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家王維舟出生

在133年前的今天，1887年6月10日(農曆1887年閏4月19日)，中國共產黨還沒成立，他就已經是共產黨員了。王維舟王維舟，1887年6月10日出生於四川省東鄉縣(1914年改名宣漢縣)清溪場。早年背井離鄉到成都打工，後考入成都工兵學校半工半讀，參加了四川“保路運動”。不久回到東鄉成立“東鄉保路同志軍”。1911年11月30日，王維舟擔任東鄉武裝起義總指揮，攻下東鄉縣城，宣佈東鄉獨立。1911年12月2日東鄉軍政府成立，王維舟擔任東鄉軍政府警備隊長。1913年4月，王維舟考入成都警備軍官學校學習，畢業後回綏定府任綏定警備司令。1915年，袁世凱準備復辟稱帝。王維舟得知後，立即在綏定組織護國討袁軍，任第一縱隊司令。1917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護法政府，興起護法運動，王維舟立即將護國軍改為靖國軍並任營長，後任團長和奉節縣邊防司令。後來，王維舟看到四川軍閥各霸一方的混亂局面，決心離開舊軍隊，另尋救國救民的真理。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馬克思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希望。1920年5月，王維舟來到上海，在尋求救國救民真理時，認識了朝鮮共產黨員金笠。在金笠的介紹下，1920年5月，王維舟在上海參加了朝鮮共產黨，並參加了朝鮮共產黨上海支部的工作，成為中國最早的共產黨員之一。1920年夏，王維舟奉命赴蘇俄學習。當時，年輕的蘇維埃正遭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軍隊的聯合進攻，國內物資極度匱乏，食品短缺，每人每天只能供應半磅黑麵包。王維舟等人積極響應列寧“實行星期六義務勞動”的號召，經常忍受著飢餓參加義務勞動，以支援前線和紅軍。1921年十月革命勝利四週年紀念日，王維舟參加了莫斯科紅場慶典活動，聆聽了列寧的演講，感受至深，終生難忘。1922年春，王維舟回到北京，同著名革命教育家吳玉章等一起組織“赤心社”、“俄災賑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募捐支援蘇俄。同年秋，他又來到上海。由於金笠被朝鮮反動派暗殺，王維舟失去了組織關係，自己獨立在上海開展革命宣傳和進行為蘇俄募捐救濟活動，把募捐的物資送到了莫斯科。正當王維舟有計劃地在上海開展革命活動時，收到一封急電：“母親病危，疾速返川”，王維舟不得不離開了上海。1923年春天，王維舟回到了家鄉宣漢縣清溪場，任宏文小學校長。王維舟還於同年在清溪場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這是川東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並開展革命活動，為革命培養了大批幹部。王維舟塑像1927年，王維舟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湖北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習，聽了毛澤東、彭湃關於農民運動的講座，理解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任務。這是王維舟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奠定了他為中國革命、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堅實基礎。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黨先後兩次派王維舟深入軍閥部隊進行爭取工作。他臨危不懼，機智勇敢，兩次死裡逃生。1927年，王維舟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王維舟奉命回到川東，建立了川東遊擊軍。1929年4月，王維舟等領導固軍壩起義，向川東軍閥劉存厚打響了第一槍。隨後，革命風暴遍及萬源、宣漢、城口三縣。劉存厚調集優勢兵力進行“圍剿”，遊擊軍先後戰鬥數年，粉碎了敵人多次“圍剿”。但終因敵眾我寡，遊擊軍在1930年遭到了失敗。1931年5月，王維舟參加了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開的會議。省委決定重組川東遊擊軍，由王維舟任川東軍委書記兼總指揮。