育汪鳳元本人,經縣委1959年10月26日討論決定:給予汪鳳元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察看一年,由18級降為23級處分。嗣後,經報請中共黃岡地委批准決定,汪鳳元被定為“混入黨內壞份子”,給予開除黨籍,行政18級降為22級處分。為什麼對汪鳳元的處分如此之嚴厲呢?究其原因是從1958年10月到1959年10月一年多的時間裡,汪鳳元與麻城縣委主要負責人在畝產“三萬六”等許多問題上發生過重大意見分歧,發展到各持已見、據理力爭直至面紅耳赤的地步。其關係緊張的程度,從以下幾件事中可略見一斑:事件一:1959年春望花山鄉有幾十人因餓肚子外出討米,被縣委發覺後,電話追問該鄉住點幹部是誰,汪鳳元說是副社長劉耀典,縣委要公社黨委上報處理意見。公社黨委一致認為該鄉問題多困難大,劉耀典去的時間短,不到兩個月,他不應該負主要責任,但有工作作風不夠深入的缺點,決定給劉黨內警告處分。而縣委卻決定開除劉的黨籍、開除公職回家務農。汪鳳元接到這個處理意見後,認為縣委對劉耀典的處分過重,再次召開黨委會討論,大家一致認為處分過重。但縣委維持原處分結論不變,並要立即宣佈執行,汪鳳元當即表示“服從縣委決議但是保留個人意見”。這本是履行一個黨委書記正常職責的事,但後來在反右傾運動時卻成了“縣委決定對不關心人民生活的劉耀典的處分,他(汪鳳元)拒絕執行,召開反黨集團會,叫他們‘堅持真理’,會後指使李學文公開反對縣委的決議,還慫恿劉耀典上訴”的反黨罪行。事件二:1959年春,汪鳳元走訪了各鄉和部分大隊,所到之處都是冷冷清清,不少人家都揭不開鍋蓋,群眾普遍餓肚子,社員喝清水粥,靠野菜、樹皮、糠粑充飢,大量出現浮腫病、婦女子宮下垂,有的地方還餓死了人。目睹這一切,汪鳳元心如刀割,晚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反覆思量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嚴重的局面呢?究其原因還是大躍進浮誇、畝產“三萬六”帶來的後果。作為基層領導幹部,汪鳳元深感自己真是“有責有罪”!從鄉村回來後的第二天,汪鳳元就主持召開了公社幹部大會。會上,他講了看到的悲慘情景,很內疚地說:群眾餓肚子餓得那樣狠,我們屋內還掛著這麼多的紅旗,真是問心有愧呀!對不起父老鄉親!於是,汪鳳元心情十分沉痛地對幹部葉玉林說:“你馬上將全國各地送來的紅旗全部摘下鎖起來。”未料,這句話成了汪鳳元的罪狀,“1959年麻城縣委檔案”(處分汪鳳元的檔案)中說“由此可見汪鳳元對1958年大躍進和麻城紅旗是何等仇視”。事件三:1958年秋至1959年秋,群眾生活嚴重困難,有些真話實話,汪鳳元向縣委講了也沒有人聽,還招致批評並給他小鞋穿。當時,省、地、縣委農工部駐點白果區(公社),工作中或茶餘飯後,汪鳳元與這些領導同志交心談心,說了許多知心話,如說:“麻城紅旗是吳書記吹來的”;“去年(1958年)沒有躍進,要是躍進了為什麼餓肚子”;“縣委浮誇,1958年產量不到6億,縣委硬要報8億斤”;“趙書記是強迫命令的老祖宗,好形式主義”;“1958年的高產試驗是形式主義”等話。領導同志回縣裡開會時,將汪鳳元的這些話作為批評縣委意見講出來了。於是就成了反右傾運動時多次提到的汪鳳元“散佈流言蜚語,破壞縣委威信”,指使幫兇告狀,揚言“汪鳳元要去省委吐苦水”,反抗縣委、侮辱縣委、控告縣委的罪證。事件四:1959年夏糧徵購會上,縣委某書記要白果公社完成65萬斤任務。汪鳳元透過摸底算賬,表示只能完成35萬斤。某書記發脾氣說:“這是縣委決定,非要完成。”汪鳳元說:“要執行政策只能完成那麼多,多了執行不了政策,出了問題汪鳳元負不了責任。”雙方爭得面紅耳赤相持不下,還是縣長陳化民出面調解說:“汪鳳元呀,你也不要硬頂,回去好好做工作,任務服從政策,完成多少是多少,但是有一條,工作要經得起檢查喲!”