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誕生

在187年前的今天，1833年5月5日(農曆1833年3月16日)，千年前的“一帶一路”：蠶卵被藏於竹杖中偷運出去。李希霍芬(費迪南·馮·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von，1833～1905年)，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又譯里希特霍芬。生於卡爾斯魯厄，卒於柏林。早年從事歐洲區域地質調查，旅行過東亞、南亞、北美等地。多次到中國考察地質和地理。曾任波恩大學、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教授，柏林大學校長。提出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的科學。首次系統地論述了地表形成過程，對地貌進行形成過程分類，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型別。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近代中國地學研究先行者之一。1833年5月5日生於普魯士上西里西亞卡爾斯魯赫(今屬波蘭)。他曾就讀於佈雷斯勞大學及柏林洪堡大學，1856年畢業，獲得博士學位。隨後在奧地利的提羅爾(Tyrol)和羅馬尼亞西部的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進行地質研究；在1860年到1862年之間，李希霍芬參與普魯士政府組織的東亞遠征隊[PreussischeExpedition]，前往亞洲的許多地方，例如錫蘭、日本、臺灣、印尼、菲律賓、暹邏和緬甸等地旅行。1863年到1868年間，他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做了大量的地質勘查，發現了金礦，他的研究間接導致了加州後來的淘金熱潮。1868年到1872年間，他轉到中國做了七次遠征，這段時期中，他正式地指出羅布泊的位置(新疆已乾涸的鹹水湖，旁邊有古樓蘭遺址)。曾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1905年10月6日在柏林逝世。李氏考察的七條路線第一條路線1868年11～12月間，主要地區是杭州、蘇州、無錫、鎮江、南京等地，尤以舟山群島考察最詳。第二條路線從1869年1月，再次赴南京、鎮江，轉入湖北(武漢及漢口)。第三條路線從1869年3月開始，相繼有半年時間，主要考察山東郯城、臨沂、泰安、濟南、章丘、博山、濰坊、芝罘。1877年，他曾專門提交報告《山東地理環境和礦產資源》，文中強調青島之優越的地理位置，並渲染膠州灣良港之說。後渡海到達遼東半島，包括瓦房店、蓋平、熊嶽；後進入大孤山，到達本溪、瀋陽；經山海關，又考察開平、灤縣、豐潤、玉田及一些煤田；經通州再度進入北京及其西山附近，進行地質調查與研究，把北京南口出露的古老地層命名為震旦系。在北京休整後，返回上海。第四條路線從1869年9月開始，主要是在江西(九江、景德鎮附近)，轉到安徽屯溪，後乘船經新安江、錢塘江到杭州返回上海。第五條路線從1869年末到1870年初，從上海直達香港，進入廣州經北江到湖南宜樟、郴州，乘船沿湘江、洞庭湖入長江到漢口轉入河南洛陽、晉城到山西太原、陽泉到河北正定到達北京，從天津返回上海，重點考察了山西、陝西煤礦資源。在這次考察中，大約在1870年，李氏從北京發出的信中大肆渲染了“中國是世界上第一石炭大國!”“山西一省的煤可供全世界幾千年的消費!”並繪製成中國的第一張《中國煤炭分佈圖》。1870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洛陽，考察了南關的絲綢、棉花市場，參觀了山陝會館和關帝廟，在《關於河南及陝西的報告》等著作中，首次提出從洛陽到撒馬爾罕(今屬烏茲別克)有一條古老的商路，將其命名為“絲綢之路”。第六條路線1871年6～8月間，先從上海到寧波，進天台山到金華、桐廬等縣，經兮水縣進入天目山，越過千秋關，到安徽的寧國、涇縣，到達蕪湖，乘船再到鎮江，在此往返南京、鎮江數次，進行較細緻的地質考察和測量。