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銀行創立

在99年前的今天，1921年6月5日(農曆1921年4月29日)，中南銀行創立。1921年6月5日，中南銀行召開創立會，黃奕住為該行董事長，胡筆江為總經理，7月5日正式開張。總行設於上海漢口路110號。1924年經股東會決議增資250萬元，合計資本達750萬元。與鹽業銀行、大陸銀行及金城銀行合稱「北四行」。中南銀行在開業後不久，便爭取到了鈔票發行權。發行鈔票雖然可以幫助銀行降低成本、籌措資金，但也有可能因為濫發鈔票而引起擠兌風潮，嚴重的導致銀行倒閉。中南銀行決定採取比較穩妥而切實可行的方法，聯合鹽業、金城和大陸銀行成立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隨後便籌建了四行準備庫，制定了“十足準備”的發鈔原則，聯合發行中南銀行鈔票。這在中國商業銀行史上是一個創舉。四行準備庫不僅成功地規避了擠兌風險，且取得了發鈔額穩步上升的驕人業績。直到1935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實施法幣政策，統一全國幣制，四行準備庫才正式結束其歷史使命。1923年6月，由四行各出資本25萬元，成立了四行儲蓄會，吸收了大量的儲蓄存款，後來還建成了當時國內最高的建築----二十四層樓的國際飯店。1931年四行又設立了企業部和調查部。1936年又設立了四行信託部。除了聯合營業外。中南銀行本身的業務也不斷拓展。1922年7月，中南銀行首先在天津設立分行。以後又在北京，廈門、漢口、廣州、南京、杭州、蘇州、無錫、重慶、香港等地增設了分、支行。中南銀行開業後，先在上海總行設立業務部，主要經營存放款業務，繼而開辦儲蓄部吸收儲蓄存款提供給業務部放款。以後又成立信託部代客戶保管貴重物品及買賣有價證券。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美元、英鎊、法郎等外幣價值甚為穩定，許多國內銀行紛紛開辦國外匯兌業務。中南銀行也不甘落後，為此專門聘請了一名英國人辦理此項業務。由於中南銀行和華僑的特殊關係，因而外匯業務相當活躍。以後，中南銀行又與金城銀行合辦誠孚信託公司，透過誠孚信託公司對工廠進行的管理，成功地將幾家瀕於破產的企業恢復了生機，如天津的恆源紗廠，北洋紗廠和上海的新裕紗廠。這3家老企業由於內部經營管理不善和外部日資及日本侵華政策的制約而負債累累，無法經營，致使中南、金城等銀行所承放的貸款無法收回，如果聽任其破產，則兩家銀行也會因此蒙受巨大的損失。為了儘可能的減少損失，也為了挽救這幾家紗廠，中南、金城等銀行首先透過誠孚信託公司聘請專家對這幾家廠都進行了全面科學地評估，確認其並非無藥可救。隨後又透過聘請管理紗廠有經驗的專家任廠長，對紗廠進行一系列的整頓。如充實熟練女工，完善各項規章制度，調整機器，加強管理。由此迅速提高了生產效率，工廠面貌為之一新，產量因此日增，業務情況有了好轉，並逐步實現了扭虧為贏，因而工廠非但沒有破產、倒閉，反而煥發了生機，還清了貸款。不僅如此，中南銀行透過這樣的實踐，也逐步積累了銀行資本滲透到企業資本以後如何進行有效管理的經驗。以後，中南銀行還獨資興辦了上海德豐毛紡廠。1938年8月，總經理胡筆江不幸遇難身亡。1945年董事長黃奕住病故，由其長子黃浴沂先後接任總經理和董事長之職。日寇發動侵華戰爭以後，中南銀行也和全國許多銀行一樣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使中南銀行元氣大傷，經營管理也不如從前。1952年全國各商業銀行聯合改組為公私合營銀行，中南銀行也參加了公私合營。在1951年9月中國總行被收歸國有。2001年，其香港分行併入中銀香港。延伸閱讀：黃奕住與中南銀行延伸閱讀：黃奕住與中南銀行一家著名的私營銀行——中南銀行，它資金雄厚，分支機構遍及中國各大城市，這家銀行擁有發行鈔票權，它與金城銀行、大陸銀行、鹽業銀行四行聯合營業，人稱“北四行”。中南銀行的創辦人就是黃奕住。黃奕住在1919年回國前夕，就鄭重考慮今後如何運用其資財為祖國建設事業出力。他在印尼三十多年的商業活動中，深深體會到銀行金融業的地位和作用，特別是1917年華僑糖商遇到困難時期遭到荷蘭銀行資本的掣肘和刁難，使他感到建立華僑銀行及本國資本銀行的重要意義。在他從印尼返國途經新加坡時，就與幾位福建籍華僑共同發起成立華僑銀行，他入股新加坡幣40萬元。到達菲律賓的馬尼拉時又向當地僑界領袖李清泉、薛敏老等提議成立中興銀行，他認股100萬元，佔實繳資本50%左右。可見，他想將資金轉向金融業，是早有考慮，並非始自到上海之後。但他創辦中南銀行，卻與到上海並認識全國最大聲望的報紙《申報》的老闆與總經理，在上海交遊廣、訊息靈、見識多的史量才有關。一位在中南銀行長期任職的中層幹部章淑淳對此有生動的敘述，現轉錄如下。因系幾十年後的回憶，難免有不準確之處，括號中的文字是引者加上的。“在民國七年(1918年。誤，應為1919年)，黃(奕住)帶了18位隨員，去到上海，他說是要爭利於市，可是他在上海並無相識的人(不準確。見後文)。但是黃在泗水(作者在前文中寫道“爪哇泗水華僑黃奕住”，泗水，改為三寶壟，則更為準確)，以及回到廈門，每日必看申報，所以到了上海，就想到申報社長，必然瞭解各種情況，但不知道申報館社長姓甚名誰。後來打聽到社長是史量才，可是不認識，繼而一想，我以華僑資格，去拜會社長，總會見我的。他們一行人到了申報館，果然見到社長史量才。黃說的是閩南話，會講一點國語，可是說的不太好，幸好帶的隨員中，有會說國語的，有會說上海話的，有會說英語的，因此史黃見面談話，尚無問題。當史見了黃，就問其來意，黃說：我是爪哇泗水華僑，現在回到祖國廈門鼓浪嶼居住，久居無聊，現想到上海創辦點事業。史問有多少資金?黃說：一兩千萬銀元，是不成問題的。史說：想辦何種事業?一時無法奉告，我意，不如先創辦一家銀行，然後利用銀行資金，興辦實業，則事半功倍，黃甚為贊成。談到主持人問題，要史介紹人，史答稱，這要考慮過，才能答覆。二人分別後。