這也成了1959年麻城縣委檔案中對汪鳳元的“處分結論”中所寫的“向省委告狀”,“縣委決定白果夏糧任務為65萬斤,他只賣35萬斤,並在公社幹部中煽動對趙書記不滿”的罪證。不堪回首的磨難1959年,反右傾運動會議一結束,馬上宣佈汪鳳元和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上麻城縣三河水庫工地勞動改造,繼續反省將功贖罪。在三河水庫工地,汪鳳元除和民工一樣挑土築壩外,還要脫掉衣服只穿褲叉下到河底搶挖石渣堵水截流。下水一次就是四五個小時,起來時渾身汗毛眼充血,晚上還要繼續寫反省材料交待右傾罪行。一個月後,汪鳳元又從三河水庫轉到浮橋河水庫工地繼續勞動改造。當時基本上是靠人力用土箢、籮筐挑土築壩,為了搶進度,在大冷的冬天脫了衣服打著赤膊,插上紅旗,敲著鑼鼓,擺擂臺用革命加拼命的辦法搞紅旗競賽,以實際行動反右傾鼓幹勁插紅旗拔白旗。汪鳳元和民工一起沒日沒夜幹,晚上睡覺時腳都拿不到鋪上來。1960年,汪鳳元的母親和妻子攜子女到水利工地探望勞改的汪鳳元,不允相見,只得在鄉照相館留下一張缺少主角的“全家福”1960年5月的一天,縣委副書記李某在工地上向汪鳳元宣佈處分決定,說:經地委批准開除黨籍,行政別級和工資由18級降為22級。第二天,新任縣委第一書記找汪鳳元談話,重申地委決定,還說要調出麻城縣由地委另行分配工作。找汪鳳元談話的兩人都未講到汪鳳元被定為混入黨內的壞分子,所以汪鳳元一直矇在鼓裡,直到1962年甄別平反時,汪鳳元這才知道戴了一頂莫名奇妙的帽子,已經有兩年多的時間。1960年6月,黃岡地委監委一位姓喬的女同志找汪鳳元談話,宣佈黃岡地委處分決定時說:“你犯了這麼嚴重的錯誤,還只給了你開除黨籍處分,調到浠水縣還作一般幹部安排工作,這說明了黨對你的寬大,你要好好工作改造自己。”這就意味著汪鳳元雖然遭遇這麼嚴厲的處罰,流放他鄉,還要心悅口服的感謝某些領導人的寬大和“憐憫”。1960年6月底,汪鳳元挑著行李步行100多公里到了浠水縣團陂區,區公所一個秘書看了看介紹信說:區委已經安排你馬上到紅光大隊工作組去。他只好再挑著行李找到紅光大隊,見到工作組另兩位姓王的同志,一起在食堂吃了點稀飯,馬上到田裡扯秧插秧。天黑時和一位下放勞改的陳姓右派分子到紅光九隊駐隊去。從這時起,就開始了汪鳳元在團陂長達十三年的勞改生涯。1962年正式摘掉壞分子帽子,改開除黨籍為留黨察看一年,接著通知汪鳳元任團陂區副區長,但由於限制使用的原因,直到1973年調離團陂時還不是區委委員。這場厄運同時也誅連妻兒。反右傾運動時降汪鳳元四級工資,汪鳳元夫妻兩人每月收入只有六十多塊錢,養活不了四個孩子,加上汪鳳元長期在工地勞改,1960年底只有將長子和老三送回老家撫養,次子在“文革”時也被送回外婆家。汪鳳元妻子出身於一個貧困農民的家庭,懷著對共產黨的深厚感情,十五歲就出來參加革命,由於汪鳳元的問題連累到她,十幾年不能入黨,為了避嫌,工作頻繁調動,真是像趕鴨棚一樣東奔西跑。為了孩子她忍飢受凍,顛沛流離,她承受了常人難以承受的痛苦,夏日冒著酷暑山間行走,嚴冬打著赤腳破冰渡河,一年數次徒步往返數百公里看望孩子……留守兒童:汪鳳元的二兒子不屈的抗爭含冤受辱已經五十年了,其冤情之深、遭遇之苦、命運之坎坷、申訴抗爭之難,都是筆墨所難以形容的。但是,這些對汪鳳元來說畢竟是個人問題,而當時的“風雲人物”所搞的“三萬六”事件,其禍害之深、對黨和人民的事業、國家經濟建設的破壞,對人的生命的扼殺,造成的損失則是無法挽回的。為了反省歷史,警示後世,汪鳳元以一位共產黨人的良知,感到自己有責任進一步揭開當時的內幕,這對於世人、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從中吸取深刻教訓,是極其有益的。為此目的,汪鳳元在過去的五十年中一直在進行著不屈地申訴和抗爭。