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犧牲

在78年前的今天，1942年5月25日(農曆1942年4月11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1942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在山西遼縣十字嶺指揮八路軍總部、北方局機關的後勤人員突圍時，被日軍炮彈擊中犧牲。左權，湖南醴陵人。1923年考入廣州湘軍講武堂，1924年轉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習。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7年入蘇聯陸軍大學。1930年回上海，到中央蘇區工作，歷任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教官、第一分校校長、紅軍總前委野戰司令部作戰科長、紅軍總前委參謀處長、紅十五軍政委、紅十三軍軍長、紅二十一軍軍長、紅五軍團政委、紅一軍團參謀長等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紅軍到達陝北後，左權任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兼參謀長，參加了東征和西征。抗日戰爭爆發後，左權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華北分會委員。左權對軍事理論深有造詣，撰寫了《掃蕩與反掃蕩》、《襲擊戰術》、《戰術問題》、《交通戰》、《論我軍的後勤建設》、《論華北戰局形勢的特點和堅持華北敵後作戰指導與組織上幾個基本問題》等軍事文章。延伸閱讀：能文能武的左權延伸閱讀：能文能武的左權朱德總司令曾說，左權“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參謀工作、後勤工作等方面”，“有極其豐富與輝煌的建樹，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加入第二戰區戰鬥序列，這時也是日寇侵華氣焰最囂張的時期，左權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前方總部參謀長，一度兼任八路軍第2縱隊司令員，既運籌帷幄，又揮戈前線。作為八路軍的一位領導人，左權對毛澤東的戰略戰術思想和作戰原則有深刻的理解，胸懷全域性，謀慮深遠，以卓越的軍事才能貫徹黨中央關於華北抗戰的方針，贏得了很高的聲譽。1938年7、8月間，朱德、彭德懷先後回延安參加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左權受命主持八路軍總部的全盤工作。在此期間，他根據中央軍委和朱、彭的指示，指揮八路軍勝利地粉碎了日軍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大舉圍攻，進一步鞏固了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主持召開了由八路軍總部、第129師和中共晉冀豫區委參加的主要幹部會議，對晉冀豫抗日根據地軍民及時做好反“掃蕩”的準備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後，他積極協助朱、彭貫徹中央軍委關於“鞏固華北”的戰略方針，指揮八路軍分別進入山東、冀中、冀南和冀魯豫等平原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擴大各抗日根據地。抗戰初期，部隊迅速擴大，各抗日根據地又被分割封鎖，司令部工作亟須加強。對於司令部建設，左權始終強調要以“建設政治工作之精神來健全各級司令機關的組織與工作”；嚴格司令部條例，提高司令部的威信；加強參謀人員的教育與訓練，提高其業務水平。1938年冬，左權親自召開了晉東南參謀(長)會議，總結了我軍司令部工作的經驗。就在這次會議上，他起草了八路軍司令部工作條例，並對司令部各部門應設機構和分工，進行了詳細的研究，還親自給參加會議的各部隊參謀工作人員做示範。說左權是八路軍司令部業務建設的奠基人之一，是毫不誇張的。為了利用戰鬥間隙進行訓練，提高部隊戰鬥力，左權寫出了《八路軍的戰鬥教練工作》、《新戰士的軍事教育》等文章，提出了理論聯絡實際，有針對性地進行對日作戰的教練，少而精，深入的政治工作等項教練原則。從1939年春天起，為提高部隊的軍政素質，他先後3次協助八路軍總部進行整軍，並注重對部隊官兵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為八路軍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作為參謀長，左權“不但謀兵，而且謀糧”。1940年冬，八路軍首次召開了後勤工作會議，會上左權作了題為《論我軍的後勤建設》的報告。在稍後的後勤政治工作會議上，他又講了《各種情況下的後勤工作》。他還親手在黎城縣建立了黃崖洞槍炮廠，這是太行山區最大的兵工廠，不但生產“太行造”的步槍，還生產炮彈、七九步槍和擲彈筒。1941年冬季，日寇在進行大掃蕩時，把黃煙洞兵工廠作為進攻重點。左權指揮總部特務團，以不滿千人的兵力，與五千頑敵血戰八晝夜，殲敵千人，創造了抗戰以來敵我傷亡六比一的最新紀錄。左權深諳“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的道理，在雲陽八路軍總部編印了《情報》第一號，並批示：“獲得之關於日寇侵華材料，彙編印發以供研究，特此通報。”凡是繳獲的敵軍檔案、刊物，以及透過其他方法得來的敵偽材料，他都細心研究，從分析敵我雙方的戰況中，探索規律，確定今後之對策。