史就約了徐靜仁商談這件事，徐與史是民國元年(1912年)監政處同事，徐是總務處長，史是松江運使，二人私交極好，且史辦申報館時遇到一件訟事，徐曾擔保鉅款，(見胡愍珠先生撰“申報於史量才”)。徐現是普益紗廠總經理，對於金融業務，也很熟悉。史即將黃到報館來見事相告。有意請徐擔任新組織銀行之總經理。徐說，我現辦紗廠，事很忙，分不開身，有交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胡筆江先生，現正在上海。如請他出來組織銀行，最為合適。徐做過交通銀行董事，是鎮江人，與胡是同鄉，故彼此極相熟。史即請徐約胡見面。胡的意見，與黃不相識，不和其底細，應設法託人到廈門調查，未便驟然答應。胡即託上海交涉員許秋碸函廈門交涉員劉君，後來劉君回信說，黃是爪哇歸僑，在廈門辦的事業很多，是有錢，確數則不知。有此回信，胡轉告史，遂同史約與黃見面晤談。”上文的敘述頗為生動，然而帶有故事性，黃奕住第一次到上海，並不是在“無相識之人”的情況下莽莽撞撞去的；結識史量才，也不是那般冒失，而是有人介紹的。此時的黃奕住，凡出行皆有目的，有準備。有一個辦事班子來為他事先作聯絡。他第一次到上海調查商情時，依靠的是兩條渠道。第一條渠道是工商界，其中包括上章所說的中華商會華僑招待所和華僑資本組成的“同仁民生實業會”。後者的總部設在上海，並在其他城市組織活動，宗旨是促進華僑向祖國工商業投資，以振興中國的經濟。其成員大多數是東南亞地區的華僑，很多又是福建籍同鄉。黃奕住是東南亞一帶的華僑領袖之一，其富有程度與經營能力在僑界頗有名氣，並與華僑招待所及同仁民生實業會中的人員早有接觸。黃奕住從同仁民生實業會員那裡瞭解到回國投資的真實感受。第二條渠道是曾經在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活動，得到過黃奕住捐款資助過的同盟會會員，以及清政府和民國政府派到印尼等東南亞地區宣撫華僑，受到黃奕住款待的官員。他們多是社會名流.其中一位是黃炎培。他曾被政府派到南洋各地調查華僑辦學情況。黃奕住是泗水、三寶壟等地華僑辦學的負責人之一，接待過黃炎培等一行人，因而相識。在調查過程中，黃炎培知道黃奕住資力雄厚，有一腔愛國熱忱，熱心華僑公益事業。而黃炎培對全國和上海的情況很瞭解，知識淵博，同社會各界入士有廣泛的接觸，且有聲望。黃奕住到了上海，便去看黃炎培。黃炎培對黃奕住回國辦實業的想法，給了熱情的鼓勵，在行動上大力支援，並介紹黃奕住與各界名流相識。黃奕住認識史量才，是由黃炎培介紹的。黃奕住透過這兩條渠道，很快地瞭解到真實情況，並與社會各界一些人士建立聯絡。黃奕住在《中南銀行招股啟事》中就將史量才與自己並列為創辦人，將上海工商名人韓君玉(希琦)、胡筆江、任筱珊等與華僑領袖李清泉等共14人列為贊助人。上海的也是全國的工商界名人宋漢章、黃炎培等，東南亞各地華僑領袖與名人簡明南、陳嘉庚、黃仲涵等144人為名譽贊助人。代理招收股處除上海、北京、天津、漢口、廈門、香港外，還有新加坡、小呂宋(菲律賓)，三寶壟，泗水，巴達維亞、日裡、望加錫、暹羅、仰光、檳榔山等地的中華總商會或相關銀行、商號。充分顯示了得到國內外經濟界名流廣泛支援，立足上海，面向華僑的特色。《申報》報道說，黃奕住“此次創辦中南銀行，全為提倡海外華僑挾資回國經營事業起見，定名中南，實取中國與南洋互相聯絡之義，以黃君之熱誠內向，成此偉業，又得胡、任諸君等為之經理其事，將來成績優著，海外華僑各大資本家，當必有接踵而起者，於吾國國計民生之關係，裨益當非淺鮮也。”該行的創辦，乃“華僑與祖國聯絡的先聲。”黃奕住在創辦銀行的過程中，給它起名“中南”。其含義是：“念吾僑民苦海國苛法久矣，若不思為父母之邦圖共富強，徒坐擁浮貲，非丈夫也。歸國謀設中南銀行於上海。中南雲者，亦南洋僑民不忘中國意也。”“取名‘中南’，是表明南洋僑胞深切念鄉土，願意回國傾資興辦實業，振興中華。”“向北洋政府登記註冊，因系中國金融界人士與南洋華僑合營，定名為中南銀行。”“定名中南，實取中國與南洋互相聯絡之義。”中南銀行成立之時，對總行設在何處，有過一番討論。有人主張在北京或天津。因為，當時中國的大銀行，諸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鹽業銀行、大陸銀行，金城銀行等等，總行都設在北京、天津，著眼於中央政府即政治中心在北京。黃奕住選擇上海為中南銀行總行所在地，著眼於資金市場。上海是全國的經濟中心，亦即資金金融中心。這是很高明的一著。五六年之後，上述這些銀行的總行都遷到上海。此事證明黃奕住是很有經濟頭腦的。總行行址設在上海公共租界東部，籌備時就在三馬路四川路口買進一棟現成的五層洋房(漢口路3號)，面積約6千方尺，佔地頗廣，甚為壯觀，開業時自用兩層，其餘出租。後業務擴充套件，另建新樓(漢口路110號)，此地本是上海的心臟地區。從20世紀20年代初(即中南銀行建行於此之時)開始，在公共租界中區的東北部，即北至北京路，西至山西路，南至漢口路，東至外灘的狹小地帶內，銀行大樓一幢接一幢地挺立起來。全國著名銀行總行的81%集中於此。換言之，全國重要金融單位的首腦機構集中在此地。它是貨幣發行的樞紐，外匯，金銀交易的總彙。此地銀行的存款佔全國銀行存款的30—40%。鉅額的貨幣資本在此地集散，全國的借貸利率、外匯、股市，金銀行市隨此地升降。此地成為上海的金融區，中國的華爾街，遠東的金融中心。黃奕住1920年把中南銀行總行設在此地，是很有見地的。1921年6月5日，中南銀行創立會在該行三樓召開，黃奕住在該行創立會上發表了演說與報告。《申報》1921年6月6日“本埠新聞”“中南銀行創立會紀事”中錄有這個演說與報告。“紀事”中寫道：昨日下午2時，中南銀行在三層樓開創立會。計到股東102人，共47132權。首先推舉黃奕住為主席。接著他以會議主席身份發表演說：今日為本銀行創立會。承諸公惠臨，無任欣喜。所歉者奕住語言不通，不能與諸君直接長談耳，然亦有不能不作一二表白者。奕住久客炎荒，歷時三十餘載，亦華僑中艱苦備嚐者也。華僑資本家良多，於祖國國家，社會各事業抱有熱誠者，亦極不少。奕住不才，宜無足齒數，然窮有志焉，以為今後為南洋華僑資本家與祖國國家社會各事業發生關係起見，不能不於吾國內商業繁盛之區，首創一二比較的資本稍厚之銀行為之嗃矢也，於是有與國內外諸同志共同籌劃、創辦中南銀行之舉。