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榮德生出生

在145年前的今天，1875年8月4日(農曆1875年7月4日)，民國“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榮德生出生。近代以來，列強人侵，清政腐敗，國弱民貧的狀況更加惡化。斯時出現一批有識之士，首倡發展“工商實業”，經世報國，強國富民，世稱經世派，他們由此成為引領中國近代工商實業發展新潮流的開路先鋒，榮德生便是深涉這一潮流的成功實踐者。榮德生繼承中國近代經世派的優秀傳統，以發展實業為強國之媒，以興學育才為經世之本.以區域改造為濟世之方，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聞名中外的“麵粉大王”榮德生，譜名宗銼，號樂農，生於清光緒元年七月初四(1875年8月4日)。無錫西鄉榮巷人，出身寒微，家世經商務農。先由錢莊學徒做起，開辦廣生錢莊；由創辦茂興麵粉廠開始，成為“麵粉大王”，後又創辦振新紗廠，再建申新紗廠，最終成為“棉紗大王”。經過30多年的艱苦創業，由一介布衣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首戶。榮德生只讀過五六年私塾，就相繼到上海的錢莊當學徒，由此通曉了珠算、記賬、存款、放款、貼現、匯兌等各種錢莊業務。1891年，榮宗敬學徒期滿，轉入森泰蓉錢莊做跑街，在金融市場的資金調撥、執行和小麥、棉花的產銷行情等方面，積累下豐富的知識和經驗。1893年春，榮德生隨父親到廣東三水河口厘金局朱仲甫手下做幫賬，辦理進出口稅務。這些經歷，對榮氏兄弟後來經營麵粉、紡織企業，都是至關重要的準備。1898年，適逢清政府決定流通新銀元，北方義和團運動興起，大批商人湧到上海採購麵粉，匯兌十分活躍。他們抓住這個有利時機，大力拓展廣生業務，兩年間盈利竟達白銀近萬兩。同時，榮德生和兄長榮宗敬又在家鄉榮巷開設公鼎昌錢行，每年都能穩獲二隻千元的收益。1900年夏天，榮德生去了上海，發現各業蕭條，惟獨內地小麥源源湧來，滬產麵粉不斷外運，遂產生了興辦麵粉廠的念頭。而榮宗敬也從幾年來廣生錢莊的業務和上海各業平淡、惟有面廠連年獲利中認識到:“粉廠一業，關係到民生所需，倘在無錫產麥之區建設一廠，必能發達。”於是，建立了茂新麵粉廠。圖：茂新麵粉一廠廠房1904年受日俄戰爭影響，茂新麵粉遠銷東北。1905年增添英制鋼磨6部，麵粉日產能力增至800包，企業連年盈利。1910年，茂新再次添機，裝置最新式美國鋼磨12部，並拆去石磨，改建廠房，資本增至20萬元，麵粉年產能力89萬包，相當於建廠初期的10倍。榮氏兄弟不僅努力擴大生產，而且大力提高產品質量，從原料選購、原麥搭配，到每一個生產環節，層層把關，切實做到秤足、質優、色白、味純；並學習外國廠商，改進外形包裝，終於創出了“兵船”名牌。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4年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國內外環境，迎來了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黃金時期”。榮氏兄弟抓住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迅速擴大企業的規模。從1912年至1921年間，他們透過設立新廠、租辦和收買舊廠等辦法，迅速壯大。產品不僅暢銷全國，而且遠銷西歐、東南亞，成為聞名中外的“麵粉大王”。圖：茂新福新麵粉公司產品商標再摘“棉紗大王”桂冠在茂新麵粉廠日益發展的同時，榮氏兄弟依據“發展實業，應從吃穿兩門人手”的指導思想，於1905年8月集資27.08萬元，建立振新紗廠。振新與茂新毗鄰，1907年3月21日(農曆二月初八)投產，主要裝置有英制細紗機28臺10192錠，日產棉紗23件。開工初期，因經營管理不善，虧蝕甚巨。1909年，榮德生對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產量、質量蒸蒸日上，企業轉虧為盈。1910年，振新生產的棉紗在市場上已能與日紗“藍魚牌，相匹敵。榮德生為了擴大了振新紗廠的規模，添機至3萬錠，並提議在上海、南京、鄭州增設3家新廠，但遭到那些希望分紅得利的多數股東的反對。為了求得企業的發展他於1915年春毅然退出振新，到上海創辦了申新紗廠；1917年，買下恆昌源紗廠，改為申新二廠；1919年，籌建無錫申新三廠；1921年，建立武漢申新四廠。至1922年，4家紡織廠共有紗錠134907枚、布機1615臺年產棉紗80356件、棉布359530匹，是這一時期我國棉紡織行業發展速度最快的企業。1931年初，又購買李鴻章創辦的中國第一家近代機器紡織廠---上海三新紗廠，建立申新九廠。到1932年，申新9個廠共有紗錠521552枚、線錠4004枚、布機5357臺，固定資產總值4工85.81萬元，職工31717人，年產棉紗306248件、棉布2798486匹，分別約佔全國棉紡織廠紗、布總產量的18.4%和29.3。繼“麵粉大王”之後，榮氏兄弟又成了中國的“棉紗大王”。