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開始

在54年前的今天，1966年5月16日(農曆1966年閏3月26日)，文化大革命到底好不好？。毛澤東檢閱紅衛兵的車隊行進在長安街上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過了由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它針對同年2月中共中央轉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提出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論、方針和政策；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重新設立在政治局常委領導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即“中央文革”)。1966年夏，毛澤東、林彪在天安門城樓上“通知”提出向黨、政、軍、文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開展徹底批判，奪取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指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把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這些結論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方針。轉載：http://news.163.com/05/0516/13/1JSJLM500001125I.html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三個階段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三個階段“文化大革命”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國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政治運動。其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是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所謂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運動表現為“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兩次會議相繼透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根據《五·一六通知》，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狂潮，矛頭直指劉少奇、鄧小平。紅衛兵突起，並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帶動了各地的動亂，使地方黨組織陷於癱瘓。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的緊急指示，宣佈取消“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從此，全國掀起了“踢開黨委鬧革命”的浪潮，除野戰部隊外，各級黨委陷入癱瘓，基層黨組織停止活動。接著，毛澤東主持召開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主題的工作會議，點名批判劉少奇、鄧小平，強調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會後，全國掀起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同年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抓革命、促生產的十條規定》(草案)和《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規定業餘時間由群眾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採用“四大”。全國大動亂局面開始形成。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造反組織在江青、陳伯達、張春橋等策動下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奪了上海市委的權，這就是“一月風暴”。1月8日，毛澤東表示支援並號召奪權，全國內亂由此加劇。1967年1月至2月間，在中央召開的不同會議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表示強烈不滿，對林彪、江青一夥誣陷迫害老幹部、亂黨、亂軍的罪惡活動進行鬥爭。康生一夥向毛澤東作了片面彙報。毛澤東批評了參與鬥爭的老同志，二月抗爭被誣之為“二月逆流”。二月抗爭被否定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的風潮愈演愈烈，在林彪、江青、康生一夥的操縱下，還掀起了所謂揪叛徒運動、“革命大批判”運動、清理階級隊伍等，製造了劉少奇、陶鑄、彭德懷、賀龍等無數冤案。到1968年9月5月，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先後建立了革命委員會，實現了所謂“全國一片紅”。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作了完全的肯定。全會決定把劉少奇永遠開除出黨。全會透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規定“林彪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政治報告，林彪、江青一夥的骨幹分子進入中央政治局，大大加強了他們在黨中央的勢力。第二階段：從1969年4月中共九大的召開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的召開。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政變被粉碎。這一事件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敗。此後，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項工作有了轉機。黨的九大以後，全國進入“鬥、批、改”階段。這一階段的中心是要徹底否定所謂“修正主義路線”，貫徹九大方針，把全國各方面工作納入“文化大革命”的軌道。這一階段繼續開展“革命大批判”；繼續“清隊”，進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隊工作擴大化。而精簡機構、下放幹部，走所謂“五·七”道路，使大批幹部、知識分子受到迫害。“教育革命”又造成了教育質量普遍下降和教學秩序的混亂。1971年，江青炮製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嚴重壓抑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1971年9月，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政變被粉碎後，周恩來在毛澤東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採取了許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但遭到江青一夥的攻擊。毛澤東也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從而使批“左”的正確意見被否定，“左”傾錯誤繼續發展。1973年8月，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繼承了九大的“左”傾錯誤和指導方針，王洪文當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了“四人幫”，使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勢力又得到了加強。第三階段：從1973年8月中共十大召開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1973年7月，毛澤東提倡批林批孔，以維護“文化大革命”。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批准。江青一夥藉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以實現其篡黨奪權的陰謀。毛澤東及時發現江青等人的陰謀，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並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組閣”的野心，使其陰謀受挫。1975年初，四屆人大確定了以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人選。會後，周恩來病重，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援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後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先是號召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繼而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以各種方式進行悼念活動，“四人幫”卻竭力壓制，加上“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繼續，激起了民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眾自發地發動了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了錯誤判斷，將其定為“反革命事件”，並錯誤地處理了鄧小平。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加快了反革命步伐。王洪文企圖取代黨中央的領導。同時向上海民兵分發武器，為叛亂作準備。10月4日，《光明日報》登載“四人幫”炮製的文章《永遠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針辦》，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主席臨終囑咐，圖謀執掌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從根本上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1977年8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中央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在北京城樓首次檢閱紅衛兵。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到底好不好?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到底好不好?網上一些網友對現在的腐敗現象十分痛恨，這種思想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中國成人人口中的絕大部分是有同感的，是痛恨腐敗現象的。網友們爭論很多，但是對待反腐敗這一點上是共同的。不同的在於如何反腐敗的問題上。有的認為：用民主與法制、用輿論監督、用民主的選票來決定官員的上下，用文革的辦法只能造成官位的角色變化，權力仍然得不到有效的監督，仍然會產生腐敗復腐敗的迴圈。……有的認為：這是西方民主，在中國萬萬不可行，要用文革的辦法反腐敗……由此，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在網際網路上產生了分歧。把網上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從大面入手，可以看到如下觀點的表達：一、徹底否定文革的：先宣告一下：我否定文革與我本人及家庭無關。因為文革中我們一家人既沒有受人迫害也沒有迫害別人。我家人有參加五七幹校的，我認為這不屬於對知識分子與幹部的迫害。我也有的家人因工作性質比較特殊的原因，基本沒有涉及參加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所以，我對文革沒有個人恩仇。我對文革的判斷是從歷史與現實二方面入手的。1，文革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過程中屬於倒退還是前進。2，文革對中國現實的生產力的發展、對社會正常秩序、對人們的先進的思想，優秀的道德觀念是起破壞作用還是起建設維護作用。二、老泥頭：通知說四人幫搞“法西斯專政”，但並不等於說文革就是“法西斯專政”，因為文革是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一場運動，有壞人破壞搗亂，只能是一股逆流，而不是主流。可見此觀點，大部分肯定文革，少部分否定文革。三、富貴：就是法西斯專政又怎麼了?馬克思主義認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法西斯專政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也是有作用的，起碼威懾了一大批階級敵人。可見此觀點，基本上肯定肯定文革。還包括明裡暗裡讚美文革的如數學、雲淡水暖、雁渡、……(略)目前網上大致以這三種觀點為主。毛澤東、林彪與紅衛兵在一起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的原因、性質、教訓是什麼?延伸閱讀：“文化大革命”的爆發的原因、性質、教訓是什麼?原因：(1)主觀：1、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的“左”傾思想發展到頂峰。2、毛澤東認為中央出現了修正主義，混淆了敵我矛盾。(2)客觀：1、黨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缺乏理論研究和思想準備2、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品中的某些思想和觀點設想進行錯誤的理解，加深了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的錯誤。3、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進行了錯誤的判斷4.階級鬥爭擴大化理論和實踐的形成同時受到了國際影響。(3)毛澤東個人原因：1、個人專斷作風不斷發展，權力高度集中，個人崇拜主義氾濫。2、“現代造神運動”，林彪、康生等起到惡劣的作用(4)林彪、江青集團的原因：別有用心的利用和助長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錯誤，也是另一重要原因。(1)導火線：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的文章。(2)組織上的準備：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3)正式發動：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分別透過了《五一六通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發動。性質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人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給黨和國家、人民帶來嚴重後果的內亂。教訓1.必須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正確處理階級和階級鬥爭問題。2.必須花大力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既是現代化國家所應該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自身的內在要求。3.必須堅持黨和國家工作中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原則，加強執政黨的建設，禁止和克服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