今幸賴諸公贊助之勞，得告成立，欣慰何可言喻。抑所為欣慰者、正不僅奕住個人之關係已耳、諸公倘幸有以賜教焉。”然後報告籌備經過情形：“歐戰以還，時局丕變，往時之以武力竟爭者，今將一變而為經濟競爭。大勢所趨，萬邦一轍。我國幅員遼闊，未闢之利甚多，倘不急起直追，人將為我借箸。我僑商眷懷祖國，報恩聯袂來歸，舉辦實業。待實業之舉辦，必恃資金為轉輸，而轉輸之樞紐，要以銀行為首務。故奕住等自去秋回國，即集合同志，倡議創設中南銀行，著手籌備。資本總額定以銀元二千萬元，開辦之始，先招四分之一，即銀元五百萬元，由創辦人認繳三百五十萬元，其餘一百五十萬元，留待海外僑商及國內同志。蓋區區之意，於海外僑商，則使其資金內轉，歸志將從而益堅：於國內同志，則與之事業共同，關係乃因之愈切。所幸邦人君子，一致樂與贊同，曾不數月，股額已滿，私竊引以為幸。邇者，內部組織均已就緒，俟房屋修繕畢工便可開始營業。今為本行開創立會之期，亦即本行成立之日。所有本行章程及選舉董事監事，皆將於此會觀成。謹報告其經過情形如此。以後行務之進行，深冀股東諸君指導扶掖，俾可日進無疆，豈惟銀行之幸，實業前途、社會經濟、國際貿易，實利賴焉。”由於黃奕住擔心大家聽不懂他的閩南語，他的籌備經過報告請韓君玉念。韓君玉唸完後發表演說，謂黃奕住夙在海外，最注意銀行事業，數年來於小呂宋、新加坡、棉蘭等處，業已多所提倡。然終以國內各項事業諸待發展，究不能不重賴有比較的資本稍厚之銀行為之樞紐，故決計在國內商業中心之上海創設銀行。其意蓋謂華僑挾資回國經營事業，因以增進祖國國家、社會凡有事業之進行、實華僑應盡職務、故以身先之，以樹風聲而資觀成耳。然此項重大問題，非得資本與人才兩者互相結合，則結果之良否與如何，殊難預定。幸而抵滬後得史君量才等之贊助，而本銀行之組織因以就緒；又得胡君筆江等之贊助，而本銀行籌備各事項之進行益以圓滿，此實同人等所欣幸無既者也。查黃君最初計劃，系擬以國幣一千萬元為獨資銀行事業，嗣以諸同人等之再四討論，乃改為公司性質辦理。現黃君所佔股額雖已居多數，然猶欲本其初志，厚殖行基，並欲於最短期限內即行擴充股本，招足預定二千萬元之總額，庶幾於增進祖國國家社會凡百事業之進行，直接間接得收實在之成效，此實黃君所抱宏願，史胡諸君等襄於前，我各股東群策群力協助於後，則創辦人之宏願以償，我各股東協助之功不可沒矣。在全場一致透過章程後，投票選擇董事監事。結果，史量才、吳秀生(香港進出口行經理，黃奕住的幫手)、葉源坪(爪哇僑商，黃奕住的幫手)、韓君玉(福建詔安紳士，黃奕住的幫手)、黃奕住、馬亦籛(廈門紳士，黃奕住的幫手)均以最多數當選為董事。(在給財政部請求立案呈文所列七位發起人中，僅菲律賓歸僑王敬祥未當選董事)，陶希泉以最多數當選為監事。創立會後，舉行董事會，一致推舉黃奕住為董事長，聘胡筆江為總經理，任筱珊為協理。創立大會召開後一個月，中南銀行乃于吉日1921年7月5日開張營業。《申報》第二天在《中南銀行開幕志成》的標題下，報道了開業典禮的情況：“昨日，本埠中南銀行開幕。來賓極多，本埠政商學各界，中外各銀行，商會及南洋僑商代表，均往志賀。京滬及長江一帶，並有來賓共約一千五六百人，衣冠楚楚，濟濟一堂，頗極一時之盛。各處之以祝祠楹聯為贈者，凡一千餘事，賀電有百餘通。當時櫃面收入存款銀洋共合五百餘萬元。查僑商組織銀行，此為首例，而資本之雄厚，實為商業銀行所僅見。加之主持者皆為社會著名人物，前途發達，正無量也。”黃奕住為開辦中南銀行花費不少心血，1919年9月28日後在上海調查達一個月，1920年6月——1921年7月，他三次從廈門到上海，在上海共活動7個月，均為開辦中南銀行籌備工作。這件事為他回國後兩年多時間裡活動中心，也是他一生中投入資本最多，影響最大的事業。現在大功告成，親自主持了這個開業盛典。受到各方的祝賀，當然是很高興。中南銀行是當時少數幾個有鈔票發行權銀行之一。關於中南銀行獲得鈔票發行權的經過，以往的報刊書籍中有多種說法。其中，有代表性的，最為流行的是胡筆江個人遊說、倒填批文日期之說。章淑淳《我與中南銀行》及醇廬《黃奕住與中南銀行》二文皆持此說。現錄章文之說如下：經史量才推薦，黃奕住與胡筆江約好時間見面。“他們見面時，胡即問黃，是否第一次到上海?曾否到過北京?黃答：是第一次到上海，沒有去過北京。胡說：最好現在去北京觀光一次.黃即刻應允。於是談妥動身的日期。胡與黃到了北京。那時總理是段祺瑞，財政總長是李恩浩，交通總長是曾毓雋，皆與胡非常相熟。由胡介紹，以華僑資格，覲見段總理。因華僑回國在廈門辦了許多事業，頒給三等大綬嘉禾章，黃大喜，認為胡在北京，與當時政府各首長有相當關係，此時方談組織銀行事，取名中南銀行，聘請胡為總經理。黃要求有發行鈔票權。胡知道政府對於銀行發行鈔票，除中、交兩行及已有發行權幾家銀行外，已有命令決不再核准申請者。因此胡遂與財政總長李恩浩密商，黃為歸國華僑，今欲興辦銀行，要求發行鈔票權，並不為過。李說：政府已有明令，不再核准銀行申請發行鈔票權，事不易辦。胡答：為鼓勵華僑回國投資起見，應該想一個辦法。商談結果，由中南銀行呈請發行鈔票權，倒填年月，在政府明令停止發行鈔票之前，經財政部批准，所以中南銀行之有鈔票發行權是如此獲得的。”實際上，倒填批文年月之事是不存在的。這有檔案文書為證。中南銀行檔案“董事會文卷”中有黃奕住等中南銀行7位發起人給財政部關於請予立案，並准予發行中南銀行兌換券的呈文及民國政府幣制局准予發行的批文，前者署明1921年6月後者為1921年7月11日。現摘錄呈文與批文中的有關部分於下：【呈文】“呈為僑商回國首創銀行，懇請准予立案，並乞優待以資觀感事，……伏查銀行發行兌換券一項，推其作用，不外節省現金，擴充通貨。而在國內之本國特種銀行，外資銀行及中外合資之各銀行，多享有發行之權，今若多一發行之本國銀行，則一方可減外券發行之力，一方可增國內經濟之資，洵一舉而兩得焉。奕住等為中國人民，誠不必引外資銀行為例，妄有請求，然以國內特種銀行及外資銀行尚蒙許可，則奕住等擎其資產，對於祖國實業前途所抱無窮之志願，悉屬政府積久心期，宜若可以仰邀鈞鑒，體念下忱，准予發行中南銀行兌換券，以示優異。至於他日幣制統一，則國家法令自當敬謹遵行。……除另呈幣制局外，所有奕住等創辦銀行懇請立案，並乞優待各緣由，理合具呈恭候批准，公佈施行。