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爆發

在120年前的今天，1900年6月13日(農曆1900年5月17日)，義和團運動爆發解密“刀槍不入”之謎。義和團，又稱義和拳、義和團事件、庚子事變，或貶稱為“拳匪”、“拳亂”、“庚子拳亂”等，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針對西方在華人士包括在華傳教士及中國基督徒所進行大規模群眾暴力運動。義和團本來是長期流行在山東、直隸(今河北)一帶的民間秘密會社，清人有人認為與白蓮教等傳統民間秘密團體有關，這一觀點為現今大多數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源於一種勤王的民團組織。他們利用設立神壇、畫符請神等方法秘密聚眾，稱為“義和拳”，其中摻雜有大量教授信眾“刀槍不入”的愚昧成分。最初義和拳同當時清朝大部份秘密團體一樣，反對滿族統治，以“反清復明”為口號，遭到鎮壓。隨著中國近代史形勢的發展，以帝國主義侵略為先導的西方勢力的衝突代替華夷之辯滿漢之爭成為主要歷史矛盾，義和團開始支援清朝抵抗西方，改名為“虎神營”，口號也改為“扶清滅洋”(1898年由趙三多首次提出)。義和拳信神練功，其基本群眾是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它的活動一直受清政府的查禁和鎮壓。1898年以後，義和拳改稱義和團，他們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帝國主義，集中打擊外國教會侵略勢力。1900年6月13日，義和團運動揭開序幕，迅速發展壯大，勢如燎原烈火，很快掀起了一場席捲中國北部，震撼全世界的反帝愛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的爆發，是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人民反洋教鬥爭的繼續和總和。從19世紀開始，隨著列強勢力向中國擴張，宗教成了他們進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外國傳教士大批湧入中國，成為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勢力。隨著傳教士日益專橫跋扈，人民的反抗也愈來愈強烈。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加緊侵奪中國沿海軍港，並深入內地掠奪鐵路、礦山權益，企圖瓜分中國。外國傳教士的活動越來越猖狂，他們收羅土豪劣紳、流氓惡棍入教，作為教民，霸佔土地，欺壓百姓。清朝官吏屈服於帝國主義壓力，庇護教士、教民，壓制百姓。為了保護自己生命和財產的安全，老百姓紛紛加入義和團。義和團的基層組織是“壇”，每壇25人，設有壇主。入壇的人都要焚香宣誓，並嚴格遵守“不擾民、不貪財”等戒條。他們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仇恨外國侵略勢力帶來的鐵路、輪船、洋貨、教堂，見到這些必毀之而後快。隨著義和團反帝鬥爭聲勢日益壯大，帝國主義十分驚慌，不斷催促清政府採取措施鎮壓義和團運動，還公然干涉清政府內政，責令清政府派袁世凱到山東鎮壓義和團。隨後帝國主義又組成八國聯軍入侵中國，鎮壓中國人民的革命運動。義和團為了捍衛民族獨立，奮起反抗，給了侵略者沉重打擊。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清廷決心把山東義和團鎮壓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統兵前往鎮壓。12月25日，袁世凱統率裝備精良的七千名武衛右軍到達濟南。他見山東“民情強悍”，義和團民“所在多有”，便“分佈隊伍逐處彈壓”。至1900年夏初，“各處拳廠，均已撤閉”，有的“潛匿僻壤，私相演授”。王立言等首領相繼犧牲，倖存的團民在閻書勤等領導下，或轉為秘密活動，或進入直隸繼續堅持鬥爭。八國聯軍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緒帝經太原逃往西安。各國經過反覆商議後，才決定與清政府議和並繼續維持以慈禧太后為首的統治。英、俄、德、日、美、法等國於1901年9月7日與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鴻章正式簽訂《辛丑條約》。