第七條路線從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是他七條路線考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從上海乘海輪至天津到北京，再次對西山齋堂等地進行考察，經雞鳴山、宣化到張家口，轉至大同、五臺山考察，發現“五臺綠泥片岩”。到太原沿汾河河谷南下至潼關，入陝西經西安到寶雞。據有關文獻記載：河西走廊南緣山脈，曾以李希霍芬命名，如“RichthofenRange”，即今祁連山脈。李希霍芬此後轉向褒城，入沔縣，越五丁山後入四川廣元、梓潼經綿陽抵達成都。李希霍芬在《四川記》中盛讚成都是中國最大城市之一，也是最秀麗雅緻的城市，還感嘆都江堰灌溉方法完善，在世界上無與倫比。隨後，他轉入嘉定(樂山)，經岷江，順長江返抵上海，途中對三峽地區考察甚詳，“收穫”最大。李希霍芬在七條路線的考察中，記錄了大量野外地質資料，蒐集和採集了大量的化石、巖礦標本；繪製了考察地區的地形圖、素描圖、地質圖和地層剖面圖等。考察的間歇，他及時撰成報告，把所觀測到的景象，按承諾向外商會報告。外商會在1903年將李氏的“報告”彙整合兩大卷冊，取名《李希霍芬中國旅行報告書》。1872年，李希霍芬返回德國，受到威廉二世的嘉獎和賞識，學術和社會地位青雲直上，一時名躍全球。對中國的影響他在《中國》第1卷裡，以專門的章節論述了中國的黃土，最早提出了中國黃土的“風成論”。他也採集了大量各門類化石，收集了很多各時代地層資料。德國古生物學家弗萊希、施瓦格、凱塞爾等對李希霍芬所採化石的研究論文也發表在《中國》各卷中。李希霍芬在遼寧、山東、山西和河北北部建立了3條系統剖面。他首先提出了“五臺系”和“震旦系”等地層術語。他對中國造山運動所引起的構造變形有開創性的研究。他在山東、北京西山、大青山、五臺山等地發現了許多褶曲和正斷層，在泰嶺發現了逆掩構造，在《中國》第2卷中的“中國北方構造圖”上，他畫了一條被稱為“興安線”的推斷構造線，從興安嶺經太行山，一直達到宜昌附近。他還提出了中國北方有一個古老的“震旦塊”，是一個具時間關係的地質構造單元。他在《中國》第2、3卷中，將中國各地火成岩作為地層剖面中的一部分加以描述，如遼東古老的高麗花崗岩，秦嶺天台山志留紀花崗岩，南京山地花崗岩、安山岩和玄武岩等。李希霍芬在江西景德鎮東北部的高嶺山一帶探勘陶瓷原料，並以“高嶺”的拉丁文譯名Kaolin命名高嶺土，從此高嶺之名傳播國外，高嶺土是世界第一種以中國原產地為通用名稱的礦物。近代早期來華考察的地學家中，經歷時間之長、蒐集資料之豐富、發表著作分量之大，李希霍芬是極為突出的。他為中國地質、地理之研究，作了奠基性、開創性的貢獻，尤其為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近代西方地學、甚至整個自然科學的思想和方法，他是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科學交流的重要先驅，對近代中國地質學、地理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大影響。從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以上海為基地，對大清帝國18個行省中的13個進行了地理、地質考察，足跡遍及廣東、江西、湖南、浙江、直隸、山西、山東、陝西、甘肅南部、四川、內蒙諸省區，“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博大”，遠非清人所及。他將所見所聞以信件形式寄給上海歐美商會，後來彙整合冊，名為《李希霍芬男爵書信集》。其中多為中國的煤礦分佈和各地的物產、商業情況，也包括該地區交通情況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商鎮和商業路線。李希霍芬並非泛泛而記，而是對煤礦地質、分佈、煤層厚度變化、出煤質量(煙煤與無煙煤)、礦區產量、煤炭價格、運輸路線以及當地官府對煤礦的不當管理都進行了詳細調查，並依此對煤礦的開發價值進行評價，作為歐美商會的決策參考。對於有可能改變世界能源構成的礦區，李希霍芬的調查更為詳盡。按照魯迅《中國地質略論》的說法，他“三涉山西(太原，大同)，再至直隸(宣化，北京，三河，豐潤)，徘徊於開平炭山，入盛京(奉天，錦州)，始由鳳皇城而出營口。”