謹呈財政部。”【批文】“呈暨所擬章程均悉。查新設銀行發行紙幣，前經禁止有案，本難照準。惟念該僑商等久羈國外，不忘祖國，籌集巨資，創辦中南銀行，於流通金融及發展實業前途，均有裨益，殊堪嘉尚。本局為鼓勵僑商回國經營實業起見，姑予格外通融，暫準發行，俟將來政府訂有統一紙幣條例頒佈後，該行仍應遵守，以重幣政……並由本局遴選監理官駐行監理外，合行批示遵照。章程存，此批。”在呈文與批文中所署日期，說明不是倒填年月，且批文中“查新設銀行發行紙幣，前經禁止有案，本難照準。惟念該僑商久羈國外，不忘祖國，……姑予格外通融，暫準發行”等語，說明國民政府已立案不再批准商業銀行鈔票權，其所以又給中南銀行以特許，是鑑於黃奕住是攜資回國最多的華僑。第一，黃奕住擁有巨資。國民政府之所以立案不再批准新辦銀行紙幣發行的原因，在於1916年5月至1921年l月，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在北京、天津地區發行的貨幣，發生過停兌風潮，拖延四五年之久，信用大損。根本原因在於銀行實力不足，發行紙幣太多。現在新成立的中南銀行創辦時資本額定為2000萬元，實收500萬元，在當時所設私營銀行中屬於最多的。且在這500萬元中，黃奕住一人出350萬元，是個人投資一家銀行之最。除這350萬元股金外，黃奕住“復別存數百萬為護本金”。(這是中南銀行在開業的第一天存款額達500多萬元的主要因素)。黃奕住擁有大量資本，為中南銀行取得信用、發行鈔票奠定了物質基礎。第二，由於黃奕住是華僑，入股的又以華僑為多數，中南銀行是全國最大的僑資企業，在爭取僑匯方面，獨具優越條件，政府想吸引僑資回國發展工商業，以給予黃奕住回國辦銀行獲得破例的優待，故打破常規，給中南銀行與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同等待遇，特准發行鈔票。此即“政府諗君才，知可倚重，遂予發行鈔幣，視中國、交通二行，獎君歸國自效，為華僑勸也。”至於黃奕住是否在中南銀行成立之前，與胡筆江一起到過北京，申請鈔票發行權並進行活動之事，仍有待考證。據黃奕住1929年寫的《回國大事記》，他在1919年10月至1921年7月間，四次到達上海。他第一次到北京是在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3日，是在中南銀行開業2年之後了。他被授予嘉禾章事在l921年春，2月15日，蒙徐大總統頒獎二等大綬嘉禾章。4月10日，又蒙徐大總統晉獎二等大綬寶光嘉章。“餘之疊受榮典，乃繫上年華北旱災，廈門道尹陳培錕向餘募款賑濟，餘樂為捐助3萬元，故例給匾額外，陳道尹另呈請徐大總統獎給勳章，用示獎勵焉。”原因與過程說得很清楚。黃奕住後來到北京，原因與過程也記得很清楚。若他為中南銀行事到過北京，見過段祺瑞等人，在《回國大事記》中是不會遺漏的。此事還有一些旁證。例如，其一，《申報》1921年3月12日載：“【國內專電】北京電：南洋撫慰華僑委員林鼎華回京，呈泗水等埠僑商黃奕住等14人將歸，懇大總統傳諭宣召入京，商辦實業。(12日下午1點鐘)”可見黃奕住此時尚未進京。其二，1920年奉直戰爭後，段祺瑞及其皖系下臺。故黃奕住委託胡筆江籌備中南銀行時，“胡因離開北京後對於北洋軍閥政府聯絡不便，中南申請立案及發行權等事，都要透過財政部辦理，曾借重周作民等就近疏通。”在金城銀行檔案周作民“總經理私函卷”中，有1921年7月22日，即中南銀行獲得民國政府幣制局給予發行權的批文之日，胡筆江致周作民電：“頃奉尊電，以發行事已經閣議透過……此次之事，賴兄周旋其間，處收圓滿效果，敝處同人莫不仰佩高情，蓋不僅弟一己之私感激已耳。專此伸謝。”可見，胡筆江本人也認為中南銀行獲得發行權，功不在己。中南銀行鈔票發行權的獲得，一些人完全歸功於胡筆江，實際情況是，主要的原因在於黃奕住的華僑身份並擁有巨資，以及當時的政府實行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的政策。中南銀行獲得鈔票發行權，黃奕住認為此事責任重大，為了使發行的鈔票取得金融界的承認，併為廣大存戶所信賴，與胡筆江商議可靠辦法。其時有人建議仿照美國聯邦準備制度辦法，成立準備庫。黃、胡認為這是一個好辦法，遂由胡出面，邀請鹽業、金城、大陸等幾家資本額大，又無鈔票發行權的銀行，合組準備庫，聯合發行中南銀行鈔票，共同負責發行鈔票的責任。鹽業、金城因能分享到中南銀行鈔票發行權的利益，很快就同意了聯合經營。在步驟上，採取穩當的態度。1921年，中南銀行成立之後，即與鹽業銀行，金城銀行在上海成立聯合營業事務所。三家銀行的總經理擔任聯營事務所的辦事員(後改稱執行委員)，而以吳鼎昌為主任。聯營的目的是厚集資本，彼此響應提攜，藉以提高聲譽，擴充套件業務。聯營的基金200萬元，由中南出資100萬元，鹽業、金城各出資50萬元。聯營的範圍，以不侵害各行各自的營業為限。營業既各不牽涉，合作亦不受束縛。聯營初期只搞些聯合放款，以後逐漸發展。第二年，大陸銀行加入，從此改為四行聯合事務所。由四行總經理任執行委員(董事)，逐年輪流主持所務。從此以後，在金融界，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銀行遂有“北四行”，之稱。(“南四行”為浙江興業、浙江實業、上海商業儲蓄、新華信託儲蓄銀行)。四行聯合事務所設於上海，中南銀行總行亦在上海其所以被稱為“北四行”，與金城、鹽業、大陸原在北方的京津，以及四行的總經理皆北方金融界出身有關。1922年建立四行聯合準備庫，共同發行中南銀行鈔券。11月l日開始發行，鈔票上印的是中南銀行行名，但四行共同向社會公告：中南銀行所發鈔票，是由四行共同負責。四行準備庫之組織，貫徹兩條原則：第一，使準備庫完全獨立，保證所有四銀行營業金不能混雜或動用絲厘。第二，使準備金數目完全公開，四銀行與使用者同立稽查地位。其具體辦法是：(一)中南銀行為慎重政府賦予發行權及保持社會流通之信用起見，特將本行發行的鈔票規定十足準備(六成現金，四成有價證券)之章程，聯合鹽業、金城、大陸，各銀行設立四行準備庫。