這個條約除正約外，還有19個附件。《辛丑條約》規定的賠款之大，條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對中國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喪失了獨立地位。義和團運動後遭八國聯軍鎮壓，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在這場反帝愛國鬥爭中，義和團始終站在最前線，在近代中國人民的反侵略鬥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歷史點評：在義和團運動中，阻止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野心，促進了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覺醒。但是由於具有籠統排外色彩和愚昧與殘暴，也使得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較差。延伸閱讀：揭開義和團大師兄們“刀槍不入”之謎延伸閱讀：揭開義和團大師兄們“刀槍不入”之謎本文摘自《歷史的碎片：側擊辛亥》，張鳴著，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6近代中國發生許許多多的大事，要問哪一個對西方人影響最大?恐怕只能是“義和團運動”。至少在當時，由於鬧義和團並且攻打外國使館的緣故，中國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體加上平頭百姓關注的熱點。據說世界著名的記者愛倫堡小時候，曾經在學校裡組織“義和團”，手掄皮帶到處嚇唬人。一百多年前的這個時候，整個中國的北方都處於一種狂迷的狀態之中，村村有拳壇，家家練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是紅布包頭、手持大刀的義和團拳民，連小腳女人都練起了“紅燈照”和“黑燈照”(據說紅燈照是少女練的，而黑燈照是成年婦人練的)，跟男人一樣拋頭露面。大家最熱衷的事情就是燒教堂，殺教民和洋教士，一時間，大街小巷到處都是血腥味。義和團那個時候要算是天底下最威風的人，可以橫著膀子走路，碰到朝廷大小的紅頂子藍頂子，都叫他們下馬下轎一邊站著，看著不順眼的，一把拉走就上神壇，三炷香一燒，如果黃表還不升起來，那麼這人的腦袋就可能要掉。義和團能夠鬧起來，除了一些政治和社會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們號稱“刀槍不入”的神術。如果不是信了神術，中央(西太后老佛爺)不會支援，老百姓也不會跟著起鬨，按現在的話來說，“刀槍不入”的神術，就是義和團的主打廣告。這種神術，一來現代科學不支援，有“封建迷信”之嫌，二來它們在洋人的槍炮面前也沒頂事兒，三來也影響義和團的正面形象，所以在建國以來林林總總的研究著述中，這種在實際的義和團中無所不在的神術竟然被避諱掉了。或者一筆帶過，甚至乾脆一句不提，史學“為賢者隱”的傳統功能在這裡發揮得淋漓盡致。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到底是怎麼回事?其實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民間法術”，在明清鎮壓造反者的官方檔案裡，不時地可以看到其蹤影，但是義和團的確將之“發揚光大”了。歷史的原狀是不可能再現的，但是好在事情過去了才一百多年，當時的資料還在，當事人的許多回憶也留了下來。現在探討起這個問題來，還不算難，分析起來，當時義和團的“刀槍不入”其實至少有四種情況。第一種是硬氣功的表演效應。中國武術中的確有號稱“鐵布衫”的功夫(如兼習童子功，又稱金鐘罩或者金鐘扣)，這種功夫練起來非常繁難，每日要經過無數次的跌打磨搓，比如從槓上向沙坑裡摔，用槓子和鐵錘遍身捶打，還要經過特殊的藥水浸泡，配合以運氣吐納，連晚上睡覺都要睡在堅硬的木板床上，什麼東西都不能墊。如果堅持練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據武術界的人士說，練成這樣的功夫，只要有了準備，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槍(即便是鳥銃)還是難以抵擋。