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6月21日發生的大事件

天津教案發生

在150年前的今天,1870年6月21日(農曆1870年5月23日),天津教案發生。1870年6月21日,天津教案發生。1960年法軍強佔天津名勝望海樓為領事館,強佔民地,修建教堂、育嬰堂,蒐羅爪牙,拐騙人口,早為民眾痛恨。1870年6月,天主教育嬰堂收養嬰兒因流行病傳染而死亡了三四十名,屍體潰爛,慘不忍睹,激起公憤。同時直隸河間拿獲拐犯王三紀,靜海拿獲拐犯劉金玉,供詞牽涉教堂。6月18日,天津捕獲迷拐幼童罪犯武蘭珍,自供系教民王三主使,並涉及教堂。此事哄傳後人心大憤。於是天津民眾萬人於20日聚集育嬰堂前,要求入內檢查。正當該堂負責修女同意民眾代表入內時,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聞報趕至,將民眾代表轟出堂外。豐大業又於21日午後,持槍闖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開槍恫嚇,要崇厚派兵彈壓。出衙後,路遇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公然向劉傑開槍,擊傷劉傑隨從高升,還聲稱:“我不怕中國百姓!”秘書西蒙也鳴槍威脅。民眾怒不可遏,當場擊斃豐大業和西蒙。隨後焚燬法國領事館、教堂、育嬰堂及英、美教堂數所,打死外國教士、商人多人,其中法人17名,俄人3人,英、比、意各1人。史稱“天津教案”。事發後,英、美、法、德、意等7國軍艦集結天津、煙臺一帶海面示威。6月23日,清政府命直隸總督曾國藩查辦,接著又派李鴻章會同辦理。曾、李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顧情罪之當否”為辦案方針,討好侵略者,竟然判處民眾為首者20人死罪,25人充軍,天津知府劉光藻、知縣劉傑發配黑龍江,賠款497000多兩重建教堂,10月並派崇厚到法國道歉。曾國藩賣國求榮,引起舉國上下無比憤慨。其在京同鄉將他在湖廣會館誇耀功名的匾額打碎燒燬,曾國藩自感“內咎神明,外慚清議”,稱病不出。1872年3月曾國藩病死金陵。而天津人民不僅將民眾鬥爭情況繪於扇面印賣,進行宣傳,並且每年在天津教案發生的日子,群眾都要沿當年打教堂路線舉行遊行。隊伍中還有人扮裝被殺害烈士以示悼念。這一習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停止。延伸閱讀:曾國藩在軍事上100分,但在外交上0分?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始末延伸閱讀:曾國藩在軍事上100分,但在外交上0分?曾國藩與天津教案始末二次鴉片戰爭失敗以後,清政府與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在天津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稱為《天津條約》。根據《天津條約》的規定,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力,對於傳教士,地方官應當“一體保護”,他人毋得騷擾,即所謂的“寬容條款”,另外加入基督教的中國老百姓也享受“寬容條款”的權益,可以和洋人一樣享受“治外法權”,不受中國法律的制裁。《天津條約》簽訂現場由於當時的地方官常常對中國老百姓橫徵暴斂,欺壓凌辱,所以中國老百姓是為了躲避官府的欺壓而加入教會,一旦加入基督教,等於就是半個洋人,官府不敢把教會的人怎麼樣。中國的鄉村本來就存在宗族和地域的對立,這樣一來,有一部分加入基督教的老百姓就依靠教會勢力與另一部分沒有加入基督教的老百姓依靠宗族勢力而對立。更為糟糕的是,一些地痞流氓也加入了教會,這就使得教會勢力與宗族勢力之間的對峙情緒越來越激烈。基督教作為外來宗教與中國鄉土本來就存在的敬祖、祀天的傳統信仰產生矛盾,傳教士企圖改變中國的禮俗,認為敬祖、祀天,信仰佛教和道教的人都是“異教徒”,還指責佛教和道教為“邪教”。教會經常干涉中國民間的祭祖儀式,從而與民眾發生衝突,民眾得到了部分士紳的支援,中國鄉村計程車紳對教會也非常的反感,地方官與地方士紳常常在幕後支援民眾去反抗教會勢力。這一時期全國發生了很多教案,其中重大教案就有四五百起。同治九年(1870年)在天津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處理此事的曾國藩一世英名毀在了這個上面,不久以後含恨去世。