(二)四行準備庫在滬、津、漢及其他已經設立四行之處所分設之，其機關設定於四銀行之外，其職務專辦發行鈔票，儲存準備金，以及印票兌現一切事務，不兼做其他營業。(三)準備庫設主任一人，由四行聘任(總庫主任吳鼎昌)、各分庫設處長一人，由四行協商多數的同意任之。設總稽核四人，由四行總經理充之：分稽核若干人，由各地四銀行之副經理充之。對於各處準備庫帳目及庫存現金鈔票得隨時嚴格稽查。其章程另有規定，且歡迎銀行公商會來庫調查。(四)各庫準備金數目，逐日有表，由稽核員檢查，呈報幣制局。後來還做到在《銀行週報》上定期公佈於眾。為取信社會大眾，四行聯合準備庫設一特大水泥庫房，儲存每箱五千枚銀元之大量現洋，供人參觀，以示儲備充足，信用十足。由於有這樣的準備庫，它就可以宣佈：中南銀行鈔票在中南銀行總行所在地漢口路三號隨時兌現。該鈔票由發行到1935年底結束時，一直信譽良好，創私人銀行發行鈔票的最好記錄。1923年1月，開辦四行儲蓄會，專營儲蓄業務。總行設在上海南京西路170號。無完全獨立的資本、由四行各出資25萬元，共100萬元為基本儲金，並共同擔保還本付息。該會實行儲戶可得利息外，還可分紅。已定期6月1日在上海、天津、漢口等處同時開業。申報》就此發表訊息認為：“近年中外儲蓄機關發展極多，然因資本不鉅，濫發獎券，期限過長、營業放濫，以致流弊殊多，儲金者常懷觀望，金融滯塞。鹽業、金城、中南、大陸四銀行有鑑於此，特聯合另設儲蓄會，以四銀行總共資本2000萬以上為儲金本息之擔保，保息7厘之外，如得紅利，會員分6成，四銀行及辦事員等只分酬4成。”無論是定期儲蓄、分期儲蓄、長期儲蓄，期滿後，均可將本息及紅利完全取回。長期者並以複利計算，逐年照加入本，隨同起息。假定儲金1000元，周息7厘，10年期滿，已可得本息1967元。若每年平均有紅利5厘，10年期滿，可得本利3105元。於養老儲金及子女教育婚嫁儲金，最為相宜。其有未經期滿而臨時需用款項者，可隨時將儲蓄證向該會抵借，對於儲戶，尤為便利。“且系以正當利益獎勸會員，復可一洗現在各儲蓄會之缺點。”開業的第一天，收2年以上定期存款110餘萬元，計一千餘戶。1923年6月3日，四行聯合營業事務所主任昊鼎昌談話說：“近年來金融枯窘，利率高騰，已辦實業幾無以維持，未來實業更無由興起，四行聯合之宗旨，係為活潑金融，壓輕利率起見，以期實業勃興，而國民生計可籍以發展。其辦法第一使硬貨之代表品有確實保障機關，第二使不生產之遊金有確實存放機關。故有準備庫與儲蓄會之設，俾金融事業漸入正軌。”雖然是較小範圍的聯營，但在近代中國銀行業中卻是唯一的一個。聯營能夠為各參加單位提高聲譽和擴大業務帶來不少有利條件：但涉及到權力之爭，又很不容易解決。銀行聯合經營雖是當時輿論所鼓吹，但“北四行”聯營之能成為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四家銀行總經理之間的人事關係和他們在各自銀行中的作用。在四行聯合經營過程中，中南銀行的黃奕住與胡筆江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這首先是由於中南銀行讓其他三家銀行分享鈔票發行權的利益(在此基礎上，中南銀行得到它們的支援而能穩當地發行鈔票)。其次，是黃奕住與胡筆江在人事安排上能夠謙讓。成立聯合營業事務所時中南銀行出資也比其他三家銀行多。故其他三行推胡筆江主其事，胡則堅辭，推鹽業銀行總經理吳鼎昌為主任(1916年後當過中國銀行總裁，財政部次長，造幣廠廠長)，錢新之為副主任。可見，中南銀行的總行在南方(上海)卻與總行在北方(北京、天津)的鹽業、大陸、金城三個銀行聯合成立四行準備庫和四行儲蓄會，號稱“北四行”，而未與南方的幾大銀行聯合，這都與黃奕住聘任胡筆江為總經理有關。中南銀行創立時，黃奕住聘請胡筆江任總經理，任筱珊為協理。胡原為交通銀行北京分行經理，任原為滬寧鐵路局局長，他倆既是有名的企業家，也與官府關係密切。胡筆江，名筠、號筆江，江蘇江都人，1881年生。20多歲時，先到家裡在江蘇泰州開設的洽記錢莊學生意，幾個月後轉入交通銀行總經理李經夢的義善源銀號，後經天津花旗銀行買辦王筱齋推薦到天津公益銀行做協理。1909年轉到交通銀行任副稽核，為梁士詒所賞識。1912年，升任北京分行副理。1916年，升任北京分行經理。1917年，與徐樹錚、吳鼎昌、周作民等發起成立金城銀行。在當時北京銀行界有賢能之名，鹹稱北胡南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宋漢章)。他與政府總理段棋瑞的智囊、號稱段的四大金剛之一的徐樹錚(段祺瑞任總理時，徐樹錚先後任國務院秘書長、陸軍部次長、奉軍副司令、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等職)等軍政官員多有交往，有的且關係密切。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垮臺以後，他南下上海、南京，又與自任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的孫傳芳軍政官員拉上關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胡筆江很快又與南京政府掌管財經的宋子文、孔祥熙結交，交系密切。“當時財政部長宋子文與胡最友善，宋對胡當面或背後，必稱之為胡四弟。宋是很少朋友的，對於舊式人物更是沒有，僅胡一人而已。宋對人只談公事，都是命令式，獨對胡除談公事外，還談談私事。”1934年，在胡筆江任中南銀行總經理的同時，南京政府又任命他為交通銀行董事長。1938年7月24日，胡筆江應財政部長孔祥熙電召四行首腦到重慶開四行會議時，從香港乘飛機失事而死。他的後事，“全由宋子文主持”，“出殯時，宋也隨靈柩走了一段路。開追悼會時他做了主席。”可見兩人交情濃厚。胡筆江有與官府交往的才能，他是江浙政客一。黃奕住長期僑居國外，對國內情況生疏，一介商人，沒有什麼政治背景。而創辦一個大銀行，非與官府交往不可。黃奕住在定下要辦銀行之後，悉心物色一個瞭解國內政局，善於同官府打交道，又懂銀行業務的人當經理。先是有人介紹張公權，黃奕住認為可以，徵求史量才的意見，史認為不可，而推薦離開北京和交通銀行南下住家的胡筆江。