義和團起於直魯地區，那裡是傳統的習武之鄉，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們有幾個功夫高的實為應有之義，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誠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渾身氣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檢視義和團“刀槍不入”真偽的剛毅和趙舒翹，曾被一位大師兄蒙了，估計他也有那麼兩下子。至於為什麼鳥銃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藥上做了手腳。第二種情況是貌似硬氣功的簡易法門。當時，幾乎滿地都是“刀槍不入”的義和團，真的練成“鐵布衫”功夫的能有幾人?絕大多數都是用偷工減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魯西南的大刀會與義和團的淵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在義和團運動爆發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經派人暗訪過大刀會，據他的報告，大刀會所謂的“金鐘罩”演練，“其習法時，貧者不受贄儀，有力者以京錢六千為贄，夜半跽而受業。燃燈焚香，取新汲井水供之。以白布畫符籙，其符字鄙俚不經，有周公祖、桃花仙、金罩鐵甲護金身等字樣。傳業者並不能書，或不識字，多遣人代書之。另授以咒，誦咒焚符，沖水令其跪飲，即於燈上吸氣吹遍其體，復以磚、棍排擊之。誦咒之夜即能御刀，謂誦久火器亦不能傷矣。大致略似運氣之法，氣之所至，猛擊以刀可以不入，而稍一頓挫，則飲刃也”。像這種夜半受業，燃燈焚香，供井水，唸咒吞符等等煩瑣的儀式，實際上是為了營造一種神秘的氣氛，借“神力”以濟功力之究，所以才有了唸咒的當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實際上，這不過是傳業的師傅的“貓膩”，即利用力學原理運氣得當使刀砍不傷，受業者其實並無真正的功夫，所以說，“稍一頓挫”，即改變受力角度，仍然會受傷。當然，真的練硬氣功的人據說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練為主，唸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堅定受習者信念的作用，而這簡易功法則相反。第三種情況實際上是第二種的延伸。在義和團運動最興盛的時期，各地拳眾充分發揚了“群眾首創精神”，大大地簡化了儀式，並與巫師神漢的降神附體結合起來，一吞符唸咒，立刻來神，刀往肚皮上著傢伙，什麼事沒有。實際上，義和團的人在練功上法的時候，是進入了某種氣功態，有點武術底子，氣質和心理狀態如果又比較契合，人是很容易進入這種氣功態的，而且進入狀態之後，人往往會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躥得遠等等，再加上師傅指導得法，運氣得當，眼見得刀真的砍不進去。到了這個時候，不由得人們不信是關張趙馬和孫悟空、豬八戒之類附了體，別人怎麼看另當別論，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槍不入”。當然也有些人狀態不那麼好，據時人講，義和團拳民上法時，許多人都會像著名的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和弗雷澤所描繪的原始民族的巫師跳神一樣，口吐白沫，神智迷亂，但是也有所謂“明體者”，“神降之後，尚自知覺，不致昏迷也”。更有所謂“緣體者”，“謂與神有緣，不勞更請，但一頓足存想，其神即降也”。實際上，後兩者的什麼“明體者”、“緣體者”，都屬於狀態不佳的，不操練則已，操練起來說不定就會出事，所以當時義和團各拳壇也常有“漏槍”、“漏刀”的記錄，就是說在自家練習的時候，刀槍也會有“入”的可能。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最後一種情形實際上是純然的江湖騙術，也可以說是一種魔術和戲法。義和團裡魚龍混雜，什麼人都有，江湖藝人自然也少了不往裡摻和，原來是用來抵禦或者嚇唬洋人的“刀槍不入”法術，在他們這裡，就變成了表演魔術。在義和團運動期間做縣令的鄒謂三在《榆關紀事》中就記載了一次拳民在山海關“魔術表演”。