李希霍芬這樣熱衷於這塊表裡河山，是因為“山西是世界上最出色的煤鐵產區之一……在目前煤的消費水平上，山西一省的煤礦可供世界幾千年的消費。”儘管李希霍芬的“遊歷”是合法的，但他進行的國土調查從未依法向中國官方報備，其調查結論也沒有完全呈交上海的歐美商會。相反，作為普魯士人，李希霍芬把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和強大視為最高理想。即便在最艱苦的中國鄉村，即便必須將行裝節減到最低限度，他也一直堅持著“如果還有一張桌子的話，就鋪一面德意志國旗在上面”的做法。為此，李希霍芬曾秘密致函普魯士首相俾斯麥，提出德國“有必要發展海軍以保護這些重要的利益和支援已訂的條約；要求在萬一發生戰事時德國的商船和軍艦有一個避難所和提供後者一個加煤站。”儘管他選擇的是浙江舟山群島和山東膠州灣，但在1871年給歐美商會的報告中，卻反覆強調寧波和杭州作為地區商業中心的地位，對舟山群島和膠州灣隻字不提。事實上，早在1869年，李希霍芬就向德國提議，奪取膠州灣及其周邊鐵路修築權，將使華北的棉花、鐵和煤等更為方便地為德國所用。不但可就此將山東納入勢力範圍，而且又擁有了廣大的中國腹地。為了利用山東控制內地煤礦，他向歐美商會鼓吹修建連線內地與海港的鐵路，“如果連線河南、山西和港口的鐵路建起的話，它們的大多數珍貴物產——主要是礦產——將得以出口”。德國和其它西方國家對李希霍芬的評價甚高。德國學者施丟科爾稱，“李希霍芬——他對於自然社會的重大貢獻是絕對無可爭論的——是一個自覺的、有目的的代表外國資本、並且特別是代表德國在華資本利益的人，他將他的調查按照這個明確的目的去進行，使得外國資本容易侵入中國”。1897年，德國藉口傳教士被殺，出兵佔領膠州灣，把山東劃為其勢力範圍。在報請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軍事計劃中，德國海軍司令梯爾皮茨多次引用了李希霍芬的考察結論。關於李希霍芬調查對中國國家利益的影響，魯迅曾撰文概述說，“支那大陸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礦業盛衰，首關輸運，惟扼膠州，則足制山西之礦業，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膠州為第一著”。他認為，李希霍芬的國土資源調查“實涵有無量剛勁善戰之軍隊”，因此“自利氏遊歷以來，膠州早非我有矣”。此後，外國人紛紛打著“遊歷”和“科研”旗號來華勘測，實際上就是“利忒何芬之化身”。清廷在此問題上的管控失序，最終造成了“大陸淪陷”於外人，“吾同胞其奈何?”魯迅的感嘆，在很大程度上驚醒了清朝以降的中國人。儘管把李希霍芬稱為“最先明瞭中國地文之偉大科學家”令人難堪，但民國地理學和地質學確實是在他的調查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民國地質學家翁文灝在肯定李希霍芬“對於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及地文之觀念，其偉大之貢獻，實無其他地質學家，足與倫比”的同時，敦促民國政府成立了地質研究所，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地質調查。人物評價李希霍芬認為地理學是研究地球表面以及其有成因聯絡的事物和現象的科學，並把地理學和地質學溝通起來。他常期從事地理考察，對地理學方法論和自然地理學做出重要貢獻。在1886年出版的《研究旅行指南》中，他系統地敘述了野外考察、收集資料和製圖等一系列方法；第一次系統地論述了地表形成的過程，對地貌進行了形成過程分類；還研究了土壤形成因素及其型別等。他增養出許多地理學家，如斯文海定、帕薩爾、施呂特爾等，對進代地理學的發展產生中要影響。他於1877-1912年撰寫出版的《中國》﹝5卷，附地圖集2卷﹞一書，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徵的重要著作，並創立中國黃土風成的理論。李希霍芬的著作還有《當今地理學的任務和方法》﹝1883﹞和《19世紀地理學的動力與方向》﹝1903﹞等。