黃奕住與胡筆江談多次以後，認為是合適人物，遂聘胡筆江為總經理，委託他全權處理該行業務。自1920年黃奕住聘任胡筆江為中南銀行的總經理之日起，直到1938年胡去世之時為止，其間，儘管胡筆江的一些措施直接損害黃的個人利益，儘管他們在一些具體問題意見不一致，儘管胡後來又兼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及其他職務，黃始終讓他當中南銀行的總經理，始終給予信任和支援。這種信任和支援，可以從以下兩件事上看出來：1927年，天津協和貿易公司用假錢向津各銀行押款，總數約一千餘萬元，有兩家銀行已經收了股款，尚未開門，就將股款放予協和，全部吃倒帳。銀行因此開不成。中南銀行天津分行因放款不慎，倒帳損失達220萬元(另說為120—130萬元)，原領總行之全部資金150萬元賠尚不足數，謠言隨之四起，信譽大受影響。為安定危局，總經理胡筠急命上海總行、廈門支行籌款接洽，終化險為夷。中南銀行總行因此停止發息來補這筆損失。黃奕住是大股東，又是董事長，股票拿得最多，大不願意，要迫查這筆放款負責人，要開除天津分行經理，並要賠償這筆倒帳，不贊成停止發息的辦法。天津分行經理(王孟鍾)說，放這筆款時，適丁母憂未到行辦公，不能負責。結果副經理停職，但無錢賠不起，只有停息3年，輿論上對停息補倒帳的辦法，認為很好，因之銀行的信用，絲毫無損。在處理此事上，黃、胡意見不同，且黃為董事長，但他仍支援胡的處理方案。胡用人不當，使中南銀行和黃奕住受了大的損失，黃仍任胡為總經理。經此役後，中南銀行不無影響，盈利大幅度下降。胡筠商請董事長黃奕住增資250萬元，並對外聲稱華僑股東尚有資金1250萬元備用，黃答應增資時，同時向董事會提議由其三子黃浴沂任中南銀行協理，名義上向胡筠學習經營管理之道，實則藉此削總經理之權。注資後之中南銀行信譽迅即恢復，業務穩步上升。黃奕住是華僑，中南銀行以僑資為特色，在黃奕住的計劃中，他在中國創辦的中南銀行，與他在新加坡創辦的華僑銀行，在菲律賓創辦的中興銀行，以及他投資的印尼棉蘭等地的銀行，是要聯成一氣的。黃奕住主張將中南銀行的業務面向南洋，面向華僑。在中南銀行的幾個分行、支行、辦事處中，廈門分行、鼓浪嶼辦事處，收兌僑匯及吸收僑眷存款，盈利額超過京、津、漢、滬各行處。故黃奕住在中南銀行成立後，在1922年成立廈門分行時，就提出要在香港設分支行將業務推廣到南洋一帶，並聲援廈門行。而胡筆江則主張將中南銀行的業務限於中國內地，遲遲不同意在香港設分行。然而，黃奕住身為董事長，始終尊重胡筆江的意見，直到1934年衚衕意設立為止。在對胡筆江的支援上，表現了黃奕住的用人之道，表現了一個現代企業家的胸懷。黃奕住創辦中南銀行，本欲為獨資，即他一人(一家)所有。後經胡筆江等人的勸說，改為股份制。該行成立時，收足資本500萬元，他認股350萬元，佔股份的70%。在他的心目中，中南銀行是黃奕住家的銀行。他和他的家庭成員必須牢牢地掌握對該行的控制權。黃奕住在籌辦中南銀行的過程中，一開始便帶有濃厚的家族特色。這種特色後來愈來愈濃。中南銀行的籌備處由16人組成。他們是創辦人黃奕住、史量才，贊助人韓希琦、胡筆江、任筱珊、李清泉、王敬祥、馬亦籛、葉源坪、吳秀生、戴蒸然、許江水、黃奕守、許春隆、黃欽書、黃浴沂。其中、黃欽書、黃浴沂是他的兒子，許春隆是他的女婿，葉源坪、黃奕守是他的夥計。創立會上選擇舉董監事的投票情況，使黃奕住不能不有所考慮。到會股東103人，共47132權。結果是：史量才得47065權，吳秀生得46011權、葉源坪得46011權，韓君玉得46341權、黃奕住得37609權、馬亦籛得44931權、王敬祥得47162權，均以最多數當選擇為董事。徐靜仁得46012權，陶希泉得45881權，均以大多數當選為監事。黃奕住出資大半(選舉時股權最多)是中南銀行的創辦者，創立會的主席，卻得票最少。這使他感到在上海這個地方立腳頗不容易，沒有自己的人加入銀行工作，他是難以控制這個銀行的。黃奕住聘任胡筆江與任筱珊，不僅是因為胡、任與官府有關係，更重要的在於他們是企業家，胡可算是金融專家。黃奕住經營商業起家，在商業方面他是行家，現在他將大量資本投入銀行業，而他對銀行的具體業務卻不熟悉。所以他在請胡筆江等一批專家主持銀行業務的同時，派兒子參加中南銀行的工作，向胡筆江等專家學習，以成為金融專家，以適應他將經營重心轉向金融業的計劃。中南銀行成立後，他讓第三個兒子黃浴沂參加總行的工作。長子黃欽書後為該行二位監察之一。香港支行成立時，又讓第四個兒子黃友情參加該支行的工作。後為該行儲蓄部襄理。五子黃天恩後來為該行信託部襄理。黃奕住派他們到這些崗位上，同時也含有監管銀行經營的意思。黃奕住對中南銀行的管理，自己只抓大事，日常工作則由胡筆江與黃浴沂負責。黃奕住抓大事的方式，除聽取胡筆江、黃浴沂的彙報並向他們發出指示外，在他1929年中風之前，是參加股東大會和視察。如：1921年12月11日，從廈門到上海，考查中南總銀行營業狀況，至25日返廈。1922年2月28日，從廈門到上海，參加並主持中南銀行股東大會，至4月8日返廈。1923年11月23日從滬赴京。1924年l月3日從京返滬。1925年3月14日，由香港赴滬，參加中南銀行股東大會。1927年2月21日，由廈門赴滬，參加中南銀行股東大會。黃奕住的長子黃欽書與三子黃浴沂，少時即先後隨黃奕住在印尼從商，“通中英文，精湛貨殖”。黃奕住歸國後，海外事業由其管理。未幾，中南銀行成立，黃奕住要黃浴沂歸國，入中南銀行。海外各業，由黃欽書管理結束，後也回廈門總管一切事務。黃浴沂沒有辜負父親的厚望和重託，他很快地熟悉了銀行的業務。1928年，由董事會公推為協理，併成為三個常務董事之一。1934年，胡筆江任交通銀行董事長，同時仍任中南銀行總經理，但中南銀行的具體工作已由黃浴沂主持。1938年，胡筆江去世，黃奕住決定讓黃浴沂擔起中南銀行總經理的擔子。1939年，黃浴沂將總管理處制改為總行制。到了此時，黃奕住及其兒子、代理人，不僅在中南銀行資本總額中佔優勢，在董事會中佔優勢，也在管理工作崗位中佔優勢。在黃奕住去世之前，中南銀行取得了顯著的成就，這首先表現在機構的設定上。1921年6月5日成立中南銀行。同年，與鹽業銀行、金城銀行成立聯合營業事務所。