據他的記載，那場景還是相當轟動的：“當時街面紛傳，此係真正神團，眾民眼見，用抬槍洋槍裝藥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於百步之外，任槍對擊，彈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數接在手裡以示眾，眾皆稱奇，以為見所未見，奔壇求教者如歸市。”這一場熱熱鬧鬧的表演，結果卻很掃興，偏有不捧場的高人當場拆穿了戲法。原來是開槍者預先暗將“香面為丸，滾以鐵沙”充作槍子，開槍時，面丸化為青煙，而受試者手中先藏有鐵丸彈子，這邊槍一響，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來的槍彈。應該說，這四種“刀槍不入”除了第一種有點功夫之外，剩下的接近騙術，四種“神術”哪一種也不可能真的實際“刀槍不入”，面對已經進步到了後膛槍炮時代的洋人，根本一點用也沒有。可是當時舉國上下卻對此相信得一塌糊塗，甚至當洋人打進來了，義和團“刀槍不入”的法術在洋槍洋炮面前接二連三地失靈時，人們還是固執地相信真有“刀槍不入”那麼回事。當時一位在華的英國人記錄了這樣一件事情，說他的中國僕人即使親眼見到了義和團高喊“刀槍不入”向前衝鋒，最後飲彈受傷斃命的過程，還依然堅持說這些人不是真的義和團，而真的義和團是真的可以“刀槍不入”的。最為可笑的是，製造這種“神話”的人們，按理是明白他們的“法術”並不是真的，可是當整個社會從老佛爺(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槍不入”時，反過來他們中的有些人倒有點糊塗了，或者說昏了頭，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槍不入”。在義和團運動高潮中，屢屢有義和團的師傅和大師兄二師兄跑到有洋槍的清軍那裡，要求當場演示“刀槍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讓人家用洋槍往上打，不打還不行，當然，這些“勇士”們個個都被當場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廣出告示，大肆招搖，預定時間在集市上公開演示“刀槍不入”的法術，而且這種演示不是騙人的招法，而是真槍實彈地真來，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頭攢動、眾目睽睽之下，好漢當場斃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戲弄昏了自己，何至於把人招來看自己丟命出醜。操縱迷信的人最後把自家也迷倒了，這種事情看來並不奇怪，至少在中國不奇怪。當一種病態行為在某種特定的情境下爆發性蔓延時，而且又不斷地得到一向受人尊敬計程車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援，其自身就會像瘟疫一樣具有極其強烈的傳染力，可能把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吞沒，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為什麼那時的中國人會對一種原本子虛烏有的事情如此的虔信，而且是舉國若狂的虔信，其實是不能簡單地用中國人愚昧、落後和迷信來解釋的，我們中國人畢竟還有務實求驗很理性的另一面。子不語怪力亂神，老百姓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平時信神信怪信巫術，大多在病篤亂投醫、急來抱佛腳的時候，太平無事的時候，除了膽小害怕的老太婆，誰也想不起彼岸世界的神神怪怪。“刀槍不入”的神話之所以如此流行，當然前提是中國老百姓畢竟是有相信神話的傳統。他們多多少少是信神的，無論是廟裡供泥胎，還是戲臺上古往今來的英雄好漢、神仙鬼怪，都對他們有莫大的影響力；他們也可能相信巫術，有病有災，當問醫求藥不靈的時候，他們會請巫婆神漢來跳神禳邪；更重要的是，一向有實際功效的氣功對他們也很有吸引力，而且氣功在經過和尚、道士以及民間教門的法師們的中介傳播過程中，已經與這些職業半職業的宗教家的“教義”和“法術”難分軒輊。所以，當氣功和硬氣功帶有“實效”性的面目伴隨著神巫的氣息出現時，人們自然樂於相信了。從某種意義上講，義和團真有點像是民間神秘文化的大集合：團的組織分八卦(乾字團、坎字團之類)，連服色也跟九宮八卦有牽連；自稱“佛教義和神團”；練功上法則稱“安爐”；降神附體又是巫術，所附體的神靈卻又不是巫婆神漢們喜歡的狐鼬仙怪，而是“大教”(老百姓管官方承認的佛道兩教稱為大教)的正神；再加上些充滿神秘色彩的符、咒和乩語。