延伸閱讀：千年前的“一帶一路”：蠶卵被藏於竹杖中偷運出去延伸閱讀：千年前的“一帶一路”：蠶卵被藏於竹杖中偷運出去“我的家鄉陝西，就位於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站在這裡，回首歷史，我彷彿聽到了山間迴盪的聲聲駝鈴，看了大漠飄飛的嫋嫋孤煙。這一切，讓我感到十分親切。”2013年9月1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的演講中，回憶起古老的絲綢之路。當日，他提出了將建設穿越歐亞大陸50餘個現代國家的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計劃。“一帶一路”是古絲綢之路在新時代的迴響，它的第一個音符要追溯到千年之前……《搗練圖》中的女子用鐵器熨燙絲織品。“練”是一種絲織品，剛剛織成時質地堅硬，必須經過沸煮、漂白，再用杵搗，才能變得柔軟潔白。“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公元756年左右，唐朝詩人王維送友人赴安西都護府之時，寫下了《送元二使安西》。當時交通不便，陽關之外即是狹義上的西域之地。在古人的視野中，西域多少帶有遙遠神秘的色彩，出塞意味著沙漠邊關、長煙落日的孤寂。沿著陽關往西，穿過塔里木盆地、帕米爾高原，可一直抵達羅馬。這條道路即是絲綢之路。唐代時，絲路之繁華曾達於鼎盛。王維友人所要去的安西都護府，正是對西域進行管轄的軍政機構。絲綢之路上，駝鈴叮噹，商旅不絕。當色彩鮮豔、柔軟的絲綢通往西方時，另一邊的玻璃、琉璃、海西布(呢絨)、葡萄、石榴等也自西而來。這條綿延7000公里的絲綢之路，成了橫跨歐亞大陸，貫通幾大文明的紐帶。著華服的李希霍芬和家人。絲綢之路雖然歷史悠久，但正式得名還是近代的事。1868年至1872年間，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對大清帝國18個行省中的13個進行了地理、地質考察。1877年，李希霍芬在其名著《中國親程旅行記》中，首次把漢代中國經西域與歐洲以絲綢貿易為主的主要路線，稱之為“絲綢之路”。實際上，絲綢之路是對從中國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線歐洲和北非的古代陸路交通路線的總稱。為紀念他詳盡的考察和傑出的貢獻，祁連山的德文名稱為Richthofen—Gebirge，即李希霍芬山脈。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東起長安(或洛陽)，西至羅馬，由沙漠綠洲之路、草原之路、南方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多條路線組成，期間線路多有變化。即使以當今的眼光來看，這條橫跨歐亞大陸的古道之氣勢，依然令人歎服。巴澤雷克(Pazyryk)大墓中發現的斯基泰騎士壁畫。巴澤雷克大墓位於俄羅斯阿爾泰山西麓。其中還發現了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的中國銅鏡和絲織品。這表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北方和西北方的遊牧民族承擔著溝通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角色。如同羅馬非一日建成，絲綢之路的貫通亦非一日之功。早期的絲綢之路上，小國林立，其間還橫亙著帕米爾高原和塔里木盆地，道路險阻，通訊落後，要光靠人力、駱駝、馬匹等工具穿越亞歐大陸，其艱難可以想見。開羅的絲綢商人。早期絲綢的價格奇貴，俗稱“一兩黃金一兩絲”。公元一、二世紀，沿著歐亞內陸交通幹線，古羅馬、安息、貴霜和漢朝等四大帝國自西向東並列其間。在這條線路的兩頭，雖然漢朝與羅馬相距幾千公里，但漢朝的絲綢已然可以在羅馬買到。地處羅馬和漢朝中間的安息人充當了中間商的角色。被稱為“善賈市，爭分銖”的安息人，在東西方絲綢貿易上獲利頗豐。查士丁尼大帝接過匿藏蠶卵的竹杖。據傳，愷撒曾穿著絲綢製作的袍子出現在公眾場合，其華美令眾人驚歎。為得到寶貴的絲綢原材料，在查士丁尼大帝時代，有兩個僧人自中國回到羅馬，將蠶卵匿藏於竹杖之中而將此帶回，可見，絲綢在當時是多麼金貴。此前一段時間，波斯人壟斷了絲綢的買賣，為了解決絲綢原料問題，查士丁尼召見了幾位修士，許諾他們若帶回蠶桑卵種，必以重金獎賞。