當年，被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列入全國27家重要銀行之一。1922年7月5日設立天津分行，8月7日設廈門分行。營業範圍沿海岸線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同年，大陸銀行加入聯合營業事務所，建立四行聯合準備庫，發行中南銀行鈔票。“北四行”格局形成。1923年6月16日設立漢口分行。營業範圍深入到華中腹地。同年1月，四行儲蓄會成立。中南銀行以高薪聘用外籍僱員，兼營國外匯兌，逐步與各國銀行建立聯絡。中南銀行成立時，收足資本500萬元，1924年3月增資250萬元。這一年初，它宣佈“在中外各大商埠均有特約代理機關。”國內國外各大都會商埠，均專約代理匯兌收付機關，並代顧主保管國內外發行各種公債及契據，經理付息取本等事宜。1925年1月21日設立北京支行。1929年3月11日設立南京支行。1929年8月，中南銀行附設儲蓄部，黃浴沂兼任主任。1931年，中南與金城、鹽業、大陸三家銀行成立四行企業部和四行調查部。1931年9月23日設立杭州支行。與大陸、國華、交通等五家銀行各投資100萬元，聯合經營原由金城銀行在上海創辦的太平洋保險公司，由各投資銀行的總經理為董事，黃奕住為董事長。太平洋保險公司有了這幾家資本雄厚的銀行作後盾，在同行中提高了信用度，使收入的保險費居當時華商保險公司同行業之首。它收入的保險費又分別轉存到中南等各投資銀行，各投資銀行與該保險公司相得益彰。1933年10月26日在上海設立八仙橋辦事處。1934年12月l日設立香港支行(後為分行)，隨後設立廣州?支行。全行員生1936年為365人。1945年約500人。1936年，歷年所提公積金達二百數十萬元。該年，全國存款總額居於前列的五傢俬營銀行依次為金城、上海、中南、鹽業、大陸。中南居第三。五家中“北四行”佔有四家。1937年5月21日又在上海設立靜安寺辦事處，11月8日再添福煦路辦事處。1937年，“北四行”又共同創立四行信託部，由四銀行共撥營業基金100萬元，並對一切業務連帶負責。無獨立資本。專營各項定期及活期存款、不動產之負責、執業經租及建築等事務，經理保險及代理投保者各種保險原封及露封保管，並出租保管箱，自建倉庫、寄存貨物等業務，其他特約信託、隨時商辦。1938年7月設立重慶支行。中南銀行的成就，一是看它的直接效益，這主要表現在給投資者和儲戶帶來的利益，以及銀行本身的資本積累和業務的發展。二是，更主要的是，看它對社會的貢獻，這主要是對工商等經濟事業融通資金的作用。中南銀行每年的營業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官利紅利分配情況，都在《申報》、銀行週報》上公佈。從筆者查閱到的各年來看，年年有盈餘。例如，1921年7月5日開業，當年純益40.3萬元，年利潤率為16.1%。從1922年到1927年曆年的利潤率為16%，18.2%、15.1%，18.2%、15.1%和10.6%。1927年的公積金及盈餘滾存達94.8萬元，有價證券482.6萬元。其效益是很好的。中南銀行給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利益，前期順利發展時期且不必說，即使在1935年6月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專門開設儲蓄部，市民紛紛將原存於私營銀行的存款提出，轉存於資金雄厚、信用素著、近日又官股佔半數的中、交二行，該年11月，又取消中南銀行的鈔票發行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到1935年底，中南銀行存款總額達107538萬餘元，歷年盈餘達757萬餘元。1936年度，仍能發給股東官利周息四厘，紅利周息4厘，官紅利合計周息計8厘。1937年度盈餘達164.216萬元。黃奕住佔中南銀行股份的75%，他從這家銀行得到豐厚的收入。中南銀行與大多數商業銀行的不同之處，在於它是特許發行兌換券的銀行。它發行的紙幣以十足現金準備，設專庫辦理，信用良好。到1927年，發行額達1700萬元，佔全發鈔總額的l/10，相當於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家銀行實收資本的總和。1927年以後發行額進一步擴大，最高額達7000萬元。至1935年停止發行時為止，中南銀行發行的紙幣從未發生過擠兌等信用問題。在這一點上，它比老牌的、官方半官方的發行銀行還要好些。中南銀行在成立過程中，1921年4月19日，對北京交通銀行押放62萬元，6月1日“以勃利公司名義”對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期票貼現放款100萬元。這對剛擺脫第一次擠兌風潮，又面臨新擠兌局面的中國、交通兩行是一個重要的支援。在1922年9月間，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的紙幣，因信用動搖，發生第二次擠兌風潮。以交通銀行而言，它發行紙幣邁4000萬元，現金準備僅約500萬元。在此種情況下，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家銀行聯合放款100萬元給交通銀行，幫助它解決困難，同時也顯示了自己在穩定金融市場方面的力量與作用。中南銀行的另一個特點是，除了經營一般商業銀行業務外，特別注重國外匯兌和華僑匯款。它在成立之初，就聘用前德華銀行經理柯祿為顧問，主持國外匯兌業務(1926年由跟他學習的華籍職員接替)。它在美、英、法、日、德、爪哇(印尼)、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緬甸等國建立多個通匯處，在南洋等地與正金銀行、安達銀行等外國資本銀行建立匯兌業務關係，在國內外各大商埠均有委託代理的行家，並以廈門、香港兩地的分支行，作為經營國外匯兌業務的樞紐。