1962年甄別平反時,麻城縣委、黃岡地委還是1959年反右傾運動的“英雄”們當政,他們對於汪鳳元的申訴漠不關心,極力阻撓平反,但是在中央糾“左”大氣候的壓力下,不得不否定原結論的主要事實,摘掉壞分子帽子,但是仍然認為“汪鳳元同志曾犯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組織觀點不強的錯誤”,故將原“開除黨籍,工資由18級降為22級”的處分改為“留黨察看一年,工資由18級降為19級”的處分的決定。這次甄別平反,雖然是某些領導極不情願而又極不徹底的平反,但是也鼓舞了汪鳳元,使汪鳳元看到了徹底平反的希望,樹立了繼續抗爭到底的信心。在平反材料跟汪鳳元見面時,汪鳳元向麻城縣委副書記遊第波陳述了自己的意見:1.既然原結論中的主要問題都推翻了,就不是摘帽子和再對汪鳳元處分的問題,那就應該是徹底改正,正式予以撤銷處分,不能留尾巴。再次對汪鳳元處分,實際上是在製造新的冤案。2.至於還提到汪鳳元曾犯有包庇反壞分子和組織觀點不強的錯誤,理由更是不能成立,因為肅反審幹時,遊第波當時是縣委組織部長,親自帶隊在汪鳳元的家鄉林峰村住了一年多時間,調查後作出了結論:對反革命分子哥哥喪失立場,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對壞分子張國仲不屬有意包庇,全部予以否定(實際上也沒有任何檔案定張為壞分子)。不久還是遊第波親自找汪鳳元談話說:“你的問題調查清楚了,經地委批准已經作出了結論,縣委對你是信任的,決定把你從山區小區調到白果大區任區委書記,你要好好搞,不能辜負縣委對你的希望。”3.對於上述問題的處理,當年是遊第波和某書記一手操辦的,如今他們一個是縣委副書記、一個是縣委第一書記,為什麼還要將已經作了處理結論的問題,又拿出來再處分一次呢?難道發現汪鳳元有什麼新的問題嗎?這樣做違反了黨的政策。至於“組織觀點不強”的說法更是似是而非,從“1959年麻城縣委檔案”中沒有那一條提到犯了組織觀點不強的錯誤。遊副書記無話可說,只好說最後還要由地委來決定,一推了事。從此,汪鳳元就開始了漫長的申訴之路,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止的二十年中,汪鳳元向黃岡地委申訴在十次以上。但是一次次的申訴都是無果而終。有形的冤案不但沒有徹底平反,無形的冤案又從天而降。1960年汪鳳元被貶到浠水縣團陂區後不久,區委某負責人向下佈置監管任務時別有用心地說:新來汪鳳元區的汪鳳元在麻城白果搞浮誇、畝產“三萬六”,犯了錯誤,劃了反革命,你要把他管緊些。這真是信口雌黃,指鹿為馬。“文革”中,將汪鳳元打成“走資派”,貼汪鳳元的大字報,也有汙衊汪鳳元是“三萬六”炮製者等不實之詞。一次,在團陂區俱樂部批鬥汪鳳元的大會上,區公所王某說汪鳳元是搞畝產“三萬六”的,汪鳳元當即反駁說:“你今天發言是真的還是假的,如果你是說假話,那你繼續說,因為假話可以隨便編;如果說是真的,那就一個個地把問題搞清楚,到底畝產‘三萬六’是哪個搞的?”汪鳳元的話,說得王某啞口無言,會場上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會議在一片打倒汪鳳元的口號聲中草草收場。由於平反不徹底和“文革”中的誣衊羅列罪名等原因,汪鳳元是“三萬六”炮製者這個謠言一傳十,十傳百,謠言傳了千遍就成“事實”。隨著汪鳳元從團陂調到縣城,謠言也隨之傳至縣城,所以至今在許多人包括相當多不知實情的領導幹部眼中,也認為汪鳳元就是“三萬六”炮製者。挖苦諷刺難聽的語言難免發生,背後的指指點點也時而有之,每每聽到這樣損毀名譽的話,多數場合汪鳳元只有無奈的一笑,說你去調查清楚了再說,有時也爭得面紅耳赤直至賭咒罵娘。汪鳳元本應是一個求真務實反浮誇的戰士,理應得到黨和人民的肯定,得到社會的尊重和公認,為什麼反過來汪鳳元還成了搞浮誇的小人而繼續受冤呢?