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老杜詩集

譯文
杜甫的詩作氣勢磅礴，精妙處後世無與倫比；他年輕的時候卻是平庸度過，不被人賞識。
他的詩作取得巨大成功，是他發奮努力的結果，並不是所有寫詩的人都應該窮苦一生。
杜甫的一生中，有描寫刻畫人間事物與自然景象的詩篇三千首，詩篇燦爛輝煌光照天地已有四百年。
身後雖有大名，但生前卻寂寞、困頓，最後只在耒陽江邊留下了一丘孤冢。

註釋
老杜：指杜甫，唐代人，我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氣吞：《詩經》中的《國風》《大雅》《小雅》，多寫實際生活，能反映當時社會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別”《羌村三首》等可比《國風》；《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哀王孫》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述懷》《彭衙行》等篇可比《大雅》，作用或有過之。故曰“氣吞”。
妙無倫：精妙處後世無與倫比。
碌碌：平庸無能。
詩與窮：窮與工的關係，古人議論甚多，這是作者的看法。
鐫鑲（juān chán）：雕刻，塑造。
物象：指社會生活中的種種事物形象。
三千首：言杜詩內容非常豐富，數量之多。杜詩現存一千四百多首。
“惟餘”句：唐大曆五年（770），杜甫因避亂打算去湖南郴州依靠舅氏崔偉，行到耒陽時，因貧病交迫，不幸就死在船裡，被草草埋葬在耒陽江邊。直到四十多年後，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把他的靈柩運回河南偃師縣西北首陽山下安葬。此句是悲嘆杜甫一生，貢獻如此大，卻最後只在耒陽江邊留下了一丘孤冢。

  這首《讀老杜詩集》七言律詩，是詩人閱讀杜甫詩集後的感慨，既高度評價了杜甫詩歌的赫赫成就，也對杜甫一生的坎坷遭際，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此詩的具體創作時間不詳。

  這首七律，既對杜甫詩歌作出高度的評價，又對詩人一生悲辛的遭際，寄予真摯的同情。全詩寄慨深沉，雙讚頌為主，而以嘆惋惋悲憤的心情出之。幾千年來，有許多偉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於當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藉此詩代鳴不平，所以有一種傲兀之氣，躍然紙上。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作者讚歎杜詩的成就，是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又“氣吞風雅”，達到精妙絕倫，無人能比的程度。然而杜甫在當時卻被認為是碌碌無奇，雖有絕代的才華，並不能為時所用。《詩經》中的《國風》《大雅》《小雅》，都是寫實的詩篇，反映出當時的時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別》《羌村三首》等作，類似於《國風》《兵車行》《麗人行》《哀江頭》《哀王孫》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述懷》《彭衙行》等篇，可比《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後，元稹、白居易、韓愈、杜牧、李商隱等詩人，無不對杜詩倍加讚揚，杜詩對後世影響之大，也是無與倫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極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寫他自己“歲拾橡慄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裡”；像《醉時歌》“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感嘆“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蹠俱塵埃”，都可以說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亂離窮困之中度過，並不為當時所重。王令用這兩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極為深沉的。

  “自是古賢因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進一步表明杜甫詩歌和古代聖賢一樣是因發憤而作。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有“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的話，杜詩也是如此。時代的動亂，人民的苦難，國事的艱危，都使詩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觸動。這就是杜詩創作力量的源泉。詩人的生活，大多是窮困的，但王令認為不能因此說他們的詩是因“窮而後工”，更不能說是“詩道可以窮人”。歷史上有不少英雄豪傑，他們在沒有乘時而起以前，極度窮困，如韓信乞食淮陰，伍員吹簫吳市，他們都不是詩人，也一樣的窮困，可見“詩道可窮人”不是確論。有些詩人如曹植、謝靈運、謝朓等人，詩也寫得很好，卻不因“窮而後工”。足見“窮而後工”之說，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儘管工詩者以窮人為多，“詩道可以窮人”的說法，王令是極不贊成的。

  “鐫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兩句是王令詩中被公認的名句”三千首”是約數，杜甫現存的詩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這些詩篇牽涉的內容極為廣闊，詩人憂國家之所憂，痛人民之所痛，面對複雜艱虞的社會現實，廣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亂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的災難。杜甫對於人民的苦難，有著深切的同情；對於國家的命運，有著真摯的關心，不管自己生活多麼困苦，而憂國憂民的熱情，始終沒有衰歇過。除了上述諸種主題以外，即使是吟詠自然景象，懷念親友，詠史懷古，題畫、論藝、論詩、論字，也都有傑出的詩篇。因此“鐫鑱物象三千首”這句，是頗能概括杜詩的內容的。“四百春”也是舉其大數，由730年（唐玄宗開元十八年）杜甫成年計起，至王令在世的1059年（宋仁宗嘉祐四年），約近四百年，杜甫的詩歌引起後世的崇拜和共鳴，激勵著一代一代的愛國者。“照耀乾坤四百春”這句，是王令發自內心的崇敬的聲音。

  “寂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家來江濱。”是王令對於杜甫的悼念和感嘆作者感嘆杜甫雖然大名輝耀後世，詩篇流傳千古，但是這“千秋萬歲名”，畢竟是“寂寞身後事”。據《舊唐書》及其他有關記載，杜甫在770年（唐代宗大曆五年），避亂往郴州依其舅氏崔偉，行至耒陽，因貧病交加，卒於舟中。當時草草葬於耒江邊，直到四十三年之後的813年（唐憲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孫子杜嗣業把靈柩運歸，安葬在今河南偃師西北的首陽山下。詩人的遺體，在王令寫詩的時候，已經不在耒陽了。所以有“惟餘孤冢耒江濱”的感嘆，這是就杜甫身後蕭條的情況而言，以增加對詩人的悼念之情。