經過這些雖然粗糙但卻有效的保護色的層層塗抹，沒辦法不讓老百姓掉進去出不來。儘管有著如此濃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礎，但是如果沒有甲午戰後中國近乎絕望的情勢，也不會出現這種朝野皆狂的錯亂局面。從義和團身上，滿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種能夠抗衡西方力量的東西，從精神上的民心士氣，到靈界的“刀槍不入”。這一部分士大夫其實是處於落後和先進之間的狀態，他們的態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走向。此時的他們，對於“刀槍不入”其實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因為既然已經不願意或者說不能在維新變法中獲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們所能依賴的，也只有這些“下九流”了。他們實在是太想把洋人趕出去了，幾乎到了病急亂投醫的程度。中國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負，這是中國上層下層共同的感覺，沒有上層的摻和，老百姓當然也會鬧“刀槍不入”，但鬧到舉國若狂的分上，卻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義和團之前和之後，“不安分”的農民都在玩這種把戲，前面有各種教門起義，後面有紅槍會和神兵。有點現代史常識的人都知道，紅槍會和神兵，喊著“刀槍不入”，抵抗過北洋軍閥、日本鬼子、國民黨甚至共產黨。然而，士大夫的鼓勵，卻使得“安分”的老百姓也加倍地如痴如狂，因為從骨子裡，老百姓還是相信那些“知書達理”的讀書人的。的，還是清朝掌握洋槍洋炮的正規軍，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義和團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們收羅來的洋槍，那些隨身的武藝和勇敢精神。“刀槍不入”的神術，除了在戰前會起到點宣傳表演鼓舞人心的用處外，在戰時幾乎是一無用處，甚至還可能起反作用，讓人連應有的勇氣也喪失掉了。舉一個例子來說，當時北京西什庫教堂只有幾十個洋兵，又沒有連發武器，幾萬義和團將它圍得裡三層外三層，攻了幾個月，就是攻不進去。如果在場的義和團真的拿出點不怕死的勁頭來，一擁也就擁進去了，最多犧牲幾十位好漢罷了。八國聯軍洋槍洋炮的轟擊，把義和團運動和它的“刀槍不入”一塊淹沒在了血泊裡，從此以後，士大夫最後一點抱殘守缺的傳統依戀都被掃掉了，無論上層還是下層計程車人，很少有人再會相信人的肚皮會抗住洋人的洋槍。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開始流行恐洋病，以至於到了這種程度，20世紀20年代，流氓出身的軍閥張宗昌，收羅了一群白俄兵，每次開戰，只要高大而且金髮藍眼的白俄一衝鋒，對方就會如鳥獸散。我們的歷史學家每每熱衷於引用八國聯軍統帥瓦德西的那句說瓜分中國實屬下策的“名言”，來說明義和團的巨大功業，其實，在那個時候，西方人對中國人說了很多很多的話，其中最多的是悲憐中國人的愚昧。從那以後，一些傳教士們開始了一輪又一輪在中國興辦教育的熱潮，其痕跡現在依然能夠看得見，可惜，人們不願意正視這些。一百多年過去了，國人畢竟聰明瞭許多，在今天儘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陳出新，敢說能讓導彈改變軌跡，使物質改變分子結構，甚至把地球給毀了，但再也沒有人自稱可以“刀槍不入”了，更不用說當眾演示當場試槍了。推薦閱讀：清廷為何從支援義和團到鎮壓義和團?推薦閱讀：清廷為何從支援義和團到鎮壓義和團?歷史之結甲午敗，維新起。戊戌維新本是體制內以制度改革達到振衰起弊、救亡圖存的難得的機會，卻因“帝”“後”兩黨權爭，最後以維新被鎮壓，“六君子”被殺，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志士亡命海外告終。反對維新的慈禧雖然獲勝，但比她年輕得多的光緒皇帝的存在，對她和支援她的守舊大臣是潛在的巨大威脅，因此，只有廢之而後安。但由於列強明確反對廢帝，最後，慈禧相信義和團具有刀槍不入的神功，利用義和團反對列強。最終，敗於“八國聯軍”。1900年8月15日清晨，北京城破，慈禧攜光緒等倉皇出逃，好不狼狽。