天理何在?公道何言?在此後的四十多年中,汪鳳元仍然堅持不懈地繼續申訴抗辯。為了獲得同情和支援,他在語言上非常剋制,還講了不少委曲求全的話。如“請領導換位思考,假如汪鳳元的遭遇發生在你們身上該如何對待?”“我已是風燭殘年,在世時日不多,總不能讓我揹著黑鍋去見馬克思吧?那樣汪鳳元是死也不能瞑目呀!”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汪鳳元在北京天安門前留影撥開雲霧見太陽在為正義和清白奔走呼號的這些年中,汪鳳元也得到了很多幹部群眾的同情與關心。1962年,時任浠水縣委書記於保誠親自帶汪鳳元到黃岡地委去申訴平反問題;1994年,時任浠水縣委書記陳定國將汪鳳元的申訴材料親手交給地委組織部張副部長,以後又多次跟縣委有關領導打招呼,解決汪鳳元的申訴問題;上世紀末,浠水縣委書記周勇認真地聽了汪鳳元的申述意見,主動地問汪鳳元有什麼要求,並說落實老幹部政策是縣委的責任,請老同志放心;縣委組織部長黃志敏也表示將在適當的機會給汪鳳元澄清是非,恢復名譽;原縣人大主任李協池看到汪鳳元的相關歷史資料後,積極地找有關領導幹部,想方設法幫助汪鳳元徹底平反……此言此情,汪鳳元都銘記在心,永不忘記。一件偶然的事情,幫助汪鳳元轉變了抗爭的方式,從祥林嫂式個人奮鬥轉向求助於歷史資料和社會力量。2008年上半年黃岡市某退休幹部出了一本書,書中以誣衊不實之詞對汪鳳元進行人身攻擊,說汪鳳元是“三萬六”炮製者,汪鳳元看了後非常生氣,準備上法庭控告他侵犯汪鳳元的名譽權。兒女們得知後不同意這樣做,說對方雖然侵犯了你的名譽權,但是他不是謠言製造者,也是聽別人謠傳的,暫不對簿公堂為好。但是有一點,為了老爸晚年心情舒暢,解開你的心結,汪鳳元們兒女有責任跟你一道,尋找證據,讓歷史來說話,證明你的清白。經過不懈地努力,終於找到了1959年10月27日中共麻城縣委《關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汪鳳元的處分決定》的檔案、1962年5月20日中共黃岡地委監委會《關於對汪鳳元同志的處分決定》、1979年3月19日中共黃岡地委紀委《關於對汪鳳元同志處分問題的複議決定》的檔案等權威史料。這些材料明明白白地記載著,處分汪鳳元的原因是汪鳳元反對“畝產三萬六”的假“衛星”,反對浮誇風。歷史資料剛一被傳開,許多知心朋友和素昧平生的好心人都爭相傳閱,他們看後都說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歷史竟如此顛倒黑白,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裡有多少冤案,使人不能不扼腕長嘆!看了後對你這個人的看法完全是兩回事,原來總把你當成“三萬六”炮製者,真是冤枉你了。有的還說:過去對你不瞭解真情,說了些傷害你的話,向你道歉。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黃岡地委紀委於1979年3月19日作出了《關於對汪鳳元同志處分問題的複議決定》:“決定撤銷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日對汪鳳元同志的處分決定,恢復其原工資18級。”隨即,浠水縣委任命汪鳳元為縣工辦主任,1990年黃岡地委批准提升為副縣長級職務。現在,汪鳳元的兒女們都各有所成,孫輩多數大學畢業已經就業,曾外孫也一歲多,長得非常可愛,汪鳳元退休後和老伴相濡以沫,可謂是四世同堂,共享天倫之樂。此情此景,正如團陂鎮青山村王正給汪鳳元的詩中所形容的:“汙泥陷玉終歸玉,洗雪晶瑩更好看。”(轉自《炎黃春秋》2009年第四期)晚年汪鳳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