幾位修士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費盡心機，將蠶桑卵種藏匿在空心的手杖中帶回。隨後絲綢生產技術進入西方其他地區。敦煌壁畫中描繪的張騫出使西域。張騫出使西域被稱為“張騫鑿空”。但是有意識地打通西域通道，是始自西漢漢武帝派遣張騫聯合大月氏抗擊匈奴。公元前122年，漢武帝的使臣張騫奉命出使西域。回到國都長安後，張騫奏報了他的一大發現：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有許多蜀地的布匹和筇竹杖。當地的商人告訴他，在身毒(今印度)有許多蜀地商人開的市面，專營中國西南的物品。這一訊息引發了漢武帝經略西域的意圖。隨後，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再次派張騫出使西域。這一次，他派副使到達了大宛(費爾幹納盆地)、康居(薩克斯坦南部及錫爾河中下游)、月氏、大夏等國。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張騫鑿空，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誠信)與國外，外國由此信之。”至漢宣帝神爵二年，漢王朝正式在新疆設立了西域都護府，絲綢之路全線貫通。此後，在漫長的絲綢之路上，東西方各以其特有的富庶和魅力相互吸引著。從波斯、印度、阿拉伯以至東羅馬帝國前來漢朝的使節和商人接踵而至，出現了“馳命走驟，不絕於時目，胡商客販，日款於塞下”的壯觀景象。絲綢之路吸引了不少考古學家和冒險者。匈牙利考古學家斯坦因，在米蘭遺址附近的佛寺中發現的犍陀羅派希臘式帶翼天使壁畫。絲綢之路既是一個具體的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交流的抽象概念。絲綢之路延綿7000多公里，穿越了地中海、兩河、印度、中國古文明。佛教就是在絲綢之路鼎盛時期傳入中國，又透過水上絲綢之路傳進了東南亞諸國。中國的四大發明、鐵器、冶鐵、養蠶、縹絲、灌溉等技術，以及眾多的手工藝品也陸續向西方輸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西方古代、中世紀，甚至是近代文明中的許多內容可以透過絲綢之路而追溯到波斯，進而從波斯追溯到中國”。絲綢之路興起於漢代，在唐代到達鼎盛。唐代後期，因為安史之亂，唐王朝勢力內縮。就在王維送別友人30餘年之後，唐朝勢力退出了新疆。從此，“絲綢之路”開始衰落。而因為航海技術的進步，中國與東南亞的貿易重心轉向海路。從廣州等沿海港口出發，南至菲律賓、印度尼西亞，西抵印度半島、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部的海上絲綢之路，由此興盛了起來。另一個張騫式的人物——鄭和取得了同樣的聲譽。今日人們雖然無緣得見當時的盛景，但得益於19世紀末攝影技術的發展，我們可以從當時手工上色的老照片中，自東向西一窺百年前絲路沿線的舊影。這些照片如今由一位中國的收藏家所收藏。俄羅斯的少女與獵人。俄羅斯在中國新絲綢之路中佔有重要地位。越南女子。早在公元166年，羅馬皇帝安東尼?庇烏就派遣一路使節從海路途經越南到達漢朝，帶來了象牙、犀角、玳瑁。緬甸的寺廟。早期出口印度的絲綢和絲就是由四川、雲南，一路經緬甸運到印度去的。斯里蘭卡騎象人。公元前1世紀末，羅馬人就與中國的鄰國印度以及印度的鄰國斯里蘭卡建立了聯絡。如今，斯里蘭卡還儲存著鄭和第二次下西洋時在斯里蘭卡登陸後所立的碑石。該碑石內容記載了600多年前鄭和受明成祖朱棣派遣，赴錫蘭(今斯里蘭卡)向島上佛教寺廟佈施財物供奉佛祖之事。印度海德拉巴街景。印度即古時的身毒，張騫在這裡看到了來自四川的蜀布而大為驚奇。其後，希臘和阿拉伯的商船正是從海路抵達印度南端的巴里加札和穆齊里斯島，接運中國絲綢與瓷器。巴基斯坦拉合爾。歷史上，巴基斯坦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目的地，也是通往阿拉伯和非洲世界的必經中轉站。伊朗東北部當時叫帕提亞的地區是安息帝國的發源地。公元前90年，遷都泰西封(幼發拉底河東岸)，安息帝國達到鼎盛，與東方的中國漢朝和西方羅馬帝國並立。公元前115年，漢使抵達安息，兩國建立正式友好關係。