會後，王維舟返回川東，在宣漢縣芭蕉場召開了緊急會議，傳達了省委指示，總結兩次起義失敗的教訓，確定了對敵鬥爭的策略和方針。從此，川東遊擊軍又迅速發展壯大起來，編成三個支隊，王維舟兼第三支隊長。1933年夏，為策應紅四方面軍南下，王維舟對紅軍游擊隊進行了整編和擴大，達2000餘人。王維舟還派人前去聯絡紅四方面軍。10月，在宣(漢)達(縣)戰役中，川東遊擊軍配合紅軍前後夾擊劉存厚，使其潰不成軍。在宣漢南壩場一戰，殲敵8個團，遊擊軍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兩軍共將敵追至開江永興、寶塔壩，開縣之高橋關，使遊擊根據地迅速成為紅色蘇區。1933年11月，在宣漢縣城西門外操場召開數萬人參加的祝捷大會，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宣佈，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33軍，王維舟任軍長，中共梁達中心縣委書記楊克明任政委。不久，四川軍閥劉湘策動大小軍閥向蘇區發起六路圍攻。王維舟奉命在宣漢東部擔任從芭蕉鄉至樊噲店長達100餘公里的阻擊任務及在西部配合紅9軍、30軍擔任50餘公里的防務，多次打退敵人進攻，鞏固了防禦陣地。正當川陝根據地保衛戰空前激烈的關頭，張國燾推行肅反擴大化政策，給紅33軍造成了重大損失，許多革命同志遭到拘禁審查。王維舟冒著風險親自到295團處理問題，看到發生的情況後非常痛心。他本著顧全大局、維護團結、保護幹部以及穩定部隊的原則，經過認真細心的甄別瞭解和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在全團大會上當場宣佈釋放被拘禁的幹部戰士，同時撤掉了該團政委的職務，及時保護了一批寶貴的革命中堅力量。1935年初，為了配合中央紅軍的長征，紅四方面軍決定西渡嘉陵江。嘉陵江是四川境內四大河流之一，西岸共有川軍53個團的兵力，佈防六百里，築有堅固工事，企圖扼守險要地段，阻遏紅軍向西發展。早在1933年秋，王維舟率領—萬多川東優秀兒女投入紅四方面軍被改編為紅33軍後，受到在黨內大搞家長制的張國燾的歧視和排擠，紅33軍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張國燾的無端殺害。王維舟內心非常痛苦和無助，但他堅信革命前途，堅信黨中央最終會給川東優秀兒女一個公正的評價。1935年初，渡江戰役即將展開之際，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頂著張國燾的壓力，起用王維舟。1935年，紅四方面軍強渡嘉陵江，開始了長征，川陝蘇區很多紅軍家屬跟著紅軍隊伍行進。王維舟的親屬及家族大約有20多人也參加了長征，年齡最小的是他的侄女王新蘭，出發時才10歲。年齡最大的是王維舟的岳母，年屆五旬，並且是小腳。與所有的紅軍戰士一樣，王維舟和他參加長征的所有親屬，跟著紅四方面軍長征，一路三過雪山草地，歷經千難萬險，沒有一個人退縮，堅持到達了延安。後由於其岳母年齡大，沒有文化，不願拖累組織，又返回四川老家。毛澤東與王維舟交談1935年長征途中，王維舟被派為先遣部隊指揮員與少數民族打交道。紅四方面軍過草地前，四方面軍供給部長吳先恩負責籌集紅軍糧草。一天，他與王維舟率警衛人員前往一藏族寺廟，準備拜訪主持寺廟的活佛。在離寺廟很遠的路上，就看到一些藏族同胞一步一磕頭，去寺廟朝聖。王維舟與吳先恩立刻下馬，率警衛人員，按照民族習俗，向著寺廟磕行。就這樣幾百米路程，他們個個都汗流浹背，氣喘吁吁，沿途的藏民對此情景很是震驚和感動。快到寺廟時，大活佛立刻迎了出來。大活佛看到領頭的紅軍大個子王維舟氣宇軒昂，猜想他一定是個大官，對他能以民族宗教的方式拜訪寺廟的做法非常感動。大活佛親眼見證了紅軍將領對藏民是如此平等相待，如此尊重藏族的宗教習俗，立刻吩咐藏民們為紅軍籌集糧草，幫助紅軍順利透過藏民區。1936年冬，王維舟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陝北。王維舟與劉伯承等紅四方面軍負責人一起，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的親切接見。王維舟當面向毛澤東傾述“張國燾叛黨，反對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以及對33軍的種種歧視的罪惡事實”。毛澤東認真地傾聽著王維舟的每一句話，感慨地說：“你們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點彎子也沒有的啊!