曾國藩畫像1870年的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事件,6月初進入夏天,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教會育嬰堂中有30至40名孤兒患病而死,中國老百姓經常去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檢視,懷疑外國修女以收養孤兒為幌子,綁架了這些兒童,殺死兒童作藥材使用。1870年6月20日,天津地方官在審理匪徒武蘭珍的案件中,在口供中得知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亦牽涉該案,一時之間,群情激奮,地方士紳本來就與教會存在對立情緒,這件事立刻引發了反洋教鬥爭,6月21日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教堂並無王三這個人,武蘭珍的口供有假,查無實據,但此時情緒激昂的群眾已經無法分辨真假。此後數千群眾包圍了教堂,教堂相關人員與圍觀的群眾發生口角,大家開始拋磚互毆,教堂的法國人開始有生命危險,法國駐天津領事館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但沒有得到答覆,中國官員早就對洋人不滿,因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豐大業親自趕往事發現場,在路上正好碰見天津知縣劉傑,與劉傑爭吵了起來,中國官員當然幫中國老百姓說話,於是豐大業非常憤怒,拿起手槍打傷了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中國老百姓覺得洋人此舉太欺負人,知縣的侄子都被打死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在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此事到此為止還好,沒想到群眾的怒火一時燃燒了起來,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索性焚燬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整場事件持續了大約3個小時,現場一片混亂,死傷多人。此事震驚了西方世界,6月24日法國軍艦開到天津,英、美、德、意等六國軍艦亦結集在天津一帶,七國公使以法國為首向清廷總理衙門抗議,中法隨時會爆發戰爭。清廷派遣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為中方代表負責與法國政府交涉,當時法國政府要求處死與此事相關的天津地方官,但遭到中國官員的強烈反對,一些官員甚至認為不惜與法國一戰。面對一觸即發的中法戰爭,曾國藩採取了妥協退讓的策略。曾國藩到達天津,釋出《諭天津士民》的佈告,對天津老百姓提出了批評。因為法國教堂確實和兒童失蹤案沒有關係。但天津老百姓認為曾國藩是在偏袒洋人,甘當洋人的狗奴才,大罵曾國藩是“賣國賊”、“曾國賊”。為了平息此案,在法國人的壓力下,曾國藩處死了此次事件為首的18人,另有25人充軍流放,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當時的法國忙於普法戰爭,因而接受了曾國藩的條件。雙方更讓一步,涉事的中國官員只充軍流放而沒有處死,這樣既維護了清朝的體面,也給了法國人一個交代。可是,這件事引起了國人強烈的不滿,曾國藩的湖南同鄉認為曾國藩是湘人的恥辱,說不屑於與曾國藩同鄉。曾國藩的聲望一落千丈,為平息眾怒,曾國藩也批評了自己,認為自己很愧疚。由於民怨沸騰,清政府只好罷免了他直隸總督的職務,改由李鴻章繼任,在交接之時,曾國藩問李鴻章將來如何與洋人打交道,李鴻章說:“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圖為普法戰爭場景,當時法國國內正爆發普法戰爭,6月21日天津教案,9月2日法蘭西第二帝國國王拿破崙三世和10萬法軍就被俘虜,首都巴黎危在旦夕。所以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似乎可以強硬一點。就像李鴻章一樣“打痞子腔”,拖延時日,而不必急於解決。“天津教案”,其實曾國藩並無處理失當的地方,只是為人太過耿直,雖然讓法國人滿意了,但是得罪了天津老百姓。在明知天津老百姓有不對的地方,也不能釋出公告,直接進行指責,這無異於把自己歸位於洋人一邊。事後,清廷認為善於“打痞子腔”的李鴻章可能更適合辦外交,所以李鴻章脫穎而出,清朝往後30多年的外交都交付李鴻章處理。不過後來李鴻章也還是落得了一個“賣國賊”的徽號,所謂“弱國無外交”,在處理涉外事宜的過程中,沒有強大的國力作為後盾,一再的妥協退讓,當然會被人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