據《史記》記載，“安息王(米特拉達梯二世)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漢使回國時，安息王還將“大鳥卵(鴕鳥蛋)及黎軒眩人(羅馬雜技藝人)獻於漢”。敘利亞。在古希臘，中國絲綢通常運至地中海沿岸的敘利亞經染色、刺繡與毛麻織品加工後銷往希臘本土。敘利亞在地緣戰略上位於東西方的交叉口、非洲大陸和亞洲大陸的交界之處，可謂是緊握著絲綢之路上地中海大門的門鑰匙。葉門少年戰士。鄭和曾率船隊數次到過葉門的亞丁。中國的絲綢等商品，首先運到斯里蘭卡，然後由葉門、衣索比亞和波斯等地的商人運到波斯灣、亞丁灣和紅海。埃及郊外。早在公元前11世紀，中國西周的絲綢就經過中亞、西亞，輾轉運抵埃及。據說埃及豔后克麗奧帕特拉就曾享用中國的絲綢。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還是中國史籍上最早出現的非洲地名，被稱為“黎軒”、“烏遲散”等。土耳其。土耳其的布林薩曾經是奧斯曼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更是作為東羅馬帝國首都長達千餘年。這兩個城市通常被認為是古代絲綢之路的西端終點，從遙遠的東方運來的絲綢和茶葉抵達這裡後進入皇宮和巴扎。羅馬鄉村。公元5世紀大月氏工匠教會中國人自己製作琉璃前，被漢代人視為寶物的琉璃幾乎全部來自大秦(羅馬)。而以羊毛和亞麻混紡而成的紋飾繁華的羅馬毛麻織品也不斷由海路運入中國南方。斗轉星移之間，距張騫開通絲綢之路已2000餘年。現如今，絲綢、香料、胡椒等都不再是稀有之物。然而，絲綢之路並未因此而褪色，反而隨著時間推移，愈發成為一段值得緬懷和稱頌的溝通中西文明的傳奇故事。延伸閱讀：“絲綢之路”名稱是百多年前德國人“發明”延伸閱讀：“絲綢之路”名稱是百多年前德國人“發明”連線中國與西方的“絲綢之路”在中國家喻戶曉，隨著“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推進，“絲綢之路”更是受到世界的關注。其實，絲綢之路這個名稱是100多年前一個德國人的“發明”，他的名字叫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李希霍芬的中國緣距今大約170年前，隨著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的失敗和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長期閉關鎖國的中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近代史就此發端。1854年，日本也被迫開啟國門，與美國簽訂貿易協議。不久，英、俄、荷等國援例而至，也跟日本政府簽訂了類似條約。當時的普魯士政府坐不住了。他們於1860年派出了一個規模龐大的外交使團前往東亞，意欲與中國、日本、泰國等建立外交關係，締結商約。這個配備了三艘軍艦的外交使團實際上混雜著帝國賦予的外交和經濟表象之外的各種使命。其中一項，即是效仿英國成例，在中國獲得一塊類似香港的商港和海軍錨地。使團中，一位年僅27歲的地理學者費迪南·馮·李希霍芬，接受了秘密勘測選址的任務。李希霍芬於1833年在卡爾斯魯厄出生。自幼就對地質學著迷的他畢業於柏林大學的地質學專業。大學畢業後，他渴望前往他認為極富探索價值的東亞。1861年3月，普魯士外交使團到達上海。當時正值英法聯軍入侵之後和太平天國運動興盛之時，使團成員活動受到限制。同年9月，歸國途中，李希霍芬等乘坐一艘軍艦先行離去，對中國臺灣、菲律賓、蘇門答臘和爪哇進行考察。這一趟東方異國之旅，讓眼界大開的李希霍芬萌發了對中國大陸的強烈興趣。1862年，作好了充分準備的李希霍芬試圖由南亞迂迴進入中國大陸，可原先承諾資助他的漢堡銀行家突然變卦毀約，他不得不臨時改變計劃，乘船橫穿太平洋到了北美。1862年至1868年間，李希霍芬在加利福尼亞從事地理學考察、研究，他對當地採礦業的研究成果，竟帶來了兩個意外的驚喜：一是間接導致了美國西部的“淘金熱”，並使他在同行和投資者中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二是加利福尼亞的銀行家們慧眼識珠，表示願意資助這個“能猜透西部秘密的普魯士人”，開展一項旨在發現商業機會的對華考察活動。這真是瞌睡遇上了枕頭，李希霍芬大喜過望。