四方面軍的一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於張國燾的路線，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待將來時機成熟，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望你們做好準備，暫時保守秘密……”毛主席的話給王維舟以巨大鼓舞。抗日戰爭時期，王維舟先後擔任八路軍129師385旅副旅長、旅長兼政委，陝甘寧邊區隴東分割槽專員等職。在385旅駐隴東慶陽期間，王維舟一方面堅持對敵作戰，一方面領導全體官兵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和開辦了許多工廠，極大地保障了大後方的物資供應。1942年6月3日，《解放日報》發表了朱德總司令的文章《祝維舟同志五十六壽辰》。“維舟同志是我黨的先輩，他的半生生活中與中國革命相聯絡著……王維舟完全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兒子和學生，而群眾卻把他當作保姆和先生。”朱德號召：“他應該值得我們全黨來學習和尊敬，值得全邊區，全中國人民來尊敬。”徐向前、吳玉章、謝覺哉、蕭華等人也都賦詩撰文，對王維舟的革命經歷和豐功偉績作出了高度的概括和崇高的評價。1943年1月，王維舟出席了西北局高階幹部會議，毛澤東親筆書贈王維舟“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獎狀。中共“七大”召開時，毛澤東在審議“七大”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時的談話中說：“王維舟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還沒有成立中國共產黨，他就是共產黨員了。”在“七大”上，王維舟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5年，毛澤東赴重慶進行談判之後，黨中央決定吳玉章和王維舟分別擔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和副書記。在中共中央決定四川省委公開活動後，蔣介石獲悉川軍將領、有著擁有深厚群眾基礎的王維舟重返故里，深感不安。一天，重慶市長、代行營主任張篤倫以請客吃飯為名，把吳玉章和王維舟請到他家，傳達了蔣介石的命令：限王維舟三日出川，否則逮捕拘禁，限制其自由。張篤倫還說：“王維舟是專門搞兵變暴動的專家。”國民黨反對派怕他以共產黨的身份進入被國民黨視為大後方的四川，對國民黨在當地的勢力構成威脅，於是找藉口派飛機將王維舟一家送往南京。後由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協調，王維舟一家才得以轉機，安全回到延安。王維舟紀念館解放戰爭時期，王維舟先後擔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西北軍區副司令員，協助賀龍指揮了保衛延安、收復延安等戰役。新中國成立之後，王維舟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併兼任西南民族學院院長。1956年，王維舟奉調進京，長期擔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常委。1956年，王維舟還在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王維舟是一位資歷老、年齡大的老一代革命家，與許多老同志和愛國人士建立有很深的友情，與黨內著名的“五老”(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之間，有著半個多世紀的情誼。董必武提筆寫道：“廿紀生經大半祺，吾華革命典型垂。與君先後共奔走，顧盼紅旗合春頤。”“文革”期間，謝覺哉已半身不遂，聽說王維舟的家被抄，他專門要身邊人員架著他，到王維舟家去看望。在艱難的時刻，他們互相守望，相互勉勵。1970年1月10日，王維舟在北京病逝，終年83歲。黨中央於1979年12月29日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為王維舟補開追掉大會，黨和國家領導人李先念、胡耀邦等參加。1987年，四川宣漢人民在紅33軍成立紀念碑下為王維舟塑立跨騎戰馬的大理石雕像。像前石碑上，嵌鑲著毛澤東書贈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題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