榮氏兄弟白手起家，艱苦創業，從1902年第一家麵粉廠投資到1931年建立申新九廠，戰勝了多次經營危機，先後摘取“麵粉大王”和“棉紗大王”兩頂桂冠，被毛澤東稱為“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重視教育，一生辦學1904年，榮德生30歲，在家鄉倡議併發起捐款，開辦新式小學堂“將原有私塾改為公益小學，籌集經費，是為創設學校之始”。以後，隨著事業的發展，辦學熱情越來越高。具體發展過程，可其劃分為四個階段:1.從1906年至1918年，先後創辦四年制的公益初等小學和競化初等女子小學各四所，二年制的公益高等小學和竟化高等女子小學各一所。“公益小學和競化女子小學，不僅在無錫地區被公認為私立小學的模範，而且在江蘇省乃至全國，也頗負盛名。”2.從1919年至1937年，榮德生相繼開辦公益工商中學，梅園豁然洞讀書處和公益初級中學。辦學經費，都由榮德生承擔。著名科學家錢偉長、經濟學家孫冶方都是工商中學的學生。3.抗戰時期，所創辦的學校同企業一樣，亦遭嚴重破壞，但在這一時期，是榮德生由舉辦中小學普通教育轉向舉辦高等專科性教育的過渡階段。1938年6月，籌辦中國紡織染工程補習學校，1940年，又以申新九廠的名義，開辦中國紡織染工業專科學校。4.自抗戰勝利以後，他雖已年逾古稀，但辦學的熱情絲毫未減。1946年，他親自主持了公益中學的復建工作，1947年又親自創辦了私立江南大學。“江南大學，不僅是無錫歷史上第一所正規的本科大學，而且在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也留下了極其璀璨的一頁。”榮德生先生一生辦學，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大學教育；從普通教育到職業教育，男女並進。成績斐然。他一生用於辦學的經費，根據有關資料的不完全統計，在20年代初，每年用於1所中學，8所小學的經常費用就達4萬元。公益工商中學從建立到停辦，8年間共計耗資25萬元，相當與開辦申新三廠時總投資的六分之一。江南大學創辦時，預計耗資老法幣200億，超過同時興建的開源機器廠投資的22%由於當時物價飛漲，實際耗費大大超過預算。僅這幾筆費用，就足以說明教育在榮德生心目中的地位。抗日戰爭勝利前後，榮德生構想了一個戰後打擊，榮德生的設想沒有實現。而且榮家企業再也沒有恢復到戰前水平，然而，這並沒有動搖榮德生興辦教育的信心，這時他把辦學的重點轉向了創辦高等學校。這是榮德生一生辦學中一個意義深遠的轉折。1947年年逾古稀的榮德生，不惜花費巨資，在無錫創辦了私立江南大學，把他一生的辦學活動推向了最高峰。先進理念，自治管理榮德生畢生致力於發展中國的民族工業，走出了一條發展民族工業的成功之路。他認為擇人和用人是管理工作的關鍵。他的人才觀是：對人事安排及勞動思想有合理措施，如職員必須用忠直勤懇之人，避免阿諛進讒之輩，實行科學管理，發揮技術能力；工人進行教育，勤勞工作，不事浪費，工資合理，不任意提高，使企業窒息。他還贊成在實踐中鍛鍊人才，把一些具有真才實學的技術、管理人員聘請到申新三廠任職，實行科學管理。榮德生二子榮爾仁沒有進過大學，在公益工商中學畢業後，即在家一面請名師指導學習國文、外語、數學等基礎課程，同時每天到申新三廠隨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如汪孚禮等)學習生產技術和管理知識，並依次到各個生產部門實習，到日本考察學習，透過這樣的途徑。成為榮氏第二代企業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另外一個值得稱頌的地方就是勞工自治管理。自1926年起，榮氏企業廢除了人生依附的工頭制，實施技術革新管理，翻開了榮氏企業發展的新篇章。1932年，榮德生寫到：“廠中研究工人待遇，自制裝置日臻完備。進廠先教識字，落工習副業，非實習不能派事，女工非由養成班學過不能工作，班班皆教導，宿舍亦有室長，辦理漸有聲譽。”直接主持創辦勞工自治區的申新三廠廠長薛明劍在日記中寫到：“凡工人自出生至老死，均已顧及。設有醫院、學校、運動場、健身房、尊賢堂、功德祠，以至公墓。平時更有圖書館、茶館、裁判所、託兒所、各級夜校，以及養雞、養兔、養蛙、種蔬、照相、釀造等副業、訓練共二十二種，任憑工友工餘之選習。並有機工、女工、職員德不孤三種養成所、大禮堂及新醫院等裝置。”報界讚許為“足樹國內工業界之模範”，連國際勞工總局特派員伊士曼參觀後也“讚美不已”。勞工自治區創辦的意義，薛明劍明確說道：“我很誠懇的向全國同胞說，勞工事業的重要，不僅為工廠和工人本身的福利事業，且亦是社會事業。”勞工自治區是功能完善的城市社群建設，已經超越了教育、福利、勞資關係等評價範疇，是城市工業化與社會城市化相結合的創造性建設。在近代民族工業化的歷程中，是一個重要的創新之舉，至今仍然值得眾多民營企業好好學習和借鑑。榮德生是一位集實業家、教育家、改革家於一身的傑出愛國主義者，對於推動民族工業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不僅促進了經濟發展，而且對社會多方面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是一個事業家，不是一個資本家，我所有的錢全在事業上面，經常要養活數十萬人，如果事業一旦停止，數十萬人的生活就要受到影響。所謂資本家，是將錢放在家裡，絕對不想做事業。據我所知，有人家裡藏有金條2700餘根，但絕不想投資到社會上面，這是事業家和資本家的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