面對滅頂之災，慈禧不能不對自己基本的執政方針作重大調整。從1900年8月到1901年1月，朝廷釋出了一系列上諭，完成了這種調整。其中，最重要的有四道，這種方針調整及所體現的“政治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第一個上諭釋出於8月20日，即向西逃亡的第五天，慈禧尚在途中、前途未卜便以光緒帝名義，下詔責人罪己。此諭首先對清王朝開基以來“列祖列宗”的“厚澤深仁”熱烈頌揚，意在此時此刻仍要強調政權的合法性。然後，又讚揚慈禧太后，“於祖宗家法恭儉仁恤諸大端，未敢稍有偭越”，特別強調這是“薄海臣民所共見”，儘量減輕責任。對這次大劫難的起因，則歸結為“團教不和，變生倉猝，竟致震驚九廟”，完全是義和團與傳教士、教民的衝突引起，朝廷、慈禧並無責任。但又承認“慈輿播遷，自顧藐躬，負罪實甚”。眾所周知，自戊戌政變發生，慈禧即向全國宣佈重新訓政，“負罪實甚”者其實就是慈禧。不得不罪己，又要強調政權的合法性、並要顧全自己的面子，是此詔第一層意思。緊接著，此諭又將責任、矛頭指向諸位大臣：“禍亂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體國之忱，無洩沓偷安之習，何至一旦敗壞若此?爾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試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許忠義者安在?今見國家阽危若此，其將何以為心乎?”其實，就在決定是否向列強開戰的御前會議上，堅決反對開戰的幾位大臣許景澄、袁昶、徐用儀、立山、聯元五人受到慈禧嚴斥，分別在7月28日和8月11日被朝廷處死。對不同者處以重罰甚至死刑，但釀成災難後又把責任推向大臣，向大臣問責，這是專制社會中君臣關係、上下級關係的本質體現。無數史實說明，在專制體制下，“臣工”若敢於直言，有時是要以生命為代價的。更重要的是，此諭肯定了由劉坤一、張之洞等東南官員策動的“東南互保”。當中央政府向列強宣戰時，東南地區的官員不僅不支援中央、積極支援戰爭，反而與交戰國達成彼此互不開戰、保護彼此商業經濟利益的協議，公然抗旨，與朝廷對立，確實少見。但此舉是否“合法”?朝廷是否正式認何?仍不無疑慮。對此，此諭作了明確肯定：“前據劉坤一、張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務照常，如約保護，今仍應照議施行，以昭大信。”肯定“東南互保”，已潛藏“求和”之意了。因此，緊接此句的是：“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齊，苟無聚眾作亂情形，即屬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體撫綏，毌得歧視。”從(至少是默許、鼓勵)打殺鎮壓教民到保護教民，也是重要的政策變化。兩天後，上諭又稱：“自來圖治之原，必以明目達聰為要。此次內訌外侮，倉猝交乘。頻年所全力經營者，毀於一旦。是知禍患之伏於隱微，為朕所不及察者多矣。懲前毖後，能不寒心。自今以往，凡有奏事之責者，於朕躬之過誤，政事之闕失，民生之休慼，務當隨時獻替，直陳無隱。當此創鉅痛深之後，如猶惡聞諍論，喜近讒諂，朕雖薄德，自問當不至此。”最後表示希望“內外臣工，各矢公忠，共持危局，庶幾集思廣益，用以祛弊扶衰，朕實惓惓有厚望焉”。雖然此諭表示今後要虛心納諫，要臣工直言，但一來當時朝廷命運究竟如何還是未定之天，二來一貫獨裁專斷的慈禧能否容忍逆耳之言，人們不能沒有疑慮，所以並未得到響應。但最後這句要“祛弊扶衰”，畢竟潛含承認體制有“弊”之意。9月7日，停留太原的朝廷在要奕劻、李鴻章等與列強議和的上諭中將責任完全推給義和團並下令剿殺義和團：“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直隸地方，義和團蔓延尤甚，李鴻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責無旁貸，即著該護督飭地方文武，嚴行查辦，務淨根株。儻仍有結黨橫行，目無官長，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責成帶兵官實力剿辦，以清亂源而安氓庶。”清廷政策從此前向只是“保護教民”的轉變進一步急轉為鎮壓義和團。不久前還稱義和團為“義民”，此時則成必須剿殺的“肇禍之由”。理由何在，並未解釋，慈禧急於求和，政策只能急轉彎，顧不得更多了。從支援、利用義和團到拋棄、鎮壓義和團，意味深長。此事一方面說明，利用、支援民情，對政府來說如同玩火，非常危險。