他很早就意識到中國“具有巨大的科學考察價值”，還認定“對它的考察有望在學術上和現實中獲取廣泛的成就，考察中國任務巨大，但我決定為之奮鬥人生中最重要的幾年”。按照約定，由加利福尼亞銀行資助李希霍芬的中國之行。從上海登岸後，上海歐美商會將給他提供旅華4年的經費，條件是：他必須把從考察地區獲取的地理和地質資料，以及物產、人口、交通、風土人情等社會經濟概況，用英文及時向商會作專題報告。勾畫膠濟鐵路的第一人1868年9月，李希霍芬經日本來到中國，開始了他獨立研究的中國之旅。之前在去往北京總理衙門領取護照時，他遵照朋友的建議，有意將其姓氏的中譯由最初的“慄”改為“李”，以跟清廷重臣李鴻章同姓，希望能借此增加親和力，抬高自己的身份，降低風險。當時的中國局勢動盪，外國人被看做稀有人種，有時甚至會受到攻擊，更不用說李希霍芬一句中文也不會講。1868年至1872年間，李希霍芬對大清帝國18個行省中的13個進行了地理、地質考察，足跡遍佈當時局勢動盪的華夏大地。考察途中，他的脖子上總是用繩子掛著一支長長的鉛筆，以方便他隨手以繪畫的形式將自己一路上的見識記錄下來。他還一一畫下路過的山脈和平原，並從地質學的角度潛心研究。中國近代地質學創始人翁文灝稱其為“最先明瞭中國地文之偉大科學家”。1869年3月底到5月上旬，李希霍芬重點考察了山東。3月13日，他攜比利時管家斯普林蓋特和中國侍從阿峰，從上海坐船到鎮江，然後租船從揚州府到淮安府。25日，在王家營租了兩輛馬車，改行陸路。28日，從郯城縣飲馬莊進入山東省境內。李希霍芬對山東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同之前看到的景象完全不同，這裡的人們衣著整潔，舉止得體。之前到處都能聽到的‘洋鬼子’的叫喊聲此後再也沒有聽到。先前經過的街道狀況都很糟糕，這裡的街道卻維護得甚好。馬路兩邊不僅挖有深溝，而且還種著一排排的樹木，這是在江蘇省所沒有看到的。3月29日晚8點，李希霍芬一行沿沂河來到沂州府，並在此過夜。之後，他花了13天，對山東省進行了細緻的考察。山東的煤炭資源讓他吃驚，在他看來：“濰縣(今山東省濰坊市)煤礦有著更重要的意義，這裡蘊藏的煤礦非常豐富。如果考慮到附近不太遠的膠州灣金家口港，濰縣煤田的價值便會提升。據我所知，從膠州到濰縣的路很平坦，人們可以在那裡，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條鐵路的起點。”那時(1869年)，中國第一條營業鐵路—吳淞鐵路還沒有誕生，足見李希霍芬的眼光超前。把都江堰介紹給世界李希霍芬去過景德鎮，考察完燒瓷的工藝後將景德鎮瓷土命名為高嶺土，這一個世界上唯一以地名命名的礦藏得以公認，今天全世界哪裡挖出的瓷土都叫高嶺土。他到過四川著名的都江堰，考察之後盛讚中國古代這個最長壽的水利工程，遂將都江堰第一次詳盡介紹給世界，說都江堰澆灌方法之完美，無與倫比；他三涉山西，發現山西地下儲煤豐富，他的結論是以當時世界消耗煤的水平測算，僅山西儲煤可供世界幾千年的消費。除了知名普魯士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之外，可能無人能像李希霍芬一樣探究過地圖上如此之多的空白地帶。中國的祁連山的德文名甚至採用了他的名字—Richthofen—Gebirge(即李希霍芬山脈)。有意思的是，李希霍芬雖然是拿著上海歐美商會的銀子出行，但把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和強大視為最高理想的他，在向“東家”彙報工作時還是不露聲色地留了一手—隱瞞了一些他認為事關國家利益的重要資訊或觀點，比如山東膠州灣的重要戰略地位等。1873年，李希霍芬回國，先後出任柏林國際地理學會會長、柏林大學校長、波恩大學地質學教授、萊比錫大學地理學教授等。他用後半生大部分精力撰寫了一部5卷鴻篇鉅著：《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正是在1877年出版的《中國》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並在地圖上進行了標註。這一術語後來被廣泛採納。他還最早提出了中國黃土的“風成論”，以及“五臺系”和“震旦系”等地層術語。(綜合自《參考訊息》《中國科學報》《青島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