中南銀行在吸收僑匯及僑資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中南銀行1921年7月開始營業。以1922年為基期計算，該年實收資本500萬元，存款669.4萬元，為實收資本的134%；放款1002.5萬元，為實收資本的201%。到1927年，實收資本750萬元，存款3379.1萬元，為實收資本的4.51倍，比1922年增長了4倍多，平均每年遞增38.2%；放款3426.5萬元，為實收資本的4.57倍，比1922年增長3倍多，平均每年遞增27.9%。可見中南銀行存放款業務發展的速度是很快的。說到中南銀行的存放款，還必須考察四行儲蓄會。該會的規定，從每月1元起的定期存款，均年息7厘，存款期內營業紅利照分，10年期的，利息與紅利按複利計算。從1923年四行儲蓄會成立到1936年，它吸收的儲蓄總額達九千餘萬元，在此基礎上，它給工商各業貸放了大量資金，1927年已達1750萬元。中南銀行放款的特點之一是實業貸款佔的比重大。中南銀行成立以來，先後投資國內各項實業，範圍甚廣，包括對外貿易、國內商業、工業、金融、農業、漁業等等。其中對工業的投資與貸款尤為顯著。以紡織工業而言，中南銀行給上海、漢口、天津等許多地方的棉紡織廠貸款，幫助解決創立或經營中的資金困難。其中，因工廠後來無力還債而被中南銀行參與收購、接管，即由貸款變為投資的，就有上海溥益紗廠(包括一廠與二廠，共有紗錠50520枚，該廠無力清算，於1932年被中南、金城兩家銀行收買，改名新裕。中南銀行佔其股份的65%)，上海隆茂紗廠(紗錠17088枚，1932年，該廠無力償還，被幾家貸款銀行清算)，上海民生紗廠(紗錠9000枚，1936年清算)，海門大生三廠(34340枚紗錠，1937年被中南銀行和金城銀行接管)，天津裕元紗廠(紗錠71360枚，1935年清算)，天津北洋第一紗廠(紗錠25232枚，1936年因債務被中南銀行接管)，天津恆源紗廠(紗錠35000枚。1937年因債務被中南等幾家銀行接管)等7家。其中，新裕、北洋第一、恆源等三個紗廠由中南、金城、大陸、中國四家銀行合組的誠孚信託公司經營。除棉紡織廠外，中南銀行還投資上海德豐毛紡織公司。在紡織業之外，中南銀行參加創設上海益中福記機器磁電公司、天津永利化學工業公司、上海誠孚工廠、廣州礦務公司、南京肥皂廠、民生實業公司、天津啟新洋灰公司、南洋兄弟菸草公司(1931年黃奕住當選為該公司的候補董事)等工業企業。進入30年代，中南銀行對工礦企業的放款數額增長很快。1930年為594.8萬元。1933年為907.2萬元，比1930年增長53%。1936年為1593萬元，比1933年增長76%，為1930年的268%。對這些企業的投資，扶助了民族工業，推動了全國特別是行址所在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金融專家認為，在中國眾多的銀行中，中南銀行“以華僑投資和資力雄厚著稱，亦有較多的工業放款與投資。”這種評價是合乎實際的。在工業領域之外，中南銀行對交通運輸業、農業、漁業、房地產業也有投資。例如，它與金城銀行，美商合組中美投資信託公司，貸款給鐵路。1935年，參加農業貸款團。1936年，參加國民政府實業部與幾家銀行合組的漁業銀團，出資6萬元。1932年，四行儲蓄會撥出500萬元，在上海的南京東路建造一座高達78米的國際飯店，1934年冬建成。它是中國近代史上的最高樓房，超過外資在華的任何建築物的高度，表達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心態。中南銀行的成立，給上海的經濟發展增加了新的推動力。上海史研究者認為，在1919年到1927年間，上海工商業的發展有四個特點。其中三個與黃奕住和中南銀行有關。特點之一是“民族金融業發展，以新式銀行的迅速發展為顯著特點。”中南銀行是近代華僑資本投資國內金融業最大的一家銀行，它以實力雄厚，規模大、業務廣，成為上海商辦銀行之冠，並且是唯一享有鈔票發行權的一家。特點之二是“民族資本工廠開辦的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不斷地增長。”這與中南銀行和黃奕住對上海工業的投資與融資有關。特點之三是“華僑在上海的投資明顯地增長。”華僑在滬投資發展情況是，1900年至1919年，投資者13戶，投資總額1603.45萬元，平均每年投資80萬餘元，平均每戶123萬餘元。1919年至1927年，相應的資料是23戶、1598.89萬元，200.6萬元和69萬元。在後一組資料中，黃奕住這一戶佔的地位是這樣的：他在中南銀行1921年開辦時，入股350萬元，“復別存數百萬為護本金。”1924年該行增加股本250萬元時，他又入股175萬元。在此期間，他又在上海獨資開辦上海日興商行和投資幾家工廠，合計投資百萬元左右。以上合計620餘萬元，佔這個時期華僑在滬投資總額40%左右。黃奕住是將資本投入上海最多的華僑，他帶動了華僑向上海的投資，成了華僑回國投資增加趨勢的主要代表人物。中南銀行既是黃奕住一生中創辦企業中最大的一個，也是近代華僑回國投資所辦企業中最大的一個，是華僑投資國內金融業最大的一家銀行，它比廣東華僑投資的廣東銀行、東亞銀行和福建華僑投資的中興銀行、華僑銀行、商業銀行、集友銀行的資本大，存在的歷史久，同時在爭取僑匯、存款放款以及對工商業社會經濟的發展，都起著較大的作用。1935年11月國民政府實行法幣政策，原來特准中南銀行的發行紙幣權被政府收回。從此，中南銀行的經營環境逐步逆轉。隨後，“四行儲蓄會”的業務亦告結束。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南銀行緊縮業務，撤消日軍佔領區一些地方分支機構，在抗日大後方重慶重新設立分行。業務一再處於保守狀態。1945年抗戰勝利後，中南銀行想重振旗鼓，只因當時國家壟斷資本的壓迫和排擠，惡性通貨膨脹和社會動盪的影響，銀行及其附屬企業的正常業務均遭到嚴重的影響。1949年新中國成立，1952年秋，中南銀行和全國各私營銀行、錢莊參加全行業的公私合營，統一組成一家公私合營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