有政府支援，民眾往往有恃無恐，行為會越來越激烈，政府很難控制其行為範圍。最後，政府總要收拾局面。但民眾情緒一旦被煽動起來，政府要收拾局面也非常困難，只能以鎮壓民眾收場。政府威望，必然大受影響。另一方面，此事也告訴民眾，不要認為自己得到政府的支援，就可以為所欲為，越來越激烈，因為政府遲早要收場，往往會以民眾當替罪羊的。1901年1月29日，正與列強議和期間，清廷宣佈了著名的新政改革上諭。此諭一方面承認“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不變之治法。窮變通久，見於大易。損益可知，著於論語”，並以清王朝入關前後的變化，來為變法辯護。“大抵法積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而已。”但同時，又認為“蓋不易者三綱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變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承認“深念近數十年積習相仍，因循粉飾，以致成此大釁。現在議和，一切政事尤須切實整頓，以期漸圖富強。”慈禧終於承認要向外國學習：“懿訓以為取外國之長，乃可補中國之短；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事之師。”甚至認為“至近之學西法者，語言文字、製造器械而已。此西藝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寬，臨下簡，言必信，行必果，我往聖之遺訓，即西人富強之始基。中國不此之務，徒學其一言一話、一技一能，而佐以瞻徇情面、自利身家之積習。舍其本源而不學，學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強耶!總之，法令不更，錮習不破，欲求振作，當議更張。”因此：“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並，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再由朕上稟慈謨，斟酌盡善，切實施行。”此諭的釋出，標誌著晚清“新政”的開始。究其實質，與康有為不到三年前發動的維新並無不同。或者說，慈禧鎮壓了維新，又不得不充當“維新遺囑”的執行人。但是，慈禧並不願意承認此點。所以此諭特別強調當時“偽辯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拳”。現在還逃亡海外，仍“誘人謀逆。更藉保皇保種之妖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談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該逆等乘朕躬不豫，潛謀不軌。朕籲懇皇太后訓政，乃拯朕於瀕危，而鋤奸於一旦，實則剪除亂逆，皇太后何嘗不許更新；損益科條，朕何嘗概行除舊”，慈禧雖行“新政”，但要強分與當年維新不同、仍堅持三年前的戊戌政變、鎮壓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是對的，不容藉此翻案。行新政而不寬囿當年的維新派，歷史之結遲遲未解，直接影響到後來的新政與預備立憲。梁啟超是堅決反對暴力革命、主張自上而下和平改革的立憲派的領袖，當立憲派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時，清廷不但未能“寬恕”其“罪”將其收歸己用，反而一直通緝、捉拿。這樣，他在與革命派辯論中居於非常尷尬的位置。他力論只有自上而下的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暴力之害、而且清政府也可能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他自己卻未能被清政府赦免，一直是“待罪之身”，這本身就是巨大的諷刺，使他的理論的說服力大打折扣。從1900年8月下旬到1901年1月底，在半年的時間內，清廷政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時移勢變，為時嫌晚，此時僅僅“新政”已經不夠，“立憲”成為社會越來越強烈的要求。總是被動的清政府又遲遲不立憲，只能最終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