有一段時期，左權經常每半月或一個月寫一篇有關華北抗戰的軍事動態評述，就對敵鬥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加以強調。在《“掃蕩”和反“掃蕩”的一年》這篇著名文章裡，左權綜述了華北各個抗日根據地反“掃蕩”的情況，介紹了日寇“掃蕩”的方針和特點，總結了我軍爭取“反掃蕩”勝利的六條經驗。在《開展反對敵人“蠶食”政策的鬥爭》一文中，全面論述了在反“蠶食”鬥爭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具體辦法。此外，左權還組織總部巡視團到冀南、冀魯豫等根據地，幫助部隊開辦短期集訓班，傳播和交流經驗，培養幹部。研究中日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左權提出了許多重要的作戰指導思想：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八路軍要取得作戰的勝利，必須堅持戰略上的持久戰與戰役戰術上的速決戰、戰略上的防禦戰與戰役戰鬥上的進攻戰、戰略上的消耗戰與戰役戰鬥上的殲滅戰的統一；要實行正確的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注意反圍攻與圍攻作戰的統一與協同，避免孤軍作戰；要爭取戰略、戰役及戰術上的主動，善於發現、創造並抓住敵人的弱點，同時應發揚自己的優點，消滅自己的弱點；注重發揮地方軍、民兵的作用，使其積極有效地配合正規軍的作戰，反對限制、削弱群眾武裝的錯誤做法；在組織戰鬥時，要靈活地使用兵力，善於大踏步地進退，善於分散與集中，善於組織各種力量參加戰鬥；一切軍事行動都應與民眾的革命鬥爭有密切聯絡；軍事鬥爭要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其他各種鬥爭形式密切結合，反對單純的軍事主義；要注意積蓄力量，不能只顧打仗而不進行積蓄力量的工作，也不能借口積蓄力量而不打仗或少打仗，在力量使用上要善於儲存力量等。在研究總結革命戰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左權又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以大參謀才具有的戰略眼光”撰寫了《論軍事思想的原理》等文章，極有遠見地指出：“軍事是一種科學”，它的基礎是社會經濟條件，因而軍事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樣，一切軍事思想也都是隨著社會經濟條件而變化的，並受當時社會上層建築的影響，然而一定時間與一定地點的經濟條件，是起著主導作用的。我們必須用“新的方法”、“新的觀點”，創造“新的馬列主義的軍事思想”，“以代替舊的思想”。同時，要加強對戰爭經驗、軍事理論的學習與研究。要學習馬列主義及馬列主義關於戰爭的學說，要研究我軍長期戰爭的經驗教訓，研究古今中外戰爭歷史和軍事理論，繼承中國革命的傳統，吸收中國曆代軍事思想的進步的優點，借鑑先進國家成熟的軍事思想，從而把我國的軍事理論推向前進，創造“中國光輝的馬列主義軍事科學。”他還用大量有說服力的材料，反覆論證了下列軍事原理：“一切戰爭的本質，都是政治鬥爭的繼續”；“一切戰略戰術，都是依存於各該社會的經濟條件，依存於各階段的生產力，而向前運動的”；“決定戰爭最主要的是靠人”，“政治工作不能不是軍隊的生命線”；“用辯證的眼光來認識一切戰略戰術，而且我們從實際的鬥爭中用辯證的方法來創造新的戰略與戰術。”由此可見，從政治分析入手，注重軍事和政治、經濟的聯絡，把軍事工作放在全域性中應有的位置上，是左權大量軍事著作的重要立足點。“實踐出真知。”左權之所以能參善謀，能文能武，一個重要因素是勤奮好學，親歷親為，善於總結。就拿著名的“百團大戰”來說吧。這場震驚中外的戰役，其主要計劃、組織、指揮者就有左權。1940年7月中旬，左權冒著酷暑風塵僕僕地來到129師師部，同劉、鄧首長談了彭德懷關於準備打一次大的交通戰的設想。會談中，他很虛心地徵求了劉伯承、鄧小平的意見。回到總部後，他按照彭德懷的交代，很快就起草了關於發起正太戰役的《戰役預備命令》。百團大戰於8月20日發起後，總部的歷次作戰命令和指示，大部分是左權主持起草，由彭德懷審閱簽發的。在戰役進行過程中，他不分晝夜地在司令部值班，掌握戰役的發展情況，協助彭總指揮作戰。正當戰役將要取得勝利但尚未結束之前，左權就在9月2日寫就了長達四五千字的《論“百團大戰”的勝利》一文，對百團大戰發起的原因、戰略意義分析得既全面又精當，令人驚歎。他在文章中指出：“這一次‘百團大戰’乃是華北空前未有的交通總攻擊戰，乃是華北戰場上第一次主動的大規模的戰役進攻的大會戰”，“這一戰役的勝利，證明了華北的八路軍已經生長髮展起來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成為華北抗戰的主要支柱。”過了一個多月，他又撰寫了《百團大戰第三階段的勝利》一文，作為《新華日報》(華北版)社論發表。百團大戰僅前三個半月就斃傷俘日偽軍4萬餘人，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的“囚籠”政策，遏制了國民黨的投降逆流，振奮了全國人民爭取抗戰勝利的信心。對此，周恩來曾說：“抗戰五年，左權同志更未嘗一日離開前線。稍微瞭解民族抗戰史的人，都會想到‘百團大戰’。”毛澤東也曾說：“百團大戰，怎麼團在一起的?這要多虧左權同志。”可惜的是，1942年5月25日，在日軍對太行抗日根據地進行“鐵壁合圍”大掃蕩中，左權指揮部隊掩護八路軍總部等機關突圍轉移時，不幸中彈殉國，時年僅37歲。左權與夫人劉志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